蘇聯設計留給世界的斯芬克斯之謎?LOMO鏡頭外的朦朧烏托邦
Jun 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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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蘇聯不但不會讓你失去設計思維,還會讓你病態地、亢奮地無時無刻不意識到它的存在。」(註一)

——Michael Idov,《Made in Russia: Unsung Icons of Soviet Design

 

1917 年,紅軍推翻了沙皇暴政、新時代的熱血為彼得大帝輝煌的俄羅斯帝國畫下句點。世上首個社會主義國家(聯盟)──蘇聯接著誕生。然而在 2017 年俄裔旅德作家 Wladimir Kaminer 出版《俄羅斯:連冰箱都可以戰鬥》、向親愛的莫斯科說再見時(註二),蘇聯早已解體近 30 年,是個被塵封的遙遠名詞。

 

書中,Kaminer 提到他岳母堅持不換的那台老冰箱,半夜常噪音巨響彷彿裡面養了一整支蓄勢待發的軍隊,那是台被聲稱能防間諜監聽、防核爆,很破爛卻極耐用的「蘇聯製造」。在這類似真似假的怪誕傳聞之外,「蘇聯」70 年的短暫生命,還給現代留下了什麼?

 

若你曾用過拍照 App 裡的 LOMO 特效,那麼其實你已經拆過蘇聯留給世界的禮物了。不只是 LOMO 這款名號響亮的文青相機,簡陋的購物網袋、省標籤牛奶瓶、共用杯子的飲料販賣機……,因貧窮而生的蘇聯用品呼應今日我們嚮往的永續與極簡。「蘇式作風」更體現於建築,在蘇聯發揚光大的構成主義曾灌溉了包浩斯運動;令普丁作嘔的赫魯雪夫樓曾解決了近六千萬人的住房問題;世足訪客們已經無緣一見的奇葩太空船型機場,曾象徵人類航太先鋒的驕傲。

 

 從劣質品發現價值 

──意外誕生的 LOMO 攝影學

LOMO 全稱為「列寧格勒光學機械聯盟」(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птико-Механическ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縮寫 ЛОМО 轉為拉丁字母後即作 LOMO。成立於 1914 年的聖彼得堡,LOMO 以供應俄軍槍枝瞄準鏡起家。1984 年 LOMO 推出了仿徠卡的 LC-A,但這款會失焦、色偏還頻生暗角的廉價相機隨著蘇聯開放及垮台,很快就敵不過平價又精良日本相機的湧入,終於在 1994 年停產、原廠瀕臨倒閉。然而 1991 年兩名奧地利學生在捷克旅遊時,意外邂逅了一台老舊的 LOMO LC-A,那奇異偏差的濃郁色彩、失焦及暗角搭配出的朦朧光影讓他們大感驚豔。隔年,“Lomography”(LOMO 攝影學)便在維也納誕生,兩位創辦人隨後赴俄交涉保住了 LOMO 工廠的生命,就這樣 LOMO 相機帶著頗為莫名的傳奇色彩一路走到了今天。

 

其實 Lomography 的初衷是要反抗當時的攝影風氣。在數位拍照普及前,若想追求高於傻瓜相機的拍攝美學,必須扛著貴重儀器、研究繁複的學院派流程。LOMO 相機啟發了人們隨興拍攝,回歸「拍照是要紀錄生活」的純粹價值。

 

不僅是拍照,很多人毫無疑問地認同所有設計及美學都應源自於生活。但在消費至上的世界裡,很少人會捫心自問一些被爭相追捧的東西,我們是否真的需要。

 

 貧窮而單純的烏托邦日常 

──破網袋能敦親睦鄰;販賣機共用杯子;電熱水器要丟進杯裡?

