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希望時尚是個可以輕鬆度日的領域。它很冰冷嚴酷，你必須跨越很多冰山。很殘酷，但也令人振奮。」紀錄片《時尚教父的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André）上映前，André Leon Talley對《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表示。這位身高有200公分的時尚編輯暨造型指導，即使已經在時尚圈打滾數十年，提起這部講述自己人生的紀錄片，仍然顯得局促不安。
在紀錄片發表前，他特別前往紐約哈林區，向設計師Dapper Dan訂製了一件可雙面穿的卡佛坦長袍（caftans）。André Leon Talley親自挑選長袍的布料，整體設計以Gucci金色和紅色中國風的織錦圖案構成，這樣的構思不僅反映Dapper Dan的經歷，也呼應了André Leon Talley不尋常的人生。長袍伴隨著他出席電視訪問、試映會及其他許多與電影有關的場合。
「我想讓人們知道，我對一位黑人終於在凶殘、冷酷的時尚界中得到他應有的尊重，是多麼地驕傲！」André Leon Talley在介紹長袍的來歷時表示。
Dapper Dan在80年代因為大膽翻玩精品品牌商標而走紅，引來Gucci及Louis Vuitton等多家品牌不滿，在這些品牌訴諸法律行動後，被迫關閉了哈林區的門市，此後低調沉寂了十多年。直到2017年，Gucci在2018早春系列中，使用了他在80年代就曾推出過的泡泡袖設計，才又重新成為時尚界的焦點。
André Leon Talley向他訂製長袍，公開對他重新被認可表示欣慰，這不僅是對Dapper Dan的認可，也多少反映了他是如何看待自己身為非裔美國人，在時尚界打拼多年的經歷。
樸素與豪華兼具的童年
回顧André Leon Talley的人生，膚色永遠扮演重要的角色。1949年出生於華盛頓特區的他，在北卡羅萊納州德罕鎮（Durham, North Carolina）由外祖母所帶大。他身為清潔婦的外祖母，一輩子都在清理別人的房子，自己家裡更是一塵不染，André Leon Talley不只一次公開表示，他小時候的家，是樸素與豪華的綜合體，他們的房子或許十分簡陋，每年融雪時總是漏水，但卻永遠乾淨舒適得像王宮一樣，木地板用蠟擦得雪亮。
「我在離家前，從沒用過沒被燙平的毛巾。」2003年他在回憶錄《A.L.T.: A Memoir》中寫道，「我從沒意識到後來我會多想念這些。」
外祖母對生活的嚴謹態度，不僅給了他安定快樂的童年，也直接啟發了André Leon Talley對時尚的興趣。在他小時候，每週上教堂作禮拜，是社區裡最重要的事，因此所有人，總是盛裝打扮，要把最好的一面展現出來。
「你會看見女性非常美麗的一面，美麗的作禮拜帽飾和手套。這些都不是生活富裕的人，但他們有最棒的風格，特別是在星期天的時候。」他在2003年告訴《休士頓紀事報》（Houston Chronicle）。
不友善的世界
然而，融洽緊密的家庭生活，並不能完全保護他在成長時不受外在世界影響。André Leon Talley成長於1950、60年代的美國南方，當時南方實施嚴格的種族隔離政策，非裔美國人不論在學校教育、工作，還是公共生活上，均受到排擠打壓。就像所有團結又信仰虔誠的非裔社區一樣，他的家人與鄰居面對不友善的外在世界，態度顯得堅韌又不服氣。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外祖母不允許白人到家裡來。那是她的規矩，唯一能進我們家門的白人只有驗屍官。」2003年André Leon Talley接受《Interview》採訪時表示。
他當時就讀的學校只有黑人，初中時的法文老師及圖書館裡的時尚雜誌《Vogue》對他影響非常大，在別的青少年都在打籃球東奔西跑的時候，這個高大的古怪小子總是把自己關在家裡，讀小說看雜誌。
「《Vogue》是我的嗜好，在我之前，家裡從來沒人買過這本雜誌。」André Leon Talley表示，「當時星期天作完禮拜後最重要的事，就是洗完碗後穿過鎮上的白人社區，找到在週日還有營業的書報攤，這就是最快樂的事。」
「在我去報攤的路上，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的白人學生會從車子裡朝我丟石頭，但我就是繼續走，一個月兩次去報攤買新出刊的《Vogue》，當時它還是一個月出刊兩次。」André Leon Talley表示。
André Leon Talley 1966年從高中畢業，優異的成績讓他獲得北卡羅萊納州中央大學（North Carolina Central University）法語文學獎學金，1970年畢業後，他又獲得常春藤聯校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的法語研究獎學金，在布朗大學期間，André Leon Talley認識了許多對創意抱有熱情的朋友，他於1973年取得藝術研究碩士學位，論文的研究主題是法國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不尋常的時尚新人
