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微末節隱含的生命脈絡:花藝工匠 ANNE TEN DONKELAAR

枝微末節隱含的生命脈絡:花藝工匠 ANNE TEN DONKELAAR

土壤粗糙原始的氣味,在枝葉間參雜著淡淡清新;植物莖脈上的毛囊,以肉眼無法察覺的頻率,緩慢微小地呼吸—雨水沖刷後的森林氣息,總是讓生活在都市的我們特別著迷。沒有動作或外顯情緒,每株植物卻有各自面對世界的姿態、樣貌與氣味:初發芽時的蠢蠢欲動、向下抓緊土壤的韌性、緩慢伸展葉面與莖枝的耐心、初迎春季的綻放與活力、生命尾聲的枯萎頹疲、最後終歸於塵土的寂靜。植物不算漫長的生命週期,卻說盡了不同階段的生命故事。這些畫面在生而為人的我們眼底裡流轉,總經不住投射自己生活的情緒—是初生的喜悅好奇,是成長的必經歷練,是短暫青春年華的花樣,是生活裡的低潮、苦澀或不堪,是迎向人生終點前的平靜。小而不起眼的枝微末節,隱藏著生命宏觀的哲學與格局。

 

從自然生態的片羽靈光中延伸而出的小小感觸,讓植物的生長與腐朽成了詩人筆下亙古不變的歌詠對象。同樣以植物花材為創作主題,Anne Ten Donkelaar 不寫詩;以近似於植物學與標本學的研究精神,她將生命的各種樣貌移植於畫框裡。在她位於荷蘭烏德勒支城的花藝工作室,簡單乾淨的白牆空間,裝飾著她的作品與綠色盆栽,有種質樸原始的生意盎然。


花材的各種姿態,除了生命的隱喻與脆弱,在 Anne 的眼裡更多了份瘋狂的想像。綻放的花朵對她來說,既像是煙火喧囂的餘燼,又有著銀河系裡點點星光的魔力。路上撿拾的花瓣、樹枝、葉片,動物園或植物園中自然死亡的昆蟲、蝴蝶殘骸,Anne 以自己獨有的方式,夾雜生活裡蒐集的花卉剪紙,小心翼翼地裁剪、拼貼、構圖,生命遺留的破敗與美麗,成了時間之外靜止而詩意的作品。這次我們有機會與 Anne 做小小的對談,聊聊花藝創作帶給她的生活啟發。

 

Q:妳以前學習的是工業設計,什麼樣的機緣讓妳走入花藝創作?

A:在成為藝術家前,我的工作是抱枕設計的靈感發想,像是在抱枕上設計花卉圖案與刺繡等等。花朵與植物枝微末節的細節總是啟發我的想法,在製作靈感的版面釘上它們,觀察整個構圖與形狀。每過一陣子,花朵會垂落、顏色會褪去,我便以紙花代替原本真實的花朵。漸漸地,我發現製作靈感發想的版面,比起單純的花朵刺繡有趣許多。這讓我決定投入花朵拼貼創作,而這也是作品 Flower Constructions 的起點。

 

Q:荷蘭與亞洲相隔相當遙遠,能否與我們分享妳所居住城市的生活樣貌?

A:荷蘭的生活很不錯,所有的事物都被安排得井然有序。守時與事前規劃是這裡人們的習慣,生活很有條理。我想,與這些按部就班的人一起生活、完成每件事情是件好事,但有時候仍會忍不住想念大自然野外的衝動與熱情。荷蘭最讓我喜歡的,便是你能騎著單車去任何地方。特別設置的單車車道、平整的路面,讓騎車也是種簡單的享受。

 

Q:那麼在荷蘭成長的背景與文化氛圍,是否帶給妳創作上的啟發?

A:我不這麼覺得,至少現在想不到關聯性。創作上的啟發,更多來自於對異國旅行的渴望,或是其他星球的幻想—例如,一個長滿各種植物與花朵的星球想像。

 

Q:平常尋找靈感時會去哪裡逛逛或是做些什麼?

A:在大自然間漫步,或逛逛花市、園藝市集,在建築感強烈的區域走走,翻翻花朵相關書籍等等。販賣珠飾副料的小店或縫紉器材工具店,也是尋找靈感的好地方。

 

Q:妳最近在 The Cold Press Gallery 辦了一個小展覽。這次的展覽是否帶給妳新的體驗?