相比鐵幕西邊的浮華,蘇聯可謂貧窮。踩在地面生活的簡陋卻恰呼應了今日的永續思維,理想社會的單純則是我們始終無法企及的內心軟肋。

 

沒有印著鮮明商標、拿在手上彷彿昭示身價的百貨提袋,蘇聯人必備的,是包裡一小團折疊起來的“avoska”——這種繩子串成的簡便網袋容易攜帶又可重複使用,如今被視為一種永續設計(在俄國寒冷的冬季,食物一裝、往外頭一掛,還能充當天然冰箱)。當然,路人都能看到你買了什麼,但在特定物資經常難以購得的蘇聯社會,互相詢問在彼此網袋裡看到的好東西該怎麼買到,也是維繫「同志們」情誼的一環。

 

同樣地,蘇聯商品也幾乎沒有品牌這回事。和 50 年代自助式購物興起前的西方國家異曲同工:計畫經濟下的蘇聯店鋪沒有同類物品各款各樣擺得琳琅滿目的貨架,只有當地生產組合供應的麵包、牛奶、肉……等以功能、類別區分的品項。而且顧客是碰不到貨架的,必須隔著櫃檯排隊向店員索取,索取要排一次隊、結帳還要再排一次!

 

少了品牌競爭的蘇聯牛奶,不必仰賴瓶身外包裝吸睛,主要是以瓶蓋顏色和花紋區別內容物,在許多現代設計師眼裡美觀又環保。瓶子與瓶蓋都來自回收利用,事實上以前每回收一個瓶子可得到約 0.15 盧布,比牛奶本身的價錢還高(70 年代蘇聯人平均月薪約 150 盧布,牛奶每公升約 0.2 盧布)。

 

既然沒有五花八門的飲料包裝需求,那街上的販賣機如果是這樣也很理所當然——投錢、選要喝的飲料(選項實在不多),拿起機器附的公用玻璃杯盛裝,喝完後放到洗杯槽。雖然有些機器跟公用杯之間會加鎖防竊,大家也不相信那些杯子都有被洗乾淨,但這種形式仍成功運行了多年,人們還因此養成自備杯子的習慣。

 

若蘇聯販賣機不能顛覆你對東西該怎麼運作的直覺,那再試試他們的愛用小物——便攜式旅人熱水壺,或稱煮水棒(boiling wand)、沉浸式煮水器(immersion water boiler)。不是把水倒進壺裡燒,而是將棒狀的熱水器放進杯裡煮,算是反其道而行。即使這種簡陋的煮水棒似乎容易燙手,但對旅人來說不僅便利,更能控制水量、避免多餘加熱。

>> 21 世紀的設計師曾想出這款更美觀的版本。

 

僅有原味、薄荷味兩種「品牌」牙膏的生活聽來很乏味,然而正因這種「只要夠用就好」的單純性,省去了物質消費主義下華而不實的大量浪費。而且,蘇聯對簡樸實用的追求可不限於民生用品。當然蘇聯的強項從不是輕工業,造不出神奇的美國家電,假如它找火箭工程師來設計電視,那也毫不稀奇。

 

「你們還沒發明能把食物放進嘴裡推下去的機器啊?」

──赫魯雪夫對尼克森諷刺道。

 

至今仍有俄國人不願搬離住了一輩子的家,即使普丁認為這些破爛樣板房讓住在裡面的俄國軍官有失尊嚴。

 

 要住進「令人噁心的」赫魯雪夫樓,還是睡人行道?

在 1959 年那場著名的「廚房辯論」中,尼克森質疑蘇聯只顧航太軍備而不顧民生產業,赫魯雪夫則主張務實精神、宣示蘇聯人不需要奢華無用的物品,也指出美國許多設計是有趣卻無意義。當尼克森強調美國的工薪階層也能透過 20~30 年分期付款購買舒適的房子,赫魯雪夫更表示美國房子根本不耐久、建商只想賺錢,為了銷售可以每隔 20、30 年不停新建。而「在蘇聯,獲得房子的方式就是在蘇聯出生!凡在出生蘇聯者都有權獲得住房」。

 

