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專訪藝術家奧拉弗．埃利亞松Olafur Eliasson：世界沒有理所當然，唯有展開你的好奇心

我們是否對一切太習以為常？隨著《你的好奇旅程》（Your curious journey）巡展於2025年6月底來到臺北市立美術館，Olafur Eliasson（奧拉弗．埃利亞松）這位以光影等自然元素探索感官經驗的藝術家，從工作日常、青年街舞歲月、喜愛的音樂到創作思辨與對環境的關懷，與我們分享他那顆永不停歇的好奇心。

「可以說，我一起床走沒幾步路就到工作室了。」Olafur Eliasson如此形容他一天的開始。孩子長大後，他遷離了丹麥的家，改住在柏林工作室附近。自2008年起，他改造了一幢位於城市東北Prenzlauer Berg區的19世紀啤酒廠——在仕紳化之前，占屋運動在此盛行，這一帶曾是龐克、銳舞、嬉皮等反主流文化據點，如今則搖身變為新興文青集散地。5,000平方公尺的廠房空間，大到足以容納下約100名團隊成員，以及模擬自然界彩虹、水流、霧氣與各種光影效果的大型裝置實驗。

為發展來到柏林前，Olafur出生於丹麥哥本哈根。他的父母來自冰島，為了謀生而移居於此。他的父親是漁民的廚師，也是位藝術家；母親則是裁縫師，來自11世紀就存在的古老漁村。4歲時，父母分開了，他開始往返兩國生活。童年的他經常與爸爸在冰島廣袤的風景中徒步、寫生，或航行在極地狂野的海上搖曳；有時，他在祖父母家，眺望對岸半島的斯奈山冰蓋，並著迷於魔幻的暮色。曾經，成為藝術家的念頭單純是渴望父親的關注，「也許我需要認可。」他坦言。後來他確實享受著創作，15歲前後辦了人生第一次畫展，隨後轉身成為霹靂舞者，組了3人舞團Harlem Gun Crew，一路拿下1984年斯堪地那維亞霹靂舞錦標賽冠軍。身體的經驗與大自然，日後成為他的創作母題。

一路走來，他似乎對一切保持開放的「好奇」，談到這次個展正以此為名，為何這件事重要呢？ 「有些領域我知道自己不懂，但問題是，還有太多事我都不知道自己不懂。」他認為，人們習慣把事情視為理所當然，以為自己看世界的方式便是理性，卻忘了實際放開身體感官去擁抱世界。

打開Olafur創作的一天

有時Olafur在夢中就開始工作了，醒來後便延續夢境的思緒。「早上比較有創造力，我可以更好地 感受、預判我做出的創作選擇。」Olafur分享，通常午餐前，他會投入創意、實驗性的思考，至於 材質與不同顏色的考量、這條線該垂直還是水平⋯⋯，「這些不算創意決策，但藝術的力道就在於 理解這些形式選擇，會對世界產生什麼影響。」他一週3天與員工共進午餐，這是與不同團隊成員 碰面、交流的機會。如今，他們的SOE Kitchen甚至發展為實驗場域，連艾未未、NOMA主廚都曾來訪。「我覺得烹飪就像社交的黏著劑，讓團隊成員、食物和土地之間產生美好的連結。」而午餐後精神集中力鬆散下來，他便多做些行政或實際動手的工作；每週3∼4天的傍晚，他也持續進修心理學、哲學和環境科學的課程、工作坊，避免自己陷入思考盲區。

再忙碌，Olafur都會想辦法騰出自己的「園圃空間」，一方無關金錢委託與創作死線的靈感苗園，「即便只有幾分鐘，我每天都會在這空出時間，思考可能發展的藝術靈感。」如同他正在工作室一隅，用各色濾鏡、偏光鏡進行光的實驗，還不確定能否成為作品。他說，在人運用腦袋思考前先有了感覺，在此之前存在著某種潛意識中的直覺，而我們的身體早已有了最原始的反應。

