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權力的存在，就有反抗的出現。而具體的設計物件，就是展現公民態度的最有力創作。在這些由一般公民、設計師、行動者創造出的「不服從的抗命物件」之間，設計的反抗實踐，又出現了哪些內在獨特的邏輯？
「權力無所不在」思想家傅柯（Michel Foucault）如是說。然而抽象的權力需要具象的物件來體現，於是，權力的物件隨處可見。比如，用雄壯明亮的管樂器來吹奏國歌，讓國旗在眾人立正致敬的氛圍中緩緩上升。又或者，刻有政治人物名字的牌匾或石碑，突兀卻又見怪不怪地被樹立在各種公共空間。
不過，「有權力的地方也會有反抗，即使反抗程度不一而足」傅柯補充道。也因此，政治象徵（political symbol）總是一次又一次的衝突現身。當某事物代表權威，就會有另一事物被製造出來對應它，無論其形式是破壞、挑戰、諧仿、或惡搞。有時候，反抗權力的物件甚至不依附在對反關係上，而全然是種新穎，無中生有、像石頭裡迸出一朵花的藝術創造。
獻給所有人的《不服從的抗命物件》
2014年夏天，在台灣風起雲湧的國會佔領運動（即媒體所稱「太陽花運動」）之後，英國V&A博物館舉辦了《不服從的抗命物件》（Disobedient Objects）展覽。當時我人在倫敦訪問，恰就躬逢其盛，且該展亦跟我正進行一個有關社運中次文化創作與物件設計的研究主題緊密呼應。
《不服從的抗命物件》展引起很大迴響，為該年度參訪V&A創下330萬人次的新高紀錄作出貢獻。時任V&A館長的馬丁．羅斯（Martin Roth），甚至將此展連結至V&A的創館理念：「把藝術與設計獻給所有人」。166年前，創辦人亞伯特王子提出這想法在當時其實有點激進，V&A博物館呼應了支持革命運動的德國建築師森佩爾（Gottfried Semper），他主張博物館收藏應該作為「一個自由人的良師」。換句話說，那些展出的物件，都可能如同自由的火種。
馬丁．羅斯據此總結這場展覽：「所謂的設計不只涉及專業操作或商業過程，即使在最有限的不足資源下，普通人也可以動手做設計。設計者與行動者生產出饒富創意的抗命事物，他們挑戰了各種既定規則。」
相對於某些取材自社會運動的當代藝術作品，看似挑釁、酷炫，結果反而造成藝術性與社會性兩頭落空；《不服從的抗命物件》展卻帶給我極大震撼，至今記憶猶新。因為這些物件，根本就不是為了變成「展品」而被創作出來，它們來自也將回歸抗爭現場，即使那場抗爭「失敗」了，總也還有下一場。
無中生有的反抗物件新發明
在我看來，《不服從的抗命物件》展衍生了兩個層次的設計反抗實踐：一是無中生有、因應行動需求的「抗命物件」新發明；其次，則是舊物件的新挪用，將日常物件從其原始效用和商品邏輯中解放出來。換句話說，這是一個由「反抗的物」，到「物的反抗」所構成之迴路，兩者互為因果、也相輔相成。
相對於軍事革命，需要真槍實彈，多數採取非武力抗爭的社會行動，則必須製作兼具出擊與防禦「實用性」的物件。比如說在視覺上能張揚抗爭主張的布條、旗幟、看板，或在聽覺上能放大訴求聲響的設備和裝置。能結合這兩者的例證，在台灣就是各種用小發財貨車拼裝起來的「民主戰車」或「社運戰車」。車身貼滿海報，車頂插著旗子，人們還可以站上去拿起麥克風，透過大功率喇叭，帶領大家喊口號、唱戰歌。
如果連小貨車都買或租不起怎麼辦（亦或抗議者希望能用更環保的方式移動宣傳）？2010年前後，在哥本哈根與漢堡等地的大型示威中，曾出現許多「Bike Bloc」—將兩輛同款腳踏車，透過一個簡單工作檯橫向連結車身支架，然後在前後左右都架設喇叭，連接固定在工作檯上的筆電。如此，一輛低成本但很環保的人力「宣傳戰車」就誕生了。
除了主動出擊，具有實質防禦功能、又兼具訴求創意的反抗物件發明，近年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莫過於「Book Bloc （Shield）」。它源自2010年的義大利學潮，然後一路延伸到倫敦、甚至紐約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它的設計概念簡單而有力，就像是上美勞課似地自己動手作一本大書般的「盾牌」，每面盾牌表面會寫上具有反抗或啟蒙精神的不同書名和作者，比如湯瑪斯．潘恩（Thomas Paine）的《人的權利》（Rights of Man）或喬治．歐威爾的《動物農莊》。
於是在新聞中，我們竟就看到警察拿著警棍兇狠追打，而抗議青年們無畏舉著七彩「書盾牌」在阻擋防禦的諷刺畫面（到底國家公權機器是在保衛或摧毀文明呢？）
小舊物新挪用 物用邏輯的重生