A:這次的展覽,我與我丈夫、小孩一起在 The Cold Press Gallery 的藝術家房舍裡停留一個月,為藝廊創作新作品。這棟房舍位在英國一處美麗的鄉下角落,是個充滿靈感啟發的環境。我在當地找到許多樹枝與葉片,用它們替新作品作構圖;而作品的畫框則由我丈夫製作。在藝術家住的房舍,裡面備有製作陰雕的小工作室。之前我並不熟悉這種技術,但對使用方法非常好奇。因此我做了個小實驗:把花朵壓進機器,最後顏色從花朵上脫落,紙上剩下些許色素與花朵結構。這個結果令我非常驚喜。

 

Q:花朵拼貼最令妳著迷的是?

A:創作出來的作品看起來像是完全來自大自然,但其實整個過程幾乎全部是人類手工製作,這是花朵拼貼最吸引我的部分。我喜歡被自己所挖掘的事物啟發。通常是線條與顏色帶給我最多靈感。其實我視自己為花匠,透過這些花材創造出不同的花藝創作。

 

Q:花朵、樹枝、樹葉、昆蟲的身體等等…妳的作品使用的材料非常特別,什麼契機下決定以這些素材作為創作元素?

A:我很喜歡各種花材與昆蟲,因為它們的形體、顏色充滿細節與優雅的美感,非常吸引我。我所使用的花材來自大自然,而蝴蝶與昆蟲則來自動物園、植物園裡那些自然逝去的小生命,這對我的作品很重要。這些小生命的軀體、垂弱的翅膀,啟發我對它們死亡那瞬間的想像——它們就像是被冰封凝結在靜止的時間裡。有時候裡面會有些殘破的翅膀,一種想補償的情緒升起,帶給我修補它們的靈感與想法。

 

Q:從發想主題到製作,妳最享受哪一部分?

A:我最喜歡的應該是尋找適合的顏色組合與構圖比例。我會從挑選自己喜歡的花材或顏色作為開始,當然這過程也會因情況而改變。通常花材與顏色組合的搭配會花掉一天的工作時間,但有時候過程也會延長到兩個禮拜。

 

Q:非常喜歡 Broken Butterflies 與 Flower Constructions 這兩個系列。請談談這兩個系列的創作概念。

A:就像之前提到的,Flower Constructions 源自於我在抱枕設計裡其中一幅靈感發想的版面。後來我開始想像,假如把一把花朵、植物種子丟進太空裡,會發生什麼樣的奇景?新的花朵生長、崛起,演變成繽紛的花朵星球—一個個從未有人踏上過的奇異星球。

 

而 Broken Butterflies 則來自我找到的蝴蝶軀體。因為通常找到它們的時候,多數都已經破碎或受到傷害,我便用自己的方式修復它們,讓它們的美麗能保留,像是擁有第二份生命。根據這些蝴蝶軀體所需的修補程度不同,我也用不同的方式去修復—這過程總是啟發我許多感觸。Gioconda Beli 寫的童書《The Butterfly Workshop》也是這作品的另一部分靈感。故事發生在某個世界,那裡存在著一群所謂的造物設計師,世上一切事物皆出自他們雙手。其中一位設計師創造出的東西不像花朵或其他事物一樣美麗,他甚至異想天開地想創造能像小鳥般飛翔的花朵。我想像著書中 workshop 的樣子,也想試著在現實生活中創造這樣的 workshop。因此現在我自己的工作室,便像是一家小型蝴蝶醫院,有著自己的特殊手術器材與照明。

 

Q:這些花朵拼貼作品是否隱含著個人的故事?能否與我們分享妳印象最深刻、或對妳最有意義的小故事?

A:對我來說,當最後的作品能撫慰人心或情緒時,這便是作品最有意義的部分。曾經有位客人在她摯愛的葬禮後打給我,請我替葬禮製作一幅花朵作品。我將花朵陰乾,製作支架與結構,將它們安放圍繞在一個有門蓋的畫框裡。當她想念逝者的靈魂時,便能掀起那扇小門,看看裡面的花朵。在收到這件作品的當下,她情緒非常激動,但也非常開心。她的情緒與對逝者的感情,替這幅作品賦予了截然不同、更為深沉的意義。

 

Q:最後,請談談妳理想中的「美好生活」。

A:在溫暖的國家、一處靠近海邊的鄉村裡生活;有個大大的花園,種滿花朵與水果,這便是我理想中的生活。

 

