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台灣第一次以群眾募資形式，由社會文化觀察家詹偉雄發起的「張元植＋呂忠翰 K2 Project 8,000 攀登計畫」正式展開，目的是為了讓兩位台灣冒險家，能有足夠的金援，安全挑戰世界最難攀登的8,000公尺巨峰—喬戈里峰（K2）。募資和8,000公尺遠征都結束後，到底這場轟動登山界的群募計畫帶來了哪些改變？

截至5月底，也就是不到兩個月時間， 「張元植＋呂忠翰K2 Project 8,000攀登計畫」活動共募得台幣622萬，協助募資的團隊包括詹偉雄、格式設計等人，也在募資結束後全部退場，留下臉書粉絲團讓兩位登山家繼續經營，而他們5月先完成世界第五高峰高度8,485公尺的馬卡魯，作為攀登K2前的高度適應，並在6月14日正式出發挑戰K2，原先預計7月中完成攻頂後8月底返台，但今年因為雪況不佳，只到海拔8,200公尺即撤退（世界第二高峰K2海拔為8,611公尺）放棄攻頂，為這場募資劃下句點。但這並不是結束，而是整場募資核心冒險精神的開端。

意外的募資計畫

攀登K2，並以馬卡魯作為事前高度適應的行程，本來就是他們兩個人今年的預定計畫。去年11月，偶然和張元植一起爬山的詹偉雄，一聽到兩人要前往世界最難攀登的K2挑戰，決定發起募資活動，直到4月計畫才正式啟動，張元植說：「本來就預計以最低成本去爬山，但有資金支援，我們兩個人都可以各請一位雪巴，這比較像保險的概念，如果只夠請一個雪巴， 我們其中一個在山上發生問題，救援就會出現麻煩。」但已經完登五座8,000巨峰的呂忠翰（阿果）開玩笑的說：「我們太習慣低成本的模式，什麼都自己來，這次請了兩個雪巴，反而讓他們覺得，第一次有人付我這麼多錢又不用做事。」別看他們兩個講得輕鬆，這次陪他們一起前往做現場記錄的作家陳德政觀察：「他們為了要無氧攻頂，當同隊的其他人，都在基地營休息時，他們得再上山多做一次高度適應。」

沒有征服K2的生命課題

當募資結束，總計2,291人參與這項計畫，行前有這麼多應援活動，最後卻沒有征服K2，對他們兩個來說，勢必是一場回來後必須面對的壓力，張元植很坦白地說：「一開始會很嚮往完登K2，在台灣登山史上留下美名，但爬山還是要回歸自己內心真正的想法。」身經百戰的阿果則說：「我們作為職業登山家也有自己的想法，募資計畫的核心概念，是讓更多人開啟對探險和冒險的想像，這只是一個開端，我們只要專心做原本在做的事，就是一種正向的回應。」講白一點，就是他們真的很做自己，也沒有因為壓力讓自己的判斷失準，阿果說：「我比較怕死，做判斷也比較保守。」。

張元植簡單的解釋今年沒有攻頂的狀況：「海拔8,000公尺以上有一段叫『瓶頸』的路，它是40多度的雪坡，再往上就是冰塔，那裡的積雪高度到胸口，雪質又非常鬆軟，不斷發生小雪崩，這種情況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改變，才選擇撤退。我們評估，過幾天再攻頂90%的機率狀況還是很差，5%賭一把衝過去就攻頂，最後5%就是引發雪崩滅團。」今年成功完登的19人，就是拿命去賭微薄的5%成功率，但對他們來說，把命留下來，才有辦法再做下一次的挑戰，這也是以冒險為職業的登山家必須時時面對的重要生命課題。

募資的意義

追根究柢這場募資對他們而言，意義是什麼？張元植說：「募資對我們來說是很正向的，但真的要說改變什麼倒也沒有，要改變大環境的氛圍，是很緩慢的過程，不可能靠一個社會事件就有結果。」難道台灣真的很難發展冒險事業，而攀登者或登山家也很難得到企業金援、無虞地投入冒險事業嗎？

阿果自己的觀察是：「這要回到歷史脈絡來看，國外他們以前可能也像我們一樣，對冒險有很多負面評價，這是需要花時間累積，當它發展到足夠的能量，大家就會自然而然理解冒險是重要的，這個勇氣和能量，就會帶動個人或企業往不一樣的方向邁進。」他講得很樂觀也很正面，但實際的情況是，他們就是在這個歷史進程中努力的人。他們永遠只能用最精簡的預算，完成各種偉大的冒險，代替大家的眼睛，用探險和冒險的精神看到更多世界未知的角落，未來或許會感動一些人，進而讓冒險精神慢慢發芽。

