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代表力量、火焰、熱情、痛苦、血液、月經、憤怒、 愛、同情，端看每個人如何從自己的生命經驗中萃取想要的解答。這些都是我選用紅色的原因。
在去年11月Camping Asia開幕表演《我是紅》（Portraits in Red）中，舞蹈家萬吉魯．卡穆尤身披紅色布幔，如在血海裡起伏掙扎，如胎兒自母親子宮脫離，掙脫、形塑、瓦解，在投入社會化的衣裙包裹，如增生第二層皮膚或高跟鞋。《我是紅》是萬吉魯以2005年的獨舞作品《螺旋》（Spiral）為基礎，與編舞、戲劇構作羅賓．奧林（Robyn Orlin）合作重新編排的作品。她以紅色為主要意象，企圖喚起觀眾對美的多義想像，也檢視了身體政治背後隱藏的衝突、議題與挑戰。當舞者與布面的互動，被轉化成個體與社會框架的拉扯，對世俗看待女性身體物化與異化提出挑釁，也探索身體綻放的可能性。
為什麼是紅色？
為什麼選紅色，有什麼特殊用意嗎？萬吉魯說，她經常被問到這問題，這時她會反問對方：「那你眼中的紅色代表什麼？」得到的答案有，力量、火焰、熱情、痛苦、血液、月經、憤怒、愛、同情，端看每個人如何從自己的生命經驗中萃取想要的部分，「這些都是我選用紅色的理由。」
雖然《我是紅》想探討社會對女性身體的注視，萬吉魯認為它並非專為女性而作，男性一樣可以透過女性身體的視角，來看待自己在社會設定的美學標準之下，所面對的一切合理與不合理。「不僅美學，還有文化與族裔的框架。」這樣的思考，來自萬吉魯本身的成長背景。
美籍非裔母親嫁給肯亞父親， 為愛遠走肯亞一待就是17年。 萬吉魯在肯亞出生、長大，直到14歲那年，父母為了讓她得到更適合的教育，決定舉家搬回美國麻州，讓她進寄宿學校就讀。
美國社會的文化標籤
青春期的萬吉魯離開了非洲來到美國讀了兩年高中，經歷了文化上的強烈拉扯。「在肯亞，我在外表上屬於主流族群。到了美國，我突然變成少數。即便那些外表跟你一樣的人（指非裔美人）， 即便你在他們身上看到自己的倒影，他們還是不會接受你。」萬吉魯說：「印象最深的是，當時我就讀的高中成立一個『非裔學生組織』，他們追隨黑人主義之父馬可斯．加維（Marcus Garvey，牙買加政治家與記者，力倡黑人民族主義與泛非主義，被認定為黑人民族主義開創者），提出『重返非洲』的口號。但，我是在場唯一一個真正的非洲人，卻沒有人問我意見。這不是很奇怪嗎？」
她無法變成非裔美人的「自己人」，還要面對來自白人同學提出令人無法招架的問題。「你第一次看到這種房子，穿這種鞋子嗎？」「你在非洲是不是養長頸鹿寶寶當寵物呢？」萬吉魯說，在90年代媒體對非洲的形塑依然停留在非常粗淺的階段，造就了「非洲是民智未開 的黑暗大陸，需要接受歐美這些高等國家人道援助」的悲慘形象，這對在非洲生活14年的萬吉魯來說，是最大的文化衝擊。
「非洲的國界，其實是歐洲殖民霸權的產物。誰知道呢，說不定我的祖先也不是肯亞人，而是從盧安達遷徙而來的。在非洲，我們用『恩祖古』（Nzungu）來指稱『外國人』，它是一個中性名詞，但誰知道現在的我，不管在美國或非洲，都成了不折不扣的恩祖古。」她指的，就是被異化這件事。
從頭髮開始關心身體政治
在美國費城天普大學獲得藝術碩士學位後，萬吉魯在紐約開始職業生涯，與當代舞蹈編導Jawole Willa Jo Zollar（Urban Bush Women）、Molissa Fenley（Molissa Fenley and Company）、Nathan Trice、 Dean Moss、Tania Isaac等進行了國際巡演，同時也與影視人才合作。
在非洲，我們用『恩祖古』（Nzungu）來指稱『外國人』，它是一個中性名詞，但誰知道現在的我，不管在美國或非洲，都成了不折不扣的恩祖古。
早在萬吉魯與Urban Bush Women於美國工作時，她們就做了一支舞《頭髮的故事》（Hair Stories）。她們蒐集了許多女人與頭髮的故事，例如猶太女性喜歡用熨斗把頭髮燙直，非洲女性也愛上美容院把大捲髮燙直。他們把這些女人改變天生髮型以符合主流標準的故事，編織進舞碼裡，這次的創作也成為萬吉魯以舞蹈探索身體政治的開端。隨後，她又獨立創作了《螺旋》這支舞，以對當時美國社會興起的整形風提出反動。
