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e on》在2023年11月底晚間上演，地點是臺北表演藝術中心7樓的排練場；那陣子，我正好在重看《地獄廚房》（Hell’s Kitchen）。

不知道是追得太入迷、或這支舞作真的與廚藝實境秀共振，當下看舞者們跳著、拉扯著，腦中竟然默默浮現《地獄廚房》裡名廚Gordon Ramsay飆罵、廚師們互相嗆聲的場景。想法閃進腦袋的瞬間，覺得荒唐；但隨著舞碼持續推演，配上編舞家劉奕伶於會後座談的分享，漸漸搞清楚那份既視感到底從何而來。

從舞者經驗出發，表現「競合」微妙心理

若用一句話概括，《Game On》是「為舞蹈人而生的作品」，以「競爭」和「較量」為主題，重現了科班出身的舞者毫不陌生的場景——不斷排練、不停競賽，次次與熟悉的人，亦敵亦友的微妙關係悄然發酵。就算不學舞，你我生活中總有過競爭，也能從舞蹈編排、舞者互動、道具安排中看見似曾相識的情景。

較量之前／生命共同體

《Game On》由5位舞者共演，開場時他們是夥伴，一同排練，只要有人失誤就得從頭來過，彷彿生命共同體。隨著不停重練，耐心消磨、笑容淡去，摩擦逐漸產生；但小情緒無妨，出了排練場便消散，真正的考驗還在後頭。

與他人較量／競爭的複雜心緒湧現

練習是為了磨練技藝，磨練是為了沒有破綻、接近完美，完美是自我追求、也是賽場上的最佳武器。來到舞作中段，「競爭」逐漸開展，舞者們互相拉扯、推擠、爭執，每一次肢體碰上地面的重響，都為競爭現場再澆上熱油，求勝的、憤怒的、自責的火燒得越來越旺。他們爭什麼？首席、出賽代表、成功的可能⋯⋯這是象徵表層的慾望；而成就感、害怕失敗的心緒、擔心自己沒天份的心魔⋯⋯或許才是內裏盤根錯節的思緒。

「參賽者」在競爭過程中被定義、被抉擇、被決定離去或留下，半推半就地更深入了解自己與對手。不過微妙的是，舞者們不只是對手，下了場更是同學、朋友，或必須合作完成演出的夥伴。這樣的「競合」關係，微妙而難解——因合作而互相欣賞或不滿，也因競爭而彼此爭鬥或相惜。

與自己較量／崩潰邊緣的自我傷害

各種情緒在內心碰撞，崩潰感漸漸襲來。《Game On》也把這樣的激烈碰撞舞了出來，成為全作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橋段——舞者們不停重複一樣的動作，有人跳躍旋轉、有人極致伸展扭曲身體⋯⋯力度從小到大，最後每個人都耗盡力氣。劉奕伶將這段取名為「自殘」，呼應著追求目標的途中，身心不可避免的不適感。面對低谷，每個人各有紓解的辦法，而在《Game On》當中，舞者將其演繹得微妙，「一開始蠻唯美的，怎麼後來越來越不對勁⋯⋯」劉奕伶打趣說道。

結合現實狀態與表演性，是《Game On》最大挑戰

為了重現「競合」狀態的矛盾心理，劉奕伶與舞者花了非常多時間回憶過去，回想地方舞蹈班的學習經歷、幾乎不會流動的同學與對手、無數次的舞蹈比賽⋯⋯藉此找回彼時面對矛盾人際關係的心態，讓表演更為生動。這對劉奕伶本人來說，並不是陌生的課題，她從小習舞，跳進北藝大、再跳入紐約美國比爾提瓊斯舞團（Bill T. Jones/Arnie Zane Company）擔任專職舞者，舞蹈生涯歷經大大小小的比賽，最終回到台灣用心做舞蹈教育。

這段舞者互相自我揭露的過程，也延伸出《Game On》最具挑戰性的細節，「要怎麼把現實狀態用表演的方式自然傳達，像是舞者要同時在舞台拿出最好的一面，又要用自然的小表情演出平常互動、或比賽輸了的狀態⋯⋯」劉奕伶解釋。全作細節花了很多心思堆砌，藏在現代舞與傳統戲曲身段交融的姿態裡，也埋在舞作與古典鋼琴配樂《帕格尼尼主題狂想曲》和《藍色狂想曲》的互動當中。

現代舞與火爆實境秀

所以說，看現代舞表演怎麼會想到火爆的廚師競賽秀？追《地獄廚房》時，時常想為何廚師們常因雞毛蒜皮的小事就情緒潰堤？為什麼這麼容易耐心失守，瘋狂抱怨同事？這些存在我心中不怎麼重要的疑惑，卻意外從《Game On》找到解答——因為「競合」而生的微妙心理，在「高壓」環境下不停被催化，終將爆發。身為局外人的我們，平時難以參透舞台／螢幕前後的難處，而《Game On》就像一座藝術橋樑，為觀眾搬演了融入表演張力的部分現實。