在募資與K2之後

雖然獲得622萬的贊助金，但除了攀登費用、送給贊助者的禮物和各種細碎的雜項支出，差不多已經把所有資金燒光，很難產生結餘為下一次挑戰做準備。但他們本來就什麼都靠自己，沒有錢就自己找錢，攀登計畫還是會繼續下去。阿果明年還要再挑戰一次K2，包括前期的高度訓練，希望最少能再「無氧」完攻三座8,000公尺高峰，「就是要一鼓作氣才會有動力，另方面也是因為高海拔攀登，短時間內完成多座高山，才不用重複做高度適應。」張元植則會轉向挑戰歐洲的北阿爾卑斯，和有東方阿爾卑斯之稱的四川夭妹峰：「這次去K2，有雪巴照顧、有氧氣輔助、雪況好，以我現在的能力是可以攻頂的，但如果把雪巴和氧氣這些外在要素拿掉，還是有一段距離，單憑自己的力氣上去是做不到的，這不是我想要的攀登。所以我想先去其他地方（練功），或許幾年後能力夠了再回來完成它。」

今年的K2結束後，「K2 Project 張元植X呂忠翰八千計畫」臉書粉絲團，還是會不斷紀錄他們未來的所有冒險故事。

呂忠翰

台灣攀登界的高手，已成功登頂迦舒爾布魯木二、布羅德、馬納斯盧、南迦帕巴、馬卡魯峰五座海拔8,000公尺以上高山，是台灣目前的紀錄保持者。

張元植

平常工作是高山嚮導和協作，並在嘉明湖擔任山屋管理員，挑戰過五座海拔8,000公尺高山，成功完登布羅德和馬卡魯峰，是台灣登山界極具潛力的年輕人。

本文出自《LaVie》2019年9月號

文 詹筱苹 攝影 張藝霖

圖片提供 張元植、陳德政 場地提供 AMOUTER 戶外人

自從《鬼地方》2019年出版，隔年賣出英文版權、入選《紐約時報》書單、至今陸續被翻譯成13國語言，陳思宏持續以近乎每年15萬字的節奏說故事。這次帶來長篇小說新作《社頭三姊妹》，他捎來什麼訊息？寫作和生活都在遠方和鄉土之間往返，心境此刻又走到哪裡？

陳思宏穿著花襯衫來。

這次為了新作，回台一個月出頭，每天都要簽書、受訪或演講，他在臉書貼文哭哭，「這次帶回來的，都穿過了啦！哎喲。」不知從何時起，或許是呼應他筆下世界的繽紛，又或是符合在台上發光時的幽默能量，人們開始期待看見他一次次披著不重樣的鮮豔花色出場。

他倒也欣然接受。陳思宏是雙魚座，不曾測過MBTI，但只要見過他的人都知道，要E能量，他絕對給好給滿。5月初的台北場新書發表會，近百讀者塞滿松菸誠品，問答踴躍，面對每個提問，他除了一五一十回答，還都忍不住隨口掏出至少一則趣事附贈。

站遠了看，總以為作家和他動不動就能高八度的聲腔一樣瘋，坐下來聊，才知道其實他的日常毫不脫序，被秩序填滿了在運轉。

他常近乎澄清地強調，「我真的是很無聊的人喔！」並且他喜歡。

在柏林，每天5點24分的鬧鐘（單純因為整點會更無聊），不用伸展，一杯咖啡就能進入狀態，一路寫作到中午，煮飯、午覺。從不拖稿，最怕遲到。盡可能每天上一堂運動團課，出國也總會找尋當地的健身房，「讓身體在一個生動活潑的狀態。」說著並非刻意為健美或保養，只是從小就嗜睡又好動，但是更深層的是，他清楚，「一個健康而穩定的人，才可以開心地寫不、健、康的事。」

遠方的召喚

陳思宏已寫作20多年，出版8本小說，3本散文。近年的《鬼地方》寫甩不掉的原鄉「鬼魂」、《佛羅里達變形記》是青春的崩毀、《樓上的好人》有女性視角望出去的傷痕與心結、《第六十七隻穿山甲》談父權的擠壓——本本形狀花式綻放，但都不離家庭與性別，惡意和逃離，傷痕及療癒。

