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第59屆威尼斯國際美術雙年展，台灣館以《不可能的夢》為題參展，回顧1995年至2019年共13屆的台灣館，梳理其如何藉由直面歷史、社會與日常迫切議題的當代藝術，於這場國際藝術盛會中，再現台灣的文化脈絡與觀點，而展覽內容以「文獻展示」與「國際論壇」兩大形式呈現。
首場國際論壇聚焦解析國家館（pavilion）
首場論壇〈是什麼構成了國家館？國家館又產生了什麼〉，內容聚焦於全球雙年展國家館（pavilion）策展模式，所造成的困境與想望，探討國家館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並延伸討論其對國家、政體或策劃展館的組織，有何意義？過程中所要付出的代價為何？欲收穫的效果又是什麼？本篇聚焦台灣策展人與藝評家徐文瑞、台灣美術基金會執行長林平論述內容，梳理國家館的源流與存在意義，探討威尼斯雙年展有別於世界上其他大型展會的特殊之處，並爬梳台灣與會27年以來，面對什麼樣的挑戰、做過哪些改變，對未來又抱持何種想望。
第59屆威尼斯國際美術雙年展台灣館《不可能的夢》展覽現場。
徐文瑞：威尼斯雙年展是全球藝術圈的縮影
徐文瑞對常被翻譯為國家館的pavilion一詞進行剖析：「它原來的意思，是相對於美術館、畫廊這般長期建置的存在，即『臨時展覽館』。」後來演變成國家館，事實上與現代國家體系的成熟度有關，其根源為19世紀中葉的「世界博覽會」，當時世上許多工業化的大國，透過展會展示其工業製造、生產成果與實力。
徐文瑞於論壇中對國家館進行剖析。
接著，藝術類型的國家館於1890年代的威尼斯雙年展出現，在電影、建築、視覺藝術、設計等類項上，藉以透過藝術「再現」一個國家；二戰後，許多新獨立的國家未能在威尼斯開館，「聖保羅雙年展」應運而生，而台灣正是在1950年代時，在這樣的條件下被帶入國家館的脈絡當中，直至1970年代退出聯合國，便逐漸從國家館的行列被移除。二十年過去，台灣社會步入解嚴後的民主化時代，需要強力將自己推到國際脈絡當中，終於在1995年取得威尼斯雙年展主辦大會同意，建構台灣館、也就是如今位於普里奇歐尼宮的展覽館，後又因政治因素，於2001年轉變為平行展，且不得用國家館為名進行展出。
1995年威尼斯雙年展主辦大會邀請台灣館參加第46屆威尼斯雙年展邀請函。
爬梳台灣館於威尼斯雙年展發展脈絡後，徐文瑞提到，這本質上是「臨時展覽館」的場館形式，其實還有另一層重要的意義：「我們能夠在短短五、六個月的時間，讓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國家、社會的藝術創作者，到同一個地方進行展示，這些作品和展覽充滿各式各樣的狀態。」意即威尼斯雙年展就如同「全球藝術圈的縮影」，來到這裡，觀眾看到的不是一個展覽，而是三、五百個展覽，容納全世界的藝術能量。不過，這並不表示威尼斯雙年展的表現形式已達「完全平等」的狀態，徐文瑞認為世界上仍有許多社會，特別是原住民、少數民族的社群藝術能量，並沒有被收攬至威尼斯雙年展的脈絡中，而未來如何發展出更為平衡的展覽內容，是值得思考且期待的。
林平：爬梳台灣館源流
自1995年起便參與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策劃的林平，以曾任北美館館長的視角，以及長期觀察台灣館的角度出發，探討其對台灣、藝術界、世界來說，究竟是什麼樣的存在。「本屆台灣館主題為『不可能的夢』，但是從推動、執行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的角度來講，我覺得它應該是『不可能的任務』。」林平接著彙整過往台灣館經驗，對國家館的構成提出補述：「台灣從聖保羅雙年展之後，幾乎沒有『藝術』這個領域，缺乏國家資源或平台，而威尼斯當年成就了這件事，對台灣來講何其重要。」不過，當時政府並不清楚該如何推動，林平特別提到當年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今文化部）副主任委員劉萬航先生主持的跨部會會議，統整了外交、文化、新聞、教育等單位資源，以支撐這項藝術計劃，方能成就今日的台灣館。
形式建成，更關鍵的是內容該如何呈現？林平認為若沒有好的藝術，就不會有好的國家館，「如何去展現台灣的藝術，讓它享有國家的資源跟平台的配置，並在世界發聲，才是真正的關鍵。在這個情況之下，藝術本身其實是優於國家的位置，也只有在這個條件之下，藝術可以跨過邊界、跟世界溝通。」可台灣館成立之後，考驗接踵而來，策展方必須面對意識形態、權力結構跟資源分配的議題，當然也得照看構成台灣館的本質——藝術。
林平於論壇中梳理台灣館的發展脈絡。