趣味快問快答:

.一天最喜歡的時刻?清晨

.最喜歡的季節?夏天

.最近閱讀的書?《Beer is op blinder》

.這個秋天最想去的地方?日本

.目前做過最瘋狂的事?還是不要說好了

.城市或鄉下?鄉下

 

小小的軀殼枝節裡,隱藏著生命故事的萬千姿態。多愁善感如我們,在這些尋常花草中,試圖尋找生活裡稍縱即逝的情緒與美麗。透過花朵拼貼的創作,Anne 投入她對逝去生命的憐惜,作品裡有種撫慰人心的溫暖。雖然由破敗與殘枝建構拼組,脆弱易碎的特性卻更讓人小心翼翼守護。就像回憶裡珍貴的畫面或情人的隻字片語,Anne 以她的雙手保留這些花朵、軀殼的樣貌,以情感為脈絡深植永恆於生命的故事裡。

 

 

Text /  Alice Chan

Photo / Vladi Rapaport、Anne Ten Donkelaar.

※本文由Polysh授權刊載,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藝術家李亦凡 × 袁廣鳴兩世代對話:從《日常戰爭》到《鬱卒的平面》,談錄像藝術、科技與創作自由

藝術家李亦凡 × 袁廣鳴兩世代對話:從《日常戰爭》到《鬱卒的平面》,談錄像藝術、科技與創作自由

袁廣鳴、李亦凡,師生兩位分屬不同世代的錄像與新媒體藝術家,分別代表2024與2026威尼斯國際美術雙年展台灣館。袁廣鳴《日常戰爭》凝望生活裡的失序與脆弱;李亦凡《鬱卒的平面》則延續他特有的黑色幽默,翻玩數位虛擬世界的邊界。此次相談,他們從科技與藝術的拉鋸戰中,試著探看未來創作的可能。

拾級而上,清幽山腰間袁廣鳴的家樓頂便是工作室,2024威尼斯國際美術雙年展台灣館作品〈日常戰爭〉的1比1模型場景才正準備要拆除,以容納他的下一部創作。李亦凡學生時期也曾在這裡幫忙施作部分場景。

談到李亦凡的作品,袁廣鳴著迷於其中帶點邪惡、挑釁的幽默感。他舉例其第1個動畫作品《海邊散步》(2011),大笑說:「很驚豔、很妙,怎麼會這麼下流!」他形容李亦凡的創作「會讓人想笑,背後又有某種批判性或思考。我太嚴肅了,我的作品可能也有種黑色幽默,但很難讓人笑出來。」他也觀察到,李亦凡很早就結合操偶(puppet)與3D影像,這方向在台灣錄像藝術領域較少發掘,對他來說非常有趣。

倒是李亦凡回憶起近身觀察的時光,「我們都是需要邊做、邊看,很難事前緊密規劃。記得每次到一個段落,老師常說:『覺得哪裡怪怪的?』對我來說,這種工作模式是創作上珍貴的啟發—要在做的過程中親自去感受,才去判斷對與不對並做出調整。」其中不乏有機的意外,卻也造就創造的可能性。

李亦凡《海邊散步》(2011)。(圖片提供:李亦凡)
李亦凡《海邊散步》(2011)。(圖片提供:李亦凡)

李亦凡

藝術家,1989年生於台北,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研究所,現於荷蘭Rijksakademie駐村。創作結合遊戲引擎、即時影像與自製工具,常以黑色幽默與獨白式敘事探問人在數位環境中的感知、慾望與焦慮。曾獲台新藝術獎、銅鐘藝術賞與高雄獎,展覽遍及歐洲與亞洲。2026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代表藝術家,將以《鬱卒的平面》回應影像與科技的時代處境。 

袁廣鳴

台灣錄像藝術先鋒,1965年生於台北。1997年取得卡斯魯造形藝術學院媒體藝術碩士。自1990年代起,他以單頻錄像、動力裝置、空拍影像與高格率拍攝,持續揭露日常背後的不安。〈棲居如詩〉(2014)以爆炸倒帶結構直指安居幻象;〈佔領第561小時〉(2014)記錄太陽花學運的集體場景;〈日常演習〉(2018)以5台空拍機凝望萬安演習。2024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代表藝術家,展出《日常戰爭》回應全球化與科技中的失序與脆弱。 

Q:兩位的創作最初都是由繪畫出發,你們為何轉向錄像或說新媒體藝術?

