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的心中，都該有一座寂寞博物館。在創作者的哀戚中感同身受，然後抬起頭來，邁步向前。──謝哲青

從遠距離的擁抱到近身的疏離

大約在一九一○年左右，愛德華．霍普（Edward Hopper）定居曼哈頓，大都會對金錢的貪婪競逐，生活步調的凌亂瘋狂，在在令他感到不安。換了幾份不甘不願的工作，賺一份差強人意的薪水。經濟的貧弱讓他抬不起頭來。原本就不善辭令的霍普愈加退縮，沒有親密穩定的友誼互動，也沒有可以聊天的知心伴侶，偶爾為之的家族通信，讓他覺得自己是可有可無的人。「我缺乏愛。」多年後，霍普在一次訪談中提到：「離群索居讓我迷惘。」

被百萬人所圍繞的寂寞、在人群裡的遺世獨立，逐漸在霍普的畫作中浮現。哈德遜河上的月光、不知名的小鎮、路燈下拉長的影子，他與世界的距離正緩緩拉開。從遠距離的擁抱到近身的疏離，霍普可說是藝術史上最擅於描繪「寂寞」的畫家。透過獨特的冷色調與透視分割，霍普將你我的心靈推向邊境，一個存在於精神世界的蠻荒外緣，將你我心中最深的不安，赤裸裸地披露出來。我知道霍普的不安所謂何來，那是一種害怕被世界遺棄，不為人群所認同，最後，被宣判「你是不存在的人，社會不需要你」的焦慮。尤其在與人群拉開距離後，雖然自由，但也失去一部分的自我，也就是「我究竟所為何來？」「此時此刻，活著的目的是什麼？」存在主義式的自我懷疑，像黴菌一樣，從靈魂幽暗的角落向外增生、擴展、蔓延。當我意識到寂寞如此根深柢固，屆時要連根拔起，可就沒那麼容易了。

禁錮在顏料之中的夜遊者

我走在深夜的街頭，站在十字路口，不遠的轉角，便利超商的看板在黑夜中格外顯目。偌大的玻璃帷幕後，頭上紮著紅色絲帶的年輕女子趴在桌上，一對國中生情侶正在打情罵俏，鄰座的中年男子手拿著咖啡，面無表情地將視線投向前方……似曾相識的場景，都會人習以為常的寂寞，想必，霍普也感同身受。 

畫家的孤獨，是墨綠、靛青與鵝黃融合而成，深夜無人的街頭，一群寂寞的男女在此相遇，這裡不是夜夜笙歌的酒吧，而是美國尋常可見的餐館。巨大的落地玻璃像冰山一樣，將人們的疏離密封起來。畫面的中央，情思各自懷抱的男女，刻意地迴避彼此的目光。坐在最左側，背對我們的男子，啜飲著一個人的心事。身著白色制服的侍應生是唯一置身事外的人，生命中有比寂寞更苦澀的考驗，大夜班的工作，只是生活諸多選擇之一罷了。

〈夜遊者〉將我們的疏離、無言、孤獨與寂寞，禁錮在顏料之中。當年發表的時候，就引起藝術界廣泛的討論。有人說，這是現代男女性苦悶的隱喻。也有人說，它是美國孤立主義的宣言。更有人說，霍普是後現代的先知，他預示了網際網路超連結世代的落寞。太多太多的臆測、太多太多的推敲，每個似乎都有道理，卻又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 這就是藝術偉大，並且迷人的所在，接納所有的解釋，包容所有的想像。對我而言，霍普單純地療癒了我的孤獨。

多年以後，霍普接受專訪，選出三件他個人最喜歡的創作，〈夜遊者〉就是其中一幅。 「一想到深夜無人的街頭，腦海中就會出現它的畫面。」 「是因為寂寞嗎？」 「不是，這幅畫並沒有特別寂寞，我還刻意放大明亮的部分，讓構圖看起來更溫暖。畫面的孤寂感，只是我無心插柳的結果。」 「但是看過畫的人，都說你畫出了人們的孤單與離愁。」 「如果，正如大家所說，」霍普回答：「那也只是某個人的寂寞吧！」 當我凝望寂寞時，寂寞，也以相同的幽暗回應我。 也許，你我就是霍普所說的「某個人」，在畫中，我們窺伺自己的寂寞。一個人孤獨，一個人自由，一個人寂寞，當我們學會和它相處時，寂寞的夜，也會熠熠生輝。