從藝術看見與生活連接的可能

還記得當晚《Game On》演畢，正思考著將平時予人高冷印象的現代舞作，連結接地氣的實境秀，真的妥當嗎？正好有人向劉奕伶提問：「希望別人怎麼理解你的作品？」她思量後回答，「我當然在意自己的作品，能不能讓觀眾讀到什麼，但那是我的課題。」因此在創作《Game On》這支敘說舞者故事的作品時，她不停假想、猜測、實驗如何讓擁有不同生命經驗的人讀懂作品，最後她說，「不會將想法強壓在觀者身上，只要可以從作品中聯想到什麼，跟自己的生活做連結就好了。」這或許呼應了Camping Asia藝術計畫「Open for all」的理念，讓藝術面向大眾、彼此理解，從表演藝術中看見與生活串接的可能。

這部電影不要你黏在椅子上看，而要你起身走進一棟台灣老公寓，穿梭廚房、客廳、臥室等空間，慢慢拼湊出曾發生在此的破碎婚姻故事。你的移動步伐，將推動故事前進。

這是台灣張碩尹工作室、英國爆炸理論（Blast Theory）共同製作的「互動式電影」作品《Proof As If Proof Were Needed》，於年初拿下2025美國西南偏南藝術節（SXSW）混合實境競賽單元評審團特別獎後，回到台北於7/4～7/20限定兩週展出。

「走進」老公寓，拼湊一段破碎婚姻故事

《Proof As If Proof Were Needed》由蔡弦剛執導，夏騰宏與柯念萱主演，背景設定在一間台灣老公寓，文本圍繞著一個在災難中破碎崩解的婚姻故事。這不單只是一部電影，更是一件觀眾可與之互動的沈浸式裝置。有趣的是，觀眾不需要穿戴任何裝置，而是透過「AI視覺感測系統（AI Computer Vision System）」體驗。

觀眾將置身一座台灣住家的等比例平面圖上，地面標示著4個空間：廚房、客廳、臥室與浴室。每當觀眾踏入其中一個房間，AI系統便會偵測觀眾的移動，切換到該房間的故事。透過在空間中移動，觀眾將慢慢拼湊出一對伴侶曾在此生活的痕跡。

觀眾的「互動」也是看點

由於每場次的觀眾人數可能不只一人，因此觀眾之間發酵的狀態也成為觀看的重點。AI視覺感測系統會在偵測展間的人流後，決定該切換到哪個視角，因此觀眾彼此互相看眼色、牽制與角力，干擾和合作，都成為了觀看作品的趣味。

這部「互動式電影」打破線性敘事，給予觀眾更多摸索的空間，建構出新型態的觀看體驗——作品的敘事仰賴觀眾的移動進行，甚至可以說是「沒有觀眾，作品就不存在。」創作者亦不刻意講故事說明，轉而注重傳達作品的情感氛圍，交由觀眾填補空白。

「我特別喜歡觀察人們如何和作品互動，努力了解故事的樣子，甚至還曾看見觀眾一隻手放在房間、另一腳放在廚房，試驗著試圖混淆系統的滑稽舉動，發展出團隊從未想過的互動的方式。」——爆炸理論業務經理Anne Ruper

為何以「家」為題？一座壓抑籠罩的劇場

「家」一詞往往讓人聯想到庇護、歸屬與安穩，但創作團隊回溯電影史中大衛・林區《驚狂》和米哈伊・哈涅克《隱藏》當中對「家」的詮釋，卻是潛意識中瀰漫壓抑和焦慮的劇場。於是在《Proof As If Proof Were Needed》中，「家」成為觀眾走入作品敘事的核心，當觀眾穿越不同房間，也彷彿在夢境般的空間，探尋此地曾發生的婚姻生活痕跡。這樣的結構不僅回應了潛意識如「記憶宮殿」般的運作機制，也讓觀眾的「觀看」，從被動變成主動的心理參與。

另一方面，家作為最小單位的社會結構，不只受到內部情緒影響，也受到外部局勢的牽動。從歷史和社會脈絡來看，台灣長年受地緣政治影響，有著身份認同的討論；英國社會則長期面對移民問題，及近年的脫歐危機和通膨困境。因此，這次跨文化的台灣與英國團隊，從彼此對「家」的理解出發，重構一個想像的個人空間，並藉此探討所謂「家」的樣貌。

SXSW評審團在授予獎項時表示：「這件作品讓我們感受到迷惘、沮喪和彼此疏離。一開始只是悶燒著，但是最終成為空間、故事、科技和人類行為之間產生了意料不到的聯繫和交會舞蹈。」