後來他的反浪費運動終於撲滅了鋪張可怖的史達林建築潮,也以成本低廉、機能完備的現代公寓化解住房短缺,但 60 年代起大量興建的「赫魯雪夫樓」(Khrushchyovka)外觀其貌不揚,每戶內部空間狹窄、隔音糟糕。蘇聯解體後至今,俄國頻傳大規模拆除那些被普丁評為「令人噁心的」赫魯雪夫樓。曾讓蘇聯的四分之一、五千四百萬人口有家可歸的樣板房計畫,實用卻也天真、天真卻也實際解決過問題。

 

蘇聯建築並不是總像赫魯雪夫樓那樣毫無特色(其實它們本身已成為一種特色)。除了在史達林時期因反西方意識形態而一度遭禁止,現代主義一直是俄國 20 世紀的標誌色彩。其中最廣為人知、主張實用並貼近社會需求的包浩斯(Bauhaus)運動,就有受 1910 年代發源於末期沙俄的構成主義(Constructivism)影響。

 

蘇聯構成主義的一個代表作,是建築師 George Chakhava 於 1975 年完成的喬治亞公路建設局(現為喬治亞銀行總部)。大樓設計以四通八達的公路為意象、並在下方留空,是受機能主義(Functionalism)之父柯比意(Le Corbusier)的「新建築五點」(Cinq points de l'architecture moderne)概念啟發,讓景觀能在形體自由的建築基部「流動」。

 

但 Chakhava 這項作品遠稱不上前衛,相較於 70 年代大熱的宇宙風。

 

從 1957 年起,蘇聯已率先為世界開啟通向宇宙的大門──那年 10 月,史上首枚人造衛星「史普尼克」(Sputnik)一號升空,在隔年耗盡動力前總共繞行地球運轉了六千多萬公里。1961 年,「第一宇航員」尤里 ‧ 加加林成為史上首位進入太空的人類,1965 年阿列克謝 ‧ 列昂諾夫完成了史上首次太空漫步。轉入空校前曾就讀藝校的列昂諾夫,當然也搭上了後來的宇宙藝術潮,描繪他那次偉大任務的《黑海之上》畫作完成於 1973 年。

 

 前進,達瓦里西!我們的未來在宇宙 

(「達瓦里西」為俄語同志「товарищи」之音譯。(註三)

一般來說建築約為長方體,特殊場館如體育館常蓋成巨蛋、教堂有時設計得像金字塔。但對正航向宇宙的蘇聯而言,未來是無限的,建築何必侷限於某種可輕易被描述的幾何?如果說:雅爾達度假中心像一根柱子上裝著兩層超大齒輪;莫斯科謝列梅捷沃機場 B 航廈像一根柱子上頂了張更大的派皮;聖彼得堡機器人與技術控制論研究中心像一堆柱子砌成的火箭發射台……這已是很盡力嘗試的形容了。

 

本世紀的人們對這些奇葩建築難以容忍,那座以太空船為設計概念的派皮航廈被拆除重建,新航廈已趕在 2018 年莫斯科世足開賽前啟用。

 

建築以外,從裝飾壁畫、宣傳海報、郵票到糖果盒,甚至家電、電影及音樂,那時的蘇聯無處不充滿了對太空的描繪與幻想。而無論是人造衛星 Sputnik 和土星造型的 Saturn 吸塵器,還是後來太空飛船型的 Chaika「海鷗」牌吸塵器,如今都只是前蘇聯人們的時代記憶了。只有昔日創舉,還永遠寫在人類的航天史中。

 

