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是枝裕和親談《小偷家族》電影創作理念 犯罪與貧窮中,那一份最普通的幸福
Jun 2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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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小孩子去偷東西,你都不會覺得心虛嗎?」「因為除了偷竊之外,我沒有什麼可以教他的了。」面對警察的盤問,柴田治低聲說著。《小偷家族》後半段劇情急轉直下,殘酷真相逐一被揭開,但隱藏在罪惡背後一絲幽微的人性光亮,卻又讓觀者無比動容。這部片為是枝裕和生涯再突破的力作,替他摘下坎城最高殊榮金棕櫚獎,也充滿其一貫的風格和提問。家是什麼?家人的羈絆從何而來?他用最哀傷的寓言故事緩緩道來。

 

1988年,東京豐島區發生「西巢鴨四棄子事件」,一位在百貨公司上班的女子拋棄四個小孩和男友私奔,長達半年孩子們僅靠母親寄來的微薄零用金為生。當年是枝裕和26歲,剛開啟長達十年的電視紀錄片製作生涯。他跑去長野縣春那小學,記錄學生們和荷蘭乳牛一起生活的故事,採訪終了,當地老師卻問他:「這個教室是我和孩子們學習成長之地,是枝導演真正要面對的,難道不是應該到你生長的東京去找嗎?」此話猶如當頭棒喝,他旋即返回東京,又看見棄子新聞,隔年便參考該事件寫下劇本和企畫書,成為後來《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的雛形。該片是他第一次入圍坎城金棕櫚獎,還催生出史上最年輕的坎城影帝柳樂優彌(當時14歲),讓他在世界影壇的中心大放異彩。「這部電影想要描寫的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真的只是想描繪出那些小孩的日常生活。」他於日後表示,「電影不是用來審判人的⋯⋯我總是期盼看電影的人回到日常生活時,對日常生活的看法能有所改變,能成為他們改掉用批判性眼光看待日常生活的契機。」

 

時間來到2018年,那個每日賣命拍電視紀錄片的青年,如今早已是坎城影展常客。當頒獎人凱特布蘭琪(Cate Blanchett)唸出本屆金棕櫚獎得主是《小偷家族》時,全場歡聲雷動,他愣了一下,緩身起立致敬。初衷沒變,描述社會底層的貧窮也沒變,但他成為日本第四位註1、也是日本睽違21年再獲得金棕櫚獎的導演。他溫和地重申面對這份志業的立場:「在彼此對立的人之間,以及產生隔閡的世界之間,電影應該擁有把它們連繫起來的力量。」

 

沒有對與錯,只想拍出日常生活

不僅質量兼具,還是世界各大影展常勝軍,是枝裕和無疑是日本現下最具代表性及創造力的導演之一。有人在他的作品中看見小津安二郎悠緩卻越嚼有味的時間感,也有人將他視作繼山田洋次後另一位「國民導演」。追根究柢,都和他的平淡風格、以及擅寫家人之間的情感有關。雖談家,他卻從未渲染家的溫馨,相反地,他認為自己電影的整體是描寫「被留下來的人」。註2

 

《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有四個被母親遺棄的年幼孩子。集結多位知名女星合演的《海街日記》,描述因生父撒手人寰,姐姐們將同父異母的妹妹接來一起生活。近作《比海還深》中主角的父親逝世,主角也因離婚被迫孤獨度日。比起「失去」或「死亡」,他的鏡頭一直對準的,是「被留下的一方,他的生活是什麼」。

 

這種關懷有跡可循。他回憶九〇年代完成的早期電視紀錄片《然而⋯⋯∼福利消失的時代∼》時曾指出,「儘管來到福利這個社會性題材的入口,我關心的卻是丈夫自殺身亡後妻子的哀傷輔導作業。」隔年其大銀幕處女作《幻之光》也扣緊未亡人的主題。

 

被留下的一方,生活從來不是容易的。「並非『因為是家人所以什麼話都能說』⋯⋯反而是『因為是家人,所以不想讓他們知道』等情況在實際生活中佔絕大多數。」台灣觀眾熟悉的《橫山家之味》裡,身為次子的主角為了爭一口氣,刻意隱瞞失業的窘態,而母親除了不斷邀請讓優秀長子因相救而喪命的男孩來家中作客以折磨他外,難得的家族聚會上,還刻意播放當年父親和外遇對象一起唱的流行曲。家是如此破碎卻又無可替代,是枝裕和很微妙地點出其中複雜的多面性。當年《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的初稿曾被製作公司的人建議「結局不要太晦暗」,他卻認清,自己要的不是救贖的淨化,也非斥責或哀悼,而就是過程本身,進而毫不迴避呈現無限灰色漸層的世界。

