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第59屆威尼斯國際美術雙年展，台灣館以《不可能的夢》為題參展，回顧1995年至2019年共13屆的台灣館，梳理其如何藉由直面歷史、社會與日常迫切議題的當代藝術，於這場國際藝術盛會中，再現台灣的文化脈絡與觀點，而展覽內容以「文獻展示」與「國際論壇」兩大形式呈現。

首場國際論壇聚焦解析國家館（pavilion）

首場論壇〈是什麼構成了國家館？國家館又產生了什麼〉，內容聚焦於全球雙年展國家館（pavilion）策展模式，所造成的困境與想望，探討國家館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並延伸討論其對國家、政體或策劃展館的組織，有何意義？過程中所要付出的代價為何？欲收穫的效果又是什麼？本篇聚焦台灣策展人與藝評家徐文瑞、台灣美術基金會執行長林平論述內容，梳理國家館的源流與存在意義，探討威尼斯雙年展有別於世界上其他大型展會的特殊之處，並爬梳台灣與會27年以來，面對什麼樣的挑戰、做過哪些改變，對未來又抱持何種想望。

徐文瑞：威尼斯雙年展是全球藝術圈的縮影

徐文瑞對常被翻譯為國家館的pavilion一詞進行剖析：「它原來的意思，是相對於美術館、畫廊這般長期建置的存在，即『臨時展覽館』。」後來演變成國家館，事實上與現代國家體系的成熟度有關，其根源為19世紀中葉的「世界博覽會」，當時世上許多工業化的大國，透過展會展示其工業製造、生產成果與實力。

接著，藝術類型的國家館於1890年代的威尼斯雙年展出現，在電影、建築、視覺藝術、設計等類項上，藉以透過藝術「再現」一個國家；二戰後，許多新獨立的國家未能在威尼斯開館，「聖保羅雙年展」應運而生，而台灣正是在1950年代時，在這樣的條件下被帶入國家館的脈絡當中，直至1970年代退出聯合國，便逐漸從國家館的行列被移除。二十年過去，台灣社會步入解嚴後的民主化時代，需要強力將自己推到國際脈絡當中，終於在1995年取得威尼斯雙年展主辦大會同意，建構台灣館、也就是如今位於普里奇歐尼宮的展覽館，後又因政治因素，於2001年轉變為平行展，且不得用國家館為名進行展出。

爬梳台灣館於威尼斯雙年展發展脈絡後，徐文瑞提到，這本質上是「臨時展覽館」的場館形式，其實還有另一層重要的意義：「我們能夠在短短五、六個月的時間，讓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國家、社會的藝術創作者，到同一個地方進行展示，這些作品和展覽充滿各式各樣的狀態。」意即威尼斯雙年展就如同「全球藝術圈的縮影」，來到這裡，觀眾看到的不是一個展覽，而是三、五百個展覽，容納全世界的藝術能量。不過，這並不表示威尼斯雙年展的表現形式已達「完全平等」的狀態，徐文瑞認為世界上仍有許多社會，特別是原住民、少數民族的社群藝術能量，並沒有被收攬至威尼斯雙年展的脈絡中，而未來如何發展出更為平衡的展覽內容，是值得思考且期待的。

林平：爬梳台灣館源流

自1995年起便參與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策劃的林平，以曾任北美館館長的視角，以及長期觀察台灣館的角度出發，探討其對台灣、藝術界、世界來說，究竟是什麼樣的存在。「本屆台灣館主題為『不可能的夢』，但是從推動、執行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的角度來講，我覺得它應該是『不可能的任務』。」林平接著彙整過往台灣館經驗，對國家館的構成提出補述：「台灣從聖保羅雙年展之後，幾乎沒有『藝術』這個領域，缺乏國家資源或平台，而威尼斯當年成就了這件事，對台灣來講何其重要。」不過，當時政府並不清楚該如何推動，林平特別提到當年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今文化部）副主任委員劉萬航先生主持的跨部會會議，統整了外交、文化、新聞、教育等單位資源，以支撐這項藝術計劃，方能成就今日的台灣館。

形式建成，更關鍵的是內容該如何呈現？林平認為若沒有好的藝術，就不會有好的國家館，「如何去展現台灣的藝術，讓它享有國家的資源跟平台的配置，並在世界發聲，才是真正的關鍵。在這個情況之下，藝術本身其實是優於國家的位置，也只有在這個條件之下，藝術可以跨過邊界、跟世界溝通。」可台灣館成立之後，考驗接踵而來，策展方必須面對意識形態、權力結構跟資源分配的議題，當然也得照看構成台灣館的本質——藝術。