 袁廣鳴  我大學大概畫1年就開始挫折,學美術史越多,挫折越大,怎麼畫好像都有前人影子。當時從藝術雜誌看到白南準的作品,才知道原來錄像可以作為當代藝術的創作工具。

 李亦凡  我考進美術系後,很快發現不是自己想學的,就漸漸不畫了,反倒被許多像大衛.林區、《聖山》這類特別的電影影響。我開始用Arduino做偶動畫,後來在研究所時做過映射(mapping)裝置去拆解敘事的可能性,其實也是從偶動畫出發。後來在2018年前後,台灣經歷一次很激烈的選舉,我開始收到長輩圖,察覺到哏圖的政治化,這種數位影像的力量對我衝擊很大,決定要回到純數位創作。

 袁廣鳴  我也曾想過拍電影,後來才知道有錄像藝術,創作上更自由,我不喜歡電影分工那種方式,或許我們做藝術就是什麼東西都喜歡自己去做,想要創作上的自由。

Q:身為不同世代的錄像創作者,自認差別可能在哪?

 李亦凡  應該是網路經驗,我們接觸網路的時間點。

 袁廣鳴  這就是差別啊!我是1990年代在國外的時候才開始接觸網路。

 李亦凡  我出生時還沒有網路,到小學才有,現在Gen Z更是出生就有智慧型手機了。我一直在關切數位時代的影像是怎麼被製作,像是一些冷僻技術或動畫史。小時玩CS射擊遊戲(《絕對武力》)的時候,可以下載人家的存檔—不是下載影片檔,是讀檔就能跑出其他玩家曾經的對話或動作聲音紀錄,檔案因此可以很小。後來我才知道這就是所謂機造電影(Machinima)。

李亦凡〈important_message.mp4〉(2019)。(圖片提供:李亦凡)
李亦凡〈important_message.mp4〉(2019)。(圖片提供:李亦凡)
李亦凡〈important_message.mp4〉展出於2024年台北當代藝術館《熱影像》。(攝影:ANPIS FOTO 王世邦)
李亦凡〈important_message.mp4〉展出於2024年台北當代藝術館《熱影像》。(攝影:ANPIS FOTO 王世邦)

Q:你們算是某種程度上的「技術宅」嗎?工具與技術會如何決定創作上的創新?

 李亦凡  我滿享受瞭解技術的過程,就像近年使用遊戲引擎,我花滿長時間開發自己的操偶工具套件,讓我能更直覺地創作,現在還在擴充AI功能,但因為我不是個專業開發者,邊做邊學期間,許多久遠留下的bug帶給我很大痛苦,是又愛又恨。而你在某種大家習以為常的技術中,找到一些新的甚至可說是「錯用」、跟一般人大不相同的用法,就會有一種成就感。我想起老師早期的作品〈關於回家的路上〉(1989),把鏡子貼在電視上面拍攝,那時候沒有軟體、沒有電腦,是用超級類比、土炮的方法去做,做影像的人看了會很感動。

 袁廣鳴  媒體、錄像藝術跟不斷演進的科技息息相關,技術可能改變你藝術上的美學觀念跟形式。我覺得有點像跳探戈,有時真要緊貼,可是有時必須遠離,但要高度同步,不然會踩到對方的腳。我們基本上一直都在與技術抗爭、拉扯。就像莊子談對科技的兩種態度:《天地篇》的挑水老翁捨棄機械,知道這技術可是恥而不用;有的時候又要像庖丁解牛運用到天人合一。

〈扁平世界〉(2024)展出於2024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圖片提供:臺北市立美術館)
〈扁平世界〉(2024)展出於2024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圖片提供:臺北市立美術館)

 李亦凡  我很同意,這不只針對創作者,更是所有人與技術之間的關係,例如知道有某些工具可用、能帶來可能性,但是基於價值判斷不去使用。對創作者來講更有著特殊張力,我創作時將這些技術應用到「游刃有餘」,就是希望找到縫隙所在,放大技術本身的矛盾之處。

 袁廣鳴  像亦凡這類創作者大多對技術抱持著反身性的思考,他不單單只是使用工具,他同時在批判。

Q:近期你們準備挑戰什麼樣的創作?

