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帶逛】2022威尼斯雙年展「國家館」現場直擊！沒有展品的空展館、兩百天連續實驗性演出等5個項目

第59屆威尼斯雙年展即將於11月27日落幕，共有80個國家以「國家館」身份參與展出。實際走訪參觀後，本篇選出5座國家館，帶大家一起來看各國的藝術家與策展人，如何以創作回顧國家歷史與定位，並回應當下所處的變動時代？

本年度的主題《The Milk of Dreams》架構出一個人人都可以自由地改變、流動、成為任何模樣的虛構世界。本屆威尼斯雙年展因疫情而延後一年舉辦，策展人 Cecilia Alemani 表示：「《The Milk of Dreams》不是一場關於疫情的展覽，但它無可避免地紀錄了這個時代的變動。在這個世代下、在威尼斯雙年展中，我們更深刻地體悟到，藝術能夠幫助人類開拓對於未來和無限可能性的想像。」

「這是一個集體努力下的成果，彷彿奇蹟一般。」她說，「這次的雙年展總結了這兩年來我們錯過的一切，讓世界各地的人們齊聚、享受面對面相處的時光、彼此互相交流與理解。」

◆ 德國館

藝術家 Maria Eichhorn 希望在這次展覽中回顧德國館的歷史，以及隨之發展的社會變動。德國館的前身為巴伐利亞館，後來，巴伐利亞王國被併入成為德國的一部分。1938年時，德國館又經過納粹重新設計，最終成為現在這棟充滿法西斯美學風格的建築。

一開始，她提出「把德國館建築物整棟搬離，留下空無一物的場地」，希望透過德國館的「缺席」開啟社會議題的反思、藝術實踐的開拓。以此為出發點，Maria Eichhorn 層層剝開德國館的外牆、挖掘展館的地基，找出該建築物於1938年納粹改建前的痕跡。最終，她選擇展示出德國館於1909年初建的輪廓，以及建築物在不同階段擴建、重建的轉變。

藉由大膽破壞既有場地、展示看似空無一物的場館，Maria Eichhorn 讓被隱藏的過去重現，也帶觀眾一同以非傳統的方式回首納粹政權的黑暗歷史。

◆ 西班牙館

走進西班牙館，你也會看見一個空蕩蕩的展場。藝術家 Ignasi Aballí 發現西班牙館的建築，相對於隔壁的比利時館和荷蘭館，顯得略為傾斜一些，也沒有和雙年展展區的道路平行對齊，大約相差了10度角。於是，Ignasi Aballí 試圖「矯正」西班牙館的歪斜情形，他在建築物內打造了與原先牆面差異10度角的新牆面（就像是複製整棟建築物，旋轉十度後貼上），重新和整個雙年展的展區對齊。

這樣的「重新定位」破壞了人們對於西班牙館的空間記憶，也改變了西班牙館與雙年展的關係。同時，Ignasi Aballí 也提出反思與疑問：為什麼一開始會蓋成歪斜的？為什麼一定要和週遭事物「對齊」？這次對展館所做的「更正」，又意味著什麼樣的變化？

◆ 比利時館

比利時館的展覽《The Nature of the Game》放映一系列影片，拍攝世界各地孩子們玩耍時的樣貌。藝術家 Francis Alÿs 橫跨阿富汗、比利時、加拿大、剛果、香港、墨西哥及瑞士，費時二十多年，將各地區獨有的「遊戲」紀錄下來，像是小心翼翼在斑馬線跳躍的女孩；把輪胎滾上山坡，再爬進去、滾下來的男孩；以保特瓶蓋進行比賽的一群孩子等等。

Francis Alÿs 認為，孩童的玩耍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不僅是人類的基本需求，也是創造力的展現。透過長期的觀察與調查，他以近似於民族誌的形式，呈現出傳統文化的力量，以及在各種社會衝突中，孩子們的意識與態度——不必明講，觀眾就能從這些遊戲中，連結、反思更大的議題，如氣候變遷、不平等、戰爭等等。