回顧台灣館呈現形式，2001至2013年以「策展徵件」的方式舉辦，林平分析：「台灣在千禧年後正式步入『策展』的時代，從業界還未有充分策展人，到年輕世代策展人也得以站上國際舞台，這樣的時代背景，其實把威尼斯雙年展帶到了高峰。」不過，2015年出現轉變，北美館決定由藝術家「個展」形式呈現台灣館，此決策曾讓林平疑惑，難道現在不是策展的時代？如今策展人越發多元、成熟，為何改作個展？這或許也是許多觀眾心中的疑惑，「當時有位同仁從技術面回答這件事，這件事情也深深烙在我的心裡。他說，群展要顧及讓每位藝術家充分表現，所以在相對狹窄的展場裡，需要花掉非常多的資源，去處理藝術家之間隔間的議題、內部空間的施作，這些資源並不盡然用在藝術本身。」也就是說，若以個展形式呈現，似乎可以將資源更聚焦於藝術家身上。

林平最初對此抱持質疑，為何策劃國家館，會以技術面的角度去思考如何配置資源？這個質疑在林平上任北美館館長後，因看事情的角度轉變，而解開了，「擔任館長後，必須『全方位』思考問題，最後不得不承認技術問題是關絕對重要的。」更關鍵的是，台灣當代藝術發展超過了三十年，許多藝術家已累積豐厚且成熟的創作脈絡，能夠在國際舞台獨立呈現，彰顯台灣作為全球藝術界積極貢獻者。而2015年時機正好成熟，終有第56屆威尼斯雙年展《吳天章：別說再見》誕生，吳天章的作品與台灣議題絕對相關，充分具備了人們在台灣館裡面企圖要尋找的「台灣性」。

因此，林平梳理出「是什麼構成了國家館？」的答案：「是『千變萬化之局』構成了台灣館，它涵蓋了我們面對強大鄰居經常對我們的關心跟探問，我們面對了在藝術生態中，如何找出具代表性的策展人與藝術家？同時，我們要面對台灣的國際處境，對此該拿出什麼樣的策略？因為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不是單純的藝術展覽，它確實是一個『台灣的平台』，且是在國際上有力的平台。」

接著，林平針對台灣館採取的國際策略補充，她發覺台灣「渴望被凝視」的特質：「我們希望這種不確定的身份，可以受到國際專業人士、甚至是整個藝術圈的重視。這種渴望被凝視的角度，形成了長期以來比較消極的態度，而焦慮之所以發生，正是在於『我該如何展現自己，才能夠招來別人的凝視？』」林平想對此做出改變、一掃消極，她認為台灣是個非常獨特的地方，國際社群若沒有台灣，會少了重要的一塊，台灣在社群參與中亦能為全球做出貢獻，「在這樣的角度下，我們充滿了自信，而且我們會去看與全球的關係，而不是只看台灣跟自身歷史的關係。」這個策略，也反映在2015後幾屆藝術家提名委員會所決議的台灣館代表藝術家人選，如2017年的謝德慶、2019年的鄭淑麗。

於此同時，林平在和吳天章合作的過程中發現，吳天章在策劃展覽時「非常孤獨」，這份要帶台灣館進入國際視野的統領角色，落在藝術家身上似乎過於沈重，「我們意識到，要讓藝術家做最好的呈現，其實需要一位策展人的陪伴，這位策展人可以運用我們的國際策略，指揮技術團隊，讓台灣館成為『國際上可通行的語言』，同時要能為台灣藝術，在國際上做最好的對話，甚至是辯論。」意即，策展人與代表藝術家，對蛻變後的台灣館來說，佔有幾乎同樣重要的位置。

最終，台灣館要能卓越，需匯聚最優秀的藝術家、策展人、技術團隊，進而建立能與全球對話、並對國際社群有所貢獻的平台，而即便是以個展形式表現，台灣館需處理的也不是單一藝術家的個人成就，而是一個台灣的文化議題，「若這件事掌握得好，才能夠把台灣館做得特殊，而對台灣館來說，它的收穫絕對不只於個人，而是集體的收穫。」