 袁廣鳴  之前曾提過〈日常戰爭〉是「最後一次爆炸」,是因為已經是我第3次拍攝實景模型。我的創作節奏差不多每10年會挑戰不同技術,下部作品基本會討論AI。我認為現在的AI還不是真正的AI,最多就是機器學習,從來自你我的資料中,找出合理機率最高的脈絡作答,但創作反而不一定是去找那機率最高的東西。大公司用我們的資料還要付錢給它,我們現在生活跟不上AI的焦慮,其實都是種源自AI新帝國資本主義的焦慮。

在YouTube上,我發現有一類心靈療癒、「顯化」的影片會播放冥想音樂,標題像是「I’m good」、「I’m gorgeous」還有「I’m rich」等等,點閱率超高。我一開始不明白誰在看,但後來反思到,許多人非常努力但人生運氣不好,這種心理創傷具有一種普世性,我想藉由這種影片形式探向人性脆弱的部分,在其中藏些矛盾讓觀眾神經錯亂。

《棲居如詩》呈現客廳午後突然的一場爆炸,細看會發現場景為1公尺乘1公尺的水缸模型。(圖片提供:臺北市立美術館)
《棲居如詩》呈現客廳午後突然的一場爆炸,細看會發現場景為1公尺乘1公尺的水缸模型。(圖片提供:臺北市立美術館)

 李亦凡  我一直關心影像生產的過程,就沒辦法迴避AI議題。這次新作《鬱卒的平面》很大篇幅在處理AI生成影像,但切入點很古典。回望最早的電影人之一梅里葉(Georges Méliès),他本來是魔術師, 隨著創作《月球之旅》(1902)就有所謂特效工業的「幻術」出現,而我認為所有影像都是特效的交織。我想探索比較私密性的主題,去思考人們怎麼透過影像紀念。

網路社群上所謂「P圖公社」有種新的發文趨勢:請你幫我把過世的親人P出來, 甚至讓他動起來講話。這很可怕,那感動到底是什麼?該不該感動?但又不能否認那個情緒的存在。此外,使用這些雲端工具與服務大都必須透過大公司才能運作, 那同意條款中其實藏有很多有趣的條目與禁忌。

李亦凡《鬱卒的平面》影像示意圖,同2026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展名新作。(圖片提供:李亦凡)
李亦凡《鬱卒的平面》影像示意圖,同2026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展名新作。(圖片提供:李亦凡)

Q:一路走來,你們覺得人們對「創新」這件事有什麼想法?

 袁廣鳴  過去我們這一代比較關心大敘事,相對於後現代特性的多元、破碎、沒有一個主軸核心。現代主義就像關在畫室面對畫布,現在則是打開畫室的門直接走進社會。這跟整個世界的知識學習方式與知識結構有關。現代主義也從沒消失,我自己覺得可能會有「第2次現代主義」,融合現代主義跟後現代的狀態。

 李亦凡  滿有趣的是我覺得現代主義可能會重新回來。以前我剛開始做創作時,想挑戰大敘事、線性敘事,到現在最強的就是社群媒體如Instagram、TikTok,大家都在接受那些破碎敘事,某種程度上跟你完全無關,但又完全跟你有關。下個階段, 人們或許會反過來去渴求一類很傳統、結構完整的大敘事作品。就像很多平台最早主打用演算法推薦你東西,現在又反過來主打我們的歌單是人為策展,這可能會迭代、具有某種規律性。

李亦凡(左)與袁廣鳴(右)。(攝影:羅柏麟)
李亦凡(左)與袁廣鳴(右)。(攝影:羅柏麟)

採訪整理|吳哲夫 攝影|羅柏麟 攝影助理|黃品瑜 圖片提供|各單位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La Vie 2025/12月號《秩序重啟Order 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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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哈歌手楊舒雅 ✕ 藝術策展人長椅小姐:從厭女嘻哈到母親世代,創作就是拿回話語權

嘻哈歌手楊舒雅 ✕ 藝術策展人長椅小姐:從厭女嘻哈到母親世代,創作就是拿回話語權

一句「玻璃睪丸」、一段揭穿「厭女的遮羞布」的〈Rule男Freestyle〉,讓嘻哈歌手楊舒雅引發廣大論戰,但對她而言只是必須說出。而有章藝術博物館展出的《陳美玲Michelle Chen》則是新銳策展人「長椅小姐」花了多年、以策展之名寫給母親世代的一封長信。對「她們」來說,創作是一種訴說。對話結果不一定美好,但她們相信故事被聽見,本身就有力量。