他詩意地形容，「通常創造力的源頭不在工作室裡，而是在世界的某個角落，一種與外界連結的感覺。有時，我可以感受到地板下、房子地基下的星球在旋轉，如果我逆著時針走，就可讓時間慢下來，順著走則快轉了時間。」不過Olafur好像時刻想著創作，算是個工作狂嗎？他略帶無奈地說，世上許多職業是工作時間到了便回家、度假就是放鬆，「但我度假回來，人們會問：你有靈感了嗎？你看很多展覽嗎？你有新作品的想法嗎？」自然，我們也問他有沒有想到台北的展。「我確實會想這些事情，我別無選擇。這意味我根本不算在『工作』，因為我在工作室內外所做的事情並沒有分別。這是做藝術家的特權，也是負擔。」

你還跳舞嗎？你在聽什麼音樂？

從《動作顯微鏡》（Movement microscope，2011）錄像中能一窺工作室的日常，許多舞者也假扮工作人員混入其中，為尋常的規律注入變奏。問起他現在還常跳舞嗎？他笑說當然，自己仍有一些好舞步。他有時會在社群媒體上滑過數百個舞蹈與動作影片，「很有趣，我能在身體裡感受到一股能量，好像也被他們鼓勵去跳舞。」跳舞令他認識了身體。他坦言自己從小不擅長足球等運動，直到青春期的15歲，一次在街上撞見有人跳霹靂舞、機械舞，「突然一切都改變了，這是個頓悟。那一刻開始，我像機器人一樣移動，機械式地走到車站，差點錯過火車。」他笑說自己一定像個怪人，連續3個月的模仿令媽媽都受不了。「這就是一種藝術形式，我透過藝術、透過文化表達自己。」他解釋，後來投入藝術家生涯並非轉換跑道，舞蹈放大了他的感官，讓他意識到身體的速度與時間感、自身與周遭的空間關係，將一切都聯繫在了一起。

那段跳舞、在街頭塗鴉的日子，也令他愛上代表反抗精神的嘻哈樂。「嘻哈樂很直接表達情感。」Olafur說。聽什麼取決於心情，電子樂則創造出令他安放情緒的空間，現在柏林豐富的音樂場景正「餵食」著他的靈感，令他樂在其中。他是電子樂先鋒Richie Hawtin的忠實粉絲；他與欣賞的英國電音鬼才Jamie xx一同參與當代芭蕾舞《Tree of Codes》（2015）的製作；因藝術收藏，他認識了活躍柏林的韓國電音DJ Peggy Gou，不僅為她2024年的單曲〈1+1=11〉執導MV，還在片中跳上一舞。「播放音樂時，我感覺自己被音樂所傾聽。」他認為音樂深具包容性，承接並映照出他日常中忽視、未滿足的那些情緒與需求，就像鏡子一樣。所有形式的藝術正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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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Olafur的作品較少直接應用音樂和聲音本身，「我更想了解聲波如何運作，以及如何改變我們對世界的感受。」他稱之為「心理聲學」，如同在2024年紐約Tanya Bonakdar藝廊個展《Your psychoacoustic light ensemble》中，他受到克拉尼沙粒圖形實驗的啟發，將音波轉化為光的視覺印象，塑造出柔和的音景，與僵固的建築空間形成對照。

用藝術拆解感官，以體驗重探自然

舞蹈也令Olafur更細緻地與自然對話。1990年代的早期作品中，他已大量汲取自然為靈感。他反覆拆解人的感官機制，如同他著名的〈美〉（Beauty，1993），作品總留下人為設計的線索，讓觀眾沉浸之餘，也能反思體驗的製造過程。過去，空間更多是承載他想法的容器，然而在Bruno Latour、Jane Bennett和Timothy Morton等思想家的啟發下，令他反思空間乃至大自然本身並非被動角色。他解釋：「它們會主動影響空間中的活動，改變你的行為模式、你與環境或他人的互動方式。環境本身也是整個行動者網絡的參與者之一。」

Olafur點出，一般人習慣將文化與自然視為對立面，認為文化是人為，自然則是原始未開發。可如今，要找到完全不受人類影響的純粹自然幾乎不可能。他舉例：「我們對山的理解，那理解本身就是文化的詮釋，對吧？」這正是女性主義暨環境哲學家Donna Haraway所說的「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概念。他進一步指出，人類數百年來為了利益不斷開發有限資源、犧牲原住民族，才「發現」自然是如此脆弱。如今冰川持續融化，亞馬遜雨林大片消失，即使人類現在停止破壞也無法阻止這態勢了。「我們已經跨越了自然的臨界點。」創作的轉捩點發生在2015年，Olafur在巴黎COP21氣候峰會展出《Ice Watch》系列第2部作品。這是他首次精確計算出，將12塊格陵蘭冰川運送到巴黎的碳足跡。那時起，團隊開始更有意識地審視藝術創作對環境的衝擊：從材料使用、展覽製作到作品運輸，整個流程都成了不斷反思的課題。

