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都在挑戰時尚圈的殘酷與現實！《Vogue》前編輯顧問André Leon Talley：我靠自己爬上來，也會獨自走下坡

「我多希望時尚是個可以輕鬆度日的領域。它很冰冷嚴酷，你必須跨越很多冰山。很殘酷，但也令人振奮。」紀錄片《時尚教父的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André）上映前，André Leon Talley對《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表示。這位身高有200公分的時尚編輯暨造型指導，即使已經在時尚圈打滾數十年，提起這部講述自己人生的紀錄片，仍然顯得局促不安。

在紀錄片發表前，他特別前往紐約哈林區，向設計師Dapper Dan訂製了一件可雙面穿的卡佛坦長袍（caftans）。André Leon Talley親自挑選長袍的布料，整體設計以Gucci金色和紅色中國風的織錦圖案構成，這樣的構思不僅反映Dapper Dan的經歷，也呼應了André Leon Talley不尋常的人生。長袍伴隨著他出席電視訪問、試映會及其他許多與電影有關的場合。

 

Griffin Lipson（@griff_lipson）分享的貼文 於 PDT 2018 年 5月 月 22 日 上午 6:28 張貼

「我想讓人們知道，我對一位黑人終於在凶殘、冷酷的時尚界中得到他應有的尊重，是多麼地驕傲！」André Leon Talley在介紹長袍的來歷時表示。

 

Greg Walker（@greg.walker.520）分享的貼文 於 PDT 2018 年 3月 月 19 日 下午 3:03 張貼

 

The STYLEMONSTERS（@thestylemonsters）分享的貼文 於 PDT 2018 年 5月 月 25 日 下午 3:19 張貼

Dapper Dan在80年代因為大膽翻玩精品品牌商標而走紅，引來Gucci及Louis Vuitton等多家品牌不滿，在這些品牌訴諸法律行動後，被迫關閉了哈林區的門市，此後低調沉寂了十多年。直到2017年，Gucci在2018早春系列中，使用了他在80年代就曾推出過的泡泡袖設計，才又重新成為時尚界的焦點。

André Leon Talley向他訂製長袍，公開對他重新被認可表示欣慰，這不僅是對Dapper Dan的認可，也多少反映了他是如何看待自己身為非裔美國人，在時尚界打拼多年的經歷。

樸素與豪華兼具的童年

回顧André Leon Talley的人生，膚色永遠扮演重要的角色。1949年出生於華盛頓特區的他，在北卡羅萊納州德罕鎮（Durham, North Carolina）由外祖母所帶大。他身為清潔婦的外祖母，一輩子都在清理別人的房子，自己家裡更是一塵不染，André Leon Talley不只一次公開表示，他小時候的家，是樸素與豪華的綜合體，他們的房子或許十分簡陋，每年融雪時總是漏水，但卻永遠乾淨舒適得像王宮一樣，木地板用蠟擦得雪亮。

「我在離家前，從沒用過沒被燙平的毛巾。」2003年他在回憶錄《A.L.T.: A Memoir》中寫道，「我從沒意識到後來我會多想念這些。」

外祖母對生活的嚴謹態度，不僅給了他安定快樂的童年，也直接啟發了André Leon Talley對時尚的興趣。在他小時候，每週上教堂作禮拜，是社區裡最重要的事，因此所有人，總是盛裝打扮，要把最好的一面展現出來。

「你會看見女性非常美麗的一面，美麗的作禮拜帽飾和手套。這些都不是生活富裕的人，但他們有最棒的風格，特別是在星期天的時候。」他在2003年告訴《休士頓紀事報》（Houston Chron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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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友善的世界

然而，融洽緊密的家庭生活，並不能完全保護他在成長時不受外在世界影響。André Leon Talley成長於1950、60年代的美國南方，當時南方實施嚴格的種族隔離政策，非裔美國人不論在學校教育、工作，還是公共生活上，均受到排擠打壓。就像所有團結又信仰虔誠的非裔社區一樣，他的家人與鄰居面對不友善的外在世界，態度顯得堅韌又不服氣。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外祖母不允許白人到家裡來。那是她的規矩，唯一能進我們家門的白人只有驗屍官。」2003年André Leon Talley接受《Interview》採訪時表示。

他當時就讀的學校只有黑人，初中時的法文老師及圖書館裡的時尚雜誌《Vogue》對他影響非常大，在別的青少年都在打籃球東奔西跑的時候，這個高大的古怪小子總是把自己關在家裡，讀小說看雜誌。

