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醜小鴨到《Vogue》總編輯!黛安娜佛里蘭:想過得好,就親手拿定主意創造出來!

從「醜陋的小怪獸」到《Vogue》總編輯 黛安娜佛里蘭:想過得好,就親手拿定主意創造出來!

1960年代,一位巴黎出生、成長於紐約的時尚界女性,邀請因大鼻子被嘲笑的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登上雜誌封面,並鼓勵人們自曝其短,讓缺陷成為身上最美的地方,不少評論家認為她的時尚超越時尚,還涵蓋音樂、藝術、文化。她是曾擔任美國版《Vogue》總編輯的黛安娜佛里蘭(Diana Vreeland),時尚僧侶尼可拉斯佛里蘭(Nicholas Vreeland)則是她的長孫。

 

從小被叫「醜陋的小怪獸」

出生在巴黎的黛安娜佛里蘭,家境優渥,父親從事證券業,母親則是美國開國元老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家族的後裔,但寬嘴、鷹勾鼻、黑捲髮,讓她無法符合傳統審美觀,她的母親甚至叫她「醜陋的小怪獸」(Her Ugly Little Monster),使她在成長過程中和母親衝突不斷。

 

一次大戰前,黛安娜佛里蘭隨家人遷居紐約,並和妹妹進入知名女校布里爾利完全中學(Brearley School)就讀。和外貌出眾、順利畢業的妹妹不同,黛安娜佛里蘭時常在教室裡坐不住,只念了三年就離開,並轉而向有「現代芭蕾舞之父」的俄羅斯知名舞者兼編舞家米契爾佛金(Michel Fokine)學習芭蕾舞。

 

雖然外表並不完美,黛安娜佛里蘭自16歲時,就善於運用誇張妝容和獨特穿搭轉移人們的注意力。她的好友,也是藝術家安迪沃荷(Andy Warhol)事業夥伴的佛萊德休斯(Fred Hughes)透露,她會在臉上塗上厚重白色粉底,而後問身邊的好友,「這樣夠不夠『歌舞伎』?」。

 

結婚當天 母親醜聞搶走光采

某一年的7月4日,她在參加派對時認識當時正在紐約州首府阿爾巴尼銀行業實習的湯瑪斯佛里蘭(Thomas Vreeland),並對他一見鍾情。兩人在1924年3月1日結婚,在紐約社交圈造成轟動,但轟動的原因並非婚禮本身,而是兩人結婚當天,黛安娜的母親婚外情醜聞曝光。

 

婚後,湯瑪斯佛里蘭仍在阿爾巴尼實習,即使他在外花名不斷,黛安娜仍堅守這段婚姻,並陸續生下大兒子小湯瑪斯(Thomas Vreeland Jr.)和小兒子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Vreeland)。婚後待在阿爾巴尼的黛安娜仍維持和過往相同的誇張妝容,但她形容自己「非常非常居家,像是日本太太一樣。」

 


隨著湯瑪斯佛里蘭在倫敦找到工作,一家三口在1929年華爾街股災發生前搬到倫敦,黛安娜在當地開起了內衣精品店。當時正和愛德華八世開始約會的名媛華里絲辛普森(Wallis Simpson),曾向黛安娜訂購睡袍,後來傳出愛德華八世「不愛江山只愛美人」時,小兒子弗雷德里克還笑說,「媽媽的店把大英帝國搞垮了!」

 

進入《Harper’s Bazaar》 開闢「Why don’t you…」專欄

1936年,由於湯瑪斯佛里蘭職務調動,一家人又搬回紐約。當時擔任美國版《Harper’s Bazaar》總編輯的卡梅爾斯諾(Carmel Snow)有一天在瑞吉酒店(St. Regis)頂樓看見黛安娜跳舞的娉婷身影,隨手就向她要了電話,並於隔天早上打電話約她見面。

 

當天,黛安娜佛里蘭穿了一件香奈兒白色蕾絲洋裝,搭配無扣短上衣,頭上放了玫瑰花點綴,讓當時急著找人的卡梅爾斯諾對她的穿衣風格相當驚豔,於是就直接詢問她是否想要一份工作,急需收入的黛安娜馬上答應,自此開啟了她在《Harper’s Bazaar》26年的職業生涯。

