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約數開始改變！自貝殼放大創辦人林大涵身上看見「群育」的N種實踐！｜雜學校專訪

「有些東西就像牙齒一樣，掉了再裝上去的，都是假的。」以輕鬆幽默的比喻，為自己生活觀察及累積所歸納的一句句道理哲言下了註解，憑藉著良好資質，被頂尖大學退學2次的他，問及社會大學為他帶來什麼，10串簡潔卻強而有力的「人生格言」就這麼輕易從口中說出。感受得出來，這些珠璣字字，是經過許多的親身經歷所感。

他是林大涵，現任貝殼放大的創辦人，而他身上的頭銜不止這一個，他同時也是《富比士》評選為亞洲前30位「改變世界資金流動」的30歲以下青年。熟悉群眾募資的人對他一定不陌生，曾經因為當年太陽花學運公民合購《紐約時報》頭版廣告，在超短時間內展現驚人執行力而一戰成名，將人生的成就推高至新位。然而外界看來他的順遂其實竟是一波三折：「在獲得《富比士》殊榮的當時，其實剛經歷了與前東家的風風雨雨，心境上的起伏多少會有種『就像是被甩了，但有個條件更好的人說他喜歡你』的平復與安慰」，儘管有了國際級頭銜加持，但在明星光環之下、媒體報導之後呢？他對自己、甚至可說是被劃上等號的群眾募資事業仍有更多的想法，默默地持續發酵中。

群眾募資就是目前市場所見的這樣嗎？其實他看得更廣，這也是為什麼這次雜學校五育專訪中，我們選擇林大涵作為「群育」的代表人物，希望能夠拓展傳統群育定義中「使人們能夠透過生活的體驗，建立健康、積極的人生價值觀，明白人際與自然關係及處事之道，進而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服務社會，達到立己立人的理想。」的更多想像力。

提及上述的定義，大涵則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在『君子卓而不群』這句話裡，『群』似乎帶有負面意義」，因此回到根本，「群育」想要叫人融入人群、領導大眾，或者是不從眾？此時「群」則變得微妙曖昧。林大涵再舉例，「以二分法來說，柯文哲絕對不是一個融入群眾或政治圈的人，但市民會覺得他『不合群』嗎？不會，所以關鍵在於群體的好壞來判斷。如果能找到自己認為合理的價值觀，進而融入這個價值觀相當的群體並且讓它更好，我覺得是有意義的，因此主要還是取決於選擇吧！」林大涵如此說道。

那麼群眾募資的「群」呢？「抽象來說，參與感是讓人資助的原因，信任則是等待的理由。」林大涵一語道破他心目中產業的核心，他進而解釋「有人說：『極端的他利就是極端的自利』，因為參與讓群體變好，間接讓自己變好，我認為這就是參與感。」在此之中的描述，恰恰好呼應了群育基礎定義裡「積極參與社會」、「立己立人」的精神。

曾有人問道，如貝殼放大的群眾募資顧問平台和廣告、公關公司有何區別？大涵老實說「其實差別就在於我們選了比較難做的品牌。」他一層層地剖析「開公司很難，做非營利組織更難，最終則是經營社會企業」類比貝殼放大，就像是「營運公關公司很難，服務相對資源少的人也很難，以公關公司的身分服務資源少的客戶更難」，「就像是電玩中直接越級打怪，如果做到最後這層，那麼理應就有餘裕來完成更有挑戰性的事，或者說在資源更豐富的情況下，將事情做得更好。」話語中不時透露出林大涵追求卓越的積極與想望。

不僅如此，林大涵表示，他希望貝殼放大最終能為資助者服務，因為儘管提案者的利益與公司營運畫上正比，但最終推動社會改變的則是廣大的資助者，「以長期來看，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回饋機制，例如專案評價系統或認證的第三方平台，能夠給提案者適當的壓力與責任，我想這對群募環境會有比較積極的貢獻，而這也是台灣的群募產業還不曾有的體系。」

「創業或任何管道都有可能成功，但做群眾募資則是當成功的時候，最有可能找到一群人真心為你感到開心的時刻。」社會不比校園，但在群募顧問事業裡，還是讓林大涵感不少到真心。呼應一年一度的雜學校教育展，最核心的理念並不是要大家屏棄學校教育，而是讓人們更加意識到，在任何生活實踐中都是學習的機會。在就學時期便曾領導大型藝術活動的林大涵便引用這個說法：「大學教育，特別是比較頂尖的大學，它們對人最大的資產其實說穿了不在於課程和師資，而在於同學人脈。而我也覺得在我身上就是可以因歸納而實證的例子。」曾經也經歷過台大、政大教育的他，一路走來許多集資顧問事業的夥伴也來自於從前無形中對於「人」的累積。

從退學、曲折創業、獲得《富比士》殊榮以及光環之後的生活及工作事業，習慣將所聞所感記錄成電子筆記的林大涵，藉此檢視個人初衷是否仍舊不變，一路走來的經歷竟也讓他信手捻來就成10句箴言。「一個社會進步的程度是取決於好人得到多大的好報」，不論是自我或者是群眾募資產業，林大涵表示希望可以「從『公約數』開始改變」，從互異的個體中找到良好的共同交集，進而改變自己、改變大眾甚至改變社會，規格從小而大，不就是緊扣著「群」的軸心向上運轉嗎？或許從他身上，我們看見更多對於「群育」的實踐與詮釋。