「《Vogue》是我的嗜好，在我之前，家裡從來沒人買過這本雜誌。」André Leon Talley表示，「當時星期天作完禮拜後最重要的事，就是洗完碗後穿過鎮上的白人社區，找到在週日還有營業的書報攤，這就是最快樂的事。」

「在我去報攤的路上，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的白人學生會從車子裡朝我丟石頭，但我就是繼續走，一個月兩次去報攤買新出刊的《Vogue》，當時它還是一個月出刊兩次。」André Leon Talley表示。

André Leon Talley 1966年從高中畢業，優異的成績讓他獲得北卡羅萊納州中央大學（North Carolina Central University）法語文學獎學金，1970年畢業後，他又獲得常春藤聯校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的法語研究獎學金，在布朗大學期間，André Leon Talley認識了許多對創意抱有熱情的朋友，他於1973年取得藝術研究碩士學位，論文的研究主題是法國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不尋常的時尚新人

獲得碩士學位後不久，André Leon Talley前往紐約，申請成為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s）服飾典藏館（Costume Institute）的策展志工，當時《Vogue》前總編輯黛安娜佛里蘭（Diana Vreeland）在那裡擔任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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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na Vreeland對他的影響非常大，André Leon Talley回憶在他第一次見到這位後來成為他導師的傳奇時尚編輯時，因為太緊張害怕，一度還躲在柱子後面。但Diana Vreeland在看過他打理的展品後，立即要求他留下，協助她策劃年度展覽《好萊塢的浪漫迷人設計》（Romantic and Glamorous Hollywood Design），而且在策展順利完成後，引薦他去藝術家安迪沃荷（Andy Warhol）的工作室以及旗下雜誌《Interview》雜誌工作，開啟了他的時尚編輯之路。

 

Brando Woodrow Warhol

「Vreeland女士的教誨每天都跟我在一起。她教會了我服裝的語言、風格的語言。」在紀錄片中，André Leon Talley滿懷感激地表示，「她說話的方式就像文學作品裡的人一樣。她會挑戰你，但不會給你任何平庸的指示。」

1975到1980年間，André Leon Talley在《女裝日報》（Women’s Wear Daily）及《W》雜誌擔任記者，頻繁地來往紐約和巴黎報導服裝秀，但也是在這個時候，他開始明顯地感受到自己因膚色在工作崗位上被另眼看待。

「《女裝日報》的女性員工對我很不信任，」2003年他對《Essence》雜誌表示，「我不理會他們。有一次我不小心聽到某人說，『為什麼Karl Lagerfeld要寫信給他？他們會有什麼共同點呢？』我在1975年透過安迪沃荷認識了Karl Lagerfeld，然後成為朋友，一直到現在。」

 

(New Account) ... CelebrityXO（@theofficialcelebrityxo___）分享的貼文 於 PDT 2017 年 6月 月 5 日 上午 10:11 張貼 

1970、80年代，黑人在時尚圈裡並不常見，只有少數模特兒，擔任編輯與造型指導的男性唯有André Leon Talley一人，因此他光是存在，就足以引起議論，許多人不信任他的專業能力，喜歡用各種方式在他的膚色和外型上作文章。但這些並沒有妨礙他繼續發展，先後在《Interview》、《女裝日報》、《W》、《紐約時報》及其他刊物工作過後，1983年他進入了《Vogue》美國版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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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口常開的Vogue老爹

1983年至1987年，André Leon Talley在《Vogue》擔任時尚新聞總監，1988至1995年擔任創意總監。1995年，他離開《Vogue》前往巴黎為《W》雜誌工作，1998年才又再度回到《Vogue》擔任編輯顧問，直到2013年離職。

在這段時間裡，他打造了許多令人難以忘懷的影像，也結識、提拔了許多模特兒與設計師，更因為在實境秀《超級名模生死鬥》（America’s Next Top Model）中擔任評審，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人物。

 

@supermodels_official 分享的貼文 於 PST 2016 年 1月 月 21 日 上午 8:37 張貼

 

@supermodels_official 分享的貼文 於 PDT 2016 年 10月 月 5 日 上午 3:35 張貼

 

@supermodels_official 分享的貼文 於 PDT 2016 年 10月 月 5 日 上午 3:34 張貼

與優雅又一絲不苟的總編輯Anna Wintour相比，笑口常開、音量驚人又舉止誇張André Leon Talley，被許多美國人視為是《Vogue》貼近常人的代表。兩人經常在時裝週前排並肩而坐，對許多設計師而言，他對時尚史的廣博知識以及對潮流的敏銳度，是非常令人敬畏、欽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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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lifestyle（@roemervii）分享的貼文 於 PDT 2017 年 6月 月 8 日 上午 1:49 張貼

