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孕育的子民組成了杜拜最大、最重要的民族團體。多達一百九十萬名印度人住在阿聯——本國國民大約一百萬人，印度人將近兩倍，大約有一半住在杜拜，人數超過本國國民，比例大約是七比一。
印度供應了杜拜大部分的人才：幫杜拜的帳簿核對金額的會計師、為杜拜設計建築的建築師、處理數據的財務長，很多都是印度人；手持手術刀和接生的是印度醫師；印度銀行家和經紀人在計算現金和管理投資組合。印度人擁有一萬一千家阿聯的企業，超過本國國民以外的任何團體。從一九四〇年代開始，他們就控制了一大部分杜拜的零售業。
印度也供應了阿聯一百五十萬建築工人中最大的部分。他們的肌肉就是讓杜拜從沙子裡升起的槓桿。
「英雄」這個字最近被人用得太浮濫，尤其是在美國。但是這些勞工是世界各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些人。他們在艱困而危險的情境中辛苦工作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他們像苦行僧一樣，住在號稱以炫富為品牌的城市裡。他們從雇主身上榨出來一點點現金就立刻匯回家。至少對他們的家人來說，他們是英雄。
杜拜並沒有善待這些人、沒有讚揚過他們。他們建築的壯舉不代表他們就能分享到工程所產生的財富。杜拜反而是把他們藏得讓人看不見。大多數的人都在沙漠中生活拮据的勞工營裡吃飯睡覺，只能遠遠地看著他們犧牲了許多才蓋起來的天際線。
建設杜拜的勞工不只是印度人。他們來自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中國、斯里蘭卡、北韓和一些其他的地方。就他們家鄉的市場來衡量的話，他們賺來的薪水只剛好夠慫恿一個男人拋妻棄子，在全世界最酷熱的地方一週辛苦工作六十小時。
「他們就像蠟燭，燃燒融化只為了照亮別人。」夏姆舒頓說，他是個處理杜拜印度工人財務問題的顧問。「愛變成了給他們家人的錢。他們說：『我的人生完了。就讓他們過得舒服吧。』」
墜落而死
建築工作很危險。尤其是在杜拜。這座城市有六千處工地，卻只有十六位督察員。這樣是把很重的安全預防工作都留給各個公司。標準從合理到忽視都有，反映出承包商祖國的作法。
每年都有數百位工人死於工作崗位上，但是確切的數字不清楚。二〇〇四年，《建築週刊》（Construction Week）雜誌報導有八百八十名工人死在阿聯，大多數都在杜拜。杜拜政府則報告，當年度只有三十四起工地死亡案件。
有位工地安全訓練員告訴我，二〇〇七年在阿聯大約有八百名工人墜落而死，超過美國的兩倍。他說墜落是這座城市最主要的職場殺手。阿聯發生的墜落死亡中，有百分之六十的受害人還是有穿戴安全背帶。這些勞工是因為懸吊在繩索上而死。這位安全專家要求不要引述他的姓名，他說杜拜的救援服務並不熟練、速度也不夠快，在被吊掛著的人死於所謂的「懸吊性創傷」（suspension trauma）之前來不及救他們。血液會淤積在他們的腿部，讓氧到不了大腦。他們失去意識，不到一個小時就會死亡。在十字架上殺死耶穌的就是這種狀況。
勞工自己也有缺乏訓練的狀況。建造摩天大樓的人大多來自印度最貧窮的角落裡種田的農村，這些地方從事的大多是養羊種稻。「在這裡，悲哀的是勞工是消耗品。」這位專家說。「這些人真的沒有技術，他們會碰上真的很愚蠢的意外。」
印度勞工的另一個問題是腎衰竭。在杜拜的高溫下工作已經夠折磨了，可是工人喝的水又不夠，他們的腎臟就承擔了後果。馬修引述的一份調查提到：從波斯灣回到喀拉拉邦的人有百分之七十回家時都有腎臟問題。腎衰竭在摩天大樓的工作人員身上尤其常見，因為廁所遠在地面層。這些在高樓層辛苦工作的人不想花時間一路走下去尿尿，所以他們喝的水都不夠。
