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繞澄黃稻浪的田埂間擺開長桌，擺飾精巧的餐桌上是以有機稻米、現摘時蔬烹調的料理，賓客們赤著腳踏上田園大地，伴著夕陽和微涼的山風，這不是電影的畫面，這是「稻田裡的餐桌計畫」在台灣農村的真實場景。出身宜蘭三星鄉農家的創辦人廖誌汶，幾年前回鄉過年時意外地發現，農村不再是他記憶裡曾經熱鬧興盛的模樣。隨著農業沒落使得人口外移，台灣的鄉村變得無精打采，那些曾經生氣蓬勃的農村生活樣態、曾經每個姑婆阿嬸都嫻熟的傳統手工藝，以及蘊含著歷史典故的時令習俗，就快要隨著時光而逐漸消逝，如果再不即時捉住餘光、匯入新能量，也許以後後悔也來不及。對於社會議題一向關注的他，帶著「社會企業」的使命感，在2012年，展開了這場社企與文化創意的實驗計畫。
社會企業是什麼？
「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這個近年來被喊得有點熱門的名詞，到底意味著什麼？根據台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的定義：「社會企業是能『兼顧社會價值與獲利能力的組織』，社會企業的首要目標是改善或服務特定的社會問題，並且在改善社會問題的同時，賺取合理的利潤以維持企業營運。」在這一點上，就與一般企業以營利為首要目標的定義有很大的不同。
社會企業一詞中的「社會」指的是人類的「社會性」，也就是當個人意識到自己屬於團體成員的身分時所產生的相關情感與價值觀。近兩、三年來，引起廣泛矚目的文林苑拆遷、太陽花學運等事件，造就了台灣新一波公民意識的覺醒，連帶促使人們去重新思考企業與政府如何去處理社會事件的能力。輔仁大學社會企業碩士學位學程同時也是輔大企業管理系的教授胡哲生就認為，「社會企業的興起，所代表的是一種『社會自我修補機制』的出現。當公民感覺社會生病了，就需要用公義來翻轉。」
那麼，既然社會企業是以改善特定社會問題為目標，那麼和大家比較常聽到的「非營利組織」有什麼不一樣？的確，社會企業和非營利組織，都是以改善特定社會問題為目標的組織。但是，非營利組織的資金來源主要是仰賴捐款，雖然少部分也會販售商品或服務，但對購買者來說大多是基於理念或情感認同的因素購買，商品或服務的市場競爭力通常較弱。而對社會企業來說，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雖是賺取收入的主要方式，然而以利潤再去支持社會企業本身的營運則是另一重點，並以此得到企業永續的發展。
舉例來說，在台灣發行雜誌、提供街友販售雜誌的工作機會的《大誌》，就是以雜誌實銷營收來維持本身社會企業營運的公司。這個得自於英國The Big Issue授權的《大誌》，藉由讓街友販售雜誌賺取自己的生活費，同時也因擁有工作而帶來生活的尊嚴感，而這份尊嚴感的來源，也與販售的商品品質息息相關，就如同《大誌》台灣創辦人李取中曾強調的：「《大誌》賣的是商品，不是憐憫或同情。」換言之，一個社會企業的獲利競爭力，應該在於其所提供的服務或商品本身，而不是因為身為一個「社會企業型」的企業，就要訴諸情感要求消費者買單。
自律或他律，社會企業誰說了算？
儘管社會企業常具有以上特質與輪廓，但胡哲生也坦言：「在台灣，社會企業並非專有名詞，而是『形容詞』。」確切來說，也就是當某個營利企業號稱自己是社會企業時，其實並沒有一定的規範可以去檢視這間企業是否真的以「改善社會問題」為營運首要目標，或者是否真的將利潤回歸企業永續營運。
而這種無規範的情況，也讓許多人在接觸到自稱是社會企業的公司時，總對他們抱持著半信半疑的態度，或仍出於同情或憐憫的出發點來給予支持。這個問題，無論是對於想要推展社會企業或想要支持社會企業的人來說，都是一個常見而難以避免的難題。針對這個疑問，胡哲生指出：「目前台灣的社會企業主要還是仰賴各別企業的自律。」但不可諱言地，自律，的確是一種高度理想化的狀態，也不是每個企業都能完全做到。
因此，社會企業是否需要施以外在規範，例如訂立社會企業相關法令，也就成為激起討論社企的焦點之一。目前在國際間，包括美國、英國及韓國都有社企相關法規，對社企的要求方向，以及盈餘分派的內容則各有不同限制。針對這點，曾參與推動台灣公益公司法的活水社會企業開發共同創辦人陳一強卻表示：「現在回頭看在2013年時推動的公益公司法，其實是一種公民運動的手段，主要是希望喚起大家對社會企業的關注，法規本身並不是目的。」
以韓國來說，2007年南韓由勞動部頒布「社會企業促進法」，成為亞洲第一個立法推動社企的國家，但也因為是出自勞動部的法規，社會企業被定義為「提供弱勢社會服務及工作」的企業，雖然相關規定完整，卻也框限了韓國社企多元發展的機會。因此，台灣在面對催生社會企業相關法源的議題時，需要更細緻地考量社會現況與社會企業發展，避免落入為追求賦稅減免或政府補助，而失去社會企業原初精神的狀態。
實踐有制度的社會企業：生態綠