 

黛安娜佛里蘭在《Harper’s Bazaar》期間,最廣為人所知的就是開闢「Why Don’t You…」專欄,在經濟大恐慌、撙節當道的年代提供一些奢侈的逃避偏方,並鼓勵讀者擺脫既有窠臼,例如「你為什麼不把小孩裝扮成王子、公主,並舉辦華服派對?」這個專欄雖然遭到不少人嘲弄與抨擊,卻大受歡迎。

 

逐漸嶄露頭角的黛安娜佛里蘭,除了負責「Why Don’t You…」專欄,後來也被卡梅爾斯諾拔擢為時尚編輯,和不少電影導演、道具設計師、裁縫師、美容專家都有合作。曾為黛安娜拍照的名模莉莉安葛洛芙(Lilian Groueff)表示,她會把墊肩從套裝裡取出、改變裙子長度,比設計師更早發現哪些地方要微調,有些設計師甚至從她身上汲取靈感。也難怪她老說,「我不是個時尚編輯,我是獨一無二的時尚編輯!」

 

跳槽《Vogue》 顛覆美國人時尚觀

1957年,當卡梅爾斯諾自《Harper’s Bazaar》退休時,公司卻選擇升任她的姪女南西懷特(Nancy White)來接棒,而不是黛安娜佛里蘭。一位《Harper’s Bazaar》資深員工爆料指出,卡梅爾打算退休時,就向赫斯特(Hearsts)高層要求,「千萬別讓黛安娜當總編輯。」種種傳聞讓原本就覺得自己薪資被低估的黛安娜更不滿,伺機跳槽《Vogue》。

 

為了能進《Vogue》,黛安娜佛里蘭努力和當時康泰納仕(Condé Nest)集團老闆S.I.紐豪斯(S.I. Newhouse)太太米特茲(Mitzi Newhouse)打好關係。在一場Ben Zuckerman的服裝發表會上,《Harper’s Bazaar》和《Vogue》編輯分坐會場兩邊,但一看到米特茲現身,黛安娜馬上飛奔到她前面,不但向她自我介紹,還誇讚她的一切。

 

1962年,康泰納仕正式聘用黛安娜佛里蘭成為《Vogue》副總編輯,並於一年後總編輯潔西卡黛芙斯(Jessica Daves)退休時扶正。時任《Vogue》編輯總監的亞歷山大利伯曼(Alexander Liberman)透露,創意時尚並不是潔西卡的強項,但當時的《Vogue》又很需要時尚元素,這讓她和黛安娜常意見不合,最後潔西卡只好拂袖而去。

 

擔任《Vogue》總編輯期間,黛安娜佛里蘭除了顛覆「時尚=實穿」的概念,也不再邀請那些充滿中西部健康風格(Corn-fed)、藍眼睛的名模,轉而讓崔姬(Twiggy)等具有異國風情的女性登上《Vogue》。她總說,「我愛死崔姬了,她真是太有個性了!」。而滾石合唱團首次登上《Vogue》的照片也由她一手主導。她每提到這件事,總忍不住大呼「你看主唱米克傑格(Mick Jagger)那雙豐唇,真是太到位了!」

 

與《Vogue》不歡而散 轉投大都會博物館懷抱

然而,60年代中期開始,無情的打擊卻接踵而來。先是1966年,她的丈夫過世。而後70年代來臨,年輕世代、女性主義的抬頭,都與60年代經濟飛速成長下較浮誇的時代氛圍不同,使凡事要求完美又較無成本概念的她,最終只能和《Vogue》分道揚鑣,黯然宣布退休。

 

時任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總策展人西奧多盧梭(Theodore Rousseau)知道黛安娜佛里蘭與《Vogue》不歡而散後,建議總監湯瑪斯霍文(Thomas Hoving)指派她出任館內服飾典藏館(Costume Institute)的特別顧問。當時西奧多告訴湯瑪斯,已有一群人籌募資金支付黛安娜兩年的薪水,但湯瑪斯卻回他,「我不認為她會在這位置待超過6個月。」

