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楷倫是作家也是魚販，以寫作獻上產地直送的《偽魚販指南》；前性工作者袁非（涼圓）是小說原型人物，最後也成為自己的著作《手槍女王》女主角。而港都藍領子女謝嘉心則因研究，重新認識《我的黑手父親》與自己。當解密百工百業的著作持續湧現、《做工的人》甚至改編成為電視劇，一股不可忽視的書寫職人文學風潮走入大眾視野。
職人，擁有技藝的工作者，常是被報導、取材的對象，近年卻湧現一批職人化身作家。2017年，林立青以素人之姿在寶瓶文化推出散文集《做工的人》，隔年統計售出超過40刷、5萬本，甚至在2020年改編為同名電視劇。在林立青之後，寶瓶文化持續推出接體師大師兄、洗車工姜泰宇等人的作品，到今年有林楷倫《偽魚販指南》；各家出版社也紛紛發掘鐵工曾文昌、警察一線三、命案清潔師盧拉拉、計程車司機王國春等職人，去年袁非（涼圓）在大辣出版的《手槍女王》，更帶來性工作者的親身故事。
魚市的競標經常在凌晨3點開始，以往4、5點是高峰時刻，近年隨著漁獲減少，拍賣時間愈來愈短。
這些職人作家頻頻闖進博客來、誠品網路書店銷售榜，蔚為一股風潮，以親身經歷的「真」為基底的創作，衝擊了專業記者、學者與作家創作散文與報導的非虛構文學傳統。而近年，另外有關注社會議題的出版社，從學術領域中發掘素人，將論文改寫為面相大眾的文學作品，如群學《血汗超商》以及游擊文化的《靜寂工人》等，游擊文化更在2021年推出《失去青春的孩子》、《萬能店員》及《我的黑手父親》3本著作。這些書寫職人的著作，成為我們拼湊台灣百工模樣的拼圖。
書寫職人的生活如此
3月甫出版《偽魚販指南》的林楷倫，說沒有人天生喜歡賣魚，在臉書貼文上他強調：「我討厭的是沒有選擇的自由。」家庭是枷鎖，他的賭徒父親留下無底洞一般的債，迫他接下家中魚攤。最初林楷倫並非心向寫作，反倒想深入社會學研究，考上研究所卻又因父親再次的龐大債款必須放棄，直到33歲才決然離家自行創業。「生活如此，我不能一直掉進去，掉進去我就毀了。」一忙就是3、4年，債還了他放緩工作腳步，寫作成為抒發，「生活很苦欸，我爸這種事情不寫會憂鬱。」然而他認為賣魚是他「理性的選擇」，賣魚維繫了生活，其中苦澀也不乏甘甜，如同書中寫與生意夥伴的信任，也有與妻子的互動。
林楷倫是魚販也是作家，著有《偽魚販指南》。
2020年才「上岸」離開八大行業，《手槍女王》作者袁非筆下的慾海闖蕩記不全然沉重，甚至偶有尖銳又不失幽默的觀察與吐槽。她生自吸血鬼般的家庭，一度連身分證都沒有，面對巨大的生存壓力，「打手槍是我那時候能選的最好的工作」，自此下海半套店（男士護膚店），被喚作「涼圓」。幹部前輩曾對她說：「我們要多做善事，因為我們的錢不是那麼乾淨。」彷彿她們就是陰溝裡的老鼠，私下做再多公益在岸上仍見不得光，她不甘心也很心疼。寫作的渴望源自於巨大的恐懼感，當袁非成為陶曉嫚小說《性感槍手》的原型人物並被收錄在訪談輯出版後，她身旁幾個同事卻相繼離世，「我害怕隻字片語都沒有留下，我們的痕跡就在世上消失了。」外界的正面回饋讓她有了勇氣，同時在陶曉嫚的鼓勵下，她決定開啟「手槍女王自白書」粉專書寫自己。停筆多年的林楷倫也曾對寫作沒信心，直到參與「想像朋友寫作會」刊登專欄，意外獲寶瓶文化總編輯朱亞君注意，被問到出書的意願，那時他還沒獲得林榮三或任何文學獎，「寫作讓我得到最多的是有人肯定你的才能。」