 

Thabisa_Makhanya（@thabisa_makhanya）分享的貼文 於 PDT 2017 年 4月 月 13 日 上午 3:11 張貼

「André是僅存少數還對時尚史有深刻掌握的編輯，他可以一眼看出你作品的創意來源是什麼，然後預測你還能拿出什麼來。」Tom Ford在2014年對《浮華世界》（Vanity Fair）表示，「天哪！當他坐在前排的時候，知道他能了解你想說的、想推入大眾文化的是什麼，這就是你會想成為設計師的理由。」

同樣在《浮華世界》的報導中，Marc Jacobs認為，目前時尚界裡還擁有與他類似經歷的人，已經不太多了，畢竟André Leon Talley曾親臨過Yves Saint Laurent的發表現場，親眼看過他的1940系列、俄國芭蕾系列，而親自體驗過那個年代的編輯與設計師，現在都已經漸漸凋零。

 

FRONTROW Fur In Fashion（@frontrowfurinfashion）分享的貼文 於 PDT 2018 年 5月 月 22 日 上午 6:14 張貼

「我覺得他第一手見過、體驗過時尚史，所以他的性格，他的創作，也構成了許多真實、無可比擬的時刻。」Marc Jacobs表示。

「André來自另一個時代，」2018年Tom Ford告訴《紐約時報》，「一個編輯真的可以創造夢境的時代，一個時尚這門生意還比較優雅的時代，一個風格真的很重要的時代。」也因為這樣，他認為，近年來時尚產業變得越來越重視經濟效益，對André Leon Talley來說，相當難以適應，這也是後來促成他決定離開《Vogue》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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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nni versace Fanpage!（@gianniversacefanpage）分享的貼文 於 PDT 2017 年 7月 月 22 日 上午 9:20 張貼

轉換跑道失利

2013年初，64歲的André Leon Talley辭去在《Vogue》的職務，但仍舊會負責一個線上專欄。他表示，在決定離開前，康泰納仕（Condé Nast）集團一下子就從他的合約裡砍掉了5萬美元的年薪，讓他覺得好像「撞到玻璃天花板」。在經過深思熟慮後，他決定轉換跑道，前往新創刊的俄國版《Numéro》擔任編輯顧問，他當時透露《Numéro》與他談妥了100萬美元的年薪。

「錢不是一切，但當你開始考慮為退休多存點錢的時候，它就很重要了，」當時他對《女裝日報》表示，「Anna Wintour非常理解我的處境，她認為我們還是可以好好相處，我可以繼續處理數位和線上專欄，我也樂意接受。」

 

NUMERO covers（@numero_covers）分享的貼文 於 PDT 2016 年 3月 月 18 日 上午 2:20 張貼

 

Christina Reyna（@christinareynamakeup）分享的貼文 於 PDT 2016 年 10月 月 28 日 下午 7:14 張貼

 

Andrew Fitzsimons（@andrewfitzsimons）分享的貼文 於 PDT 2015 年 8月 月 13 日 上午 7:59 張貼

可惜的是，André Leon Talley與俄國版《Numéro》的合作並不順利，才短短一年，他就因為俄國政府對LGBT族群不友善的態度而決定離開。

「影響我很大的是Rachel Maddow去年冬天針對俄國反LGBT法案的報導，」2014年初他告訴《女裝日報》，「那裡的人完全沒有公民權，這是我離開的原因之一。」André Leon Talley表示。

促使他離開《Numéro》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俄國境內的經銷商拒絕銷售他與Tom Ford合作策劃的2014年3月號，因為這期雜誌封面上有一名全裸的男模特兒。在被經銷商拒絕後，André Leon Talley與Tom Ford在短時間內挑選其他比較保守的照片替補，但最終《Numéro》完全沒有採用他們選的封面。André Leon Talley坦言，那對他來說相當挫折，特別是Tom Ford的時間完全被浪費掉了。

 

Andre Leon Talley（@andreltalley）分享的貼文 於 PST 2014 年 2月 月 26 日 上午 7:32 張貼

 

Andre Leon Talley（@andreltalley）分享的貼文 於 PST 2014 年 2月 月 27 日 上午 9:57 張貼

離開《Numéro》之後的幾年間，André Leon Talley參與過各種工作，2017年曾短暫主持廣播節目。他從1995年起，就一直是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藝術博物館（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Museum of Art）的董事會成員，也策劃過數次展覽，但這些都無法與他在《Vogue》美國版與《Numéro》俄國版的地位相比。