為愛勞苦
馬修（C. P. Mathew）是社工，處理被杜拜虐待拋棄的人。他為一個叫「愛之谷」（Valley of Love）的慈善團體當志工。這個單位的資金並不充裕。他的辦公室位於杜拜藍領階級住的古塞爾亞（Al Ghusais）社區裡，一棟骯髒的商業大樓三樓，在一間叫做「大眾餐飲」（Public Cook）的餐廳樓上。
馬修這個男人有張娃娃臉，還有神父似的安詳神情，他坐在玻璃桌面的桌子前，上面有台筆記型電腦。他捲動過一連串的照片，訴說每個人的故事。
咔嗒！這張臉是個恍惚的男人。他茫然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下巴開開的，嘴角有一小片唾沫。一條塑膠管穿過他脖子上的洞。「他是植物人了。」馬修說。「他的公司不合作，所以我們會代表家屬控告他們。」
「我有一堆這種東西。」他說。
這個人的名字叫巴瓦拉 ‧ 穆拉 ‧ 藍姆（Bhawarlal Mulla Ram）。他五十歲，在杜拜一間名叫太陽工程（Sun Engeineering）的建設公司當石工。二〇〇七年一月，他正在幫忙一座兩層樓高的混凝土板灌漿，當時把混凝土板撐高的支撐架突然崩塌，另一個人當場死亡，但是巴瓦拉活了下來——算是吧。他的傷勢包括了嚴重的腦部損傷。
我在神經科長期病房找到巴拉瓦的時候，他已經在拉希德醫院（Rashid Hospital）躺了將近兩年。病房裡塞了十幾個扭曲變形的人，幾乎所有人的喉嚨或鼻子都伸出了餵食管、床邊懸掛著尿袋。病患中只有一位能說話，而且只能講點含糊不清的字。這些人本來都是健康的，卻在建設杜拜的時候不是被車撞就是受了傷。除了兩位之外都是印度人。
巴拉瓦在他的病床上看起來並不舒服。他躺臥著，頭轉向牆壁，正在喘氣。汗水蓋滿了他的臉頰，讓他的頭髮糾結在一起。他的眼睛快速地移動著。他似乎處於無盡的壓力之中。「哈囉，巴拉瓦。」我說。他握緊拳頭，屈起手腕，兩隻手臂緊緊地壓在胸口，護士還得用毛巾把手臂包起來。他的嘴裡時而就會冒出一陣汩汩聲。
馬修拿出巴拉瓦在印度拉加斯坦（Rajasthan）的家人照片。這是他的妻子、祖母、母親，每個人都是哀傷的表情，穿著色彩鮮豔的紗麗（sari，印度女性傳統服裝），坐在滿是塵土的院子裡一棟水泥小屋前。巴拉瓦十幾歲的兒子站在一旁，穿著襯衫和長褲。因為父親不再寄支票回來，所以這個男孩已經輟學去工作了。
這家人太窮了，沒辦法提供他餘生所需的長期照護。馬修說，如果有錢可以支持的話，送他回家會是有價值的。家人的親情有時候會幫人脫離昏迷。但是對這個重傷的石工或是他的家人，太陽工程什麼都沒給。
「他們沒有人寄錢，沒有人養家了。」馬修說。
「公司什麼都拒絕付嗎？」我問。
「沒有法律。」馬修解釋。「沒有人可以逼他們付一塊迪拉姆。」
他就這樣陷在神經科病房裡。太陽工程的人事經理伊斯瑪意爾（T. V Ismayil），告訴我太陽工程沒有給家人殘障給付，以補償他們失去了養家活口的人。伊斯瑪意爾說，公司所能提供的有其限制。他會同意付六千美元讓他在印度治療，但他覺得巴瓦拉在杜拜比較好，在這裡公司的醫療保險可以付他的醫藥費。「我們沒辦法拿錢給他的妻兒。我們不知道誰是他的合法繼承人。」伊斯瑪意爾說。「公司沒辦法負責一家人全部的生活。」
馬修說，他被迫只能到太陽工程在索納普的勞工營去向巴瓦拉的同事募款，而這些是杜拜最貧困的一群人。
本文出自La Vie出版《黃金之城，杜拜》，更多關於黃金之城的神秘文化與現代化過程都在《黃金之城，杜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