▶ 本文選自La Vie 2025/12月號《秩序重啟Order Reset》,更多精彩內容請點此

最喜歡楊舒雅的哪首歌?長椅小姐的答案是早期抒發個人情懷的〈死水〉,這讓楊舒雅相當意外。她坦言自己是很後來才因〈RuleFreestyle〉注意到楊舒雅,但回頭聽她的作品時感到驚訝:「她每首歌的語感、風格都在變,而每一次的『變』都不是表面裝飾,而是從經驗長出來的。」

一個人的成長面貌多重而流動,長椅小姐也是很晚才意識到自己並不了解母親那代人的抉擇,花了幾年研究,才有了展覽《陳美玲》。展覽讓楊舒雅想起過世的媽媽——她有過自己的工作,最後卻選擇照顧家庭。「我之後想做的歌曲跟長椅小姐很像:從媽媽的生命經驗往回推,看見那個世代與台灣大環境的變遷。她用不同形式、用很多人的案例在討論,我看了很感動。」

楊舒雅

台灣嘻哈歌手與詞曲創作者,1999年生。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大學時期加入Hip Hop研究社,開始發展饒舌創作。2019年以〈華康少女體內份子〉切入台灣的威權歷史與國族記憶,收穫關注;2025年〈Rule Freestyle〉直指嘻哈圈的厭女文化,作品入圍第16屆金音創作獎「最佳嘻哈歌曲」。除音樂之外,她也長期參與公共議題,曾投入「為台灣而教」計畫於花蓮任教,2024年起加入立法委員伍麗華辦公室擔任助理。

長椅小姐

策展人與創作者。本名杜依玲,「長椅」是理想展覽的模型,如同公園裡的長椅被視為公共財,提供人們巧遇,停留,產生對話的空間。自20232025年起展開「陳美玲」3年計畫,從一位虛構的1950年代出生女性出發,重新觀看台灣女性世代經驗。首展《陳美玲的房間》於立方計劃空間展出;2025 年於國立臺藝大有章藝術博物館推出《陳美玲 Michelle Chen》,匯集多位台灣與國際藝術家,以跨域方式梳理女性生命與社會記憶。

Q:你們從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自己身為「女性」?是否有影響你們一路走來的創作?

 楊舒雅  「厭女」不是嘻哈獨有,一直都存在人類歷史中。很多人用「嘻哈只是反映社會,所以不需要負責」來替自己的創作開脫,可是我認為創作除了反映,也能改變社會,只是反映就是在自我限縮。更何況台灣跟美國的文化與歷史脈絡完全不同,卻有人用美國嘻哈史來合理化自己的厭女,這並不誠懇。

 長椅小姐  我是從觀察媽媽開始。她能力很好,在電子業當主管,是家裡經濟支柱又要做家務事。那年代男性普遍有「面子問題」,我爸不善於表達情感,在婚姻中冷漠與疏離。我與媽媽很親密,卻也對她的「委曲求全」感到憤怒。直到30歲,看見她年輕時文藝模樣的照片,突然才意識到:我根本不了解她是怎麼變成現在的樣子。問了很多朋友,發現這是一整個195060年代台灣女性共同的生命樣態,促成了《陳美玲》的起點。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楊舒雅  進台大嘻研社之後,成員大多是男生,我同時在修性別課程,兩種經驗互相對照之下,很多事情突然變得明白。例如學長曾建議我「女生寫詞chill一點就好」。我知道他沒惡意,但那瞬間在想:「為什麼你覺得我應該這樣?」叛逆心被點燃了。老實說,我大學初期的歌都還滿chill的,但這沒有不好,它是摸索的過程,我們不可能一下子就跨越到做自己的狀態。

 長椅小姐  我好像沒有「開眼」的瞬間,從小就叛逆、愛頂嘴,打扮比較中性。我一直被提醒:「穿這樣像男生」、「動作不要太粗魯」、「講話小聲點」。出社會後一直在公務體系工作,常遇到女生被安排去接待、端茶倒水,男性先獲得升遷機會。這些似乎跟著你一輩子。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楊舒雅  在嘻哈界,最大的差異是「創作自由」。男性寫厭女、物化女性的詞,往往被當成一種風格,甚至被吹捧為某種「real」。但女性用詞稍微強烈,反彈就巨大無比,甚至有人說我們在「打壓男性的創作自由」。這自由根本不是中性的,而是從既有結構延續下來。

