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從作家到文策院院長！胡晴舫談文化「在現代化發展的路上，其實需要的不是容忍，是原諒。」

本文選自La Vie雜誌2020/5月號《共同生活的可能》

胡晴舫有很多身分。作家胡晴舫是最廣為人知的，她寫散文也寫小說，文化評論更沒少過，一路從實體城市寫到虛擬世界。旅人胡晴舫則不停在世界漂泊，旅居過東京、紐約、巴黎等9座城市，現在回到家鄉台北，正在如當初搬到異國般重新適應。業界也有胡晴舫，任職於《Esquire》、《PLAYBOY》等國際中文版雜誌，甚至是香港創投公司。她的身分就像寫作主題和居住城市一樣，大尺度地不斷轉換。

榮獲今年台北國際書展小說首獎的《群島》，是胡晴舫卸下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身分後，於去年完成的作品。好不容易上岸喘口氣，當回自己最熟悉的寫作者，沒想到在新書出版的3個月後，又有了文化內容策進院院長的新身分，短短5年內就接連出任兩個公職。「對我來說不能寫作很痛苦，很多幹話不能講。但還是會覺得，我寫這麼久要幹嘛？」出世與入世，文人自古就爭論不休，但胡晴舫最原初的動念，卻是對寫作的再次檢視。她用「在對的時間碰到對的人」來比喻工作和人之間的狀態，「進入中年對我是有幫助的。」她開始思考終其一生寫作，終究是要促進人類社會的幸福。這固然是很大的命題，創作最原始的狀態必定是為了自己，但若真只是如此，作品其實可以不必發表，「一旦任何一個人覺得他要發表，就是他決定要溝通。」

年輕時寫作不斷跨界、消除文化隔閡、挑戰偏見和刻板印象，但中年後的她發現，當我們知道彼此的不同，當我們開始擁抱衝突，還是要學會共同生活。「在現代化發展的路上，其實需要的不是容忍，是原諒。如果我們可以對一個遠在天邊的美國人這麼諒解，其實你也可以對旁邊的人諒解一點，即使他跟你的政治理念不一樣。我覺得台灣的政治變成太多事情的藉口，這件事情必須要有一個停損點。」

她在《群島》寫網路的冰冷，寫世代的隔閡，在批判的同時也緊緊抱住這個時代。她的溫柔並不外顯，但在理性冷峻的文字下，卻能給予更精準的剖析與安慰。「我小時候就在期待台灣變成一個美好的社會，它美好或不好，反正現在就是我們所擁有的，我們必須要維護，然後再繼續往前。」想和大家一起前行，所以她寫作，所以她決定出任公職。

成熟的文化市場什麼都該有

從作家到公職，勢必得移開過去站在中心的自我，但兩者也非全然二分。「文策院是跟文化內容生產者是站在一起的。」骨子裡終究是創作者的她，更能深切理解文化產業的生存狀態與生產條件，以及他們的夢想與渴望。當文策院長胡晴舫為創作者發聲，同時也是在為作家胡晴舫說話。

她想起過去在香港曾遇到一位貴婦，對方向她說：「我真希望能像妳一樣，有閒情寫點東西。」「她不明白寫作是一份職業，沒有認知到這件事情是有產值的。」胡晴舫一直都是拚命工作的文化工作者，至今書寫12本書，出任公職之前，一個月少說有2∼3個專欄要交，當中更不乏1週1次的專欄。但因為大眾對創作的輕忽，讓他們得到很差的生產條件，甚至常常被期待免費服務，產出的作品就更不好，就更沒有籌碼回頭要求好的條件。

創作者陷入職業尊嚴和社會地位的惡性循環，文策院正是要把文化內容的產業和價值，明顯標的出來，並和社會與資方溝通，創造文化的經濟生產圈。「你可以說這很惡質，這是資本主義的邏輯，藝術是高尚而純淨的。但重點是一個成熟的市場，什麼都該有。就像你可以說韓劇很俗氣，但韓國也得了奧斯卡。」

她說，文化市場本來就有分類，藝術還是繼續高尚純淨，本來就不應該被干擾，也沒有人可以介入。但就像現今疫情肆虐，幾乎每一個人都在家看書、聽音樂、追劇，文化內容儼然成為民生必需品。她希望能透過越趨普遍的科技，讓文化內容均衡地分布到每一個人身上，不需要一定具備某種社會階級或經濟條件才可以接觸。