最新作《社頭三姊妹》，與寫家鄉永靖的《鬼地方》、員林的《樓上的好人》，合稱「彰化三部曲」，故事同樣發生在一點也不純樸的小地方。這回的主角是來自乩童世家的三姊妹，還有羊駝、戴勝，以及瘋子、沒瘋但瘋狂的「正常」人們⋯⋯，在連續的5天上演一場喧嘩鬧劇。這是陳思宏第一次嘗試黑色喜劇，過程比預想的順利，奔放行文間藏不住寫者的過癮。

荒謬一直是他寫作的美學，甚至是追求的目標。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來自一個不允許我們荒謬的體系啊！要四四方方，規規矩矩，成為一個乖巧的人，在我們台灣文化裡是太重要的事情。」

陳思宏也是這樣長大。直到當年拿到人生第一筆文學獎獎金，想著要揮霍，要去遠方，剛好同學送來一張唱片，樂團來自德國。抵達的當晚，柏林就大方迎客，他被帶入陌生人家的party，欣賞頂樓一整片綠油油的（當時尚未合法的）大麻田；往後還會在地鐵上遇見全裸男子牽著有穿衣服的狗狗，但整節車廂的柏林人沒有多看一眼⋯⋯。荒謬事蹟數不完，柏林的瘋狂衝擊人心，陳思宏第一次懂，「你可以完全不在那個盒子裡，只要不干擾別人，都沒問題，可以很自在地活出自己的樣子。」

不想再乖了的人受到召喚，2004年，他正式搬去柏林。以為來自島嶼中部小鎮的同志，終於搬進自由和迷幻？

又是抵達的第一晚。時差睡不著，陳思宏去散步，一大群放學芭蕾女伶的蓬蓬裙在他身旁聚合又四散，從台北總統大選喧鬧的街頭，瞬間走到歐洲極度冷靜的黑夜，「天啊，第一次感到這麼巨大又具體的寂寞。我好快樂。」來自有9個小孩的傳統農家、乖乖念書去到以為更寬廣的首都，城市好擠，朋友好多，人情好暖，從來沒有一個人的空間和時間。「可是我是一個寫作者，如果不寂寞、不孤獨，要怎麼寫作？」

這次《社頭三姊妹》的扉頁，摘錄來自法國作家 Paul Valéry 的文句，「我將這個萬物生機勃勃的封閉系統命名為：孤獨。」他寫熱鬧的故事，住熱鬧的城市，「但再怎麼瘋狂，喧鬧，大家要承認自己是孤獨的。」這也是作家真實的人生選擇。

從「我」出發，再縮小自己

從個人經歷談進小說作品，這件事在陳思宏身上並非禁忌。

他的寫作建立在真誠和體感，只會也只敢寫看過、聞過、吃過的東西，寫真的去過、混過的地方。好比，他常寫女性，「因為從小有8個女人（媽媽加7個姊姊）在管我，所以很多時候確實寫女人比寫男人要順手。」也常寫黏膩到逼人發瘋的炎夏，就是自己「要夠討厭才可以寫呀！」現在他絕不在夏天回台，鏡文學發書也都默契避掉這一檔期。

塑造角色時亦然，陳思宏筆下的人物繁多，但面貌從不模糊。每本小說都有一個專屬筆記本，用來做人物卡，布局角色輪廓，這是以前戲劇訓練要寫角色日記所留下的基本功。這次創造三姊妹時，她們分別用哪一牌的洗髮精、什麼顏色的床單、會去哪一間廟拜拜⋯⋯，他都想得清清楚楚，「有時是不必要的細，但我要跟這些人變熟——有點太熟了，才有辦法動筆，不然我會很虛。」

虛實緊密交織的寫作方式，尤其是在面對家鄉時，會不會有壓力？「沒有！」陳思宏穩穩搖頭，「我昨天才去社頭唯一的獨立書店簽書，來的讀者沒有一個知道這裡的存在，但是他們可能知道社頭最好吃的臭豆腐在哪裡。那，到底什麼叫做真正認識一個地方？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視野。」

擁有清晰的界限，也要多虧了柏林。它不只示範了不體面規整也不要緊，陳思宏也在異鄉從頭開始認識自己，「煮什麼吃不會殺死自己？什麼讓我憤怒，又讓我開心？」長達十多年的時間，寫作之外，他更翻譯、主持、演戲，打各種工，過程中服侍他人、遇過混蛋、被無禮對待，實際活一遍寫作象牙塔之外的人生百態。