 

然而,既然有遁入黑洞般的死亡和別離,那一定也有迎向白色之光的燦爛時刻。他從未忽略,即便在最困苦難熬的情況下,人類面對生活所能展現最單純的「生」的喜悅。《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中即便媽媽不在,又髒又餓,孩子們還是會偷偷跑去公園玩耍。《海街日記》裡就算最小的妹妹為父親外遇所生,三個姊姊依舊接納並看見她的純真善良。《比海還深》的最後,對著「無法成為理想大人」、長年不得志又失婚的兒子,母親嘆道:「總是在追逐失去的東西,夢想著無法實現的願望,把自己困住,每天怎麼會快樂?」像在說生活有苦有樂,痛苦會來,快樂也理當存在。

 

「犯罪」讓我們生活在一起

不斷沿著「家」的概念向更深處探索,是枝裕和終於來到至今生涯的巔峰。《小偷家族》敘述年老的母親初枝、先生柴田治、妻子柴田信代、妻子的妹妹亞紀、以及兒子祥太,一家五口倚靠母親的老人年金過活,暗地裡也以偷竊維生。某夜,治發現被生母遺棄的小女孩由里,將她帶回家中當成自己的女兒養育,直到看見由里的尋人新聞⋯⋯。

 

血緣,或許可看作家庭成立的「根本」。2013年的《我的意外爸爸》中曾直視這層「根本」。透過兩個發現抱錯小孩的家庭,面臨是否換回「親生兒子」的掙扎,討論「父母從什麼時候開始成為父母」。到了《小偷家族》更決絕,因為小女孩由里不僅毫無血緣連帶,這個小偷之家還深受貧窮糾纏。少得可憐的年金,信代在加工廠賺取的零丁薪水,以及走投無路之下被迫越過法律界線,以贓竊換取更好的物質享受。在這髒亂無章的家庭之外,是枝裕和點出的是日本、乃至於全世界逐漸嚴重的貧窮問題。當初他從長野縣返回東京,看見自己家鄉繁榮的背面,竟充斥著疏離、貧瘠和犯罪,時隔30載,這些問題不但沒有消除,反而加倍惡化。過不起最基本的生活,還有可能得到家庭生活嗎?躲藏在社會最角落的腐敗家族,該倚靠什麼走下去?

 

本片不意外再度看見老班底──飾演初枝的樹木希林,和飾演柴田治的Lily Franky,讓電影充滿觀眾熟悉的「是枝味」。然而最亮眼的,非飾演女主角信代的安藤櫻莫屬。曾以《百元之戀》奪下日本藍絲帶獎的她,是日本30代女星中最具演技實力的其中一位。影片後半她直面鏡頭告白,以一個誘拐犯罪者的身份,道出社會的真實與殘酷,更教人屏息至無語。

 

「我們是不是被選中的呢?」電影其中一幕,走在春光明媚的天橋上,看著小步前行的由里,信代不經問起身旁的初枝。或許當一個人自己選擇家庭時,那份羈絆,要比被上天給予的還要更堅韌也說不一定。「家人」究竟如何成立?或許探問這件事情之前,得先明白,倘若世上有一百種幸福,那麼也會有一百種家人的形式。

 

是枝裕和談《小偷家族》

(內容涉及《小偷家族》電影部分劇情,不想被暴雷者,請斟酌參閱)

您長年來一直不斷嘗試撰寫原創劇本,包括《橫山家之味》、《第三度殺人》、以及這次的《小偷家族》等,皆獲得很高的評價。您為何堅持撰寫原創劇本?

 

首先我要說的是,日本電影之所以經常改編自漫畫,是因為日本的漫畫都非常優秀,而且非常有趣。現在這個時代,電影和電視劇的製作人,都會去書店找漫畫來看,漫畫就是如此地有趣,這是我的一個前提。不過我的確感覺到,來自導演原創的電影,這20年來愈來愈難成型,如此一來,就失去了電影的多樣性。因為我想做自己原創的電影,因此只能和現狀對抗,而且我身邊也聚集很多和我有相同想法的導演,想抵抗現今的潮流。舉例來說,西川美和註3導演就比我還要堅持只做原創電影這件事。我雖然打算做自己想看的電影,但或許也是會因為觀眾而改變也不一定,但總而言之,「如果想做原創電影,就要耐得住貧窮」,這樣的狀況一定要改變才行。

 

因為再婚或其它因素導致家庭成員重組,像這樣「如何成為家人」的議題一直反覆出現在作品中。您自己怎麼看成為家人這件事?什麼樣的情況下,彼此會成為真正的「家人」?