 第59屆威尼斯國際美術雙年展台灣館「國際論壇」

採線上播出，由總召集人佛洛雷斯、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教授吳瑪悧擔任各場次之主持人，邀請國內外學者、藝術家一同參與。

第二場｜時間、身體、科技｜08.19 19:30

以台灣館展覽在身體啟蒙方面的表現與投入出發，深掘身體能動性與時間、科技中介之關係。

第三場｜歷史生態學｜09.23 19:30

細究自然與人文歷史之間的緊密交織，包含物種、人類與精神的遷徙、社會表象下的宇宙論等。

第四場｜他人的自由／他種自由｜10.21 19:30

則討論人們面對自由、暴力、抗爭等緊迫政治議題時的分歧與凝聚。

▸ 點此前往官網以獲得更多資訊

文｜izzie pang

圖片提供｜臺北市立美術館

「唯有投注誠實的時間，才能誕生作品。」來自濟州島的藝術家 Dahye Jeong 以馬毛為線，讓一門瀕臨失傳的朝鮮工藝重新走入當代視野。她於2022年拿下 LOEWE FOUNDATION Craft Prize 首獎，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韓國藝術家，今年再獲選 M&O Rising Talents Awards，讓這項近乎失傳的地方工藝登上國際舞台。

在韓國歷史上，馬毛曾經是一門繁盛的工藝。自朝鮮時代起，它被編織為網巾、唐巾、四方冠與笠帽，陪伴著貴族男性的日常，也象徵著身分與禮制。然而隨著時代推進，這項工藝也漸漸淡出了人們的生活，只在盛產馬匹的濟州島零星存續。直到近年，1989年出生的藝術家 Dahye Jeong 重新拾起馬毛，以細膩、輕盈而堅實的創作語彙，為這門已有500多年歷史的工藝注入新的生命。

一段材料與人生的相遇

「我第一次接觸馬毛是在研究所時期。在此之前我主修雕塑，後來轉向纖維領域，也因此一直困惑於『自己究竟真正屬於哪裡？』就在那段時間，我參加了地方工藝發展計畫，並首次體驗到馬毛工藝。」

Dahye Jeong 分享，馬毛兼具雕塑的結構感與纖維的柔韌性，每一根都纖細脆弱，但當它們被一針一線交織起來時，卻能凝聚為堅固而具空間感的形體，並在光線照射下變得半透明，宛如自體發光。「過程中，我開始看見自己人生的投射——那些不確定、脆弱的時刻，隨著時間累積，也能凝聚成某種有重量的存在。」

而真正讓 Dahye Jeong 決定全心投入馬毛工藝的契機，源於2018年的一次嘗試。當時她在傳統文化產品開發研究室擔任研究員，創作了一件以馬毛為主的懸吊裝飾，試圖凸顯材質的透明與輕盈，沒想到作品獲得了出乎意料的正面回饋，也讓她意識到這條路或許不只是實驗或興趣，而可能成為自己的人生志業。「在那之前，我總是徘徊於追求藝術與維持生計之間，但因為馬毛，我開始看見一種可能性，讓我的創作與人生能由同一種材料共同支撐。」她回憶道。

以時間與耐心，連結歷史與當代

「時間與耐心是這門工藝中最重要的材料。」Dahye Jeong 分享，要完成一件馬毛工藝作品，首先要挑選品質優良的馬毛，再設計輪廓、製作木模，最後才以針線一點一點編織而成；小型作品往往需要數週，大則可能歷時數月。她解釋，編織的基礎技法雖然看似簡單，不過是將馬毛扭轉1～2次，但真正的難度在於依照作品的大小與形態，精準調整結點的間距與馬毛的粗細。「馬毛本身相當纖細脆弱，若間距過大就難以維持結構。」

Dahye Jeong 進一步說明，在反覆的編織中，手勁的控制同樣決定了作品的成敗。「右手負責引導穿著馬毛的針，左手則拉緊並固定已編織的線束；如果兩邊的力量失衡，結點就會失去一致性與強度。我花了好幾年才掌握這一點，直到現在仍可能因一時分心而導致形體偏移。」她也坦言，自己在創作初期總是努力讓每一縷馬毛在粗細與顏色上保持一致，但馬毛終究是天然材質，即使編織前看似均勻，成形後往往還是會顯現細微差異。「起初我很難接受這一點，但現在我反而將其視為材料本身獨有的特質。」在她眼裡，這些不規則的差異不再是瑕疵，而是時間與自然留下的印記。