2017雜學校建校集資計畫，讓我們一起勇敢擇學 My choice, My Braveducation！

展覽時間：2017.10.20（五）-2017.10.22（日）

展覽地點：台北－華山1914文化產業園區

更多資訊請上官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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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Diane Tang

Photo／Cooper Chang

當演算法和權力操弄見聞，閱讀是否仍能保有自由思考的空間？由Dua Lipa 創立的讀書俱樂部Service95 Book Club與葡萄牙百年書店共同打造的「Manifesto Library」開幕，以曾遭禁閱與審查的書籍為核心館藏，邀請讀者透過文字重新理解權力、記憶與身分認同，也為當代圖書館提出新的想像。

在短影音時代，為什麼還有人打造一座圖書館？

位於葡萄牙波多（Porto）的百年地標萊羅書店（Livraria Lello），近來迎來一個特別的新空間。由英國歌手Dua Lipa創立的閱讀平台Service95與萊羅書店攜手創建的Manifesto Library，作為國際書節BABELL——書城（City of Book）的一部份，永駐於書店之中，並於2026年6月正式開幕。不同於其他圖書館以藏書量為亮點，The Manifesto Library僅收錄100本書，更聚焦於那些曾遭禁、被審查，或挑戰主流敘事的作品，希望透過閱讀重新開啟關於自由、權力與記憶的討論。

這座圖書館的誕生象徵著 Dua Lipa長年推動閱讀計畫的最新一步——將原本存在於網路上的Service95 Book Club，進階為一真實可進入、停留、對話的公共空間。

從每月選書塑造跨越國界的閱讀社群

The Manifesto Library的背後，是Dua Lipa於2021年成立的Service95 Book Club。Service95是一個提供全球精選讀物、旅遊推薦、藝術、美食等內容的線上文化生活平台與電子報。每月由Dua Lipa親自選書，涵蓋小說、回憶錄、散文與社會議題作品，並邀請作者參與專訪、閱讀指南及線上討論，希望帶領讀者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多元觀點。

過去幾年，書單收錄Margaret Atwood《使女的故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Olga Tokarczuk《犁過亡者之骨》、Victoria Amelina《直視戰爭的女人》等作品，議題橫跨戰爭、身份認同、性別與歷史記憶。比起追逐暢銷排行榜，Service95更關注那些能夠激發思考、拓展視野的故事。

也正因如此，The Manifesto Library並非突然出現的新計畫，更像Service95長年經營閱讀社群後的延伸。

以書架回應世界：四個關鍵字構築的閱讀地景

走進常規圖書館，書籍通常按照類別、作者、年代等索書號排列。然而，The Manifesto Library的藏書圍繞四個主題展開：Power（權力）、Control（控制）、Voice（聲音）與Memory（記憶）。館藏涵蓋小說、回憶錄、政治書寫與社會評論，其中許多作品曾因涉及種族、性別、身份或政治議題而遭禁閱或下架。

Dua Lipa將這座書店形容為「閱讀自由的聖殿」，致敬那些被隱藏或已然消逝的書籍，那些揭露社會真實面貌的勇氣，以及那些拒絕被規定讀什麼書的選擇。

在社群媒體快速消耗資訊的今天，The Manifesto Library選擇回到閱讀最基本的形式，透過一本書、一段文字與一場對話，重新建立人與世界的連結。

超越書籍收藏：一場關於自由的文化實踐

The Manifesto Library開幕時，Dua Lipa形容這裡是一座獻給勇敢作者與好奇讀者的空間。那些曾被禁止閱讀的作品，如今被重新擺上書架；那些曾被壓抑的聲音，也透過閱讀再次被聽見。

即使當今資訊已在無意識中快速駛過，The Manifesto Library依然相信，放慢腳步翻開一本書，或許仍是理解世界最深刻的方式之一。而這間圖書館在收藏書籍的同時，邀請讀者來決定書架上該陳列什麼，一同談論交流，捍衛閱讀的自由。

地址：Rua das Carmelitas 144, 4050-161 Porto, Portugal

營業時間：09:00-19:30

網站資訊請點此

資料來源｜Service95、Livraria Lello

每4年舉辦一次的FIFA世界盃，總讓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於足球。然而，除了賽事與球星之外，足球還能怎麼觀看？在日本獨立雜誌《SHUKYU》中，足球遠不止於球場上的那90分鐘，更是理解城市、地方、文化與人們的一種方式。

提到足球雜誌，你或許會期待看見球員專訪、賽事分析、轉會消息與最新戰績，但翻開《SHUKYU》，映入眼簾的，可能是一座城市、一組攝影作品，或一段關於地方與人的故事。自2015年創刊以來，《SHUKYU》以足球為起點，探索足球與設計、時尚、教育、社群、歷史等不同文化領域交會的各種可能，走出了一條與主流體育媒體截然不同的路。