向世界張開雙臂的創作基地

不只健全台灣市場，文策院更要幫台灣創作者面對世界，「我覺得現代的創作者是有意思的，他面對的挑戰雖然是前所未有的大，但也是因為他可以得到的市場，是以前人難以想像的大。」外文系畢業的胡晴舫，很早就意識到國際市場的競爭，書店裡有村上春樹、帕慕克（Orhan Pamuk），還有已經過世的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橫跨時空與地域的所有作家，都在同一個平台上競爭。現今在串流平台等新科技興起下，通往世界的路又更多，但要征服世界從來都不容易。

今年2月的柏林影展，是文策院自去年11月揭牌以來的首次出擊，除了有入圍主競賽單元的導演蔡明亮新作《日子》，更帶著《氣》、《神人之家》及《無聲》三部獲金馬創投的主創團隊，以「IP Showcase」的方式參與市場展。胡晴舫發現，台灣的LGBT電影是在此次詢問度最高的，除了呼應柏林對人權議題的關注，其實也是台灣特色的展現。「台灣元素不一定要是黑熊跟刈包，我們是經過現代化的社會，身上已經長出不一樣的氣質，會界定什麼是台灣人。」例如這次疫情，台灣在防疫上的表現，也是一種台灣元素與價值。

國際與在地是相輔相成的概念，長期旅居國外，反而讓她更看清楚台灣。自由開放的社會、厚實的文化觀眾，都是台灣適合創作者生存的社會條件。但她也不諱言，過去近20年台灣面臨人才掏空的問題，有能力的人往往選擇前進更大的市場。直問她對台灣明星出走中國的看法，她從全球經濟的角度切入，中小型的經濟體，勢必得跟大型經濟體打交道、斡旋。「英國演員去美國好萊塢演戲，這是什麼狀況呢？」她不認為台灣人只能留在台灣，「但我們應該要明白，有其他的創作者想要來到台灣，我們應該展開雙臂擁抱他們。就像蔡明亮導演，他在馬來西亞出生，但是我今天可以很驕傲地說，他是我們台灣的導演。」她希望台灣能成為所有創作者的基地，這也是台灣作為民主自由的社會，不會改變的基調。

重新回到台北的奇怪悸動

文策院長是胡晴舫的新身分，而台北是她出生的地方，問她現階段最需要調適的是什麼，她的答案卻是「重新適應台北市」。連她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在航空業的發達下，過去她一年飛回來好幾趟，從來沒有覺得離開過台北。但這次搬回台北，才發現自己根本沒有生活圈，到現在還沒有常去的診所和牙醫，不知道乾洗店哪一家好，連喜歡的餐廳都還在尋覓中，「我現在對台北做的事情，跟我當初搬到東京或紐約是一模一樣的。」

過去她平均維持兩年寫一本書的步調，在當上文策院長後曾不斷說著「一個字都寫不出來」，但這次她說有動力了，「很多人問我重新回來看到什麼不一樣的台北，我可能會寫一本關於台北人的書。我覺得這很有意思，時間造成距離，我現在重新看台北市，的確有一些奇怪的悸動。」一旁的秘書連忙提醒說到就要做到，胡晴舫沒有被勸退，「我一定會寫出來。」

她是文策院長胡晴舫，但她依然是作家，仍舊是旅人。走過他鄉，這次她拾起了家鄉裡的悸動與傷痛，要和每一個你我一起向前行。

胡晴舫

台北出生，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戲劇碩士。2005年起專職寫作，作品包括散文、小說、文化評論，至今著有12本書，《第三人》獲第37屆金鼎獎圖書類文學獎，《群島》獲2020台北國際書展小說首獎。曾旅居東京、紐約、巴黎等地，2016∼2018年受文化部之邀派駐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2019年9月底出任文化內容策進院院長。

文｜張以潔 

攝影｜林政億

圖片提供｜各單位

場地協力｜國父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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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演算法和權力操弄見聞，閱讀是否仍能保有自由思考的空間？由Dua Lipa 創立的讀書俱樂部Service95 Book Club與葡萄牙百年書店共同打造的「Manifesto Library」開幕，以曾遭禁閱與審查的書籍為核心館藏，邀請讀者透過文字重新理解權力、記憶與身分認同，也為當代圖書館提出新的想像。