 總是無法銷售的未來幻想 

──從智慧家庭到 iPhone 輕軌

蘇聯對未來的構想大至宇宙立足,小至家庭先鋒。即使在被美國搶先登月後宇宙夢黯淡不少,隨著電腦發展,當局又看到了征服家庭的希望。1987 年在蘇聯設計研究院(VNIITE)每月出刊的《科技美學》中,介紹了一組由 Dmitry Azrikan 設計的家庭通訊系統。這款「斯芬克斯通訊站」(The Sphinx Station)具備數個大大小小的扁平螢幕、兩個球型大喇叭、一組多重碟片插槽、一副耳機、一個類似筆電的較大操作板、一個類似行動電話的較小操作板,這些操作板上的螢幕都是可拆式的——雖然沒料到觸控技術,斯芬克斯融合了對講機、筆電、平板、手機、電視、家庭劇院組等概念,已貼近今日「智慧家庭」的雛形。

 

然而,即使《科技美學》總樂此不疲地向人民介紹各種高科技神奇產品,其中絕大多數項目卻從未量產。

 

這些獨特設計的命運,就像 2014 年亮相俄羅斯國際工業展的輕軌列車“Russia One, R1”一樣。R1 列車具切割俐落的時尚外型、被暱稱為「行走於鐵軌上的 iPhone」,但由於缺乏轉向器(相當於汽車底盤,軌道列車最重要的部件之一)、也未說明如何維修保養,最終當然無人問津。

 

 永恆的斯芬克斯之謎 

如果打電話是用撥號盤而不是 LINE,我們是不是能更敢於面對螢幕外的世界?

「斯芬克斯」(Sphinx)源於古埃及,意指長有翅膀的怪物,例如人面獅身,在希臘神話中則化身為喜歡用猜謎語要脅人性命的惡獸。如今「Sphinx」用以形容難解之謎或神秘之人。

 

無論是蘇聯還是今日的聯邦俄羅斯,都是個斯芬克斯之謎吧。過去蘇聯設計詭譎另類、現在的俄國電視劇也充滿奇葩腦洞,比如在蘇聯存續至今還成為世界第一的架空幻想裡,行動電話竟成了長著撥號盤、需要四塊電池的「袖珍電話」(但配給商店裡一次只能買三塊,還禁止重複排隊湊數!);沒人用互聯網,路邊電話亭卻能隨意使用「俄聯網」("Runet");「美國電話」裡有 WhatsApp 這類通訊軟體,是因為人們溝通能力退化、人情社會被資本主義撕裂……

 

其實誰說手機不能用撥號盤?看似奇葩的設計,不過是源於創造者對生活截然不同的想像。即使同是美國發明,蘋果與微軟電腦都用過的人肯定知道,使用者「直覺」能多輕易被顛覆——例如:想繼續閱讀,到底是該把畫面往下拉呢、還是該往上把已看過的翻掉—— 一個小問題,就能讓不同開發者得出完全相反的答案。

 

舉國有房住很好、不盲從奢華品牌很好,分享公用杯、漂亮的交通工具……全都很好,但太過完美的東西只有烏托邦的設計師造得出來。後冷戰世代們很清楚共產理想會如何敗給人性弱點。任誰也喜歡尼克森在廚房辯論中堅持的「選擇」怎麼過生活的權利,但有誰能答辯赫魯雪夫的反諷——「在美國,如果你沒有錢,你的選擇權就是可以睡人行道」?

 

我們不該將“Made in USSR”的怪誕傳奇通通當作一時笑料隨時間忘掉,因為沒人聰明到能設計、實踐出一個烏托邦。顛覆思維並調整答案的過程是永恆的。

 

Text / Yu-Siou Tu

Photo Credits / BBC,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Russia), Russia Beyond, Moscow Design Museum Facebook, Wikipedia, Etsy, ©RIA Novosti/Alexander Mokletsov, flickr

 

註一:原文為“To live in the Soviet Union was not to be ignorant of good design. It was to be obsessively, erotically hyperaware of it.”。

註二:《俄羅斯:連冰箱都可以戰鬥》原文書名為“Goodbye, Moskau: Betrachtungen über Russland”(再見,莫斯科:俄羅斯觀察)。

註三:《前進,達瓦里西!》是北京電影學院學生王一琳 2013 年畢設動畫短片,以蘇聯解體隱喻理想主義者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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