以互動性、社會批判串起的藝術實驗

來自英國的爆炸理論（Blast Theory）常透過互動藝術探索社會和政治議題，他們結合表演、遊戲、影像、應用程式、裝置藝術等，將觀眾置於非尋常、甚至令人不安的體驗當中，邀人們透過親身參與日常難遇的景況，開拓看待社會的新觀點。像是在作品《觀看的機器》中，觀眾便被邀請參與一場搶銀行的角色扮演遊戲。

張碩尹與爆炸理論的合作始於2016年，當時他在爆炸理論位於英國布萊頓（Brighton）的工作室駐村一個月。他回憶：「當初觀看到的，是藝術計畫除了成為展覽中的展示品之外，能夠成為溢出社會建制的『事件』。藝術家能夠透過藝術計畫的靈活與機動性，連結各形各色的人事物，進一步成為寬廣世界溝通的管道。」受此啟發，張碩尹工作室在2023年夏天向爆炸理論提案，開始《Proof As If Proof Were Needed》為期一年半的開發與製作，作品於2025年國西南偏南藝術節（SXSW）全球首映，如今回到台北放映。

此次合作延續著張碩尹工作室和爆炸理論對於「互動性」的高度興趣，雙方的作品都時常有意識地削弱藝術家的「控制權」，將作品開放給觀眾參與，在這樣的情況下，觀眾也被賦予了「推進作品」的責任——每個人的行動、決策以及與其他陌生參與者當下的互動，都為作品創造嶄新的意義和火花。

《Proof As If Proof Were Needed》台灣首演

展期｜2025.07.04－07.20，期間不公休

地點｜台北市士林區福華路180號

開放時間｜ 11:00－21:00

今年，瑞士巴塞爾藝術展（Art Basel）發生一場「藝術事變」——不羈的洋紅噴漆線條猖狂地侵佔主展館前廣場，從地面蔓延至牆面、時鐘、水池，甚至覆蓋Art Basel斗大的標誌。這不是惡作劇、也非抗議，而是德國視覺藝術家Katharina Grosse為展場量身作的畫——《CHOIR》。透過具侵略性的線條及張揚色彩，藝術家企圖在受制的環境中，試驗藝術發生的各種可能；也在這人們爭相購入藝術品的場域，創造一件「無法被擁有」的藝術品。

生命有限、無法被擁有的藝術品

傾心藝術，必知Art Basel。這場全球知名的藝術博覽會，版圖跨及瑞士巴塞爾、邁阿密和香港，匯集全球藝術家及藝廊、涵蓋多元流派的創作能量，每年吸引無數買手與藏家前來購藏藝術。在這藝術品買賣不斷發生的場域，Katharina Grosse透過《CHOIR》掀起一場反動——這件作品只存在一週，展會結束便消失，不標價、不販賣，沒有任何人能夠擁有它。

繪畫只能被裱框欣賞？這幅歡迎所有人闖入

從畫布、建築物到城市廣場，都是Katharina Grosse的創作空間。凡是表面，在她眼裡都充滿創作潛力。她以噴繪手法挑戰傳統繪畫的概念，也透過不按牌理出牌的作畫背景，對畫作的「歸屬」提出質疑。

像是她這次為Art Basel創作的《CHOIR》，是一件用工業噴漆繪成、佔據城市廣場的公共藝術，像街頭原生的塗鴉，也像一幅巨大的抽象水彩畫。可畫作該存在於戶外嗎？又該任人踩踏嗎？印象中，明明該被放在美術館裡裱框欣賞？Katharina Grosse嘗試推翻的便是這一道道提問，她將繪畫置於無需預約、任何人都可能經過的公共空間，歡迎所有人參與其中，共演一場「即興表演」。雖說《CHOIR》不能被任何人購藏，但換個角度想，它亦屬於「參與表演」的所有人。

探討人們對控制的執著、衡量藝術品價值的觀點

《CHOIR》僅存在7天的生命週期，背後也蘊藏著Katharina Grosse衡量畫作價值的觀點。普遍來說，長傳於世的畫作會被認為更具價值——若作品能在不斷流逝的時間長河中捱過考驗，時間將為其增值。可Katharina Grosse卻認為，繪畫不一定非要永垂不朽才是強大，對她來說，畫作從不存在到存在、再走向不存在，更能具體體現時間的流逝，這何嘗不是另一種珍貴？

再向內探究，Katharina Grosse也藉《CHOIR》探討著人類對「控制」的執著，以及對「自由」的渴望。她企圖在受制的環境中，試驗藝術發生的各種可能，在這樣的創作概念下，廣場任何地方都是她的畫布——既然如此，Art Basel的標誌被噴了漆又有什麼關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