上岸後的袁非透過podcast與實際活動等，推廣性的正常與重要性；袁非不停強調身為八大行業的從業者，自己已經很幸運的，還能站出來書寫自己。
不同於前兩者，謝嘉心並非職人作家，《我的黑手父親》是由她的研究所論文改寫而成。她的父親是拖車師傅，平常製造、維修拖板車，即所謂的黑手。「不讀書就做工」，從小父親總以自我貶斥告誡她，她深受影響，循著升學路徑脫離藍領階層，又因為研究回望自身家庭。她在書中坦言最初的狂妄，曾想藉訪談師傅們批判勞動現場的辛勞與不義，但進入現場才驚覺師傅們是各憑技藝、能自信養育家庭的「技術工人」，哪需她代為鳴不平？這讓她一度內心困窘掙扎，論文方向也轉為從她的觀察中發掘自己成長的背景。決定與游擊文化合作出書後，改寫時間就長達5年，承接他人的生命故事總是沉重，尤其是面對是自身家庭與父母，寫到、講到時常掉淚，對她卻也是珍貴的機會，「因為有了對話空間，所以好像跟他們的距離變近了。」
謝嘉心的父親已經從業50年，他捨不得完全退休，享受著工作、二胡與開心農場的勞動生活。
真實就在書寫與被書寫之間
職人作家基於親身經驗、主觀的「真」，成為他們作品的引人處，林立青即在《手槍女王》推薦序中點明這種力量源自他們「比記者蹲得更久，比學者懂得更深。」袁非以被陶曉嫚書寫的經驗說明，外來作者沒有現場第一手經驗，難以完整還原，「像我們的說話語氣會跟記者轉化後的敘事會不一樣，再加上記者會顧慮我們的產業性質與感受，寫作會有所取捨。」謝嘉心非常清楚作為研究調查者限制，自承短促的訪談無法收盡師傅們數十年的故事，由旁觀者側寫的細膩度必然減少很多，「我永遠無法成為我的觀察對象，再努力想要融入，也永遠不可能知道他們在真正的工作滋味與生命經驗。」
在《我的黑手父親》書末拍攝父親舊識忠叔工廠營運的最後一天，他的身體隨著年紀已不堪負荷而決定退休。
林楷倫也認為有些角度只有身處其中才能看見，但身為職人作家，不會怕寫作摻雜過多主觀而有觀察者偏差？他本不追求全然客觀，而是要讀者先跟著他直接去聽市場的吵、聞市場的臭，感受那些體溫。「我的寫作像是攝影機在旁邊看著，又不時介入進去。朱亞君曾對我說：『你的寫作讓人感到一點疏離，但那疏離才是魚販最真實的樣子。』疏離，是因魚販們在商場上共享同伴情誼、下班後生活又彼此錯開，他不過多揣測只寫職場所見。袁非也說，曾有讀者認為她的文字過於疏離、情緒張力不夠很可惜，但小姐們各自或有沉痛或複雜境遇，她們麻痺自我慣了，「疏離就是我們這行的特性，所以我把語氣保留起來。」而且她喜歡日劇《深夜食堂》的旁觀敘事，所以適度收斂自己的情緒，不想讓筆下人的複雜性淪為非黑即白，「我只負責說故事，你自己去感覺。我過多引導，那就失去意義了。」
謝嘉心因研究而重新認識了父親與自身的成長背景，將論文改寫後出版《我的黑手父親》。
論文寫作必須極盡客觀，嚴謹地回應提問，但改寫的散文著作就能融入軟性、主觀。隨著謝嘉心畢業，她對照自身的白領職場經驗有了更多感悟，她不能深入其他師傅的人生，就寫入更多自己與家庭的故事，此時褪去研究者的客觀外衣，女兒與家庭的角色立體浮現，「書寫家庭的段落反而得到更多回饋，其實人們對拖車師傅的職業不一定在意，卻從書中找到自己家庭的影子。」她的家庭史就是台灣自農、工到白領社會變遷的縮影，從中或許照見了一代人的集體經驗。
真摯地消費他人與自己
