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沒想過這一拍，拍了二十年。這麼長的時間足可作一部大歷史的統整追敘，或一段可歌可泣的抗爭紀實。但黃惠偵的鏡頭始終平靜。視線在外頭繞一圈，最後還是回到那個家。
家是什麼？是昏暗老房和牽亡現場，兩點一線的每日來回。十歲時媽媽帶她和妹妹逃離家暴的父親，為了生計，她國小三年級後就離開學校，隨媽媽一起投入陣頭工作，對未來的想像只有「長大後就去歌仔戲班，或當樂師，薪水又好又輕鬆」。日子苦不打緊，但某次長輩隨口直說媽媽「喜歡查某人，是變態」的一句話，卻徹底顛覆她的世界。
單親，牽亡人員，女同志母親，輟學小孩。深具邊緣象徵的詞彙貼滿她的家庭。直到20歲那年楊力州替公視製作影片，前來採訪牽亡現場，她才認識什麼是紀錄片。「這社會看待妳就是不一樣，但他們不認識我，為何可以把我講成就是那個樣子？」恰逢當時攝影機已經相當普及，她開始去社區大學上課，嘗試拍攝自己的家庭，「透過這台小小的機器，可以講講我是誰，擁有自己的詮釋權。」
重拾攝影機，為圓滿一段關係而拍
紀錄就這樣斷斷續續展開。但媽媽在家裡是沈默的。很長一段時間黃惠偵懷疑母親其實不愛她，不然怎會和她無話可說，到外頭卻變一個人，歡顏暢談，結識好幾任女友，甚至花大錢在她們身上？雖然始終住一起，母女猶如各站天秤一端，只能勉強維持平衡。直到黃惠偵自己有了女兒。看著懵懂的女兒一點點長大，她忽然驚覺歲月其實不停流逝，她變老，母親更老，彼此還剩多少時間？
「20歲時，我還在找自己是誰，所以很在意社會給的標籤。可是後來已經知道自己是誰，標籤不再是困擾。即便動機不同，還是想把這部片完成。那對我的意義比較大。」直到此刻，黃惠偵才換上導演視角，準備說一個完整故事。恰逢2012年底多元家庭民法修正草案送進立法院，同志議題再度浮上檯面，她發現這部片的另一層意義：說出她們的日常，分享給更多關心或對同志陌生的大眾。
能說出口的，就不再是問題
從年輕時憎恨母親的冷淡，後來同理為人母的難處，最後反過來展開屬於兩人的對話。開口是最難的，片中經常看見媽媽揮手說「不要再講了」。但黃惠偵認為，就算過去的事情已成定局，只要說出來，都會有改變。最長的一幕，兩人在餐廳各據一方，道出多年前的心結，語畢媽媽離席，攝影機還在錄，而她一人坐在桌邊不停哭泣。「拍這部片改變最大的是我。」她說，「過去我們都各築一道牆，講開來才發現，啊，其實都沒必要。」
為了分別在電視台和戲院播映，黃惠偵剪了54分鐘的《我和我的T媽媽》與89分鐘的《日常對話》兩種版本，前者以牽亡貫串，尚帶點激動的情緒，後者則更完整呈現包括母親、舅父、女友們、妹妹、姪女等家人們的訪問，平實而飽滿。最後一段幼小的女兒撒嬌問黃惠偵的母親愛不愛她，母親回「我嘛愛妳」，像替多年的冷戰劃下句點。電影不但奪下今年柏林影展泰迪熊獎最佳紀錄片，許多觀眾也給予溫暖的回饋，讓母親和家族長輩更正面看待過去不敢言說的同志話題。
「我們」活在同一個時代
雖然講的是私人經歷，卻可能和很多人的生命經驗重疊。黃惠偵過去在勞工協會和中國時報工會工作的歷練告訴她，每個人的遭遇都是大環境的縮影。她的鏡頭接下來要轉向三鶯部落，觀看這一群從鄉下來都市討生活，卻連房子都租不起，最後長期寄居於橋下的原住民。「但不管拍什麼，最後還是回到人本身。我們其實沒有相去太遠，甚至在面臨一樣的問題。所以不管主題是原住民或移工，我都覺得是在拍一個『我們』的故事。」她說。不分文化、階級，人類的情感終究相通，鏡頭內如此，鏡頭外更是。
Info│黃惠偵
曾任職於台灣國際勞工協會，中國時報產業工會，以及台北紀錄片工會暨秘書長。創作主題以社會關懷為主。2016年的作品《日常對話》，獲金馬獎提名，並奪下柏林影展中鎖定LGBT題材的泰迪熊獎之最佳紀錄片。
Text / 歐陽辰柔
圖片提供 / Hui-Chen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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