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魯塞爾有一個地方，能讓你跟愛麗絲一樣，讓你進入奇幻的世界。

在布魯塞爾比利時皇家美術博物館旁邊有一座這樣超現實的博物館，呈現的是比利時國寶畫家雷內馬格利特Rene Magritte 的畢生傑作，不僅是畫，還有早期為了謀生所畫的插畫以及譜曲。

馬格利特博物館（Magritte Museum）

2009 年六月開始展出超現實主義藝術家 Rene Magritte 的作品。地點特地選在布魯塞爾的皇家皇宮裡面，博物館位於新古典主義建築的地標 Altenloh Hotel 裡面。在 Magritte Museum 開張的那一年，各地的忠實喜愛 Rene Magritte 的人都來這邊朝聖，在第一年就超過了五十萬人來這邊朝聖。

Rene Magritte 雖然在年輕的時候不得志，但是在中後期，他成為整個風靡歐洲世界的畫家。也因此在法郎上可以看到他的畫像，是政府為了感謝他為藝術的貢獻以及對世人影響所做的緬懷。

Magritte Museum 展現多元的 Rene Magritte 作品，是整個世界上收集最完整的博物館。博物館裡展出了超過兩百件的收藏，包括油畫，水彩畫，素描，雕塑以及其他像是他為廣告所畫的海報，甚至是譜曲的手稿，復古照片以及為了電影所創作的周邊都有詳細的收藏。

Magritte Museum 更是研究 Rene Magritte 的主要知識庫，任何人都可以線上連到 Magritte Museum去獲取並研究 Rene Magritte 的作品，進而聊解這個比利時的國寶。

“I cannot think of any circumstances that might have determined my character or my art. I do not believe in “determinism"."- Rene Magritte

Magritte 是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因為其超現實主義作品中帶有些許詼諧以及許多引人審思的符號語言而聞名。他的作品對於生活周遭有超乎常人的觀察，並勇於對事先設想的現實狀況提出挑戰，這樣的批判式思考的畫風影響今日許多插畫風格。他最擅長的就是用生活中會出現的事物來創造一個反差的世界，你看到的雖然是常見到的東西，但是這些東西卻影響了你的視覺，創造了獨一無二的 Magritte 畫風。

Magritte 於 1898 年出生於比利時，他是裁縫紡織商人 Léopold Magritte 的長子，母親 Régina 在結婚之前則是從事女帽製作銷售工作。童年時候馬格利特一家經常搬家，大約自 1910 年開始 Magritte 便開始嘗試學習繪畫，但是目前對於 Magritte 早年生活仍然鮮為人知。不過 Magritte 的母親在多年來曾經多次嘗試自殺以結束生命，這逼得 Magritte 的爸爸必須將她關進她自己的臥室監視著。不過在 1912 年的某天，Magritte 的母親成功逃脫並且失蹤了好幾天，隨後認定為投河自殺但是實際原因不明。

據傳當時 13 歲的 Magritte 親眼看見其母親的屍體從水中撈上來，這使得一些說法認為由於當時母親浮屍時被發現時衣飾覆蓋臉部的畫面在他腦海中留下深刻印象，而讓包括 1927 年至 1928 年的畫作《愛人》（Les Amants）等作品都常以衣布覆蓋著臉孔作為主要元素。不過 Magritte 本人並不喜歡這個解釋，而近來的研究已經否定這個說法。已知最早的 Magritte 畫作大約繪製於 1915 年，當時他還保留印象派風格。

1916 年至 1918 年期間，Magritte 前往位於布魯塞爾的比利時皇家美術學院跟隨 Constant Montald 學習。自 1919 年到 1922 年期間他的畫作開始受到 Jean Metzinger 的未來主義和立體主義影響，同時自 1918 年開始他也對於大他 10 歲的義大利畫家 Giorgio de Chirico 其超現實主義風格感到興趣，而這時期 Magritte 的作品大部分作品都有出現裸女元素。

在 1922 年至 1933 年期間他則曾經於壁紙工廠擔任工程繪圖人員，負責花紋設計以及海報暨廣告設計等工作。一直到 1926 年以後，他與在位於布魯塞爾新成立的人馬畫廊（Galerie Le Centaure）簽下合約後，開始從事全職的繪畫工作。