 

出任大都會博物館服飾典藏館顧問後的黛安娜佛里蘭,為原本死氣沉沉的組織注入生命。湯瑪斯霍文回憶,1973年巴黎世家(Balenciaga)的展覽是黛安娜在大都會博物館的處女作,「她不只嚴格控管時間和預算,和以往作風不同,而且還吸引很多年輕世代看展,帶動更多捐款進來。」

 

雖然身邊不乏年輕人與她共事,也始終對最新時尚保持敏銳嗅覺,但她仍不敵歲月流逝,在1983年視力嚴重退化。她的次孫亞歷山大佛里蘭(Alexander Vreeland)說,「嚴格說來,她應該已經失去視力,但很奇怪的是,她仍可以看見一切。有一次我週末去拜訪她,她氣呼呼的說,『為何你星期六不刮鬍子?』然後我回她,『你不是應該看不見嗎?』。」

 

直到1989年過世以前,黛安娜佛里蘭一直在大都會博物館服飾典藏館特別顧問的崗位上貢獻所長,不少受她影響的人甚至將她視為女預言家,或稱她是一位以時尚為思想中心的哲學家。雖然她的好友,也是名策展人的哈洛德柯達(Harold Koda)認為「她是個追求幻想的理想主義者,總跨越實體界線。我不認為她的長孫擔任藏傳佛教僧侶純粹是個巧合而已。」

 

總結黛安娜佛里蘭的一生,她最大的貢獻或許是在人類先天、有形的美麗之外,又懂得用不設限的方式開拓眼界,創造個人後天無形魅力,這應該就是她為什麼說,「想過得好只有一種方法,就是拿定主意,親手創造出來!」

 

 

Text、Photo / BeautiMode

Dua Lipa 打造「禁書書店」Manifesto Library!從網路讀書會到實體圖書館,將閱讀變成一場公共行動
Dua Lipa 打造「禁書書店」Manifesto Library。

當演算法和權力操弄見聞,閱讀是否仍能保有自由思考的空間?由Dua Lipa 創立的讀書俱樂部Service95 Book Club與葡萄牙百年書店共同打造的「Manifesto Library」開幕,以曾遭禁閱與審查的書籍為核心館藏,邀請讀者透過文字重新理解權力、記憶與身分認同,也為當代圖書館提出新的想像。

在短影音時代,為什麼還有人打造一座圖書館?

位於葡萄牙波多(Porto)的百年地標萊羅書店(Livraria Lello),近來迎來一個特別的新空間。由英國歌手Dua Lipa創立的閱讀平台Service95與萊羅書店攜手創建的Manifesto Library,作為國際書節BABELL——書城(City of Book)的一部份,永駐於書店之中,並於20266月正式開幕。不同於其他圖書館以藏書量為亮點,The Manifesto Library僅收錄100本書,更聚焦於那些曾遭禁、被審查,或挑戰主流敘事的作品,希望透過閱讀重新開啟關於自由、權力與記憶的討論。

萊羅書店擁有百年歷史,曾被選為全球第三大最美書店,更被喻為《哈利波特》的圖書館。(圖片來源:Livraria Lello)
萊羅書店擁有百年歷史,曾被選為全球第三大最美書店,更被喻為《哈利波特》的圖書館。(圖片來源:Livraria Lello)

這座圖書館的誕生象徵著 Dua Lipa長年推動閱讀計畫的最新一步——將原本存在於網路上的Service95 Book Club,進階為一真實可進入、停留、對話的公共空間。

從每月選書塑造跨越國界的閱讀社群

The Manifesto Library的背後,是Dua Lipa2021年成立的Service95 Book ClubService95是一個提供全球精選讀物、旅遊推薦、藝術、美食等內容的線上文化生活平台與電子報。每月由Dua Lipa親自選書,涵蓋小說、回憶錄、散文與社會議題作品,並邀請作者參與專訪、閱讀指南及線上討論,希望帶領讀者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多元觀點。

(圖片來源:Service95)
(圖片來源:Service95)