2007年她開始常駐巴黎，並在2009年成立舞蹈公司WKcollective，是法國蒙彼利埃創意製作機構camin aktion的合作夥伴。若說萬吉魯在美國經歷文化與族裔政治的衝擊，那麼在法國，跨界的萬吉魯又經歷了新的震撼教育。「簡單地說，就是對女性身體過度性化與異國化（exotification）。」
黑色維納斯的悲劇
歐洲是世界博覽會的發源地，而過去的博覽會中不乏「怪胎動物園」這樣的詭異展示品。其中，素有「黑色維納斯」（Venus Hottentot） 之稱的莎拉巴特曼（Sarah Bartmann），可以說是博覽會的悲劇產物。來自南非部落的莎拉，因為有著巨大臀部而被歐洲人視為奇珍異獸，經常裸體被公開巡迴展示、牟利。這樣悲慘的生活導致她年紀輕輕就染病而死，死後還被賣給自然史博物館加以解剖、研究，並做成標本保存。直到70年代中期，人們逐漸發現這不是科學史上的光輝而是陰影時，經南非總統曼德拉出面斡旋喊話，法國才終於在2002年將莎拉遺體還給南非，以國葬禮遇讓她入土為安。
這故事讓萬吉魯決定在2013年重新編導《螺旋》，讓舞者換上酒紅色維多莉亞式大蓬裙，向莎拉致敬。到2017年，她和編舞、戲劇構作羅賓．奧林把《螺旋》大規模解構、重組，《我是紅》於是誕生了。
循著萬吉魯的個人成長與創作足跡，我們得以認識她處理身體語言與政治議題的演進。「每一次的作品，我總是企圖找尋更新、更深刻的手法。我傾聽社會的聲音，善用直覺來感應這件作品對我發出什麼樣的渴望訊息。我去參與各種藝術表演、展覽、電影，這些都會成為下次作品的靈感跳板。畢竟，創作本身不就來自生活經驗嗎？」
為少數發聲
「我一直覺得，上天賦予我這樣的身體、性別與文化空間，我不能只是為跳舞而跳舞，必須以藝術來達成社會與政治責任，我有義務為那 些被邊緣化的少數族群發聲，否則那些聲音永遠不會被聽到，或被聽到的不夠多。所以對我來說，那些被大眾忽略的故事，往往成為我創作的素材。」萬吉魯說：「因為， 我也曾經是那相對的少數。」
在《我是紅》之後，萬吉魯又推出了《移民的故事》（An Immigrant Story）。她和其他東歐藝術家合作，訪問了十幾位來自非洲與中東難民，創作了這個作品。「外國人、流浪者、難民，或任何出於非自願原因而離開原生地的人，都會在新的領土遭遇挑戰。而你的體能、性別、族裔、教育、性傾向或精神認同的水平，都決定了你將會面對什麼程度的歧視，又要怎麼處理它。」
舞蹈圈也在走向多元
回歸到舞蹈之於萬吉魯的關係，「它對我是療癒的力量，是轉型的契機。」而當全世界都興起「多元包容」的口號，萬吉魯認為舞蹈界也有轉型的空間。「年輕舞者有其活力，但資深舞者懂得如何快速為表演空間帶來獨特能量。我認為不管幾歲，每個人都可以透過肢體經驗來表達自我，讓故事更豐富。」
年輕舞者有其活力，但資深舞者懂得如何快速為表演空間帶來獨特能量。我認為不管幾歲，每個人都可以透過肢體經驗來表達自我，讓故事更豐富。
她舉例，在過去，「懷孕」在舞蹈界是一個禁忌，舞者的身體會出現改變，沒有人會給你工作。但由於社會風氣的改變，有越來越多人生完小孩又重返舞台，這是都是令人樂見的進步現象。「的確，一切都在改變。也許這是從舞者、舞蹈圈，到觀眾、圈外人士集結眾人之力帶來的改變。我總是說，觀眾並不在意舞者的身形如何，年長或年幼，只要是好舞者，你就讓他們上台，把不同的外貌體型正常化，它就不再是個問題。」
而對於觀眾，萬吉魯也有話要說：「觀賞表演時，只要你專注在當下，投入其中，你就會得到很多收穫。只要保持這種好奇與飢餓就足夠，不必一心追求『正解』。所以我常會把問題拋回給觀眾：表演沒有標準答案，你的答案就是答案。只要發揮你的想像力，打開心胸接受它，這就是當代藝術的真義。」
萬吉魯．卡穆尤（Wanjiru Kamuyu）
生自非洲，成長後遊走紐約和巴黎兩地之間。在2009年創立了舞蹈公司WKcollective，是法國蒙彼利埃的創意製作機構camin aktion的合作夥伴。她作為編舞家的作品有《我是紅》（劇作Robyn Orlin，2017）、《相遇的那一刻》（2015）、《螺旋》（2005/2013）以及《當天堂在其接縫處破碎時那又怎樣？》（2009），曾在美國、歐洲和非洲巡迴演出。
文｜Christine Lee 圖片提供｜臺北表演藝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