給台灣與未來世代的備忘錄

藝術激發人的情感。Olafur觀察到，許多人可能感到被社會邊緣化，覺得自己根本不重要，於是對外界漠不關心。「我們正身處一個變化速度快到難以理解的世界。」他坦言，面對資訊爆炸的過度刺激，自己也常感到麻木，這其實是一種自我保護。「放下防備心，不再保護自己，確實讓人更脆弱易傷，但我們也因此看見更多、感受更為深刻，對周圍事物更加敏感，甚至開始注意到平常容易忽視的那些溫柔、細微之處。」2024年，他在倫敦、首爾、柏林、紐約4城展開《Lifeworld》公共藝術計畫，拍攝各城市實景，再將畫面扭曲並模糊，轉化為柔和朦朧的抽象影像，取代公共空間螢幕上那些刺激感官、人們太過熟悉的大型廣告奇觀。他希望令人們放緩腳步，重新注意到自己與周遭環境。

我們也不免討論到AI潮流，Olafur說，他們很早便聘請AI專家，但AI的發展遠比想像中要快，甚至已滲入他們的工作流程中。不過，他強調自己還未創作所謂AI藝術。「我們對AI很審慎，不想不假思索就使用可能對環境有害的技術。」尤其AI是相當耗費電能的技術。「世上大部分晶片都來自你們國家。」談到此，他想藉機向台灣讀者與未來世代提問：當AI接管60%、80%的勞動力時會發生什麼？氣候危機同樣影響深遠，我們該怎麼做？「我相信會有解方，但如果我們都不談這些問題，就永遠不會有行動與答案。」

Olafur要對抗麻木。他引述哲學家Alva Noë的概念，認為人們並非被動接收體驗的消費者，體驗需要人們親身參與其中才會真正發生。「這也表示如果付出努力， 我們可以改變現實世界。」他談到，台灣地緣靠近中國，卻擁有自由、民主、同性婚姻合法化，是了不起的成就。然而，許多人以為這些是既定事實，歐洲人更是如此；這態度也反映在人們對氣候變遷的視而不見。「如同Bruno Latour《著陸何處》所說，看看我們腳下的東西。」他總結：「不要把事情視為理所當然，那是失去它們的第一步。」永保敏感的好奇心，這很不容易。

《奧拉弗．埃利亞松：你的好奇旅程》

展期｜2025.06.21 – 2025.09.21

地點｜臺北市立美術館 一樓 1A、1B 展覽室

_{文｜吳哲夫　口譯｜錢佳緯
攝影｜登曼波　攝影助理｜郭治緯　燈光助理｜李晉捷
圖片提供｜各單位}

_{更多精彩內容請見 La Vie 2025/7月號《Olafur Eliasson藝術特輯》}

每年10月的諾貝爾獎得主揭曉時，總會迅速佔據全球媒體版面。不過你是否也想過，這些得主的手繪肖像究竟是出自誰手？

諾貝爾獎得主手繪肖像源自一個無心之舉？

2012年時，視覺藝術家Niklas Elmehed受邀擔任Nobel Media的藝術總監，負責諾貝爾獎公布期間的所有視覺內容。那一年，他因為找不到部分得主照片、無法將照片發布於諾貝爾獎的官方數位平台，索性拿起黑色麥克筆，快速勾勒出人物肖像。隔年，他也採用了相同的做法，後來有幾張肖像被新聞媒體採用，之後，Niklas Elmehed接下了為官方肖像建立視覺風格的工作，並構思出以黑色輪廓線搭配藍色與黃色陰影的呈現方式。

從藍黃配色到金色主色調

後來，諾貝爾獎官方決定以金色作為諾貝爾獎公布視覺設計的主色調，並希望能呈現出金色的質感，因此，Niklas Elmehed調整了2014年至2017年採用的藍黃配色，改為新的金色風格。他嘗試了許多不同的金色顏料，最後選擇了一種極薄的金屬箔，它可透過特殊膠水貼附在畫作，再搭配白色背景上的黑色輪廓線，形塑出鮮明且獨具辨識度的肖像風格。