◆ 澳洲館

澳洲館的作品《DESASTRES》由藝術家與噪音藝術家 Marco Fusinato 呈現，是一個現場不間斷演出的實驗性項目。Marco Fusinato 在雙年展共計200天的展期持續演出，他以電吉他發出信號、連接揚聲器，即興創作出震耳欲聾的噪音，並製造大量的回音與不和諧的音頻。噪音被製造出來後，會進一步生成關鍵字，並以這些關鍵字輸入搜尋引擎，產生出許多不重複的隨機影像，從城市景觀、花朵特寫、教堂壁畫等等，彼此也不具有相關性。

Marco Fusinato 將聲音與影像同步演出，彷彿是將一團巨大的混亂放送給威尼斯雙年展。在館外數十公尺的觀眾就能聽見隱約的躁動傳來，而在館內的觀眾，則感受到噪音對耳膜帶來的震動、壓力，甚至不適，並試著理解這件作品的精神意義。

◆ 羅馬尼亞館

專門研究親密關係、身體關係的羅馬尼亞導演 Adina Pintilie，在本屆雙年展的羅馬尼亞館放映曾獲得2018年柏林電影節最大獎的多聲道影像作品《Touch Me Not》。她將展場設計成一個「跨越國界與二元制」的空間，並讚揚身體間關係的建立。

總共十幾部的系列影片在展館內輪流播放，導引著觀眾沿著動線移動觀看。Adina Pintilie 和影片中的主角們長期合作，紀錄他們或談話、或跳舞、或觸摸彼此，並在這些互動中試圖解決親密關係中的問題。片中的角色們赤裸著身體，包含一對同志情侶、一名殘疾人士，和一名跨性別的性工作者，同時，背景也收錄了他們被放大的呼吸聲與呻吟聲。

Adina Pintilie 認為這些「不是被模擬出來的性」是觀眾會感到陌生、甚至心理不適的，藉由放大這些私密的內容、赤裸的身體，她希望建立起觀眾對於片中角色的親密感與同理心。

資料來源｜La Biennale di Venezia

洪建全基金會自2015年起舉辦的「問問題計畫」，每年都會提出一個單純的問題，探討社會、文化與生命內涵，並妥託藝術家透過新創作回應問題。2026年由藝術家張書瑋透過個展《代理之窗》，藉4組影像裝置、互動雕塑和錄像作品，探討人工智慧（AI）與人類之間的「親密關係」。

你曾與AI建立「情感關係」嗎？

在科技以親切形象滲透日常的今天，人與機器早已互為義肢，「陪伴」甚至已演變為一種低廉的產品，一種「沒有人」的新關係正被大量生產。只要算力足夠，AI就能化身成為密友、戀人、心靈導師，或者是神明，突破螢幕提供我們最佳的心靈解方。但這種「不需要對等，不需要協商，也不會有拒絕」的新關係，正在悄悄改變我們對情感的認知。

張書瑋以「I or AI?」為題，探討人類與科技的義肢關係

張書瑋長期關注科技產物與人類貼身浸染、相互侵蝕的創作脈絡，以使用者介面、人體工學和可愛為方法探索當代科技環境，透過3D列印、動態影像、複合媒材繪畫與裝置，探索數位裝置作為非人類卻具有智能生命形式，以及它們和人類相互寄生的義肢關係。

透過此次於洪建全基金會呈獻的《代理之窗》，張書瑋提出「I or AI?」的核心思考：「我們看似出於自身意願、實則毫無選擇地將意識交付予大型人工智慧系統。又或者，我們早已成為『不分彼此』的存在，在無限延展的通道中，排練著全新的生存姿態？」

展場如一段親密關係的模擬現場

展覽將「你＋我＋人工智慧」共同建構的世界封裝成一個情感景觀，一段「親密關係」的模擬現場，一場由裝置、介面、系統、使用者自身的投射共同鋪設而成的遊戲；動線如同一道逐步深入的程序，映照出人與機器緊密互動之間，所產生的肉體或情感上的關係變化。看展過程中，親近與不適的感受並存，觀眾將能感覺到身體與意識逐漸被切片、解構，隨後迷失於遊戲之中。