獲得碩士學位後不久，André Leon Talley前往紐約，申請成為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s）服飾典藏館（Costume Institute）的策展志工，當時《Vogue》前總編輯黛安娜佛里蘭（Diana Vreeland）在那裡擔任顧問。
Diana Vreeland對他的影響非常大，André Leon Talley回憶在他第一次見到這位後來成為他導師的傳奇時尚編輯時，因為太緊張害怕，一度還躲在柱子後面。但Diana Vreeland在看過他打理的展品後，立即要求他留下，協助她策劃年度展覽《好萊塢的浪漫迷人設計》（Romantic and Glamorous Hollywood Design），而且在策展順利完成後，引薦他去藝術家安迪沃荷（Andy Warhol）的工作室以及旗下雜誌《Interview》雜誌工作，開啟了他的時尚編輯之路。
「Vreeland女士的教誨每天都跟我在一起。她教會了我服裝的語言、風格的語言。」在紀錄片中，André Leon Talley滿懷感激地表示，「她說話的方式就像文學作品裡的人一樣。她會挑戰你，但不會給你任何平庸的指示。」
1975到1980年間，André Leon Talley在《女裝日報》（Women’s Wear Daily）及《W》雜誌擔任記者，頻繁地來往紐約和巴黎報導服裝秀，但也是在這個時候，他開始明顯地感受到自己因膚色在工作崗位上被另眼看待。
「《女裝日報》的女性員工對我很不信任，」2003年他對《Essence》雜誌表示，「我不理會他們。有一次我不小心聽到某人說，『為什麼Karl Lagerfeld要寫信給他？他們會有什麼共同點呢？』我在1975年透過安迪沃荷認識了Karl Lagerfeld，然後成為朋友，一直到現在。」
1970、80年代，黑人在時尚圈裡並不常見，只有少數模特兒，擔任編輯與造型指導的男性唯有André Leon Talley一人，因此他光是存在，就足以引起議論，許多人不信任他的專業能力，喜歡用各種方式在他的膚色和外型上作文章。但這些並沒有妨礙他繼續發展，先後在《Interview》、《女裝日報》、《W》、《紐約時報》及其他刊物工作過後，1983年他進入了《Vogue》美國版雜誌。
笑口常開的Vogue老爹
1983年至1987年，André Leon Talley在《Vogue》擔任時尚新聞總監，1988至1995年擔任創意總監。1995年，他離開《Vogue》前往巴黎為《W》雜誌工作，1998年才又再度回到《Vogue》擔任編輯顧問，直到2013年離職。
在這段時間裡，他打造了許多令人難以忘懷的影像，也結識、提拔了許多模特兒與設計師，更因為在實境秀《超級名模生死鬥》（America’s Next Top Model）中擔任評審，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人物。
與優雅又一絲不苟的總編輯Anna Wintour相比，笑口常開、音量驚人又舉止誇張André Leon Talley，被許多美國人視為是《Vogue》貼近常人的代表。兩人經常在時裝週前排並肩而坐，對許多設計師而言，他對時尚史的廣博知識以及對潮流的敏銳度，是非常令人敬畏、欽佩的。
「André是僅存少數還對時尚史有深刻掌握的編輯，他可以一眼看出你作品的創意來源是什麼，然後預測你還能拿出什麼來。」Tom Ford在2014年對《浮華世界》（Vanity Fair）表示，「天哪！當他坐在前排的時候，知道他能了解你想說的、想推入大眾文化的是什麼，這就是你會想成為設計師的理由。」
同樣在《浮華世界》的報導中，Marc Jacobs認為，目前時尚界裡還擁有與他類似經歷的人，已經不太多了，畢竟André Leon Talley曾親臨過Yves Saint Laurent的發表現場，親眼看過他的1940系列、俄國芭蕾系列，而親自體驗過那個年代的編輯與設計師，現在都已經漸漸凋零。
「我覺得他第一手見過、體驗過時尚史，所以他的性格，他的創作，也構成了許多真實、無可比擬的時刻。」Marc Jacobs表示。
「André來自另一個時代，」2018年Tom Ford告訴《紐約時報》，「一個編輯真的可以創造夢境的時代，一個時尚這門生意還比較優雅的時代，一個風格真的很重要的時代。」也因為這樣，他認為，近年來時尚產業變得越來越重視經濟效益，對André Leon Talley來說，相當難以適應，這也是後來促成他決定離開《Vogue》的原因之一。
轉換跑道失利