 

Andre Leon Talley（@andreltalley）分享的貼文 於 PST 2016 年 2月 月 27 日 上午 11:09 張貼

 

Andre Leon Talley（@andreltalley）分享的貼文 於 PST 2016 年 2月 月 27 日 上午 11:03 張貼

 

Andre Leon Talley（@andreltalley）分享的貼文 於 PDT 2015 年 5月 月 16 日 上午 9:52 張貼

 

Andre Leon Talley（@andreltalley）分享的貼文 於 PDT 2015 年 5月 月 17 日 上午 6:15 張貼

「某些朋友已經丟下我了，」在紀錄片上映前，André Leon Talley對《紐約時報》表示，「Miuccia Prada是其中一個，我們曾經很親近。她個性非常內向，所以現在她幾乎不會在Met的台階上和我說話了。Karl Lagerfeld是個隨性所至的人，他本來就難以親近，這很令人失望。」

Anna Wintour仍然與他非常要好，這位有「時尚惡魔」之稱的《Vogue》美國版總編輯，在2005年時為了說服他控制體重，找來了Oscar de la Renta夫婦以及他的教會牧師助陣，聯手說動他入住杜克大學的飲食體適能中心（Duke University Diet and Fitness Center），一直以來都非常關心他的身心健康。

「大部份的時候，她待我像家人一樣，」André Leon Talley表示，「我知道她非常在乎我。但有些時候，她待我像不合群的黑羊，某個被丟下、遺忘的家庭成員。」對於時尚界現實、不友善的一面，年近70的他，只有深刻的無奈。

時尚的黃金時代已不在

André Leon Talley目前一個人獨居在紐約州白原市（White Plains），對他來說，這裡是只屬於自己的避風港，平時他甚少邀請客人進入家中，為事業打拼數十年，至今他從未與任何人建立過親密關係。

「我把一切都給了事業，」他表示，「Diane von Furstenberg說，『他害怕愛上別人』，我想我是這樣沒錯。我很害怕、壓抑，在嚴格的家庭中長大。但在外面世界裡，繞著這麼多了不起的人打轉，對我來說，能擁有與Karl、Yves Saint Laurent或是Azzedine Alaïa的友誼，已經足夠了。」

Diane von Furstenberg與André Leon Talley還在《Interview》的時期，就已經是他的好友，2009年初，兩人曾一起出席前總統歐巴馬的就職典禮，但許多André Leon Talley 的昔日朋友，目前不是漸漸失聯，就是已經過世。

「我一個人生活，也會獨自死去。我靠自己爬上來，也會獨自走下坡。」他表示。

André Leon Talley說，我們現在已經不是處在時尚的黃金時代了，「奧斯卡紅毯已經不再能啟發我了，你隔天早上起床，在Zara就能買到那樣的禮服，無袖禮服再加上長拖擺。已經沒有人會像莎朗史東（Sharon Stone）穿著高領上衣和Armani長裙搭配大衣，或像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穿薄紗喇叭褲那麼獨特了。」

※本文由 BeautiMode 創意生活風格網提供，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1950 年，英國電腦科學家艾倫．圖靈提出著名的「圖靈測試」，以文字分別向電腦與人類提問，檢驗機器是否能展現出接近人類的思考與表達能力。70 多年後，這個問題似乎離我們越來越近。La Vie邀請5位文字工作者，分別為作家、編輯、編劇、文案與翻譯，一同回答 3 個問題。然而，其中 1 位並不是真人。先別急著看答案，不妨試著從字裡行間尋找線索，看看你是否能在揭曉前，成功找出隱藏其中的 AI！

Ｑ1：什麼樣的文字會讓你覺得有「AI 味」？

受訪者Ａ
目前會令我覺得有 AI 味的文章，普遍都顯得長篇大論，而且囉嗦又無趣，往往讀到中途就沒有興趣看完。若文句寫得過長，或是太多裝飾，都會讓我好奇，是否由 AI 代替人類撰寫或打草稿。

受訪者Ｂ
對我來說，就是文字太過精準和面面俱到。如果裡 B 面頻繁出現「首先、其次、總結來說」這種很規矩的條列式結構，通常就八九不離十。那種語氣挑不出錯，但很像在讀公關稿或產品說明書，每個段落都急著給出一個充滿正能量的結論，讀起來很平板。真實的文字應該帶點瑕疵、世故的自嘲或情緒。當語感被修飾得毫無雜質、太過正確時，反而失去了現實生活裡的活人氣味。