於是現在的他不擺一點姿態，最常說的話是「我盡力配合！」形容辦活動是服務業，出場時，總是不忘周到謝過每個夥伴。即便5年來《鬼地方》的活動已講過800場，考慮到台下的人是第一次聽，他還是每次都將能量拉到上限，「我會想，人家阿妹都可以一直唱『三天三夜』了。」

雖然有戲劇底子，這些要不了陳思宏的命，但總是耗能的——他始終沒習慣被叫「老師」，拍形象照要化濃妝，幾次頂著粉底被讀者認出都讓他尷尬癌末期。身為作家，能不用一直露臉，在他眼中其實是一種特權，「我們還是要靠作品，」他手指書本，「還是要回到這個最基本的單位。」即便他早已習慣交稿當天就和無論多熟的角色們澈底道別，作品出版後就是身外之物、絕不重讀，陳思宏自認活到這個年紀，已經沒什麼害怕的，「但的確會怕對不起別人。」想到出版社要賣書、在國際上代表台灣作家的形象⋯⋯，「寫作之外的事沒有辦法控制，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全力以赴嘍！」

乍看表演慾十足，原來每次「文學明星」的閃亮出場，都實則是把「我」縮到最小後的展演。 

亂七八糟的花

陳思宏的筆下世界，塞滿各種魔幻和脫序。然而，《社頭三姊妹》出版後，其中鄉公所再再拼錯英文的情節，巧妙對應近日的雙北時事；還在納悶書中的社頭怎麼會有羊駝？不久 Threads 上也有人拍到，一隻羊駝在鳳山街頭閒晃點鬆餅。網友和新聞讚他是「先知」，但在小說家眼中，自己寫的根本是寫實主義，「現實人生是更荒謬的，很多時候小說家只是在提筆追趕。」人們總問他，是不是特別容易遇到荒謬事，「其實我覺得，只是因為我頻道打很開。歡迎各種人事物在我周遭出現——不讓故事接近，是保險的生活狀態，但身為創作者，這個頻道要打開。」

所以陳思宏喜歡慢，比起發問 ChatGPT 更常去圖書館，愛散步，最愛的車速是區間車，《社頭三姊妹》的倒數第二章就是在上面搖晃著寫完。搭車時，陳思宏總是在觀察，「以前都會被發現，現在我可以盡情看人類！每個人都把感官關掉，待在手機裡。」這次他設定「三姊妹」各有視覺、嗅覺、聽覺上的超能力，正是暗示大家，「這是我們都有的能力。」

三姊妹共同的，還有「痟」，對此作者給予的定義是：不符合父權期待，在體制裡盡力衝撞的。透過這本書，他想呼籲大家一起瘋。那他做過最痟的事又是什麼？「就是去柏林啊！我拋下了這邊的一切欸。」代價是，花了好大力氣改變穿著、抹去口音，如今到社頭田調，哪怕回到永靖踩著拖鞋幫姊姊買貢丸，他都會被當作外地人，「沒辦法，我的臉和氣都離開那裡了。」

好在，完成了彰化三部曲，他已完成寫作和生命中最大的誠實，「面對自己其實就是個鄉巴佬。」很多人說，現象級的《鬼地方》已是他的高峰，他看得從容，「那不就是爬完玉山了？最難寫的家人跟家鄉寫完了，最大的鬼也見過了。」

訪談隔週，陳思宏就要逃回德國的日常，緊接著飛去希臘小島度假，期待把自己曬成龍蝦，更迫不及待「回到是 nobody 的狀態。」脫離人群，褪去花襯衫——更精準地說，「平時也會穿，但就可以亂七八糟的花。」不過文學可還不願離開他。寫作者也甘願於這件最本份的事，已忍不住確認過海邊會有 wi-fi，要開始寫下一本從未嘗試過的愛情小說，結局已經躺好在腦海。

在6月底前往首爾書展再度閃耀登台之前，是他們絕對神聖的 me-time。

陳思宏

彰化縣永靖鄉八德巷出生，農家第九個孩子。住在柏林。輔仁大學英文系、國立臺灣大學戲劇 學研究所畢業。曾獲臺灣文學金典獎年度百萬大獎、文化部金鼎獎、林榮三文學獎小說獎首獎、九歌年度小說獎、讀墨年度人氣作家、金石堂十大影響力好書。出版小說《鬼地方》、《佛羅里達變形記》、《樓上的好人》、《第六十七隻穿山甲》、《指甲長花的世代》、《營火鬼道》、《態度》、《去過敏的三種方法》；散文《叛逆柏林》、《柏林繼續叛逆》、《第九個身體》。

_{文｜李尤　攝影｜KRIS K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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