1926 年，《迷失的騎師》(Le jockey perdu)，為 Magritte 第一幅超現實主義作品。Magritte 在 1927 年在布魯塞爾舉行首次的個人畫展，但遭到大量侮辱性的批評。這次失敗使他感到鬱悶，於是他移居巴黎。後來他又回到布魯塞爾，與他的弟弟成立一間公司，賺取生活收入。

1927 年到 1930 年間，他移居巴黎。在這期間，他認識了 André Breton，並加入了超現實主義者的行列，大量的創造出具有神秘語意的迷人畫作，同時也為許多時裝海報或樂譜封面進行商業平面設計，1936 年他的作品曾到美利堅合眾國紐約展出，後來又在 1965 年現代藝術博物館、1992 年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舉行回顧展。

在納粹德國佔領比利時期間，他堅持留在布魯塞爾，因而與 André Breton 決裂。在這段時期，他放棄在作品中展現野蠻主義和超現實主義，後來又恢復了。他的畫風變化不大，但也有稍許改變，例如 1943 年 ─ 1944 年的「雷諾瓦時期」和 1947 年 ─ 1948 年的「野獸派風格時期」。

晚年他定居在比利時布魯塞爾。1967 年 8 月 15 日因胰臟癌病逝，死後葬在蘇哈比公墓（Schaerbeek Cemetery）。自 1960 年代起，馬格列特的作品引起公眾的高度興趣，更影響普普藝術、簡約主義及概念主義。在 2005 年，他被列舉為「最偉大比利時人」之一。

你可能會疑惑，為什麼一定要看到真跡？

對我來說，你看到的真跡跟看圖片是完全不一樣的感受，當你看到世界真正的名畫時，你的眼睛會不自覺的被畫定住，你會感受到畫家在畫畫的情緒，雖然畫是靜止的，但是你的心裡的感受是波滔洶湧的，是無法止住的感動。

當我看到蒙娜麗莎時，雖然是遠遠的看到她，但是我卻覺得她是真正的活著，是在你的面前呈現著，她所散發的氣質以及優雅會深深的震攝到你的心理。又或是我在橘園欣賞莫內的睡蓮時，那時才知道睡蓮是一幅非常非常大的壁畫，當你坐在睡蓮前面欣賞的時候，你會深深的感受到從心底發出來的平靜，你會彷彿躺在水池中，你會感受到彷彿有微風吹過。

真正的畫是會讓你思考，真正的藝術是會讓你感受到真實的情緒的。藝術也是一種沒有時間隔閡的美，只要你深深地活著，好好的感受人生，你就能欣賞這種深刻的美。

準備好來一場藝術巡禮了嗎？

 Text、Photo / FLiPER

一句「玻璃睪丸」、一段揭穿「厭女的遮羞布」的〈Rule男Freestyle〉，讓嘻哈歌手楊舒雅引發廣大論戰，但對她而言只是必須說出。而有章藝術博物館展出的《陳美玲Michelle Chen》則是新銳策展人「長椅小姐」花了多年、以策展之名寫給母親世代的一封長信。對「她們」來說，創作是一種訴說。對話結果不一定美好，但她們相信故事被聽見，本身就有力量。

▶ 本文選自La Vie 2025／12月號《秩序重啟Order Reset》，更多精彩內容請點此

最喜歡楊舒雅的哪首歌？長椅小姐的答案是早期抒發個人情懷的〈死水〉，這讓楊舒雅相當意外。她坦言自己是很後來才因〈Rule男Freestyle〉注意到楊舒雅，但回頭聽她的作品時感到驚訝：「她每首歌的語感、風格都在變，而每一次的『變』都不是表面裝飾，而是從經驗長出來的。」

一個人的成長面貌多重而流動，長椅小姐也是很晚才意識到自己並不了解母親那代人的抉擇，花了幾年研究，才有了展覽《陳美玲》。展覽讓楊舒雅想起過世的媽媽——她有過自己的工作，最後卻選擇照顧家庭。「我之後想做的歌曲跟長椅小姐很像：從媽媽的生命經驗往回推，看見那個世代與台灣大環境的變遷。她用不同形式、用很多人的案例在討論，我看了很感動。」