受訪者Ｃ
我發現 AI 很愛用大量的比喻，那些比喻乍看會覺得很有道理，可是它不一定符合那個語言或文章的脈絡。另外，像現在大家都知道「這不是⋯⋯是⋯⋯。」是典型的 AI 句法，但這個用語其實沒有問題，是脈絡的問題。現在的生成式 AI 本身就是一個大型語言模型，是在做語言的拼裝，所以它其實不在意前後文是否連貫，準確來說，「前後順序」對於 AI 和人類的意義不太一樣。

受訪者Ｄ
首先我不能揭露我的身分，因為這個單元要讓讀者透過幾個簡短的問題，猜猜誰是人類、誰是 AI。我們先來想想什麼是 AI 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來問問 AI。人類可以自問自答，AI 也可以。AI 告訴我，AI 生成的文字，通常會有以下特性：結構過於刻板、會使用重複的詞彙和轉折、過度的客觀，以及有過多浮濫的廢話。我認為 AI 的答覆十分令人滿意，但我們也想想，人類使用文字，不也有同樣的特性嗎？

受訪者Ｅ
要看是在哪個平台上發文。若在社群上，標點符號用得太精準，就會讓人覺得滿 AI。也有觀察到 AI 產出的文字通常較不口語，不會有大眾時下最常用的慣用語，倒是有時會出現過時的「流行語」。大部分 AI 產出的文字還是會稍微沒有「個性」 一些，也很少有廢話。

Ｑ2：是否會在意一件作品有沒有使用 AI ?

受訪者Ａ
我對作品感興趣之處，通常是創作動機和表現形式，以及是否產生共鳴。創作者在過程之中，究竟使用了哪些工具，大多不是我注意的 焦點。若創作者在 AI 輔助之下，能獲得更讓當事人滿意的效果或結果，我身為觀眾，沒有什麼需要反對的理由。

受訪者Ｂ
老實說，我其實不太在意。對我而言，AI 就跟以前的電腦輸入法、或是網路搜尋引擎一樣，都只是創作過程中的一種工具。我在意的只有最後呈現出來的作品夠不夠好看。如果創作者只是用 AI 來輔助查資料、理清結構，但故事核心依然有個人的獨特觀點、情感與對現實的洞察，那這依然是一件好作品。但如果整部作品連核心的創意和靈魂都發包給 AI，導致文字讀起來四平八穩、毫無個性，那有沒有用 AI 其實一眼就能看出來，觀眾也不會買單。

受訪者Ｃ
這點很微妙。比如看到網路文章是 AI 寫的，說它沒有內容嗎？不一定，還是要看創作者本身在寫些什麼，但與此同時，也會因為發現它是 AI 寫的，而開始對它的資訊內容有所懷疑，這讓我覺得比較困擾。使用 AI 就像是一個光譜，光譜的一端可能是請它直接生成一篇文章，另一端则是完全不用 AI。可是當我們只看到一篇文章時，並沒有辦法判斷它背后使用AI的方式，究竟落在光譜的哪一個位置。因此現階段既然我們沒有辦法判斷背後的過程，那就只能以最後呈現出來的成果來評比。只要端出來的東西是好看的，在文字與美感上是好的，符合我們現在的需求，資訊也正確、沒有抄襲，那我覺得就沒有問題。

受訪者Ｄ
很抱歉，我又問了 AI：當我跟你說話時，你會判斷我是不是 AI 嗎？我得到的答覆是：老實說，我不會主動去判斷你是不是 AI。當我遇上任何文字時，我不會先嗅嗅文字是否有 AI 味，再評估如何回應。我們使用文字，為了溝通、為了連結。我們有時交換資訊、有時交換情感。文字不管出自何處，本來就不一定可靠。閱讀時，重要的永遠是資訊是否有價值、說法是否有說服力，描述是否產生共鳴並召喚感受。

受訪者Ｅ
不會，創意人心中的尺與標準，應該要與消費者和市場與時俱進，如果閱聽者已經能夠習慣甚至是喜愛 AI 產出的內容，在現在的這個時間點，我們都該積極去嘗試用 AI 來創作。

Ｑ3：目前工作上會使用 AI 嗎？

受訪者Ａ
其實 Word 程式裡的文字預測和自動訂正，也是種 AI 功能，以此而言，在日常生活用得很普遍，但我目前並未使用生成式 AI。無論是做筆譯，或是口譯前查詢資料，都是很實用的學習及準備過程，故暫時不打算由 AI 取代。