粗黑線條營造強烈視覺印象

而之所以使用粗黑線條來繪製諾貝爾獎得主，也是因Niklas Elmehed考量到得獎名單公布後，會迅速發布於全球網站上，如此既能營造出突發新聞般的即時感，也能帶出強烈且獨特的視覺印象。

當然，你一定也會好奇Niklas Elmehed究竟會在得獎名單公布前多久收到名單，以便提前繪製肖像。對此，他表示，這是他最常被問到的問題，但由於諾貝爾獎的公布流程涉及保密規定，相關細節無法對外公開。

另外，除了繪製諾貝爾獎得主肖像，Niklas Elmehed大部分時間會投入多個不同的藝術創作項目。其餘時間，則會為諾貝爾獎以外的其他客戶創作視覺內容，有興趣者也可關注Niklas Elmehed的IG。

如果有一天，AI 能替我們做完所有事，人的創造還剩下什麼意義？這是真鍋大度近來反覆思索的問題，趁著臺中市立美術館個展《關係時態－超越模擬的生命形式》開展，他聊起這些年與 AI 一起創作的經驗與思考。

➣本文選自La Vie 2026／10月號《2026島嶼麵包風景》，更多精彩內容請點此

走在新媒體藝術前沿，很難避開最新的科技趨勢—幾乎等同當今「AI」一詞的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LLM）。真鍋大度回憶，他真正大量將 AI 應用於創作中，跟大多數人一樣，是 2022 年前後 ChatGPT 以 GPT-3.5 面向大眾的時間點。但他其實起步得更早：手勢辨識、表情辨識大約從 2009 年就開始使用；如今常說的神經網路、深度學習，則是 2015 年左右接觸；到了 GPT-2 問世時，他也嘗試過把文字生成放進作品裡。

這次的個展《關係時態》，出發點之一正是他對近來熱議的「AI 代理蜂群」（Agent Swarm）概念的想像。他觀察到：「現在的 AI 大多還是透過一對多或一對數十的 AI 代理（Agent）運作，但我認為往後會走向一對一百，最終演變成 AI 代理獨立自主、不需人類介入就能創作各種東西的時代。」他假設，如果集合 10,000 個 AI 代理，這個群體會擁有什麼樣的智能？讓 10,000 個代理協力完成一首曲子，又會是什麼模樣？而當事情都交給了 AI 代理，人又在經歷什麼？

他對這層關係感到好奇，逐漸察覺：人下達指令、等待回應的同時，AI 正以另一種速度運算、累積，某種特殊的關係，便在彼此不同步的時間裡慢慢生成。「時間其實有好幾種尺度。最基本的，是人類本來就有的時間；再來是 AI 帶來的時間—像我自己要做什麼事，也越來越常拜託 AI 幫我想、幫我做；更微觀的，還有神經細胞、大腦裡運作的時間。我希望能做出一件作品，以空間與音樂橫跨這些不同的時間軸。」

真鍋大度

身兼藝術家、程式設計師與作曲家，2006 年創立 Rhizomatiks，跨足程式、音樂、視覺藝術與表演。早期作品以肌電訊號等生理數據轉化為聲音與影像，探索身體與科技的回饋關係；近年研究延伸至神經網絡、腦類器官等生物系統，並進一步拓展至由人類、人工生命與 AI 代理構成的社會系統，探討適應、突變、湧現等生物過程如何成為生成音樂與影像的原理。他曾參與 2016 里約奧運閉幕式東京接旗儀式的技術與視覺設計，並與坂本龍一、Björk、Perfume 等藝術家合作，作品發表於 Ars Electronica、MUTEK 等國際藝術節。現主持 Studio Daito Manabe，探索生命、AI 與社會互動下的音樂與視聽展演未來。

當關係在不同的時間尺度交織

臺中綠美圖 3 個空曠的展間裡，真鍋大度只各放入 1 件作品。他原本也考慮過分割使用，但轉念一想，能在如此規模的場地舉辦個展的機會實在難得。他解釋：「平常我們看展時透過喇叭或耳機聽到的，大多是雙聲道輸出，這次每個房間各自都成為了一件樂器，那是只有親臨現場才能感受到的聲音體驗。」

