謙退不爭、不忮不求，面臨雜難，華人多習於圓滑和諧，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能無事當然最好。眾望所歸的政府，走馬上任需為人民服務，然而歷經良久，癱瘓腐化、無能汙穢屢見不鮮；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依法治國，遂變成主管階級有無擔當的通病，不危及眼前利益，不涉及利害關係，老百姓的疑難雜症，慢條斯理拖拖延延—每個人都想推諉，每個人都在想如何堵住，直覺反應成了：「這事對我的烏紗帽有何影響？」
顯然，無擔當視同腐敗，為求自保寧左勿右，寧嚴勿鬆，但「千里之堤，潰於蟻穴」，任誰也無法預料到《我不是潘金蓮》中一名農村婦女，能挾著離婚官司震懾北京，年度人民代表大會，亦是光明縣人仰馬翻之際，狀一告再告，愛裡叫聲冤家，堂前喊聲冤枉，升堂鬧成哄堂。
哄堂緣由，起於李雪蓮及其丈夫為分一房而假離婚，打算得到房子後就再結婚。豈料，丈夫和另一女子跑了，假離婚變了真離婚，離婚確鑿合乎程序規定；真別離，李雪蓮可不服，從地方法院開始，要證明離婚無效，狀紙過手層級愈趨高段，自法官、院長、縣長、市長，甚至進了人民大會堂。官司尚未打贏，經手官員卻全丟了官，哭笑不得、進退兩難；堪稱全中國最大的小事兒，一人告狀，三人成行，成的究竟是潘金蓮、小白菜還是竇娥冤？十年光陰，官司纏繞，只怕也修煉成白娘子。
彷彿張藝謀《秋菊打官司》再現，昔日嚥不下一口氣，圖個合理說法；而今馮小剛《我不是潘金蓮》，醉翁之意不在酒，冤屈之名，意在牽起當代中國法治與人情間的那條幽微底線，貪、嗔、癡人性三毒，顯露官僚文化邏輯。
《我》片荒謬得很，無非出自一名農村婦女明知理虧，假離婚欺瞞戶籍在先，仍有膽識、有本事從下到上、從小官到大官、從地方到中央，企圖證明自己並非如中國古代勾引情夫、謀害親夫的女子潘金蓮，離婚更非真有其事；荒誕人物以小搏大，姑且一笑置之，但官僚文化狗屁不通，可得認真對待，其如《我》片現形的，被告狀的領導官員見告狀愈演愈烈，向上級阿諛諂媚，對下級施以恫嚇，責任如人球互踢，表面功夫做足了，裡頭仍裹足不前，陷入無限死循環。
亦像《我》片揭示人大代表會的高官，盡如父母般精神訓話，內部貪腐、缺乏法治觀念的窘態，一昧歸咎於地方官員，貌似宣揚「這是你們地方官員的問題，可不是制度上的瑕疵」之教義；殊不知愈高舉不適任旗幟，愈想消弭異議，也愈見人情社會走向法治社會的進程中，那無比矛盾與糾結，該怎麼做官、該怎麼聽人民聲音、政府該怎麼宣傳教育？句句痛下針砭，似也讓《我》片演奏出中國大陸現有主旋律。
批判歸批判，讚賞論讚賞，《我》片出眾之一，是其難以忽視的鏡頭選擇，捨棄熟悉不已的寬螢幕比例，幾近全採如望遠鏡鏡頭的圓形畫幅，僅於正中央以圓形示之，恰似指頭戳破日式紙門上的方格，心驚膽顫窺探一個怪誕故事。
獨特的運鏡和構圖，宛如一幅幅微縮的中國畫，除迫使觀眾易聚焦在特定位置，也有助於其在有限的畫面裡，增添故事本身若隱若現的詭譎與神祕，何嘗不也能稱其遮掩了部分事情真相？更完整巧妙地，尚有方形切換、最終回歸全畫面，以及如說書般的開場白，總的來看設計，鄉村（江西婺源）之為「圓」、都市（北京）之為「方」，無疑遵循中華文化「要以規矩，也成方圓」的做事原則，及至真相大白，二胎後心繫胎兒，才訴諸假離婚，此刻畫面倏然開展，心境豁然開朗，數年下來，李雪蓮不是潘金蓮，你我或許也會（曾）像她一樣，遭逢《我》片式的不堪，「圓」形畢露的世道乖舛，終究人情冷暖，自知就好。
Text / 散場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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