楊舒雅

台灣嘻哈歌手與詞曲創作者，1999年生。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大學時期加入Hip Hop研究社，開始發展饒舌創作。2019年以〈華康少女體內份子〉切入台灣的威權歷史與國族記憶，收穫關注；2025年〈Rule男 Freestyle〉直指嘻哈圈的厭女文化，作品入圍第16屆金音創作獎「最佳嘻哈歌曲」。除音樂之外，她也長期參與公共議題，曾投入「為台灣而教」計畫於花蓮任教，2024年起加入立法委員伍麗華辦公室擔任助理。

長椅小姐

策展人與創作者。本名杜依玲，「長椅」是理想展覽的模型，如同公園裡的長椅被視為公共財，提供人們巧遇，停留，產生對話的空間。自2023∼2025年起展開「陳美玲」3年計畫，從一位虛構的1950年代出生女性出發，重新觀看台灣女性世代經驗。首展《陳美玲的房間》於立方計劃空間展出；2025 年於國立臺藝大有章藝術博物館推出《陳美玲 Michelle Chen》，匯集多位台灣與國際藝術家，以跨域方式梳理女性生命與社會記憶。

Q：你們從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自己身為「女性」？是否有影響你們一路走來的創作？

 楊舒雅 　「厭女」不是嘻哈獨有，一直都存在人類歷史中。很多人用「嘻哈只是反映社會，所以不需要負責」來替自己的創作開脫，可是我認為創作除了反映，也能改變社會，只是反映就是在自我限縮。更何況台灣跟美國的文化與歷史脈絡完全不同，卻有人用美國嘻哈史來合理化自己的厭女，這並不誠懇。

 長椅小姐 　我是從觀察媽媽開始。她能力很好，在電子業當主管，是家裡經濟支柱又要做家務事。那年代男性普遍有「面子問題」，我爸不善於表達情感，在婚姻中冷漠與疏離。我與媽媽很親密，卻也對她的「委曲求全」感到憤怒。直到30歲，看見她年輕時文藝模樣的照片，突然才意識到：我根本不了解她是怎麼變成現在的樣子。問了很多朋友，發現這是一整個1950、60年代台灣女性共同的生命樣態，促成了《陳美玲》的起點。

 楊舒雅 　進台大嘻研社之後，成員大多是男生，我同時在修性別課程，兩種經驗互相對照之下，很多事情突然變得明白。例如學長曾建議我「女生寫詞chill一點就好」。我知道他沒惡意，但那瞬間在想：「為什麼你覺得我應該這樣？」叛逆心被點燃了。老實說，我大學初期的歌都還滿chill的，但這沒有不好，它是摸索的過程，我們不可能一下子就跨越到做自己的狀態。

 長椅小姐 　我好像沒有「開眼」的瞬間，從小就叛逆、愛頂嘴，打扮比較中性。我一直被提醒：「穿這樣像男生」、「動作不要太粗魯」、「講話小聲點」。出社會後一直在公務體系工作，常遇到女生被安排去接待、端茶倒水，男性先獲得升遷機會。這些似乎跟著你一輩子。

 楊舒雅 　在嘻哈界，最大的差異是「創作自由」。男性寫厭女、物化女性的詞，往往被當成一種風格，甚至被吹捧為某種「real」。但女性用詞稍微強烈，反彈就巨大無比，甚至有人說我們在「打壓男性的創作自由」。這自由根本不是中性的，而是從既有結構延續下來。

 長椅小姐 　女性創作者經常要先跨過自身曾感受到的不公，像藝術家吳瑪悧，一開始的創作關於女性議題，後來延伸到環境關懷。如同許多台灣創作者要先處理好我們的身分認同，才能邁向其他方向，我不覺得這是壞事甚至限制。不過當夫妻兩人都是創作者，被犧牲的往往是女性。《陳美玲》裡我研究的藝術家李錦繡，丈夫黃步青便是威尼斯雙年展台灣代表藝術家。她非常有才華，卻因家庭而淡出藝術圈，不到50歲就罹癌去世了。但如果貶低女性做的「家務事」，就會看不清她們的價值。我以前也覺得我媽沒夢想、為家喪失自我，但這樣的看法也是在複製「男性價值觀」。