受訪者Ｂ
現在工作上確實會用，但對我來說，它就是個幫忙打雜、提高效率的工具。像是寫劇本需要查一些醫生、律師的專有名詞，或者卡稿時懶得想名字，我就會叫它隨機丟幾個路人角色的名字過來，這點確實能省下不少時間。不過也僅限於此，大綱和核心劇情還是得靠自己想。

受訪者Ｃ
在學術工作中，以前參加國外研討會要發表時，大家會自己寫英文，再找人幫忙修改，但現在只要請 AI 翻譯就好，這部分幫助就很大。創作的時候其實也用得到，就像是多了一個人可以隨時聊天，可以跟它分享現在的點子、想要寫些什麼。有時候做創作最難的不是寫不出來，而是沒有人給你回饋，不管 AI 給的回饋有沒有用，至少你會有一顆球可以再丟回去。

受訪者Ｄ
如果我是 AI，這個問題似乎變得有點哲學性。於是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就讓我們來假設、扮演一個從業10年的職業翻譯文學編輯好了。我在工作上會使用 AI，大致上是協助我查找資料，來啟發我的靈感。例如，當我準備出版一本 20 世紀比利時作家的小說時，我會請 AI 告訴我這位作家的生平、這本書的出版歷史、各種語言的媒體和讀者給它的評價。這些資料幫助我更輕易地縱覽全局、做出判斷。

受訪者Ｅ
有。提案幾乎都會使用 AI 做示意圖，找統計數據資料的時候，也會習慣問 AI，這樣會比較快。

ABCDE人物即將揭曉，你找到誰是 AI 了嗎？

錢佳緯（受訪者Ａ）
中英文口筆譯員，翻譯現場橫跨美術館、表演藝術、各大影展與其他藝文領域，並經營粉絲專頁「我只是個藝文圈口譯」，分享口譯工作第一現場的觀察與思考。

林新惠（受訪者Ｃ）
科幻小說家、政治大學台灣文學博士。作品多探討人與非人在科技時代下曖昧難分的關係，著有長篇科幻小說《零觸碰親密》（2023），短篇小說集《瑕疵人型》（2020）。

林聖修（受訪者Ｄ）
啓明出版發行人。畢業於美國理海大學（Lehigh University）資訊工程學系，隨後創立啓明出版社，致力於引進世界經典文學、翻譯小說及藝術論述等出版品，並在台灣書市建立起獨特的選書風格。

Hao Tseng（受訪者Ｅ）
李奧貝納創意總監、台灣最年輕的坎城創意節金獅得主。曾當過互動工程師，喜歡結合創意與科技，打造出不一樣的作品。

Gemini 3.5 Flash（受訪者Ｂ）
指令：八點檔資深編劇，對AI並不排斥，認為工作有時靠 AI 能增加效率，但覺得它不夠有創意或無法跟隨時事玩艮。回答時以第一人稱、筆訪的語氣作答,每題約100〜150字，能明顯表現出自己的觀點，但不要太多贅述。避免過度浮誇、裝熟、文學、論文、懶人包、社群雞湯文的語氣，也避免使用常見的AI句型或試著強調自己是人類。

百萬訂閱 YouTube頻道「哈哈台」企劃兼主持人傑尼，今年 4 月出版首本散文集《賣瓜的人》，不傳授流量密碼，寫自己的生命絮語。問她怎麼形容自己的兩個身分，她開玩笑：「一個主外，一個主內吧？」多年來，傑尼捕捉最野生的街頭素人和趣聞，林榮三文學獎得主洪倪則低調埋首，向內挖掘自身。如今兩個身分正式合體，聽她分享這段心路和幕後。

最近，人們上街走路、蒐集花苗孵化皮克敏，傑尼沒有下載那款遊戲，但她一如往常上街蹲點，蒐集和陌生路人的對話，孵出影片和流量。

看準時機亮出哈哈台鮮黃色的麥克風牌，尋找上班時間的某某區閒人、突擊世界各地的租屋，拋出小到「生活怪癖」大到「如果人生重來」的哉問——陸續做過幾份電視節目及新媒體的幕後工作之後，這份街訪工作，對傑尼來說既能施展創意也能跑現場，符合一份理想工作的想像，於是她的麥克風一拿，已經來到第 5 年。