談及作品的誕生，Dahye Jeong 表示自己並未以保存傳統的使命感作為出發點，而是將馬毛視為「生成形態的媒介」。「真正吸引我的是馬毛轉化為立體形態的過程，而我正好透過傳統工藝發現了這種魅力。」 她經常流連於博物館，從文物中汲取靈感。「其中，我特別被古代陶器所吸引，它們的造型簡單，卻帶有雙手直接塑造的痕跡。」而這些歷史的迴響，也在她手中化為新的語言。她的作品有時映照出陶器般的古老影子，有時則延伸為燈具與裝置的當代形貌，在過去與當下之間編織出一條細膩的連結。

這樣的思考，也體現在 Dahye Jeong 的代表作《A Time of Sincerity》中。2022年，她以該件作品拿下 LOEWE FOUNDATION Craft Prize 首獎，作品靈感源自古代陶器的形制，並在腰身位置融入朝鮮時期四方冠的紋樣，耗時2個月才完成。「這種『以日復一日的真誠累積，築起堅實而獨立的人生』的修行，正是我創作的核心。」她補充道。

以真誠為線，編織自我與馬毛工藝的未來

回顧創作初期，Dahye Jeong 曾因現實考量製作小型飾品販售，但隨著創作逐漸深入，她才意識到自己真正追求的，是探索自我的過程，以及將思索化為作品的那一刻。如今，她將純粹創作放在首位，也樂於接受作品自然延伸至商業用途的可能性。「無論是商業還是藝術，我不再覺得需要刻意區分。真正重要的是，我是否能傾聽自己的內心，是否能合理解釋自己為何創作，以及作品是否能作為我生命時間的證據。」

展望未來，Dahye Jeong 希望馬毛工藝不僅僅被視為韓國傳統的一個分支，而能被認可為獨立的雕塑語言。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創造一個遠比自身更巨大的馬毛空間，讓觀者能走入其中， 親身感受光影與纖維交織出的沉浸氛圍，感受到「時間」正被編織在他們四周。而支撐她不斷前行的，正是一路以來的鼓勵與國際肯定。「當我獨自待在工作室裡編織馬毛時，我經常會懷疑自己是否走在正確的道路上——直到這些經驗提醒我，原來我正走在屬於自己的路上。」

Dahye Jeong

出生於濟州島，大學主修雕塑，後於韓國國立文化遺產大學取得傳統纖維工藝碩士。以馬毛為創作語言，將瀕臨失傳的朝鮮工藝轉化為當代藝術形式，作品跨越工藝與雕塑之界，展現時間、耐心與材料的張力。2022年獲 LOEWE FOUNDATION Craft Prize 首獎，成為首位得獎的韓國藝術家，並於2025年獲選 Maison&Objet Rising Talents Awards。

_{文｜葉欣昀　圖片提供｜SOLUNA CRAFT}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 La Vie 2025/10月號《韓國設計特搜》

想一探芙烈達·卡羅（Frida Kahlo）的藝術養成，造訪墨西哥城除了藝術家故居「藍屋」之外，又多了新去處！2025年9月新開幕的「卡蘿之家博物館（Museo Casa Kahlo）」改建自卡蘿家族曾持有、被暱稱為「紅屋」的宅邸，由家族成員參與策劃，探討「家庭」對芙烈達個人生活及創作生涯的影響。

20世紀藝術史的濃烈篇章

芙烈達·卡蘿（Frida Kahlo）是20世紀最具代表性的藝術家之一，她畫中鮮明的熱帶色彩與隱喻性符號，蘊藏著對自身根源——墨西哥和美洲印第安人文化——的深刻探討，乘載對政治和社會的理想，也交織著她對感情、苦痛和生命的感觸。幼時感染小兒麻痺、18歲遭逢嚴重車禍，讓芙烈達的青春有了與他人截然不同的寫照。她因病痛接受數十場手術，臥病在床時靠繪畫抒情也轉移注意力；長期獨處讓自畫像成了她主要的創作主題，她曾說：「因為『我』是我自己最了解的主題。」也因此濃眉、深邃雙眼、鮮豔唇色和稜角分明的臉龐，成了她深植人心的形象。