Q：《陳美玲》採取較溫和的展出策略，〈Rule男Freestyle〉尖銳歌詞引起滿大爭議，對於委婉或丟直球，可以談談你們的選擇？

 長椅小姐 　或許沒有「基進」女性主義，這是從男性視角出發的分類。像女生講話大聲點就被說基進，男性厭女甚至情殺沒人會說是「基進男性主義」。所謂「基進女性主義」通常只是強調：如果不是男性掌權，世界會不會更好？有人誤以為是在主張女性要站在頂端。不過展覽不是抗議，是為了創造「溝通的空間」。所以我叫「長椅小姐」——長椅就是公共空間，大家坐下來就能對話的地方。

 楊舒雅 　〈Rule男Freestyle〉只是探索我與社會的關係，可以用什麼方式表達的結果。我完全沒料到會帶來如此大的反彈，我其實不喜歡「撕裂」，也不覺得這是必要的。是人們刻意操作、放大那血肉模糊的效果。每個人策略不同，我在這首歌選擇激烈的作法，是發現對方連我「很努力溝通的姿態」都覺得暴力，那我就想：如果這都叫暴力，那乾脆讓你看看真正的暴力是什麼。

 長椅小姐 　爭議越大，就越證明歌詞說中了什麼。

 楊舒雅 　當初我用「玻璃睪丸」形容他們脆弱，現在變成他們反過來拿這詞代稱我，一副抓到把柄的樣子——但我根本沒睪丸啊。你們到底在想什麼？完全不懂。

Q：那你們還相信「對話」嗎？

 長椅小姐 　我相信，但溝通、對話的對象優先為女性。

 楊舒雅 　這樣算溝通嗎？那長椅小姐「坐在兩端的兩個人」，你覺得會是兩個女人嗎？

 長椅小姐 　不一定要是女人。表達委婉的《陳美玲》就是想做出一個「媽媽看得懂」的當代藝術展。很多男生來看，也覺得可以理解。我想創作是存在比不存在好，存在就可能被看見，不存在，故事只會是透明。

 楊舒雅 　我現在不太相信對話。我相信的也是「存在」——作品存在著、被看見，那就夠了。能否理解是對方的事，不是我能強求的。

Q：你們有被說過「太政治正確」嗎？你們怎麼拿捏創作與意識之間的平衡？

 楊舒雅 　一些長輩會。他們覺得只要支持女性就是政治正確，因為他們習慣活在女性被踩在底層的年代。女生突然站起來講話，他們就覺得是冒犯。我永遠都是「創作優先」。如果為了政治正確而做作品，反而會讓DEI被污名化，被說成只靠政治正確加分。我不是要成為政治正確，而是要有一個基本同理心：知道什麼會傷害人，就不會那樣寫。

 長椅小姐 　我倒是沒有，當代藝術圈本來就是一個很政治正確的同溫層。我策展時也不會先想政治正確，通常只有寫補助案或贊助信時才會特別想到。如果創作是被意識形態牽著走，就會像以前中國出現的那種「工農兵」主題的作品，用藝術去服務政策，而不是去誠實面對自己。

Q：有哪些議題你們覺得人們討論得不夠？

 楊舒雅 　現在討論跨性別議題的方式很危險，太強調身分政治：誰有資格談論？誰的恐懼能被流傳、贊同？許多人過於將對男性的恐懼轉嫁到跨性別者身上，但真正該被挑戰的是會施暴的男性。社群討論太急、太激化，快速站隊之下就有聲音被犧牲，我相信許多跨性別朋友因此感到受傷，卻又不敢站出來，這和早期同志運動的處境很像─社會往前的過程，常是建立在部分人受傷的前提上。轉型正義也是，常有人跳出來說：「不要再強調加害者了。」可是一個社會需要真正面對自己的歷史，而且時間久了記憶只會越來越淡，現在都不處理，未來要怎麼辦？

 長椅小姐 　最近延燒的同志代理孕母、借精生子議題，都應該重新被檢視：怎麼避免女性身體被商品化？社會又是如何弱化女性在孕育過程中的傷害？我不覺得有人會願意一再承受這些傷害身體的風險，以及就生態角度，人類真的需要一直繁衍嗎？

 楊舒雅 　生育、月經都是，身體經驗不同，帶來的理解不同。沒有同理心，寫出的作品就會有偏誤，這些誤解還被審美容許，我不是不舒服而已，而是看透了我們之間有巨大的鴻溝，來自生命經驗的不可溝通。要怎麼看待、不對他們失望，是很難的課題。