 長椅小姐  女性創作者經常要先跨過自身曾感受到的不公,像藝術家吳瑪悧,一開始的創作關於女性議題,後來延伸到環境關懷。如同許多台灣創作者要先處理好我們的身分認同,才能邁向其他方向,我不覺得這是壞事甚至限制。不過當夫妻兩人都是創作者,被犧牲的往往是女性。《陳美玲》裡我研究的藝術家李錦繡,丈夫黃步青便是威尼斯雙年展台灣代表藝術家。她非常有才華,卻因家庭而淡出藝術圈,不到50歲就罹癌去世了。但如果貶低女性做的「家務事」,就會看不清她們的價值。我以前也覺得我媽沒夢想、為家喪失自我,但這樣的看法也是在複製「男性價值觀」。

吳瑪悧《寶島賓館》,1998年。(攝影:ANPIS FOTO 王世邦;圖片提供:長椅小姐)
吳瑪悧《寶島賓館》,1998年。(攝影:ANPIS FOTO 王世邦;圖片提供:長椅小姐)
李錦繡系列作品,展場一景。(攝影:ANPIS FOTO 王世邦;圖片提供:長椅小姐)
李錦繡系列作品,展場一景。(攝影:ANPIS FOTO 王世邦;圖片提供:長椅小姐)

Q:《陳美玲》採取較溫和的展出策略,〈Rule男Freestyle〉尖銳歌詞引起滿大爭議,對於委婉或丟直球,可以談談你們的選擇?

 長椅小姐  或許沒有「基進」女性主義,這是從男性視角出發的分類。像女生講話大聲點就被說基進,男性厭女甚至情殺沒人會說是「基進男性主義」。所謂「基進女性主義」通常只是強調:如果不是男性掌權,世界會不會更好?有人誤以為是在主張女性要站在頂端。不過展覽不是抗議,是為了創造「溝通的空間」。所以我叫「長椅小姐」——長椅就是公共空間,大家坐下來就能對話的地方。

 楊舒雅  RuleFreestyle〉只是探索我與社會的關係,可以用什麼方式表達的結果。我完全沒料到會帶來如此大的反彈,我其實不喜歡「撕裂」,也不覺得這是必要的。是人們刻意操作、放大那血肉模糊的效果。每個人策略不同,我在這首歌選擇激烈的作法,是發現對方連我「很努力溝通的姿態」都覺得暴力,那我就想:如果這都叫暴力,那乾脆讓你看看真正的暴力是什麼。

 長椅小姐  爭議越大,就越證明歌詞說中了什麼。

 楊舒雅  當初我用「玻璃睪丸」形容他們脆弱,現在變成他們反過來拿這詞代稱我,一副抓到把柄的樣子——但我根本沒睪丸啊。你們到底在想什麼?完全不懂。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Q:那你們還相信「對話」嗎?

 長椅小姐  我相信,但溝通、對話的對象優先為女性。

 楊舒雅  這樣算溝通嗎?那長椅小姐「坐在兩端的兩個人」,你覺得會是兩個女人嗎?

 長椅小姐  不一定要是女人。表達委婉的《陳美玲》就是想做出一個「媽媽看得懂」的當代藝術展。很多男生來看,也覺得可以理解。我想創作是存在比不存在好,存在就可能被看見,不存在,故事只會是透明。

 楊舒雅  我現在不太相信對話。我相信的也是「存在」——作品存在著、被看見,那就夠了。能否理解是對方的事,不是我能強求的。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Q:你們有被說過「太政治正確」嗎?你們怎麼拿捏創作與意識之間的平衡?

 楊舒雅  一些長輩會。他們覺得只要支持女性就是政治正確,因為他們習慣活在女性被踩在底層的年代。女生突然站起來講話,他們就覺得是冒犯。我永遠都是「創作優先」。如果為了政治正確而做作品,反而會讓DEI被污名化,被說成只靠政治正確加分。我不是要成為政治正確,而是要有一個基本同理心:知道什麼會傷害人,就不會那樣寫。

 長椅小姐  我倒是沒有,當代藝術圈本來就是一個很政治正確的同溫層。我策展時也不會先想政治正確,通常只有寫補助案或贊助信時才會特別想到。如果創作是被意識形態牽著走,就會像以前中國出現的那種「工農兵」主題的作品,用藝術去服務政策,而不是去誠實面對自己。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Q:有哪些議題你們覺得人們討論得不夠?