在短影音時代，為什麼還有人打造一座圖書館？

位於葡萄牙波多（Porto）的百年地標萊羅書店（Livraria Lello），近來迎來一個特別的新空間。由英國歌手Dua Lipa創立的閱讀平台Service95與萊羅書店攜手創建的Manifesto Library，作為國際書節BABELL——書城（City of Book）的一部份，永駐於書店之中，並於2026年6月正式開幕。不同於其他圖書館以藏書量為亮點，The Manifesto Library僅收錄100本書，更聚焦於那些曾遭禁、被審查，或挑戰主流敘事的作品，希望透過閱讀重新開啟關於自由、權力與記憶的討論。

這座圖書館的誕生象徵著 Dua Lipa長年推動閱讀計畫的最新一步——將原本存在於網路上的Service95 Book Club，進階為一真實可進入、停留、對話的公共空間。

從每月選書塑造跨越國界的閱讀社群

The Manifesto Library的背後，是Dua Lipa於2021年成立的Service95 Book Club。Service95是一個提供全球精選讀物、旅遊推薦、藝術、美食等內容的線上文化生活平台與電子報。每月由Dua Lipa親自選書，涵蓋小說、回憶錄、散文與社會議題作品，並邀請作者參與專訪、閱讀指南及線上討論，希望帶領讀者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多元觀點。

過去幾年，書單收錄Margaret Atwood《使女的故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Olga Tokarczuk《犁過亡者之骨》、Victoria Amelina《直視戰爭的女人》等作品，議題橫跨戰爭、身份認同、性別與歷史記憶。比起追逐暢銷排行榜，Service95更關注那些能夠激發思考、拓展視野的故事。

也正因如此，The Manifesto Library並非突然出現的新計畫，更像Service95長年經營閱讀社群後的延伸。

以書架回應世界：四個關鍵字構築的閱讀地景

走進常規圖書館，書籍通常按照類別、作者、年代等索書號排列。然而，The Manifesto Library的藏書圍繞四個主題展開：Power（權力）、Control（控制）、Voice（聲音）與Memory（記憶）。館藏涵蓋小說、回憶錄、政治書寫與社會評論，其中許多作品曾因涉及種族、性別、身份或政治議題而遭禁閱或下架。

Dua Lipa將這座書店形容為「閱讀自由的聖殿」，致敬那些被隱藏或已然消逝的書籍，那些揭露社會真實面貌的勇氣，以及那些拒絕被規定讀什麼書的選擇。

在社群媒體快速消耗資訊的今天，The Manifesto Library選擇回到閱讀最基本的形式，透過一本書、一段文字與一場對話，重新建立人與世界的連結。

超越書籍收藏：一場關於自由的文化實踐

The Manifesto Library開幕時，Dua Lipa形容這裡是一座獻給勇敢作者與好奇讀者的空間。那些曾被禁止閱讀的作品，如今被重新擺上書架；那些曾被壓抑的聲音，也透過閱讀再次被聽見。

即使當今資訊已在無意識中快速駛過，The Manifesto Library依然相信，放慢腳步翻開一本書，或許仍是理解世界最深刻的方式之一。而這間圖書館在收藏書籍的同時，邀請讀者來決定書架上該陳列什麼，一同談論交流，捍衛閱讀的自由。

地址：Rua das Carmelitas 144, 4050-161 Porto, Portugal

營業時間：09:00-19:30

網站資訊請點此

資料來源｜Service95、Livraria Lello

每4年舉辦一次的FIFA世界盃，總讓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於足球。然而，除了賽事與球星之外，足球還能怎麼觀看？在日本獨立雜誌《SHUKYU》中，足球遠不止於球場上的那90分鐘，更是理解城市、地方、文化與人們的一種方式。

提到足球雜誌，你或許會期待看見球員專訪、賽事分析、轉會消息與最新戰績，但翻開《SHUKYU》，映入眼簾的，可能是一座城市、一組攝影作品，或一段關於地方與人的故事。自2015年創刊以來，《SHUKYU》以足球為起點，探索足球與設計、時尚、教育、社群、歷史等不同文化領域交會的各種可能，走出了一條與主流體育媒體截然不同的路。

有趣的是，創辦人暨總編輯大神崇（Takashi Ogami）過去其實並沒有體育或媒體產業的工作經驗。在投入《SHUKYU》之前，他曾參與東京原宿文化空間「Vacant」的創立，策劃音樂演出、展覽與講座等各式活動，而這樣的背景，卻也在無形中形塑了《SHUKYU》日後的編輯方向。10年來，雖然有幾位兼職人員協助營運，但雜誌仍多由他一人主導，每期從一個主題出發，如根源（roots）、身份認同、球迷文化、足球科技、女性、在地（local）等，再依內容邀集最合適的攝影師、設計師組成合作團隊，共同完成一本雜誌。