「普通」是最難描繪的。一方面不知道普通的基準是什麼。另外我也常想,描繪「普通的家族」,不能比「不普通的家族」顯得壓抑。家族的成員如果缺少了誰,就必須有人去頂替那個位子。父親不在的話,母親或兒子就會替代父親的角色,如此一來,我就會思考「父親」到底是什麼?一旦家族是這樣「流動」的狀態,本來看不見的東西,是否就能看見了呢?

 

構思《小偷家族》這部片時,腦中最先出現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畫面?

我看到新聞報導,一個家族因為偷竊釣竿被捕,而且他們沒把釣竿拿去換錢。我就想,這個家族還真喜歡釣魚啊⋯⋯然後腦中就浮現父子用偷來的釣竿釣魚的畫面。

 

《小偷家族》中,男孩祥太在偷竊前,會做一個轉指頭和吹氣的手勢,這個設定是怎麼來的?

我想創造一個只有這個家族知道的,類似咒語的東西。這個動作是助理導演想的。

 

柴田治和信代以偷竊為生,卻又給予小孩愛和關懷,可以說他們是一對同時給了最好和最壞榜樣的「父母」。您自己怎麼思考家庭「教育」這件事?就算不偷竊,父母也不可能是完人,這種情況下,如何教導小孩好好地長大?

我沒有什麼能說的教育理論,但真要說的話,我覺得沒有人是完美的,不要去要求別人(包括孩子)做到完美。

 

安藤櫻的演技無疑是《小偷家族》的一大亮點。她在劇中的哪一個表情最讓您印象深刻?

她偶爾會散發出某種神聖的氣息。片中有一幕,樹木女士對著正在看海的她說:「妳真漂亮」,原本劇本裡沒有寫到這句台詞,我想是樹木女士自然脫口而出的一句話,我也深有同感。所以聽到樹木女士那句脫稿演出的台詞之後,我就做了一些修改,更加呈現出她的這個部分,譬如之後泡澡和最後會客室的戲。她在演出時,總覺得空氣變得特別澄澈,彷彿有什麼滿溢而出,因而讓氛圍變得神聖。這點我真的覺得非常厲害。我認為她本身已經釋放了某種超越演技的事物。

 

獲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的《十年》目前正籌備國際版本,而報導指出您擔任日本版《十年日本》的監製。您自己怎麼看日本的十年後?您最關注的議題會是什麼?

不是專注在犯罪和貧窮的社會問題,而是專注在「自己責任」的思潮。

 

奪下坎城影展金棕櫚獎對您而言的意義是什麼?以及如今導演生涯走到新高峰後,未來在電影產業內還想努力的事情是什麼?

我想一點一點改變日本電影的拍攝環境。影視從業人員的勞動環境和權利問題是當務之急。另外,我們需要像釜山影展這樣紮實的國際影展。以及對於文化發信基地的藝術電影院,該如何支持它們繼續經營。必須要改善的事情非常多,但最重要的事情,是繼續做出自己能夠認可的作品,然後不要超支(笑)。今後要如何實現自己想要拍的電影,這個獎項給了我這方面的能量。

 

 

註1:此前還有衣笠貞之助的《地獄門》(1954)、黑澤明的《影武者》(1980)以及今村昌平的《楢山節考》(1983)和《鰻魚》(1997)。金棕櫚獎(Palme d'Or)自1955年開始頒發,衣笠貞之助當年得到的是坎城電影節大獎,但廣義也被視為金棕櫚獎。

 

註2:因《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在坎城接受訪問時,有一位俄國記者指出「常有人說你是死和記憶的作家,但我不那麼想。你所描寫的是被留下的人。」是枝裕和表示自己恍然大悟,下意識的動機竟被採訪者點破。

 

註3:西川美和從大學時期開始擔任是枝的助導,與是枝裕和一同為2014年創設的工作室「分福」的核心成員,主導企畫和導演等工作。

 

文 歐陽辰柔 

圖片提供 采昌國際多媒體

 

【完整內容請見《LaVie》2018年7月號】

2018年 07月號 第17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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