 楊舒雅  現在討論跨性別議題的方式很危險,太強調身分政治:誰有資格談論?誰的恐懼能被流傳、贊同?許多人過於將對男性的恐懼轉嫁到跨性別者身上,但真正該被挑戰的是會施暴的男性。社群討論太急、太激化,快速站隊之下就有聲音被犧牲,我相信許多跨性別朋友因此感到受傷,卻又不敢站出來,這和早期同志運動的處境很像社會往前的過程,常是建立在部分人受傷的前提上。

 長椅小姐  最近延燒的同志代理孕母、借精生子議題,都應該重新被檢視:怎麼避免女性身體被商品化?社會又是如何弱化女性在孕育過程中的傷害?我不覺得有人會願意一再承受這些傷害身體的風險,以及就生態角度,人類真的需要一直繁衍嗎?

 楊舒雅  生育、月經都是,身體經驗不同,帶來的理解不同。沒有同理心,寫出的作品就會有偏誤,這些誤解還被審美容許,我不是不舒服而已,而是看透了我們之間有巨大的鴻溝,來自生命經驗的不可溝通。要怎麼看待、不對他們失望,是很難的課題。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楊舒雅  另外一個,是關於「轉型正義」。我覺得很多時候,台灣人對歷史的記憶是被剝奪的,而那剝奪是刻意為之——有人刻意讓大家不要想起這些事,讓那一整段歷史在集體記憶裡被系統性地抹去、空白化。當我們試著想要重新討論時,又會出現一種聲音說:「不要再那麼強調加害者了。」我覺得這種說法,就是要讓加害者可以隱身、開脫。

我們如果要真正面對台灣的歷史,就不可能不看見加害者的存在。如果我們不能正視那幾萬計受難者被剝奪的事實,不能在同一個歷史事實的理解基礎上對話,那我們要怎麼討論「台灣的未來」?這件事非常可惜,也令人擔心。生命會隨時間逝去,越來越多當事人離開,我們和那段歷史,只會離得越來越遠。如果連「現在」我們都無法把那些東西召喚回來,那接下來要怎麼辦?

 長椅小姐  我在綠島人權藝術季,曾與李芳吟共同創作〈彼岸日記〉。我覺得大家對白色恐怖有滿大誤解,將它過度標籤化、政治化了。其實白色恐怖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50年代,確實在台灣有一群懷有信念的左派、共產主義者,但在後來的敘事裡,他們的「左派身分」一直被隱形,沒有被好好討論,很多時候關於白恐的討論變成一種政治籌碼。

第二階段是約莫1970-80年代的受難者,他們當中有許多是跟著國民黨部隊來台,以為幾年後就可以「反攻大陸」回家,結果3、40年過去什麼都沒發生,社會大眾也接受了「反攻大陸」無望,他們並沒什麼宏大的政治、英雄願景,只是再正常不過的思鄉之情,但當時只要起了回大陸的念頭就有可能被打成叛亂犯。整個轉型正義的過程裡,這些人一直被過度標籤化。又如受難者家屬的心境,更是一直沒有被充分討論。設想一家人,家中支柱(父親)突然被抓消失,鄰居、親戚會開始非議排擠這家庭,他的妻子或子女真的能全然理解父親的選擇嗎?父親在他們眼中只能是「英雄」嗎?一個人的家族情感只能依附在大歷史敘事下嗎?

Q:回到你們自己身上,可以談談你們打算做什麼?

 楊舒雅  我慢慢準備全職創作。之前曾覺得沒足夠經濟能力,也還沒那麼多想說的話;這幾年有了不少累積,讓我第一次覺得有事情必須用創作說出。創作本身就是一種「話語權」,作品被公開、評論都是一種力量。我喜歡女性把話語權拿回來的姿態,所以我想要將力量放大。之後關於媽媽的創作,更像是跟自己的重新連結,一個人如何去記憶、理解、詮釋是受社會影響,同時個人也牽動著社會,但還是要先回到自己身上。

 長椅小姐  「長椅小姐」的策展身分,對我來說是個實驗場。未來不一定會繼續做女性主題,《陳美玲》其實更多是從我的媽媽出發。會希望做像這樣經過23年累積的「慢策展」,而不是趕著產出下一次成果。展覽需要時間呼吸,要讓它有時間長出自己的模樣。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採訪整理|吳哲夫 攝影|劉璧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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