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朋友叫做玉惠，是來自台南的芬蘭媳婦，正在當地唸MAVA課程，有一回我請教她對於當地人際關係的看法：「你因為結婚所以定居在芬蘭，所以看到芬蘭的人際跟家庭，比起在台灣的人際關係，台灣人在芬蘭跟其他台灣人的關係，還有台灣人跟當地芬蘭人的關係，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芬蘭人是慢熟的，很多事都是如此，人際關係亦是。」她想了想說。「芬蘭家庭關係，目前我所接觸過的芬蘭家庭都是很有愛、很密切，但是家人之間卻沒有強烈的依賴感，芬蘭人從小就被教育要獨立自主，大概十八歲之後，很多芬蘭年輕人都會搬出去住，讀書工作養活自己。芬蘭家人之間什麼都談，不避諱說出自己的難處。這和台灣家庭關係很不一樣，台灣家人之間都太過在意對方的看法。父母太過於保護孩子，孩子太依賴父母。」
玉惠來自人際關係濃厚的台南，對於人際關係特別有感。「妳的觀察，跟台灣人比起來，芬蘭人身邊朋友多嗎？」我又接著問，因為我不只一次聽過芬蘭人被其他外國人形容為「超自閉」、「難相處」。「這要看每個芬蘭人的個性，我見過身邊較活潑積極的芬蘭人，朋友很多，活動很多。也遇過身邊只有一到兩位好友的芬蘭人，用五支手指頭來算都夠用。不過，無論內向或外向的芬蘭人，真正的知心好友，那還真的不多，平均兩到三位而已。」
這讓我聯想到，我時常跟剛認識的德國朋友開玩笑，「我有超能力喔！我可以看你的臉就知道你有幾個好朋友。」「怎麼可能？」他們完全不相信。「那我看看⋯你有三個好朋友。」我說。「你怎麼會知道！」德國人覺得這簡直是太神奇了。「因為你們德國人，每個人都不多不少，剛好有三個朋友啊！」我總是笑著解釋。我的德國朋友一開始聽到這種說法，都會覺得我胡說八道，但是仔細算算，才發現他們真正的好朋友，的確就是不多不少，剛好三個。因為務實的德國人，要開一台車出去玩，四個人剛好。一起吃飯，一桌四個人剛好，不多不少，可以聊天深談，又不會無聊。除非其中一個人搬到外地，或是不幸去世，否則德國成年人不會去交新的好朋友，「我已經有好朋友了啊！」
表面上好像台灣人「好相處」，朋友多，歐洲人「難相處」，朋友少。但是仔細想想，那些我們表面上稱為朋友的，交情夠不夠深？夠不夠不全面？我們習慣在人際關係上，將每個朋友劃分某個特定的時空條件，這個可以聊感情，但是不適合談工作；那個可以逛街購物，但是經濟有困難時不能借錢；誰誰誰家雖然我不喜歡，但是可以免費借住，所以表面上要維持關係；跟誰可以一起旅行，至於另一個誰喝喝下午茶就好。喔對了，切記只可以跟誰抱怨某某，卻不能跟他抱怨另一個誰。對於台灣人來說，這些每個都叫做朋友。但是這樣「只有一部分可以交往」的關係，在許多歐洲人的眼中，根本就不能算是朋友。於是我可以想像芬蘭人在傾聽了你聊天之後，一針見血的說：「你根本就沒有朋友啊。」然後你一氣之下就跟他絕交了。但這個歐洲人可能只是說了你自己不願意面對的實話。
難怪馬克‧吐溫說「旅行是偏見，偏執和狹隘的殺手（“Travel is fatal to prejudice, bigotry, and narrow-mindedness.”）」。去一個跟自己原本生活環境、語言、社會階層都有很大差別的世界，往往可以幫助我們較快能夠透過對一個社會細節的觀察和理解，進一步了解自己是什麼樣的人，進一步成為我們想要在世界上看到的改變。我忍不住想，台灣對芬蘭應該感到有興趣的，與其著重在模仿教育制度的改革，還不如人際關係之間的省思。畢竟在邁向成熟社會的過程中，我們真正需要的，再也不是更多表面的制度，而是改變深層父母、子女之間的親子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重要的是與自己的關係。
這麼說來，去芬蘭生活，更像是一種梳理人際關係的修行。
Text / 褚士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