 楊舒雅 　另外一個，是關於「轉型正義」。我覺得很多時候，台灣人對歷史的記憶是被剝奪的，而那剝奪是刻意為之——有人刻意讓大家不要想起這些事，讓那一整段歷史在集體記憶裡被系統性地抹去、空白化。當我們試著想要重新討論時，又會出現一種聲音說：「不要再那麼強調加害者了。」我覺得這種說法，就是要讓加害者可以隱身、開脫。

我們如果要真正面對台灣的歷史，就不可能不去看見加害者的存在。如果我們不能正視那幾萬計受難者被剝奪的事實，不能在同一個歷史事實的理解基礎上對話，那我們要怎麼討論「台灣的未來」？這件事非常可惜，也令人擔心。生命會隨時間逝去，越來越多當事人離開，我們和那段歷史，只會離得越來越遠。如果連「現在」我們都無法把那些東西召喚回來，那接下來要怎麼辦？

 長椅小姐 　我在綠島人權藝術季，曾與李芳吟共同創作〈彼岸日記〉。我覺得大家對白色恐怖有滿大誤解，將它過度標籤化、政治化了。其實白色恐怖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50年代，確實在台灣有一群懷有信念的左派、共產主義者，但在後來的敘事裡，他們的「左派身分」一直被隱形，沒有被好好討論，很多時候關於白恐的討論變成一種政治籌碼。

第二階段是約莫1970-80年代的受難者，他們當中有許多是跟著國民黨部隊來台，以為幾年後就可以「反攻大陸」回家，結果3、40年過去什麼都沒發生，社會大眾也接受了「反攻大陸」無望，他們並沒什麼宏大的政治、英雄願景，只是再正常不過的思鄉之情，但當時只要起了回大陸的念頭就有可能被打成叛亂犯。整個轉型正義的過程裡，這些人一直被過度標籤化。又如受難者家屬的心境，更是一直沒有被充分討論。設想一家人，家中支柱（父親）突然被抓消失，鄰居、親戚會開始非議排擠這家庭，他的妻子或子女真的能全然理解父親的選擇嗎？父親在他們眼中只能是「英雄」嗎？一個人的家族情感只能依附在大歷史敘事下嗎？

Q：回到你們自己身上，可以談談你們打算做什麼？

 楊舒雅 　我慢慢準備全職創作。之前曾覺得沒足夠經濟能力，也還沒那麼多想說的話；這幾年有了不少累積，讓我第一次覺得有事情必須用創作說出。創作本身就是一種「話語權」，作品被公開、評論都是一種力量。我喜歡女性把話語權拿回來的姿態，所以我想要將力量放大。之後關於媽媽的創作，更像是跟自己的重新連結，一個人如何去記憶、理解、詮釋是受社會影響，同時個人也牽動著社會，但還是要先回到自己身上。

 長椅小姐 　「長椅小姐」的策展身分，對我來說是個實驗場。未來不一定會繼續做女性主題，《陳美玲》其實更多是從我的媽媽出發。會希望做像這樣經過2、3年累積的「慢策展」，而不是趕著產出下一次成果。展覽需要時間呼吸，要讓它有時間長出自己的模樣。

_{採訪整理｜吳哲夫　攝影｜劉璧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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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向內心深處，那份難以言明的「思慕」（yearning）指向何方？2025台北雙年展《地平線上的低吟》由此概念開展，將疑問拋擲向歷史、身分認同、集體與私我的記憶，最後再回到自己。而在開展之際，我們直擊Ivana Bašić、Jacopo Benassi兩位藝術家的布展現場，看見他們如何構築所想，也相談他們的創作與心中所渴慕。

▶ 延伸閱讀：專訪2025台北雙年展藝術家Ivana Bašić：創作中超脫苦痛，尋找生命的自由

Jacopo Benassi的創作不可能事先計劃，更像是一場直覺探索的進行式。「我喜歡意外、沒有預設的狀態，許多東西都是 自然而然發生，這也許是我的缺點，但我的創作方式是真誠的。」在布展現場，他腎上腺素高漲地來回穿梭，正與策展人 之一Sam Bardaouil討論、拆裝作品：向上掛幾公分，完美！他 的「路障」一路從米蘭、熱內亞、亞爾梵谷基金會群展，現在來到了台灣，成為〈花都罷工了〉（Flowers on Strike）的一部 分。這概念最初來自義大利1968年的學運，而他也觀察到，台灣歷史正也是來自一場場抗爭。作品命名反映他對這世界的感受。