遊戲開始！先建構身份，再感受暖意和酷寒

步入《代理之窗》展場，觀眾得先將自己轉換為數位系統更能夠理解的模樣，這段體驗就如玩遊戲前的角色建構。現場，由影像裝置〈變身×交換〉傳授特定「咒語（prompt）」，教導觀眾如何將自己的意識，轉譯為AI可理解的語言；互動雕塑〈New Conversation〉則透過臉部識別感應技術，為觀眾即時捏塑出「數位新臉孔」，這張對數位系統來說更親切的面容，正是人類登入非人類代理世界的鑰匙。

接續而來的是遊戲核心。位在展場中心的互動雕塑〈A.L.I.Z.E.〉，結合嵌入式視覺小說（Embedded Visual Novel）形式呈現。作品以1966年初代聊天機器人「ELIZA」為原型，藝術家賦予其「理想二次元伴侶」的特質，並混雜網路情感對話、藝術家文本和實驗性字句，將記憶、扮演和真實攪拌在一起。觀眾需以身體緊貼雕塑延伸出的發熱觸手，同時透過螢幕視窗選擇對話角色，與作品展開互動，在過程中感受「即時滿足的欲望」如何一步步推向虛無。

作為壓軸的錄像作品〈代理之窗〉，讓觀眾在體驗過機器模擬的溫度和全然肯定後，隨影像步入一片冷酷異境，一窺平時看不見、藏於系統背後的權力編碼。

對比60年前第一代聊天機器人拙劣的模仿，如今非人類情感代理的技術已大幅降低了那扇「窗」令人不適的反光。讓我們試問，當視窗彼端的真實性不再重要，互動中悄然湧現的情感本身，是否已足以宣示一種全新、陌生主體的誕生？ 

當機器決定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之後呢？

談及本展，洪建全基金會執行長張淑征表示：「書瑋的觀點很有趣。網路對他這一代人來說是血液裡的自然狀態，他同時又對九〇年代的東西感興趣，這正是我觀察到現在Z世代正在經驗的事，把上一個時代的老東西抓回來，重新體驗一次。我期待他的創作能把年輕世代和當代藝術術接起來，帶我們一起思索：當我們習慣於透過機器消化對世界的認識，下一個版本的自我會是什麼樣子？」

2026問問題計畫：張書瑋個展《代理之窗 Agent’s Window》

展期｜2026.09.12－11.22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 11:00－18:00

展場｜洪建全基金會（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9號12樓）

資聊提供｜洪建全基金會    文字整理｜Izzie Pang

在日本創下20萬人次朝聖紀錄的《恐怖心展》，正式於9月登陸台北！本展由怪談作家梨、株式會社闇代表頓花聖太郎，以及東京電視台製作人大森時生共同打造，3位創作者也與我們分享展覽誕生的起點、創作理念與幕後故事，帶領人們直面內心那些難以言喻的「恐怖心」。

什麼是恐怖心？

「恐怖心（きょうふしん）」指的是人們面對某種事物或情境時，從生理層面所產生的恐懼與不安。而這些恐懼，有時也伴隨著難以解釋的不合理性。《恐怖心展》便是以人們面對「尖銳物品」、「密閉空間」、「視線」等各種事物時所產生的恐懼感為主題，並讓參觀者從中重新面對自身的恐怖心。

事實上，早在《恐怖心展》前，這3位創作者聯手打造的《行方不明展》，便在日本掀起風潮。來自東京電視台的製作人大森時生，憑藉一系列偽紀錄片作品引起廣泛討論，也是在日本電視圈相當受到矚目的製作人；從事恐怖創作的作家梨，負責撰寫展覽中出現的大部分文字；專門打造恐怖體驗的「株式會社闇」，過去也推出過許多與恐怖題材相關的作品。