同樣也是在2007年，生態綠，台灣第一間登陸創櫃版的社會企業，選擇成為台灣第一個通過國際公平貿易組織（簡稱FLO）認證的社會企業。加入國際公平貿易組織，是生態綠創立時就確定的決定，除了認同公平交易本身的理念與機制之外，生態綠行銷總監余宛如指出，社會企業的確很容易因為缺乏透明可評鑑的外在規範，而讓消費者承擔不必要的風險，因此，「申請通過國際公平貿易組織認證，代表著生態綠必須接受國際組織檢核營銷的透明流程，在我們看來，這也是對生態綠消費者的一種公平保障。」
此外，余宛如表示，「財務營收透明公開是生態綠的基本態度，而且要上創櫃版，財務透明化也是必須的。」相形之下，很多社會企業都仍然訴諸故事行銷，對消費者動之以情，但真假難以求證的故事行銷手法，反倒有其侷限性。
加入國際公平貿易組織除了企業本身的財務是公開透明的，公平交易對農民生產者提供「社區發展金」的利潤回流機制也非常完整而且公開，余宛如自己就曾經多次拜訪公平交易咖啡豆的原產地，親身了解這套公平貿易機制，如何讓弱勢者獲得應有的權力，同時也讓農民遵守永續農法去耕種優質的作物。因為有了國際公平貿易組織的制度與認證，生態綠不只做到自律，還更多了稽核制度的把關，余宛如自信地說：「我們希望購買生態綠產品的消費者，不是買愛心，而是買到好產品和可以信賴的社會企業。」
看到生態綠獲得國際公平貿易組織認證，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那麼社會企業是否應有所謂「社會企業認證」？其實，目前已有民間組織正在推行相關認證機制，不過其仍將重點放在「利潤處理的機制」，而非「社會問題解決的機制」，對於正在發展中的台灣社會企業，反倒可能模糊了焦點。雖說社會企業處理的社會問題多元而紛雜，但如生態綠在其致力的社會問題層面獲得了具公信力機制的認證，則部分解決了前文提到社會企業缺乏他律、難以被公眾信任的問題，這也是值得其他社會企業借鏡的認證思維。
就是要好人才＋好創意
除了外在認證問題，社會企業還是要回歸檢視企業本身，去問「自身是否具備有能解決社會問題及永續發展的能力」。陳一強以他的觀點，提供了五大檢視項目：「首先是社會企業本身的價值觀是否具備社會影響力、企業是否能自給自足永續經營、企業營運模式能不能擴展、企業本身解決社會問題的創新能力，以及社會企業是否能讓人信任。」他也指出，社會企業要處理的社會問題通常都有一定的挑戰性（不然也不會成為「問題」），因此，處理問題的方法是否能夠跳出框架，既創新又有實踐度，是社會企業創立時最為關鍵的評估項目。
既然講求創新力，就要往前推展到參與社會企業的人才面來討論，胡哲生對於社會企業人才和傳統企業人才的差異知之甚詳，他表示：「過去在推廣社會企業時，時常遇到社會企業創業者和我說：『我們現在很缺社企人才，胡教授你們學校不是有很多優秀的MBA學生，乾脆就推薦幾位來給我們吧？』這就突顯了大家對於社企人才的特質混淆，MBA人才的訓練是以為企業賺取最大利潤為目標。但是，社會企業的首要目標是以創新模式解決社會問題。如果將MBA思考導向的人才直接放到社會企業，後果可想而知。」也因此，在胡哲生教授的推動下，2013年輔大社會企業研究所首屆開放招生，為培養專業的社企人才開啟源頭。
不只是學界積極培育社企專業人才，生態綠在社企產業界也同樣感受到人才的重要性，余宛如表示，韓國和泰國的社會企業對於人才適任度把關嚴謹，甚至會針對社企創業家的人格特質此單一項目進行長達三個月的評估，就是為了確保社企創業家能夠讓企業更穩定發展。
文化，哈囉！社會企業敲敲門
放眼未來台灣社企發展，以中小型企業組織精神的基底，以及新一波公民覺醒的整體氣氛，再加上青年世代勇於嘗試的創業風潮，提供了台灣社會企業發展的優勢。但是，這一股社會企業熱潮是否真能踏實地從發掘分析社會問題做起，而不只看到雨露均霑的利益分配說法就迷失方向？有意投入的青年創業者，是否能夠務實地審視創新之提案，讓創新不只天馬行空也能落地奔馳呢？
回頭看到本文最開始提到的「稻田裡的餐桌計畫」案例，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營運經驗累積，在2013年，該團隊正式創業成立「幸福果食」公司，更加穩定地實踐社會企業理念，以充滿創意的田野辦桌、農事參與及鄉村手工藝體驗，讓離開土地已久的都市人回到鄉村田野，目前已累積超過5,000人次的賓客，每場活動中當地農民都會獲得一定比例的回饋金。每位參與的賓客也都因此改變了原本對農村價值的認知，套句創辦人廖誌汶的話：「稻田裡的餐桌計畫讓大家重新思考到底是『農村需要你、還是你需要農村？』」
近幾年來，台灣開始越來越懂得重視在地文化，那些眼看就要逐漸淡出褪色的生活傳統、手工藝品與歷史習俗，對於如同「稻田裡的餐桌計畫」這類型具有人文使命的社會企業來說，都可以藉由創新方案的導入、營運機制的建立與社企人才的養成，為它們帶來改變並且賦予新生的契機。
當文化創意產業著重在「產業」面向的思考時，產業本身是否也能導入「社會企業」的思維了呢？
文 / 方敘潔 圖片提供 / 生態綠、稻田裡的餐桌計畫、達志影像
【完整內容請見《LaVie》2015年05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