其中，展覽室 A 是預先大量運算、完全不需觀眾輸入的「人工生命」與代理蜂群互動紀錄，這些人工生命如細胞一樣，依規則移動、攝取資源、增殖與死亡，衍生出不同系譜，而上層則有負責分配資源的 AI 代理蜂群彼此提案，在相互批評中擬定分配策略，牽動這些生命接下來的演變；展覽室 B 讓觀眾走入其中，人們的走動與駐足會擾動場內的人工生命，上層的代理蜂群同樣持續觀察，並調整、優化這些生命的行為；展覽室 C 則讀取觀眾的動態，將其化為刺激，輸入一套以雄性果蠅完整中樞神經系統的連結圖譜所改造的合成神經系統，訊號沿神經元傳遞後化為聲音與光，觀眾聽見、看見之後的下一個動作，又成為這套系統新的輸入，人與神經系統之間的循環，就這樣在展場中反覆進行。

乍看之下，《關係時態》與他 2024 年在 Grand Green 大阪文化空間 VS. 的個展《Continuum Resonance》機制相近，背後的運作方式卻截然不同。「大阪展覽是由人用演算法設定規則；這次則是用代理蜂群來判斷當下的狀況。」判斷在展覽室 B 每秒進行一次，在展覽室 A 則是事先完成。他補充，過去所謂的互動，多半是寫好的軟體固定不變，感測器偵測到動作便觸發聲音，人一動聲音就明顯跟著變；許多展覽標榜不會聽到重複的聲音，其實也只是輸入不同而已。「我這次想做到的是，連系統本身也持續在變化。」有了代理蜂群居中判斷，觀眾的一舉一動不再立即換來回應，而是讓聲音一點一點改變。

不過，他也坦言演算、反應的過程需要時間。「簡單的問題現在已經能即時給出答案，但要代理推敲複雜問題的答案時，處理速度還沒快到稱得上即時。」這段延遲，反倒讓人意識到時間的存在。「人也一樣，白天發生的事睡一晚再想，結論可能就不同了。有些事不用思考，最快的反應像是石頭飛過來時眼睛反射性閉上，那幾乎是在極短時間內就被處理掉的反應；有些需要時間判斷，有些甚至得花上一整晚，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時間尺度。」於是他將運算拆成兩部分：能即時完成的在開館時進行，需要更長時間的運算，則延續到閉館後的深夜。

展覽室 A 的虛擬世界在開館前與夜間也持續運算，從累積的成果生成隔天的影像與聲音；展覽室 B 與 C 也會將累積的狀態延續到隔天。觀眾每次走進展間，看見的都是由不同歷程隨時間推展所形塑的世界，也能感受不同的時間維度在此交織。

從身體電流到尋找生命的演算法

談到創作，真鍋大度笑著說：「我覺得自己創作時，其實滿憑直覺的。」就像他做 DJ 的經驗，得先確立自己偏好的音樂類型，才有辦法從茫茫音海裡選出要的曲子，「我大概比較喜歡聽得出實驗性，或是能感受到『跟別人做法不一樣』的那種用心的曲子，這或許也是我『作家性』（藝術家個人風格）的一部分吧。」這也像他長年走在新媒體藝術前線的心態，他說：「每個時代能用的工具不一樣，我的興趣也跟著改變，會盡量挑戰完全不同的東西。」

回顧真鍋大度的創作生涯，是音樂、數學與科技 3 條軸線的交會。成長於東京，他自小便展現數學與電腦程式的天份，家裡沒買紅白機，他就用個人電腦自己寫小遊戲玩；國中家裡裝了有線電視後，他意外接觸到音樂頻道 MTV，從此一頭栽進音樂，練習取樣（sampling）、做自己的 DJ track。

考進東京理科大學數學系後，他漸漸察覺自己不適合投入數學研究，反倒是讀到希臘裔作曲家暨建築師 Iannis Xenakis 的著作《音樂與建築》時，驚覺早有前人以數學理論作曲，這才將數位工程與音樂創作結合的念頭放進心裡。畢業後做了一陣子電腦工程師與網路新創工作，經歷一段空窗期，他更確定自己想走音樂相關創作，卻不是典型職業音樂人的路線。為了理解新媒體藝術，他到岐阜縣情報科學藝術大學院大學（IAMAS）進修，也是在這裡，他才意識到藝術創作不必被常規綁住。