謝哲青

豐富的學養和多領域的涉獵，曾被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報紙專題報導，為華人圈閃亮的藝術、旅行說書人，長期擔任國內各大型藝術文物展策展顧問與代言人。主持《青春愛讀書》，榮獲第五十一屆電視金鐘獎教育文化節目獎。著有《王者之爭》、《歐遊情書》等多本著作，百科全書式博覽，卻又深具獨到觀點的行文風格，廣受讀者喜愛。

本文節錄自圓神出版《寂寞博物館》，更多謝哲青心中最難忘、別具意義的藝術作品，都在《寂寞博物館：20段名畫旅程，收留你說不出口的憂傷》。

這部電影不要你黏在椅子上看，而要你起身走進一棟台灣老公寓，穿梭廚房、客廳、臥室等空間，慢慢拼湊出曾發生在此的破碎婚姻故事。你的移動步伐，將推動故事前進。

這是台灣張碩尹工作室、英國爆炸理論（Blast Theory）共同製作的「互動式電影」作品《Proof As If Proof Were Needed》，於年初拿下2025美國西南偏南藝術節（SXSW）混合實境競賽單元評審團特別獎後，回到台北於7/4～7/20限定兩週展出。

「走進」老公寓，拼湊一段破碎婚姻故事

《Proof As If Proof Were Needed》由蔡弦剛執導，夏騰宏與柯念萱主演，背景設定在一間台灣老公寓，文本圍繞著一個在災難中破碎崩解的婚姻故事。這不單只是一部電影，更是一件觀眾可與之互動的沈浸式裝置。有趣的是，觀眾不需要穿戴任何裝置，而是透過「AI視覺感測系統（AI Computer Vision System）」體驗。

觀眾將置身一座台灣住家的等比例平面圖上，地面標示著4個空間：廚房、客廳、臥室與浴室。每當觀眾踏入其中一個房間，AI系統便會偵測觀眾的移動，切換到該房間的故事。透過在空間中移動，觀眾將慢慢拼湊出一對伴侶曾在此生活的痕跡。

觀眾的「互動」也是看點

由於每場次的觀眾人數可能不只一人，因此觀眾之間發酵的狀態也成為觀看的重點。AI視覺感測系統會在偵測展間的人流後，決定該切換到哪個視角，因此觀眾彼此互相看眼色、牽制與角力，干擾和合作，都成為了觀看作品的趣味。

這部「互動式電影」打破線性敘事，給予觀眾更多摸索的空間，建構出新型態的觀看體驗——作品的敘事仰賴觀眾的移動進行，甚至可以說是「沒有觀眾，作品就不存在。」創作者亦不刻意講故事說明，轉而注重傳達作品的情感氛圍，交由觀眾填補空白。

「我特別喜歡觀察人們如何和作品互動，努力了解故事的樣子，甚至還曾看見觀眾一隻手放在房間、另一腳放在廚房，試驗著試圖混淆系統的滑稽舉動，發展出團隊從未想過的互動的方式。」——爆炸理論業務經理Anne Ruper

為何以「家」為題？一座壓抑籠罩的劇場

「家」一詞往往讓人聯想到庇護、歸屬與安穩，但創作團隊回溯電影史中大衛・林區《驚狂》和米哈伊・哈涅克《隱藏》當中對「家」的詮釋，卻是潛意識中瀰漫壓抑和焦慮的劇場。於是在《Proof As If Proof Were Needed》中，「家」成為觀眾走入作品敘事的核心，當觀眾穿越不同房間，也彷彿在夢境般的空間，探尋此地曾發生的婚姻生活痕跡。這樣的結構不僅回應了潛意識如「記憶宮殿」般的運作機制，也讓觀眾的「觀看」，從被動變成主動的心理參與。

另一方面，家作為最小單位的社會結構，不只受到內部情緒影響，也受到外部局勢的牽動。從歷史和社會脈絡來看，台灣長年受地緣政治影響，有著身份認同的討論；英國社會則長期面對移民問題，及近年的脫歐危機和通膨困境。因此，這次跨文化的台灣與英國團隊，從彼此對「家」的理解出發，重構一個想像的個人空間，並藉此探討所謂「家」的樣貌。

SXSW評審團在授予獎項時表示：「這件作品讓我們感受到迷惘、沮喪和彼此疏離。一開始只是悶燒著，但是最終成為空間、故事、科技和人類行為之間產生了意料不到的聯繫和交會舞蹈。」