2013年初，64歲的André Leon Talley辭去在《Vogue》的職務，但仍舊會負責一個線上專欄。他表示，在決定離開前，康泰納仕（Condé Nast）集團一下子就從他的合約裡砍掉了5萬美元的年薪，讓他覺得好像「撞到玻璃天花板」。在經過深思熟慮後，他決定轉換跑道，前往新創刊的俄國版《Numéro》擔任編輯顧問，他當時透露《Numéro》與他談妥了100萬美元的年薪。
「錢不是一切，但當你開始考慮為退休多存點錢的時候，它就很重要了，」當時他對《女裝日報》表示，「Anna Wintour非常理解我的處境，她認為我們還是可以好好相處，我可以繼續處理數位和線上專欄，我也樂意接受。」
可惜的是，André Leon Talley與俄國版《Numéro》的合作並不順利，才短短一年，他就因為俄國政府對LGBT族群不友善的態度而決定離開。
「影響我很大的是Rachel Maddow去年冬天針對俄國反LGBT法案的報導，」2014年初他告訴《女裝日報》，「那裡的人完全沒有公民權，這是我離開的原因之一。」André Leon Talley表示。
促使他離開《Numéro》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俄國境內的經銷商拒絕銷售他與Tom Ford合作策劃的2014年3月號，因為這期雜誌封面上有一名全裸的男模特兒。在被經銷商拒絕後，André Leon Talley與Tom Ford在短時間內挑選其他比較保守的照片替補，但最終《Numéro》完全沒有採用他們選的封面。André Leon Talley坦言，那對他來說相當挫折，特別是Tom Ford的時間完全被浪費掉了。
離開《Numéro》之後的幾年間，André Leon Talley參與過各種工作，2017年曾短暫主持廣播節目。他從1995年起，就一直是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藝術博物館（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Museum of Art）的董事會成員，也策劃過數次展覽，但這些都無法與他在《Vogue》美國版與《Numéro》俄國版的地位相比。
「某些朋友已經丟下我了，」在紀錄片上映前，André Leon Talley對《紐約時報》表示，「Miuccia Prada是其中一個，我們曾經很親近。她個性非常內向，所以現在她幾乎不會在Met的台階上和我說話了。Karl Lagerfeld是個隨性所至的人，他本來就難以親近，這很令人失望。」
Anna Wintour仍然與他非常要好，這位有「時尚惡魔」之稱的《Vogue》美國版總編輯，在2005年時為了說服他控制體重，找來了Oscar de la Renta夫婦以及他的教會牧師助陣，聯手說動他入住杜克大學的飲食體適能中心（Duke University Diet and Fitness Center），一直以來都非常關心他的身心健康。
「大部份的時候，她待我像家人一樣，」André Leon Talley表示，「我知道她非常在乎我。但有些時候，她待我像不合群的黑羊，某個被丟下、遺忘的家庭成員。」對於時尚界現實、不友善的一面，年近70的他，只有深刻的無奈。
時尚的黃金時代已不在
André Leon Talley目前一個人獨居在紐約州白原市（White Plains），對他來說，這裡是只屬於自己的避風港，平時他甚少邀請客人進入家中，為事業打拼數十年，至今他從未與任何人建立過親密關係。
「我把一切都給了事業，」他表示，「Diane von Furstenberg說，『他害怕愛上別人』，我想我是這樣沒錯。我很害怕、壓抑，在嚴格的家庭中長大。但在外面世界裡，繞著這麼多了不起的人打轉，對我來說，能擁有與Karl、Yves Saint Laurent或是Azzedine Alaïa的友誼，已經足夠了。」
Diane von Furstenberg與André Leon Talley還在《Interview》的時期，就已經是他的好友，2009年初，兩人曾一起出席前總統歐巴馬的就職典禮，但許多André Leon Talley 的昔日朋友，目前不是漸漸失聯，就是已經過世。
「我一個人生活，也會獨自死去。我靠自己爬上來，也會獨自走下坡。」他表示。
André Leon Talley說，我們現在已經不是處在時尚的黃金時代了，「奧斯卡紅毯已經不再能啟發我了，你隔天早上起床，在Zara就能買到那樣的禮服，無袖禮服再加上長拖擺。已經沒有人會像莎朗史東（Sharon Stone）穿著高領上衣和Armani長裙搭配大衣，或像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穿薄紗喇叭褲那麼獨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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