那麼究竟該怎麼看待「職人」兩字？林楷倫認為「職人應該要意指工匠，而不是階級。」外界不應由上而下簡化他們成為沒有生活選擇的人，他平視的筆下，許多魚販擁有「自由意志」、勇於承擔生活而各懷本事。袁非舉例從事「手工業」不能只靠青春美色，如書中蘭姐透過有技巧碰觸皮膚的「輕功」就需要時日磨練，她們也是職人，只是處理社會暗面的慾望，而且坦言自己不能代表整個八大行業，在性服務上，還有酒店、全套店等等細緻歧異。
袁非透過書寫，使性工作者的群像得以讓世人所知。
目前從業文化資產保存領域的謝嘉心，最終理解父親這輩技術工人貶抑自己，是他們由農轉工、期待子女擁有更好生活的簡單心願，然而百工並無好壞之分。書寫職人不免面對讀者獵奇心態、消費自身與他人的生命的各方質問。謝嘉心以研調者的角度，肯定書寫職人的實踐，相信能從中拼找台灣的社會脈動，「要非常感謝他們願意講出別人不一定願意說的故事，彌補我們的無知。」
高雄拖車產業隨著師傅們的引退，可預見將走向集中化、規模化，工廠的分布也會漸漸撤離舊高雄市。
林楷倫並不否認是在消費自己的生命經驗，認為不攤開自己，就不可能看到藏在背後的故事，這也是以小說得獎的他，卻先出書散文集的原因，「寫散文比較沒安全感，你必須暴露自己。我小時候常隱藏魚販的身分，那得自問為什麼曾覺得身為魚販是羞恥的？」非虛構的散文面對真實的人，虛構的小說則推進讀者想像的疆界，他已規劃未來的小說創作，也笑說若有機會像《做工的人》改編IP，他都想好招了，就像他在書裡〈魚之占卜〉中玩他的創意。
林楷倫身為職業魚販，工作日都過著穩定且規律的生活。
現身讓袁非的作品有了真人認證的力道，卻也讓從業中的同伴有所顧忌而遠離她。她當然想藉由寫作獲得認同，「說我想紅也不為過，我確實希望更多人看到這些故事。」岸上的光亮或許還過於刺眼，她慢慢適應，經營藝人事業、在擒慾實驗所教學「輕功」⋯⋯或許還想寫岸上生活記，儘管能給出的有限，她想讓更多人理解性工作者，藉機也告訴有相似際遇的人可以這樣走過來，「最棒的是當你買下一本書，就能看見不同的人生，也因為有這些願意去看見、心胸開闊的讀者，我們才能活下去，這些東西才有被出版價值。」
林楷倫
1986年生，想像朋友寫作會的魚販。林榮三文學獎2020年短篇小說首獎、2021年三獎，時報文學獎2021年二獎、台北文學獎、台中文學獎等。著有《偽魚販指南》。
謝嘉心
七年級生，高雄市小港區人，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財團法人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執行長。碩士論文《「做師傅就好」：港都黑手師傅的生命、工作與社會流動》獲得臺灣社會學會碩士論文佳作獎、碩士論文田野工作獎、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碩士論文優秀獎。著有《我的黑手父親》。
袁非（涼圓）
30世代的女孩，本名並不重要，在台北做夢及創作。夢中和筆下的台北略與工作經驗相同，而不確定讀者會從她的文字中看到哪一個世界。著有《手槍女王》。臉書專頁：手槍女王自白書。
文｜吳哲夫
圖片提供｜寶瓶文化、游擊文化、大辣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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