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只談表面的舞步動作，影像其實可以記錄到蠻全面的，可是裡層有更多複雜的成分，那仰賴不同的方式去留存，譬如圖像、文字，以及我和舞者的身體感受等，有些記憶甚至就藏在肌肉裡。我覺得編舞應該是與時俱進的，記憶舞作的方式也要跟著編舞的型態一路演變，我試著讓自己不固定，跟隨每個作品的特質，找到新的記憶方式。
譬如《關於活著這一件事》這個作品，它就很仰賴文字的敘述。當我的編舞方式慢慢轉換，並不是非得精準到手要在45度、腳要在90度，而是更偏向結構、感受性的，某個段落我可能只寫下了「指引」這兩個字，可是當我去回顧2013年創作的當下、這個「指引」對我來說意味著什麼，就很容易可以回憶起這個動作的質地。
好比《空的記憶》的某段，我的筆記像是「曾經住過的家」，別人聽起來可能很空泛、很不精確，可是對我與導演周東彥來說那是個非常深刻的符號，它負載了很多的訊息，這個keyword可以打開你的一整個抽屜。
創作《看得見的城市》時我很仰賴拍照，很多時候是拍一些風景，譬如作品裡談了都更，我拍了拆屋工地的瓦礫，把它夾在某一段的後頭當作附件資料，做為鑰匙之一。這樣的鑰匙可能有好幾把，圖片之外，還有錄音與音樂等等，有時候只是一個字，譬如「拆」。當我在和舞者或設計群工作的時候，就會把這些鑰匙分享給大家。
這些年即興演出一直是我的思考練習與創作課題，譬如前陣子的《混沌身響》，那也為我展開了不同的嘗試。有時候我會在做完即興練習後，把整體的感受畫成一張圖，然後也許搭配一些文字，譬如今天為什麼想到這個流暢的線條，可能是關於風、關於這個風所給予一種自由的感覺，而這個自由的感覺，也許是因為先前去了綠島人權園區所聽見的故事……但有時也可能是極為不真實的抽象夢境。
當我跳自己編的舞的時候，可以用如上的種種方式，把理性記憶、感性記憶和身體記憶連結在一起。而當我做為舞者、去跳別人編的舞的時候，又是很不同的狀態。
香港編舞家伍宇烈的經典作品《男生》在首演20年後重演，邀我加入演出。起初我自己在家看著影片學完我那段短短五分鐘多的動作，就記憶舞步來說，感覺一點都不難。高中時我曾經現場看過這支舞，腦中還留存著對它的印象，我覺得我所找到的氣味跟那很相像，這讓我興奮極了。
可是當我真正見到了編舞者、見到了當年跳這個段落的舞者，卻遭受到一些打擊。他們和我溝通了許多屬於他們的、20年來點點滴滴的重演記憶，於是原本記憶好的舞步，在動作都沒有更動的狀態下，感受卻變了，我也需要再重新整理，在好不容易理解完之後，又再花了幾個月去消化，才逐漸找到我自己的表演方式，那非常困難，比詮釋一個新作品更難。
目前正在排練中的蘇威嘉的《自由步》，對我而言是另外一種挑戰。這個作品本來就不太容易記，一段長達九分鐘的「捲曲」，就包含了許多從理性到感性的非常細緻的層次，排練初期他甚至不讓我們看錄影、做筆記，希望我們完全的只用身體去記憶。後來我發現這種方式的好處，如此一來我們不會被既有的記憶所綁架，有機會不斷地更新。在相隔了幾天重新排練時，我們還能夠記得的，往往是那些最深刻的東西。
關於舞蹈的記憶，我覺得更有趣的問題也許是：「如果編舞者過世了，他的舞可不可以再演？」我自己的想法是不可以。當編舞家不在世之後，他的記憶就再也溝通不出去了，我們也許可以透過影像再去重建舞步，但是難保裡面的失真程度會不會越來越大。可能它需要有個年限，譬如當所有參與過這個作品的人都過世了，就不可以再演了，因為我覺得原始的記憶真的好重要。
Text / 洪瑞薇
Photo / 周書毅提供
※本文由Qbo藝文頻道授權刊載，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