對大神崇而言，足球的迷人之處不只是球場上的90分鐘，更在於它如何與城市、地方、文化，以及不同的人們產生連結。正值FIFA世界盃進入決賽階段，當全世界聚焦於冠軍預測與明星球員時，La Vie邀請大神崇從《SHUKYU》的編輯視角出發，聊聊那些勝負之外的足球風景。

Q：與足球相遇的起點是什麼？又是在什麼契機下創辦《SHUKYU》？
我從小就對足球充滿憧憬。從9歲開始踢球，一直踢到高中，但大學畢業後，上場的機會也慢慢減少了。直到2011年的東日本大地震，我才再次對足球產生了強烈的興趣。當時，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都生活在不安與低潮之中，而我在電視上看到了地震後舉辦的慈善足球賽，深受鼓舞，也重新體會到足球所擁有的力量。與此同時，我也注意到歐洲與美國開始出現越來越多將足球與時尚、文化結合的媒體，因此萌生了「希望日本也能有這樣一本雜誌」的想法。這正是我創辦《SHUKYU》的契機。

Q：希望透過《SHUKYU》傳遞什麼樣的足球文化？
足球是一項在世界各地都受到喜愛的運動，因此即使語言和文化不同，人們依然擁有共同的語言，我認為它也像是一種溝通的方式。這是我過去11年來感受最深的一件事。無論是在都市或鄉村，人們都同樣享受足球。作為一種任何人都能平等參與的運動，我想沒有其它事物能比得上足球。這些年來，我們在雜誌中探討了許多不同的主題，但我仍然覺得，足球還有非常多的可能性等待發掘。

Q：《SHUKYU》的視覺風格是如何形塑出來的？
在傳達我們想表達的訊息時，視覺和文字都是非常重要的元素。不過，我本身並不負責拍攝，因此這些成果都是仰賴我所信任的攝影師們共同完成的。每一次都深受刺激，我也總是很期待他們會帶來什麼樣的影像作品。至於平面設計，我們則盡可能採用簡潔的設計，因為這樣反而更能襯托出影像本身的魅力，而這同時也是我們一貫的風格。

創刊時，我原本設定一年出版兩期，但在如今這個連販售雜誌本身都相當困難的時代，比起維持固定頻率，更重要的是找到一個能夠長久持續、不必過度勉強自己的出版節奏。對我來說，最重要的還是做出自己真正滿意的作品。

Q：在即時資訊盛行的今天，如何看待紙本足球雜誌的角色與價值？
如果只論資訊傳遞的速度，我認為在當代，紙本出版是最慢的媒體。因此我一直在思考，在這樣的時代裡，雜誌究竟還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從創刊號開始，我們就設有一個「Football Archive」的小型連載單元（整理與介紹日本足球博物館的館藏）。這幾年，我們也有機會製作J.LEAGUE（日本職業足球聯賽）和日本足協的特刊。
對我們而言，回顧這些歷史不只是懷舊，也是創造新事物的重要靈感來源，因此是一項非常具有啟發性的工作。就像社群媒體和網路各自有其不可取代的功能一樣，紙本也有只有它才能承擔的角色。重要的不是只選擇其中一種，而是懂得如何善用不同媒介，讓它們發揮各自的價值。

Q：日本足球文化有哪些獨特之處？這又如何影響《SHUKYU》的選題方向？
日本足球有許多屬於自己的文化，例如歷史悠久的學校社團（部活）文化，以及無論性別、年齡都能輕鬆走進球場觀賽的環境。至於這些特質如何反映在《SHUKYU》身上，我想，它們應該是在不知不覺中，自然而然地影響了我們的創作。
不過創刊初期，我們確實比較有意識地從地域性的角度製作內容，但近年來，只要是我感興趣的主題，不論是哪個國家或地區，都希望能去探討。
反過來說，如果大家能跟我分享《SHUKYU》的哪些地方讓你們感受到日本特色，我也會很高興。

Q：從《SHUKYU》的編輯視角來看，今年世界盃有哪些值得關注的亮點？
關於這次世界盃，我們在最新一期中也訪問了幾位攝影師。對我個人而言，特別關注的是在媒體愈來愈多元的現在，足球攝影與影像表現會如何發展。正因為世界盃是受到全世界矚目的大型賽事，我認為它或許會成為催生這些新趨勢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