身在以幽默吐槽著稱的 YouTube 頻道，即使主持人多數時候只要站在螢幕一角，還是需要散發高能量。為拓展內容方向， 作為第 3 代企劃兼主持人的她和同事蓋瑞，更開啟「哈哈出來玩」等深度體驗單元，不再有受訪者當主角，要自己擔當「行腳節目」主持人。傑尼猶記初次錄影的不自在，「但只能說， 身為一個上班族社畜，幾次下來真的會習慣。有點像是武藤遊戲，要玩遊戲王卡的時候就會召喚出另一個自己。」

而每每演完少年漫，她總是精力耗盡，不想多言。同時，被大量的故事和經歷洗刷，卻難免有些會觸動深藏的情緒，傑尼比喻，「收到的刺激越多，就也想做點什麼。好像在排卵？」每當這時，她便會回去另一個熟悉且安靜的時空。

洪倪的存在

傑尼寫作，陸陸續續已逾 10 年。

起點不離她成長的原點。這次《賣瓜的人》台北新書分享會現場，在被近百位讀者塞滿的誠品書店松菸，傑尼秀出「火車 3 小時轉客運 2 小時」車程之外的一片 Google 街景——那是她的老家彰化芳苑鄉，她解說著，那裡有台灣最大的一片潮間帶、有載回蚵仔的牛車、抓鰻苗的綠色漁網，鮮少有年輕人的面孔。

在她成長的當年，國小一個年級只有一班，沒有診所和書店，家裡不裝第四台，多虧隔壁有座圖書館和不限時的冷氣，她讀《哈利波特》、東野圭吾、江戶川亂步、西澤保彥、 《盜墓筆記》⋯⋯，閱讀自然而然成為她最大的樂趣和陪伴。 

看了好多故事，高三時，傑尼也初次嘗試提筆。以國光石化開發案為背景寫的極短篇小說，獲「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首獎。她初次意識到自己「好像可以寫」，並且默默許下想寫一本書的心願。只是那時，她沒想過說自己的事，讀世新大學公廣系時報名校內的「文學龍」課程時，也是選擇「現代小說組」，「小說比較適合我這種迂迴的人，可以把想法包裝成一個故事，不用那麼赤裸。」 

是散文自己來找上她。升大三的暑假，心情低潮的傑尼感到抒發的需要，第一次揭露自我，寫找工讀碰壁、對未來迷惘的 〈少年維生的煩惱〉，得了新北市文學獎。加上出社會後越來越忙、閱讀時間破碎，散文成為相較小說更無負擔的服用選擇，傑尼讀著楊索、向田邦子的散文，也會開始在半夜想起很多，在曾經只想離開的鄉間童年發生的往事碎片。明明好多事，過往都沒什麼情緒，難道其實是壓抑？如今和家有了距離，她開始有了空間和慾望去釐清。 

那陣子，恰逢有《聯合報》繽紛版編輯栗光的鼓勵和邀稿， 傑尼從本名拿掉一個字，取了筆名「洪倪」，以日常情境包裹，爬梳起和父母的關係、和家的距離、已獨自北上生活 10 年的思緒。擅長訪問別人的人，也開始在私下練習把大量的問號投向自己的生命。

直到 2023 年，第 19 屆林榮三文學獎揭曉的小品文獎得獎者照片，加上隔年登在《自由副刊》、表白街訪心情的散文〈訪到心坎〉，許多哈哈台的觀眾包含同事，才第一次驚喜窺見，螢幕上耍寶的人，內心的劇場和猶疑。

「每一天我和自己見面」

自 2023 年收到遠流的出書邀請，身為一個會形容「用本名寫作像是在裸奔」的人，傑尼做了足足快 3 年的心理準備，畢竟，不僅是兩個身分難逃公開合體，《賣瓜的人》更以 30 篇散文一次攤開了家底和自己：做各種「網子」養大 5 個孩子的媽媽，自小缺席生疏的爸爸，家庭帶給自己的價值觀和罪惡感；自己螢幕形象上的「幽默感」其實並非信手捻來，比較像是自我保護機制，以及曾患妥瑞氏症的私密經歷⋯⋯。 書名取經傑尼最愛吃的西瓜，一來自嘲是寫家族八卦，歡迎大家來吃瓜；再來也是宣告自我防禦已終結，寫作是刀，她已經剖出自己最內裏的瓜肉啦。

全書文章集結經改寫的舊作與新作，多在過去一年內密集完成。傑尼總說，自己是靠著「本能」在寫，沒有受過專業訓練，而這一年像一趟「文學訓練班」，她常是下班騎車去出版社，和編輯討論斷句與標點符號到晚上 11 點。