直面內心的恐懼與不安

談及《恐怖心展》的誕生起點，大森時生分享，他平常和人聊天時發現，大家感到喜歡或幸福的事物都很相似（比如有很多錢），但對不安或恐懼的事物卻千奇百怪，因此若是將大家各自害怕的事物收集起來，會是件很有趣的嘗試。梨說明，「我的職業是靠讓人感到不愉快的恐怖小說作家，我一直很好奇大家為什麼願意為了體驗不快去消費花錢、聚集在展覽空間裡。除了喜歡的事物之外，大家對於討厭的情感究竟懷有怎樣的心思？我想這會是我人生一直在探尋的課題。」頓花聖太郎表示，他自己是個非常膽小的人，像是在狹窄黑暗的地方，他也會感到害怕。而他內心的恐懼，其實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於小時候看過的電視劇、電影等作品與素材所塑造而來的。因此，這次展覽希望將深藏於每個人心中的不安呈現出來，讓大家在尋找、面對自身內心感受的過程中體驗展覽。

海外首展，更融入台灣特有文化

這次在台北的展覽，除是《恐怖心展》的首次海外展出，更特別加入於台灣全新製作的限定展示。而為什麼選擇台灣？大森時生說，其實他們一開始也考慮了海外很多國家，但對他而言，雖然歐美電影中有許多嚇人的情節，他內心深層卻似乎沒有很能共感這份恐懼。相較之下，台灣創作的恐怖作品，比如柯孟融導演的《咒》，能夠讓他從內心深處接收到電影所傳達的恐懼。他認為，這可能源自於日本與台灣文化之間的親近感，以及台灣恐怖電影中特有的「潮濕感」。

梨表示，他在大學時主修宗教文化，期間對於台灣的文化與神明信仰產生了極大興趣。「我認為，『恐怖』是由文化所形塑出來的，台日文化雖有相似之處，卻又不是完全相同，這種文化差異與魅力深深吸引著我。我很喜歡台灣文化，展覽中也融入了台灣在地的文化元素，像是乖乖、神龕這些展品。」頓花聖太郎說，在創造恐怖、思考人們為何感到恐懼時，人們如何看待生與死的「生死觀」，其實是恐懼非常重要的根源。「在亞洲文化中，尤其是台灣與日本，彼此的生死觀相當接近，正因為雙方有許多共通之處，我們所感到恐懼的事物，台灣觀眾應該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當然，雙方的感受可能會存在一些細微的落差，但這反而能成為觀展時的樂趣。日本與台灣之間，正好具有一種既親近、又保有些許差異的適當距離感；這也是我們這次選擇在台灣舉辦展覽的原因。」

那些安靜醞釀的「恐怖心」

若要再進一步解釋「恐怖」與「恐怖心」之間的差別，大森時生說，在他的想象中，「恐怖」主要來自外部，比如當你走在昏暗的路上，突然有一個身分不明的人對你大喊，當然會感到可怕，之所以會感到害怕，是因為眼前存在著某個具體的對象、物體或事件，而那個人事物本身，便構成了「恐怖」。不過，這次展覽沒有那種伴隨突然驚嚇而產生的恐怖瞬間，甚至有些作品看起來，可能會讓人覺得：「這好像沒有什麼可怕的。」因此，他認為這種因人而異的落差，以及在每個人心中安靜醞釀、逐漸形成的感受，就是他所理解的「恐怖心」。

梨分享，在籌備台灣展覽的過程中，他發現人們許多的恐懼往往會與各式各樣的回憶相連。比如阿嬤家裡祭祀用的神桌，或是某些帶有童年回憶的物件，都可能讓人進而產生一種恐怖感。

主創團隊私心推薦的展品！

被問到展覽中推薦的作品時，3人各自給了不同的答案。頓花聖太郎提到，他的工作中有製作鬼屋的經驗，裡面會有突然跳出來嚇人的NPC，不過這次展覽完全沒有這種驚嚇的元素，因此像是「偶爾會響起的電話」這種極其日常的物品，突然響起聲音時反而會讓人有種毛毛的感覺。梨認為，小說跟展覽最大的區別是在於「現場是否有其他觀眾」，基於這樣的差異，他推薦的是入口處會膨脹、縮小的巨大氣球，他說，在日本展覽期間，有遇到一對看展的情侶，女友直呼可怕、男友卻覺得有什麼好怕的，這截然不同的反應讓他覺得有趣。梨認為，當多人身處在同一個展場，能即時看見彼此的反應，並從中發現感受上的差異與共通之處，這也正是展覽與文字創作之間最大的不同。