過去幾年,書單收錄Margaret Atwood《使女的故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Olga Tokarczuk《犁過亡者之骨》、Victoria Amelina《直視戰爭的女人》等作品,議題橫跨戰爭、身份認同、性別與歷史記憶。比起追逐暢銷排行榜,Service95更關注那些能夠激發思考、拓展視野的故事。

Margaret Atwood《使女的故事》;Jez Butterworth《耶路撒冷》。(圖片來源:Service95)
Margaret Atwood《使女的故事》;Jez Butterworth《耶路撒冷》。(圖片來源:Service95)

也正因如此,The Manifesto Library並非突然出現的新計畫,更像Service95長年經營閱讀社群後的延伸。

Service95 Book Club邀請作家參與訪談和Podcast,分享書本背後的故事。(圖片來源:Service95)
Service95 Book Club邀請作家參與訪談和Podcast,分享書本背後的故事。(圖片來源:Service95)

以書架回應世界:四個關鍵字構築的閱讀地景

走進常規圖書館,書籍通常按照類別、作者、年代等索書號排列。然而,The Manifesto Library的藏書圍繞四個主題展開:Power(權力)、Control(控制)、Voice(聲音)與Memory(記憶)。館藏涵蓋小說、回憶錄、政治書寫與社會評論,其中許多作品曾因涉及種族、性別、身份或政治議題而遭禁閱或下架。

Power(權力)書架。(圖片來源:Livraria Lello)
Power(權力)書架。(圖片來源:Livraria Lello)

Dua Lipa將這座書店形容為「閱讀自由的聖殿」,致敬那些被隱藏或已然消逝的書籍,那些揭露社會真實面貌的勇氣,以及那些拒絕被規定讀什麼書的選擇。

在社群媒體快速消耗資訊的今天,The Manifesto Library選擇回到閱讀最基本的形式,透過一本書、一段文字與一場對話,重新建立人與世界的連結。

Control(控制)書架。(圖片來源:Livraria Lello)
Control(控制)書架。(圖片來源:Livraria Lello)

超越書籍收藏:一場關於自由的文化實踐

The Manifesto Library開幕時,Dua Lipa形容這裡是一座獻給勇敢作者與好奇讀者的空間。那些曾被禁止閱讀的作品,如今被重新擺上書架;那些曾被壓抑的聲音,也透過閱讀再次被聽見。

(圖片來源:Dua Lipa、Livraria Lello、Service95)
(圖片來源:Dua Lipa、Livraria Lello、Service95)

即使當今資訊已在無意識中快速駛過,The Manifesto Library依然相信,放慢腳步翻開一本書,或許仍是理解世界最深刻的方式之一。而這間圖書館在收藏書籍的同時,邀請讀者來決定書架上該陳列什麼,一同談論交流,捍衛閱讀的自由。

(圖片來源:Service95)
(圖片來源:Service95)

地址:Rua das Carmelitas 144, 4050-161 Porto, Portugal

營業時間:09:00-19:30

網站資訊請點此

資料來源|Service95Livraria L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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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球賽,足球還能談些什麼?專訪日本足球雜誌《SHUKYU》總編輯大神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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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4年舉辦一次的FIFA世界盃,總讓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於足球。然而,除了賽事與球星之外,足球還能怎麼觀看?在日本獨立雜誌《SHUKYU》中,足球遠不止於球場上的那90分鐘,更是理解城市、地方、文化與人們的一種方式。

提到足球雜誌,你或許會期待看見球員專訪、賽事分析、轉會消息與最新戰績,但翻開《SHUKYU》,映入眼簾的,可能是一座城市、一組攝影作品,或一段關於地方與人的故事。自2015年創刊以來,《SHUKYU》以足球為起點,探索足球與設計、時尚、教育、社群、歷史等不同文化領域交會的各種可能,走出了一條與主流體育媒體截然不同的路。