上述這些抗命物件的誕生，雖然大多是無中生有的發明，但其所使用的素材卻經常是日常用品。這就衍生出前文所言關於舊物件的全新挪用。也就是說，要製造反抗（權力體制）的物，同時就要讓物先反抗物自身。最清楚的例子之一，就是2013年土耳其和希臘的反政府抗議者，為了在警方發射催淚瓦斯時能挺住不致潰逃，許多人都戴上自製的防毒面具─將寶特瓶底部和一個側面的2／3切除、並穿小孔繫上彈性繩可以掛耳，最後倒著在瓶口處塞入口罩做為過濾。
由此，寶特瓶和口罩都脫離了它們各自原來的物用邏輯，共同為了成就「反抗之物」而轉世重生。正如同思想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曾言（雖然這段話本意在談收藏的政治潛能，但放此論述物之反抗也算成立）：「讓東西不僅僅是為日常生活世界所需所用，更讓它們從實用而單調乏味的苦役中解放出來」。
香港在2014年爭取普選權的「佔中運動」時，群眾紛紛撐開雨傘，抵禦催淚瓦斯攻擊，更是絕佳例證，說明雨傘不再是擋雨之傘，而是在實質上對抗公權暴力、在象徵上樹立認同符號的新物件。「雨傘運動」之名舉世皆知，傘也因此脈絡反抗了自身「只是把傘」的商品價值，得以在人類歷史中寫下永恆一頁。
胸罩與T恤 最貼身的反抗宣告
進一步說，反抗的物與物的反抗，不僅會交揉一體，也可能反覆辯證。這個張力在與抗議者身體緊密相連的衣著表現上，更是經常可見。比如1960年代的焚燒胸罩運動，直接展現女性對胸罩這個束縛自身之物的反抗，試圖以此積極實踐女性身心與審美自由的可能。但到了1970年代的龐克浪潮，反而刻意「內衣外穿」，物的反抗倒過來成為反抗的物，胸罩嘗試在「為男性凝視而穿vs.為女體自由而不穿」的二元對立中，找到一條新出路。
這雙軌辯證最終匯聚在1980年代瑪丹娜的舞台上，只見她穿著高堤耶（J. P. Gaultier）設計的金色尖錐胸罩（可以說是某種「將計就計」的反抗之物），既極具性感誘惑、卻又對慾望者發出挑釁訊息：「你們這些想上我、卻又無法控制我而導致厭女情緒的矛盾異男們，當你們盯著我胸罩看時，它已一眼穿刺各位。」
還有T恤，原只是男性汗衫或內衣，是私領域、與公眾表達無關的著物。但當它在每個人前胸後背貼上符號，直接傳遞出某訊息或態度時，一切就大不相同。於是，不只有幾可亂真的山寨名牌logo T恤，也有帶著文化反堵（culture jamming）精神的反諷名牌logo T恤。更不用說，每一場運動，一定都有件亮出名片般的T恤（比如反核、反戰、反貿易自由化等）。
源自肉身的巨大抗議能量
最後，身體，也有可能直接成為一種反抗物。一方面，它透過與特定物件的連結，而產生巨大的肉身抗議能量。比如到處都有的「Lock-on」，抗議者使用各種鎖鏈把自己跟公共設施固定一塊，目的就是不讓公權暴力可以直接「清理」。無論是台灣長達十餘年的樂生療養院保留運動、或巴勒斯坦人長年阻擋以色列殖民的抗爭，都常見如此高危險性的激烈表達。
與此相對的，則是再無任何連結的肉身本體。公開裸露（public nudity）的反抗性，可以從青少女以較裸露衣著，對抗家父長權威；乃至抗議者會以脫衣作為一種和平但又強烈的手段，比如最經典的「反皮草時尚」動物保護運動。
從設計製作用以反抗的物，到挪用再造某物的新反抗生命；從讓這兩者交融混合、到讓這兩者辯證對話；從身體連接反抗物，到以肉身本體直接作為反抗物。這些抗命行動，都體現出自由靈魂不受拘禁的想像力。哲學家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在《火的詩學》中，提示我們：「在人類歷史進程中，可以看見無數個如當初普羅米修斯被宙斯禁止用火的困境。可是，自主能動性卻也在個體日常生活中，藉普羅米修斯不服從的抗命精神─機伶、縝密、潛心追求，巧妙地免於責罰，進而實現自己的願望⋯⋯我想這正是研究不服從、抗命的動力─其實也正是所有知識源起的理由」。
只要這世界各種系統化的權力壓迫依然存在，每個靈魂就會或多或少地依附在各種反抗物件上，為自由煽風點火。
李明璁
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博士，近十餘年任教於臺大，曾三度獲優良教師獎，現執教於北藝大與國北教大。曾參與創辦《cue.》電影雜誌並任總編輯，協助過多個大型藝文策展、博物館規畫與重要文化獎項評審如金鐘獎、金鼎獎、台北書展大獎等。著有散文集《物裡學》、並統籌企畫麥田「時代感」書系、大塊「SOUND」書系等。
文 / 李明璁
【完整內容請見《LaVie》2018年9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