以互動性、社會批判串起的藝術實驗

來自英國的爆炸理論（Blast Theory）常透過互動藝術探索社會和政治議題，他們結合表演、遊戲、影像、應用程式、裝置藝術等，將觀眾置於非尋常、甚至令人不安的體驗當中，邀人們透過親身參與日常難遇的景況，開拓看待社會的新觀點。像是在作品《觀看的機器》中，觀眾便被邀請參與一場搶銀行的角色扮演遊戲。

張碩尹與爆炸理論的合作始於2016年，當時他在爆炸理論位於英國布萊頓（Brighton）的工作室駐村一個月。他回憶：「當初觀看到的，是藝術計畫除了成為展覽中的展示品之外，能夠成為溢出社會建制的『事件』。藝術家能夠透過藝術計畫的靈活與機動性，連結各形各色的人事物，進一步成為寬廣世界溝通的管道。」受此啟發，張碩尹工作室在2023年夏天向爆炸理論提案，開始《Proof As If Proof Were Needed》為期一年半的開發與製作，作品於2025年國西南偏南藝術節（SXSW）全球首映，如今回到台北放映。

此次合作延續著張碩尹工作室和爆炸理論對於「互動性」的高度興趣，雙方的作品都時常有意識地削弱藝術家的「控制權」，將作品開放給觀眾參與，在這樣的情況下，觀眾也被賦予了「推進作品」的責任——每個人的行動、決策以及與其他陌生參與者當下的互動，都為作品創造嶄新的意義和火花。

《Proof As If Proof Were Needed》台灣首演

展期｜2025.07.04－07.20，期間不公休

地點｜台北市士林區福華路180號

開放時間｜ 11:00－21:00

今年，瑞士巴塞爾藝術展（Art Basel）發生一場「藝術事變」——不羈的洋紅噴漆線條猖狂地侵佔主展館前廣場，從地面蔓延至牆面、時鐘、水池，甚至覆蓋Art Basel斗大的標誌。這不是惡作劇、也非抗議，而是德國視覺藝術家Katharina Grosse為展場量身作的畫——《CHOIR》。透過具侵略性的線條及張揚色彩，藝術家企圖在受制的環境中，試驗藝術發生的各種可能；也在這人們爭相購入藝術品的場域，創造一件「無法被擁有」的藝術品。

生命有限、無法被擁有的藝術品

傾心藝術，必知Art Basel。這場全球知名的藝術博覽會，版圖跨及瑞士巴塞爾、邁阿密和香港，匯集全球藝術家及藝廊、涵蓋多元流派的創作能量，每年吸引無數買手與藏家前來購藏藝術。在這藝術品買賣不斷發生的場域，Katharina Grosse透過《CHOIR》掀起一場反動——這件作品只存在一週，展會結束便消失，不標價、不販賣，沒有任何人能夠擁有它。

繪畫只能被裱框欣賞？這幅歡迎所有人闖入

從畫布、建築物到城市廣場，都是Katharina Grosse的創作空間。凡是表面，在她眼裡都充滿創作潛力。她以噴繪手法挑戰傳統繪畫的概念，也透過不按牌理出牌的作畫背景，對畫作的「歸屬」提出質疑。

像是她這次為Art Basel創作的《CHOIR》，是一件用工業噴漆繪成、佔據城市廣場的公共藝術，像街頭原生的塗鴉，也像一幅巨大的抽象水彩畫。可畫作該存在於戶外嗎？又該任人踩踏嗎？印象中，明明該被放在美術館裡裱框欣賞？Katharina Grosse嘗試推翻的便是這一道道提問，她將繪畫置於無需預約、任何人都可能經過的公共空間，歡迎所有人參與其中，共演一場「即興表演」。雖說《CHOIR》不能被任何人購藏，但換個角度想，它亦屬於「參與表演」的所有人。

探討人們對控制的執著、衡量藝術品價值的觀點

《CHOIR》僅存在7天的生命週期，背後也蘊藏著Katharina Grosse衡量畫作價值的觀點。普遍來說，長傳於世的畫作會被認為更具價值——若作品能在不斷流逝的時間長河中捱過考驗，時間將為其增值。可Katharina Grosse卻認為，繪畫不一定非要永垂不朽才是強大，對她來說，畫作從不存在到存在、再走向不存在，更能具體體現時間的流逝，這何嘗不是另一種珍貴？

再向內探究，Katharina Grosse也藉《CHOIR》探討著人類對「控制」的執著，以及對「自由」的渴望。她企圖在受制的環境中，試驗藝術發生的各種可能，在這樣的創作概念下，廣場任何地方都是她的畫布——既然如此，Art Basel的標誌被噴了漆又有什麼關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