走進芙烈達故居「藍屋」，感受藝術家創作情境

造訪墨西哥城，芙烈達·卡蘿博物館（Museo Frida Kahlo）是旅人必訪之地。這棟「藍屋（Casa Azul）」陪伴芙烈達度過大半人生，最早她與家人同住於此，後來與藝術家迪亞哥·里維拉（Diego Rivera）墜入愛河後也在此共同生活和創作，接待墨西哥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名人雅士。自1958年改為博物館揭幕後，藍屋展出兩人的畫作和藝術收藏，也留下照片、書籍、家具等生活痕跡，重現芙烈達當年生活的創作情境。

此外，藍屋也乘載了芙烈達的生命點滴：臥室那張四柱床，是她臥病在床時展開創作的起點；工作室的畫架與拐杖、藥品等，見證了她與病痛相伴的創作歷程；服飾與珠寶等個人收藏，體現了她對美的觀點與想像；廚房則保留墨西哥傳統家屋格局，濃縮昔日她與愛人共度的生活光景。

走進「紅屋」卡蘿之家，探尋家庭對芙烈達的深刻影響

那新開幕的「卡蘿之家博物館（Museo Casa Kahlo）」與藍屋有何區別？參與籌備的卡蘿家族成員接受《Wallpaper*》訪問時表示：「關於芙烈達的故事，長久以來由迪亞哥和其他家庭之外的聲音詮釋。我們想訴說的是，在她遇見迪亞哥之前，便受父親影響接觸藝術，並繼承了母親的堅毅和獨立。我們並非要『奪回』她的故事，而是想讓故事更加完整。」因此卡蘿之家著重於「家族」對芙烈達個人及創作生涯的影響，試圖挖掘她在藝術家及「受苦者」形象之外，更深層的面向。如果說藍屋是芙烈達以藝術家身份面眾的場所，那卡蘿之家則是她可以回歸自己、與家人共處，逃離紛亂並尋求慰藉的避風港。

卡蘿之家博物館所在建築本是卡蘿家族的宅邸，於1930年由芙烈達的父母購入，因其鮮豔的磚紅色外觀又被暱稱為「紅屋（Casa Roja）」，跟藍屋僅有幾個街區的距離。雖然芙烈達未長居於此，但她生前時常造訪紅屋，在地下室的隱密小房間裡作畫、寫字、聽聽音樂，那是專屬於她的私密宇宙。

卡蘿之家延續家屋格局改造，多件珍貴文物首度公開

2008年，卡蘿家族成員因故著手整理這棟家族宅邸，並在過程中發現許多珍貴物件，每個角落都是故事。像是芙烈達的父親留下的玻璃底片，他曾是建築攝影師，為墨西哥政府紀錄城市重要的地標和建築，同時也是一名畫家，啟發芙烈達透過藝術觀看世界的眼光。此外，廚房牆面還留有一幅壁畫，描繪著掛滿果實的葡萄柚樹枝，四周點綴白花、斑斕鳥群停駐，據說這是芙烈達唯一留下的壁畫作品，約在她20多歲時繪製。

這些發現，讓卡蘿家族深感將家屋轉化為博物館的使命，並在卡蘿基金會（Fundación Kahlo）主席Rick Miramontez的協助下獲得資助，展開長達近20年的籌備歷程。2025年9月，卡蘿之家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展出許多從未曝光的文物，如芙烈達親筆寫下的家書等，另有她早期的素描作品、為迪亞哥作的肖像畫，還有傳統刺繡襯衫、古代墨西哥風格首飾、超現實主義設計大師Elsa Schiaparelli操刀的「Shocking」香水瓶等個人物品，體現她別具風格的美感。

除了展品之外，經重新設計的卡蘿之家也藏有許多巧思。美國建築師David Rockwell團隊保留了家屋令人感到親密、安定的尺度感，並從家族舊照汲取靈感，重現了建築原始的庭院。過去紅屋大門常對外敞開，隨芙烈達習畫的藝術學生也常自由出入。如今修復後的庭院致敬了卡蘿家族好客的傳統，並點綴來自墨西哥各地的工藝陶器和本地植物，長椅設計則令人聯想芙烈達常去的社區公園。

而芙烈達過去常自己待著的地下室房間，則以燭光營造靜謐氛圍，邀訪客放鬆在此細看藝術家的書信、手稿和收藏。廚房則靠氣味引領感官體驗，透過墨西哥傳統鍋煮咖啡中的肉桂香氣，帶人們重回芙烈達曾在紅屋度過的時光。

資料來源｜Museo Casa Kahlo、Museo Frida Kahlo、Rockwell Gr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