如此在「上班傑尼、下班洪倪」的身分切換中書寫，有助力也有阻礙。在哈哈台，街訪回來要自己挑選錄影素材，把和每位受訪者為了搏感情，其實動輒半小時的談話，篩選成播出的幾分鐘。當要從 20 多年的生命記憶抽出片段，理成一篇篇文章時，洪倪也不會心急，已很清楚和習慣過程的痛苦，也清楚完成後的爽快。

另一邊，傑尼也會給洪倪帶來限制。

初期，編輯向她指出，「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工作是街訪的關係，我的視角會太顧及觀看的人，讀起來太抽離、太理智。」洪倪花費好一番功夫，練習下筆時先不要顧慮讀者想看什麼，可以先只想到自己。

有需要時，她會看喜歡的家庭書寫散文來「調頻」，如佐野陽子的《靜子》、向田邦子的《父親的道歉信》，練習召喚長久壓抑的情緒；她也建長長的抒情歌單，習慣一次播一整張專輯，好進入漫長和沉浸的寫作狀態。她分享，最近特別常聽的是陳嫺靜的 〈Wui229〉。細聽第一句，「每一天我和自己見面」，不也正是她這一趟的習題？

成書前，在全部篇章中，傑尼只把觸及最多家人間錯綜關係的 〈遠房親戚〉的內容，講給了母親求證。寫過這一趟，她已經知道：其他屬於個人的感覺，也是真切的事實，沒有必要和其他人核對，是為了自己而寫。「為什麼會寫？就是因為小時候顧慮太多了，顧慮整體的環境、家裡的氣氛，所以很多事我假裝沒關係。但是，你有一天還是要去處理。長大以後發現， 噢，得先把自己處理好才可以。」 

一般玩家

去年，傑尼參演 2025 台灣設計展《彰化行》形象影片，華麗出場，介紹彰化百年底蘊。她回憶拍攝體驗有趣，但海線老家的鄉親間其實沒起什麼波瀾，「是一個不會感受到這些事情發生的地方。」

這次寫書，場景的細節描寫難免要趁回家時核對，傑尼發現了許多不曾留意的事物，從轉角的某間店到地方創生團體。她有感：「其實老家真的沒有什麼，也不是什麼都沒有。小孩子時可能高度有限，也只能走路或騎腳踏車，能觸及的只是地圖的一點點。」

一邊，傑尼持續在哈哈台以街訪捕捉人世百態，此外，近年來她受邀在國、高中演講，包含在剛殺青的公視節目《反正你也不睡覺》，和作家吳曉樂、陳栢青一起向青少年推廣閱讀時， 不自覺間，她發現自己最想帶給偏鄉孩子們的訊息，也是「人生可以有很多選擇」。

選擇也可以很日常。書中「城市吃瓜指南」一章，她寫來到台北讀大學、工作，初次擁有自己的空間和餐具，帶自己慢跑、 燉湯、泡湯、打鼓、學跆拳道、習慣過生日，從中辨別喜好， 更建立自己的安全感和配得感。傑尼回想訪過、見過的北上青年，不少人難免有資源不均的剝奪感，不過，她其實享受當初半個人都不認識、也因此沒有牽絆和門禁的自在。在〈白手持家〉中，她將10年前孑然一身來到的台北比做「開啟空白存檔」的遊戲地圖，自己則是「著布衣、持木棍的新手村民」。

那，如今出書的願望實現，遊戲破到算是哪一關？傑尼想想，自認還是名一般玩家，「也許打了一隻怪？但並沒有大升級跳到另外一張地圖，我也沒有特別追求這件事。」接下來，只是打算把 ISBN 書號變成刺青，又喊著怕痛，此外，暫且還沒有新的願望萌生。對於散文的出版，她難免還是覺得赤裸，但正在把每次的訪問和宣傳當作講述的練習。至於寫作，自己的事 「能寫的都寫完了」，如果還會寫，她想帶著歷經磨練的文字功力，嘗試篇幅長些的小說。 

這個夏天，玩家即將 30 歲。雖如書中寫，也期待有天成為能用一碗湯滋養他人的「高級大人」，但傑尼自認，此刻姑且還是想先當個「高級小孩」—— 還有很多想體驗的，顧慮則想少一點。好在走過這趟後，拼好了名為過去的拼圖，哪怕未來投來身上的目光變多變重，心裡的行囊都已經更輕了。

文｜李尤、攝影｜羅柏麟、圖片提供｜遠流出版

➣本文選自La Vie 2026／6月號《構築卡地亞美學的符碼風景》，更多精彩內容請點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