圖片提供:SHUKYU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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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創辦人暨總編輯大神崇(Takashi Ogami)過去其實並沒有體育或媒體產業的工作經驗。在投入《SHUKYU》之前,他曾參與東京原宿文化空間「Vacant」的創立,策劃音樂演出、展覽與講座等各式活動,而這樣的背景,卻也在無形中形塑了《SHUKYU》日後的編輯方向。10年來,雖然有幾位兼職人員協助營運,但雜誌仍多由他一人主導,每期從一個主題出發,如根源(roots)、身份認同、球迷文化、足球科技、女性、在地(local)等,再依內容邀集最合適的攝影師、設計師組成合作團隊,共同完成一本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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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神崇而言,足球的迷人之處不只是球場上的90分鐘,更在於它如何與城市、地方、文化,以及不同的人們產生連結。正值FIFA世界盃進入決賽階段,當全世界聚焦於冠軍預測與明星球員時,La Vie邀請大神崇從《SHUKYU》的編輯視角出發,聊聊那些勝負之外的足球風景。

圖片提供:SHUKYU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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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與足球相遇的起點是什麼?又是在什麼契機下創辦《SHUKYU》?
我從小就對足球充滿憧憬。從9歲開始踢球,一直踢到高中,但大學畢業後,上場的機會也慢慢減少了。直到2011年的東日本大地震,我才再次對足球產生了強烈的興趣。當時,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都生活在不安與低潮之中,而我在電視上看到了地震後舉辦的慈善足球賽,深受鼓舞,也重新體會到足球所擁有的力量。與此同時,我也注意到歐洲與美國開始出現越來越多將足球與時尚、文化結合的媒體,因此萌生了「希望日本也能有這樣一本雜誌」的想法。這正是我創辦《SHUKYU》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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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希望透過《SHUKYU》傳遞什麼樣的足球文化?
足球是一項在世界各地都受到喜愛的運動,因此即使語言和文化不同,人們依然擁有共同的語言,我認為它也像是一種溝通的方式。這是我過去11年來感受最深的一件事。無論是在都市或鄉村,人們都同樣享受足球。作為一種任何人都能平等參與的運動,我想沒有其它事物能比得上足球。這些年來,我們在雜誌中探討了許多不同的主題,但我仍然覺得,足球還有非常多的可能性等待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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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HUKYU》的視覺風格是如何形塑出來的?
在傳達我們想表達的訊息時,視覺和文字都是非常重要的元素。不過,我本身並不負責拍攝,因此這些成果都是仰賴我所信任的攝影師們共同完成的。每一次都深受刺激,我也總是很期待他們會帶來什麼樣的影像作品。至於平面設計,我們則盡可能採用簡潔的設計,因為這樣反而更能襯托出影像本身的魅力,而這同時也是我們一貫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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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刊時,我原本設定一年出版兩期,但在如今這個連販售雜誌本身都相當困難的時代,比起維持固定頻率,更重要的是找到一個能夠長久持續、不必過度勉強自己的出版節奏。對我來說,最重要的還是做出自己真正滿意的作品。

Q:在即時資訊盛行的今天,如何看待紙本足球雜誌的角色與價值?
如果只論資訊傳遞的速度,我認為在當代,紙本出版是最慢的媒體。因此我一直在思考,在這樣的時代裡,雜誌究竟還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從創刊號開始,我們就設有一個「Football Archive」的小型連載單元(整理與介紹日本足球博物館的館藏)。這幾年,我們也有機會製作J.LEAGUE(日本職業足球聯賽)和日本足協的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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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日本足球文化有哪些獨特之處?這又如何影響《SHUKYU》的選題方向?
日本足球有許多屬於自己的文化,例如歷史悠久的學校社團(部活)文化,以及無論性別、年齡都能輕鬆走進球場觀賽的環境。至於這些特質如何反映在《SHUKYU》身上,我想,它們應該是在不知不覺中,自然而然地影響了我們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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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說,如果大家能跟我分享《SHUKYU》的哪些地方讓你們感受到日本特色,我也會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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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從《SHUKYU》的編輯視角來看,今年世界盃有哪些值得關注的亮點?
關於這次世界盃,我們在最新一期中也訪問了幾位攝影師。對我個人而言,特別關注的是在媒體愈來愈多元的現在,足球攝影與影像表現會如何發展。正因為世界盃是受到全世界矚目的大型賽事,我認為它或許會成為催生這些新趨勢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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