有趣的是，創辦人暨總編輯大神崇（Takashi Ogami）過去其實並沒有體育或媒體產業的工作經驗。在投入《SHUKYU》之前，他曾參與東京原宿文化空間「Vacant」的創立，策劃音樂演出、展覽與講座等各式活動，而這樣的背景，卻也在無形中形塑了《SHUKYU》日後的編輯方向。10年來，雖然有幾位兼職人員協助營運，但雜誌仍多由他一人主導，每期從一個主題出發，如根源（roots）、身份認同、球迷文化、足球科技、女性、在地（local）等，再依內容邀集最合適的攝影師、設計師組成合作團隊，共同完成一本雜誌。

對大神崇而言，足球的迷人之處不只是球場上的90分鐘，更在於它如何與城市、地方、文化，以及不同的人們產生連結。正值FIFA世界盃進入決賽階段，當全世界聚焦於冠軍預測與明星球員時，La Vie邀請大神崇從《SHUKYU》的編輯視角出發，聊聊那些勝負之外的足球風景。

Q：與足球相遇的起點是什麼？又是在什麼契機下創辦《SHUKYU》？
我從小就對足球充滿憧憬。從9歲開始踢球，一直踢到高中，但大學畢業後，上場的機會也慢慢減少了。直到2011年的東日本大地震，我才再次對足球產生了強烈的興趣。當時，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都生活在不安與低潮之中，而我在電視上看到了地震後舉辦的慈善足球賽，深受鼓舞，也重新體會到足球所擁有的力量。與此同時，我也注意到歐洲與美國開始出現越來越多將足球與時尚、文化結合的媒體，因此萌生了「希望日本也能有這樣一本雜誌」的想法。這正是我創辦《SHUKYU》的契機。

Q：希望透過《SHUKYU》傳遞什麼樣的足球文化？
足球是一項在世界各地都受到喜愛的運動，因此即使語言和文化不同，人們依然擁有共同的語言，我認為它也像是一種溝通的方式。這是我過去11年來感受最深的一件事。無論是在都市或鄉村，人們都同樣享受足球。作為一種任何人都能平等參與的運動，我想沒有其它事物能比得上足球。這些年來，我們在雜誌中探討了許多不同的主題，但我仍然覺得，足球還有非常多的可能性等待發掘。

Q：《SHUKYU》的視覺風格是如何形塑出來的？
在傳達我們想表達的訊息時，視覺和文字都是非常重要的元素。不過，我本身並不負責拍攝，因此這些成果都是仰賴我所信任的攝影師們共同完成的。每一次都深受刺激，我也總是很期待他們會帶來什麼樣的影像作品。至於平面設計，我們則盡可能採用簡潔的設計，因為這樣反而更能襯托出影像本身的魅力，而這同時也是我們一貫的風格。

創刊時，我原本設定一年出版兩期，但在如今這個連販售雜誌本身都相當困難的時代，比起維持固定頻率，更重要的是找到一個能夠長久持續、不必過度勉強自己的出版節奏。對我來說，最重要的還是做出自己真正滿意的作品。

Q：在即時資訊盛行的今天，如何看待紙本足球雜誌的角色與價值？
如果只論資訊傳遞的速度，我認為在當代，紙本出版是最慢的媒體。因此我一直在思考，在這樣的時代裡，雜誌究竟還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從創刊號開始，我們就設有一個「Football Archive」的小型連載單元（整理與介紹日本足球博物館的館藏）。這幾年，我們也有機會製作J.LEAGUE（日本職業足球聯賽）和日本足協的特刊。
對我們而言，回顧這些歷史不只是懷舊，也是創造新事物的重要靈感來源，因此是一項非常具有啟發性的工作。就像社群媒體和網路各自有其不可取代的功能一樣，紙本也有只有它才能承擔的角色。重要的不是只選擇其中一種，而是懂得如何善用不同媒介，讓它們發揮各自的價值。

Q：日本足球文化有哪些獨特之處？這又如何影響《SHUKYU》的選題方向？
日本足球有許多屬於自己的文化，例如歷史悠久的學校社團（部活）文化，以及無論性別、年齡都能輕鬆走進球場觀賽的環境。至於這些特質如何反映在《SHUKYU》身上，我想，它們應該是在不知不覺中，自然而然地影響了我們的創作。
不過創刊初期，我們確實比較有意識地從地域性的角度製作內容，但近年來，只要是我感興趣的主題，不論是哪個國家或地區，都希望能去探討。
反過來說，如果大家能跟我分享《SHUKYU》的哪些地方讓你們感受到日本特色，我也會很高興。

Q：從《SHUKYU》的編輯視角來看，今年世界盃有哪些值得關注的亮點？
關於這次世界盃，我們在最新一期中也訪問了幾位攝影師。對我個人而言，特別關注的是在媒體愈來愈多元的現在，足球攝影與影像表現會如何發展。正因為世界盃是受到全世界矚目的大型賽事，我認為它或許會成為催生這些新趨勢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