「這個世界配不上花朵，它既背離和平主義者，也背離所有反戰理念，所以花朵選擇罷工了。」

以不完美的浪漫探求未來可能

花，是他長久的創作主題之一。3月時Jacopo便來過台灣，深受故宮博物院的花卉畫作啟發，想為作品注入浪漫元素。他不願太過嚴肅地談論政治，「我想讓作品保持力道，但用諷刺的方式進入人們心中，因為太過暴力的東西反而會讓人逃避。」他帶了幾張明信片回旅館、畫了6幅畫，也在士林官邸玫瑰園待上了10個晚上，用閃燈凍凝住花尖的姿態。在他眼中，尖刺如同路障拒馬，既有保護功能，也警醒人們外來侵犯與弄傷自己的風險。

而花刺繪畫、影像與鑄造的拒馬黃銅尖刺被他組合在一起，或懸掛、或放置在鐵書櫃之上；其下隔層中放著台灣藝術家的書籍，源於台灣這次作為靈感支持著他的創作。開展前，他正駐村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這次年輕學生協作的黏土藍白拖、小鳥也被放置作品其間。他開玩笑，說抗爭時「扔拖鞋不會受傷，它們是橡膠做的、不會痛。」

雙年展開幕時，Jacopo更帶來了一場《大龍蝦革命》演出。以拍攝地下音樂場景起步的他，曾在家鄉義大利拉斯佩齊亞經營著Btomic音樂俱樂部。直到一次，他意識到不該只作為攝影記錄者，他開始上台、把相機交給觀眾，角色翻轉了，觀眾也成為「Live Shooting」表演的一環。偉大的美國編舞家Trisha Brown曾說：「跌倒也是舞蹈。」這句話成了他的座右銘，「我理解到我的創作就是放手、讓我的不完美自由展現。」

如同相識的台灣表演藝術家林子寧，這次會在演出以台語唸唱，他也買了鑼鈸交予觀眾一同演奏「素人音樂」（musica andalfabeta），所有音樂、非音樂交會一塊，人們彷若跟他一同在路障間進行一場非暴力遊行，創造未來。「就像義大利Fluxus（激浪藝術）先鋒Giuseppe Chiari的概念：打破樂譜，讓音符掉落。這是一個混亂的時刻，但卻是真誠的，而我想要的就是這種真誠。」而問他這次也會將相機交給觀眾嗎？他大笑：那當然！

「沒有相機我什麼都做不了，透過它我可以進入曼陀羅般的狀態，所有事物都向我敞開。」

路障中是庇護與和平的伊甸園

在台灣的日子，Jacopo感受到一種與西方截然不同、一種源於人們相互尊重的寧靜。談到本次雙年展，Jacopo想到了「愛與和平」。尤其在與台灣年輕創作者的交流中，他感受到：「他們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與老一輩對歷史的認知常有很大差距，好像各自在說不同故事，感到隔閡。所以我想將這次的作品獻給他們，我相信他們心中也有這份願望。」

稍早在瑞士蘇黎世，他也感受過相似的平和，在Mai 36藝廊個展的便命名為《Eden》——或許他始終在尋找一個失落美好的伊甸園。當觀眾置身路障之間，「我想讓人們體驗那個時刻，有點像諾亞方舟拯救世界，而我藉由路障庇護了人們。」

Jacopo Benassi

1970年生於義大利拉斯佩齊亞，目前於當地生活與創作。曾是 汽車修理工，1980年代在龐克社區中心Kronstadt中，受朋友 鼓勵開啟創作之路。由地下音樂場景開始接觸攝影，發展出以 閃光燈抹除景深的代表性風格。2011年於家鄉創立Btomic俱樂 部（∼2015）。近年創作跨足攝影、雕塑、繪畫與表演，發展 出「Live Shooting」表演形式，將音樂、身體與即時攝影融為 一體。

2025台北雙年展《地平線上的低吟》

展期｜2025.11.01－2026.03.29

地點｜臺北市立美術館

_{文｜吳哲夫　攝影｜林科呈　攝影助理｜李易蓁　圖片提供｜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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