回顧台灣館呈現形式，2001至2013年以「策展徵件」的方式舉辦，林平分析：「台灣在千禧年後正式步入『策展』的時代，從業界還未有充分策展人，到年輕世代策展人也得以站上國際舞台，這樣的時代背景，其實把威尼斯雙年展帶到了高峰。」不過，2015年出現轉變，北美館決定由藝術家「個展」形式呈現台灣館，此決策曾讓林平疑惑，難道現在不是策展的時代？如今策展人越發多元、成熟，為何改作個展？這或許也是許多觀眾心中的疑惑，「當時有位同仁從技術面回答這件事，這件事情也深深烙在我的心裡。他說，群展要顧及讓每位藝術家充分表現，所以在相對狹窄的展場裡，需要花掉非常多的資源，去處理藝術家之間隔間的議題、內部空間的施作，這些資源並不盡然用在藝術本身。」也就是說，若以個展形式呈現，似乎可以將資源更聚焦於藝術家身上。
林平最初對此抱持質疑，為何策劃國家館，會以技術面的角度去思考如何配置資源？這個質疑在林平上任北美館館長後，因看事情的角度轉變，而解開了，「擔任館長後，必須『全方位』思考問題，最後不得不承認技術問題是關絕對重要的。」更關鍵的是，台灣當代藝術發展超過了三十年，許多藝術家已累積豐厚且成熟的創作脈絡，能夠在國際舞台獨立呈現，彰顯台灣作為全球藝術界積極貢獻者。而2015年時機正好成熟，終有第56屆威尼斯雙年展《吳天章：別說再見》誕生，吳天章的作品與台灣議題絕對相關，充分具備了人們在台灣館裡面企圖要尋找的「台灣性」。
《不可能的夢》展示了歷屆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的文獻資料。
因此，林平梳理出「是什麼構成了國家館？」的答案：「是『千變萬化之局』構成了台灣館，它涵蓋了我們面對強大鄰居經常對我們的關心跟探問，我們面對了在藝術生態中，如何找出具代表性的策展人與藝術家？同時，我們要面對台灣的國際處境，對此該拿出什麼樣的策略？因為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不是單純的藝術展覽，它確實是一個『台灣的平台』，且是在國際上有力的平台。」
接著，林平針對台灣館採取的國際策略補充，她發覺台灣「渴望被凝視」的特質：「我們希望這種不確定的身份，可以受到國際專業人士、甚至是整個藝術圈的重視。這種渴望被凝視的角度，形成了長期以來比較消極的態度，而焦慮之所以發生，正是在於『我該如何展現自己，才能夠招來別人的凝視？』」林平想對此做出改變、一掃消極，她認為台灣是個非常獨特的地方，國際社群若沒有台灣，會少了重要的一塊，台灣在社群參與中亦能為全球做出貢獻，「在這樣的角度下，我們充滿了自信，而且我們會去看與全球的關係，而不是只看台灣跟自身歷史的關係。」這個策略，也反映在2015後幾屆藝術家提名委員會所決議的台灣館代表藝術家人選，如2017年的謝德慶、2019年的鄭淑麗。
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歷屆展覽主視覺（1995-2019）。
於此同時，林平在和吳天章合作的過程中發現，吳天章在策劃展覽時「非常孤獨」，這份要帶台灣館進入國際視野的統領角色，落在藝術家身上似乎過於沈重，「我們意識到，要讓藝術家做最好的呈現，其實需要一位策展人的陪伴，這位策展人可以運用我們的國際策略，指揮技術團隊，讓台灣館成為『國際上可通行的語言』，同時要能為台灣藝術，在國際上做最好的對話，甚至是辯論。」意即，策展人與代表藝術家，對蛻變後的台灣館來說，佔有幾乎同樣重要的位置。
最終，台灣館要能卓越，需匯聚最優秀的藝術家、策展人、技術團隊，進而建立能與全球對話、並對國際社群有所貢獻的平台，而即便是以個展形式表現，台灣館需處理的也不是單一藝術家的個人成就，而是一個台灣的文化議題，「若這件事掌握得好，才能夠把台灣館做得特殊，而對台灣館來說，它的收穫絕對不只於個人，而是集體的收穫。」
第59屆威尼斯國際美術雙年展台灣館「國際論壇」
採線上播出，由總召集人佛洛雷斯、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教授吳瑪悧擔任各場次之主持人，邀請國內外學者、藝術家一同參與。
第二場｜時間、身體、科技｜08.19 19:30
以台灣館展覽在身體啟蒙方面的表現與投入出發，深掘身體能動性與時間、科技中介之關係。
第三場｜歷史生態學｜09.23 19:30
細究自然與人文歷史之間的緊密交織，包含物種、人類與精神的遷徙、社會表象下的宇宙論等。
第四場｜他人的自由／他種自由｜10.21 19:30
則討論人們面對自由、暴力、抗爭等緊迫政治議題時的分歧與凝聚。
文｜izzie pang
圖片提供｜臺北市立美術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