2006 年，他與同學們共同成立日後知名的 Rhizomatiks。他開始捕捉人體資訊轉化為聲音與影像，例如 2008 年，他感測自己臉部肌肉的電流，再將音樂節奏訊號轉換成電流反過來刺激臉部、牽動表情，並把過程紀錄上傳 YouTube，其中一支〈electric stimulus to face〉意外爆紅，當時吸引 160 萬次觀看，打開他的國際知名度，也讓他受邀參與林茲電子藝術中心重新開幕的活動。

同一時期，他與擅長硬體的石橋素（日後加入 Rhizomatiks）合作〈particles〉（2011），把資料轉換成視覺與空間裝置；2010 年起，他與電音女團 Perfume 展開長達十餘年的技術合作，持續累積技術與表演者身體之間的默契；2014 年，他與坂本龍一首次合作，為札幌國際藝術祭製作〈Sensing Streams - invisible, inaudible〉，用感測器偵測人類無法直接感知、來自大自然的電磁波，將資料分別轉換成影像與聲音。

到了 2015 年，他與舞台設計暨編舞家 MIKIKO、舞團 ELEVENPLAY 合作的《border》系列，真人舞者與無人機、機械裝置在舞台上彼此牽動，模糊了人機的邊界；單純的資訊轉譯之外，他開始尋找起雙向的回饋與共同調節（co-regulation），而 2018 年的《discrete figures》正是一例，他與媒體藝術家 Kyle McDonald 合作，讓機器學習演算法捕捉舞者的動作即時生成虛擬舞蹈形體，在台上與舞者共舞；2023 年，與雲門舞集藝術總監鄭宗龍合作《波》，經 AI 運算收集的舞者身體資訊後反過來生成編舞素材，又回頭形塑舞者的身體。

2019 年，他與腦資訊科學家神谷之康合作〈dissonant imaginary〉，一腳踏入腦科學領域，更在 2025 年與軟銀、東京大學池內研究室合作發表《Brain Processing Unit》，叩問意識從何而來、人類又為何會對節奏與音樂產生反應。他也與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卓瑞爾河岸天文台、搜尋地外文明計劃（SETI）等機構展開科研合作。在他的作品裡，生命本身開始被視作自行運算、演化的系統。

在歷史轉折點上，望向 AI 之後

這次是真鍋大度以個人名義發表的首個海外個展。問起這與他在 Rhizomatiks 和其他藝術家的共同創作有何差異，他卻表示其實沒什麼不同。在 Rhizomatiks 時，他會期待作品帶有團隊的風格，也會盡量為不同領域專長的優秀成員打造能發揮所長的舞台，「但最關鍵的還是概念，這些必須由我自己去構思。做藝術計畫如果只照別人說的去做，或許還更輕鬆；真正困難的是，在這個時代應該創作什麼？又該對哪個領域抱持什麼樣的問題意識？」

面對當今 AI 的發展，真鍋大度觀察到：「與其說是一股熱潮，我覺得更像是人類歷史正站在一個非常巨大的轉折點上。」他以自己為例，會寫程式、以前懂一點數學，這些才能與技術多少是運氣好才能擁有，「但幾乎所有事情都能由 AI 做到的時代已經近在眼前，這些能力可能不再有意義，所有人都會變回普通人。人類還能享受這種知性樂趣的時間，或許所剩不多了。」當人們討論的多半是要讓 AI 做什麼、怎麼下指令，他在意的是更根本的問題：在 AI 之後，生命到底是什麼？人存在的意義又是什麼？

這也回到了《關係時態》展覽的起點。他想探問的是 AI 代理集結成群的可能性，與這背後「人工生命」這個由來已久的概念——就像蜂群或鳥群，單一個體的行為或許簡單，聚集成群時卻會展現出超乎個體的智慧。「我想把人工生命作為群體所展現的智慧放進作品裡，看看能做出些什麼。」或許在他看來，關鍵在於人類與 AI 能否真正地共同創造。

真鍋大度個展《關係時態—超越模擬的生命形式》

展期｜2026.10.03－2027.01.03

展場｜臺中市立美術館 展覽室 A、B、C

售票資訊｜一般全票100元／臺中市民50元／65歲以上及未滿6歲免費

_{文｜吳哲夫　口譯｜雷依蓁　圖片提供｜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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