大森時生分享，從電視節目的製作角度來說，影像在第一時間映入眼簾時，讓人產生「好像有點不舒服」之類的瞬間反應，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最推薦的是「夢核」影像作品。在日本展出時，他們是以高度經濟成長期的集合住宅為主題，當時的日本，大量興建了許多格局相似的住宅，而這樣的景象出現在夢境之中，本身就帶有一種詭異感，而這次則以台灣人比較熟悉的地下通道、地下商店街這樣的空間，希望能讓台灣觀眾從中感受到一絲詭異與不安。

另外，大森時生補充，「我很喜歡台灣導演楊德昌，他的作品中有很多對於影子陰暗面的處理。在台北街頭散步時，轉個彎就會遇到陰暗的巷弄。相比之下，東京整個城市被打造得極其明亮乾淨，台北則同時存在著明亮與陰影的對比。比如從明亮的店家走回飯店時，周圍突然變暗，這種強烈的光影落差常讓人感受到恐怖，但也能激發出創作靈感。」

《恐怖心展》為何創下話題？

那麼，究竟為何《恐怖心展》能在日本創下話題？3位創作者也從自身的經驗出發，分享這個展覽引起共鳴的原因。出生於1995年的大森時生以他為例，在日本，前來參觀這場展覽的人，年齡大多落在20多歲至30多歲，這個世代在日本被稱為經歷「失落的十年」的一代，也曾發生過許多負面事件，當他與同世代的日本人交流時，會發現大家並不認為日本的經濟接下來會突然好轉，或是每個人的生活會一下子變得非常幸福。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創作戀愛、搞笑或其他輕鬆愉悅的題材，有時反而會讓人覺得與現實生活相距甚遠。相較之下，那些帶著負面情緒、讓人感到些許不安的作品，反而更貼近他們實際生活時的感受。「所以我想，《恐怖心展》可能正好在情緒上與這個世代產生了某種契合，或許這也是展覽能夠引起大量二、三十歲觀眾共鳴的原因。」

今年26歲的梨說，在他成長的年代，電視上已經很少看到靈異現象節目，對他們這一代人而言，談論幽靈節目時，經常是以回憶的方式說：「大約20年前，這類節目好像很多」。「像我這樣的世代，可能正是《恐怖心展》最主要的觀眾族群，我想，我們這個世代其實對恐怖的事物帶有某種憧憬。」另外，人們也容易被帶有懷舊感、屬於稍早世代的事物吸引，像是《後室》也是如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曾經存在於過去的恐怖形式，如今也重新獲得了很高的人氣。

頓花聖太郎表示，大森時生與梨在日本創作了許多新型態的恐怖作品，不是那種傳統恐怖作品中陰森、駭人或血腥獵奇的形式，而是採取了非常新穎的表達方式。因此，對很多日本年輕人而言，他們的恐怖作品也逐漸被視為「很有品味」或「很時尚」的內容。除此之外，這場展覽也探討了「FOMO」這種當代心理，也就是害怕錯過資訊、擔心自己跟不上他人的焦慮。「我認為，當愈來愈多人看過展覽時，尚未觀展的人可能會有『自己還沒有看過這場展覽而感到不安』的心情，也就是說，這或許反過來創造了還沒有看過《恐怖心展》而誕生的『恐怖心』。」這種心理與日本人的特質及當代社群環境相互契合，因此吸引了許多人前來參觀。他也非常期待這些內容來到台灣後，會以什麼樣的方式被台灣觀眾理解與接受。

恐怖心展 台北

日期｜2026.09.12～11.23
地點｜灰棚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59巷16號B1）（近捷運中山站、雙連站，步行即可抵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