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第59屆威尼斯國際美術雙年展，台灣館以《不可能的夢》為題參展，回顧1995年至2019年共13屆的台灣館，梳理其如何藉由直面歷史、社會與日常迫切議題的當代藝術，於這場國際藝術盛會中，再現台灣的文化脈絡與觀點，而展覽內容以「文獻展示」與「國際論壇」兩大形式呈現。

首場國際論壇聚焦解析國家館（pavilion）

首場論壇〈是什麼構成了國家館？國家館又產生了什麼〉，內容聚焦於全球雙年展國家館（pavilion）策展模式，所造成的困境與想望，探討國家館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並延伸討論其對國家、政體或策劃展館的組織，有何意義？過程中所要付出的代價為何？欲收穫的效果又是什麼？本篇聚焦台灣策展人與藝評家徐文瑞、台灣美術基金會執行長林平論述內容，梳理國家館的源流與存在意義，探討威尼斯雙年展有別於世界上其他大型展會的特殊之處，並爬梳台灣與會27年以來，面對什麼樣的挑戰、做過哪些改變，對未來又抱持何種想望。

徐文瑞：威尼斯雙年展是全球藝術圈的縮影

徐文瑞對常被翻譯為國家館的pavilion一詞進行剖析：「它原來的意思，是相對於美術館、畫廊這般長期建置的存在，即『臨時展覽館』。」後來演變成國家館，事實上與現代國家體系的成熟度有關，其根源為19世紀中葉的「世界博覽會」，當時世上許多工業化的大國，透過展會展示其工業製造、生產成果與實力。

接著，藝術類型的國家館於1890年代的威尼斯雙年展出現，在電影、建築、視覺藝術、設計等類項上，藉以透過藝術「再現」一個國家；二戰後，許多新獨立的國家未能在威尼斯開館，「聖保羅雙年展」應運而生，而台灣正是在1950年代時，在這樣的條件下被帶入國家館的脈絡當中，直至1970年代退出聯合國，便逐漸從國家館的行列被移除。二十年過去，台灣社會步入解嚴後的民主化時代，需要強力將自己推到國際脈絡當中，終於在1995年取得威尼斯雙年展主辦大會同意，建構台灣館、也就是如今位於普里奇歐尼宮的展覽館，後又因政治因素，於2001年轉變為平行展，且不得用國家館為名進行展出。

爬梳台灣館於威尼斯雙年展發展脈絡後，徐文瑞提到，這本質上是「臨時展覽館」的場館形式，其實還有另一層重要的意義：「我們能夠在短短五、六個月的時間，讓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國家、社會的藝術創作者，到同一個地方進行展示，這些作品和展覽充滿各式各樣的狀態。」意即威尼斯雙年展就如同「全球藝術圈的縮影」，來到這裡，觀眾看到的不是一個展覽，而是三、五百個展覽，容納全世界的藝術能量。不過，這並不表示威尼斯雙年展的表現形式已達「完全平等」的狀態，徐文瑞認為世界上仍有許多社會，特別是原住民、少數民族的社群藝術能量，並沒有被收攬至威尼斯雙年展的脈絡中，而未來如何發展出更為平衡的展覽內容，是值得思考且期待的。

林平：爬梳台灣館源流

自1995年起便參與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策劃的林平，以曾任北美館館長的視角，以及長期觀察台灣館的角度出發，探討其對台灣、藝術界、世界來說，究竟是什麼樣的存在。「本屆台灣館主題為『不可能的夢』，但是從推動、執行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的角度來講，我覺得它應該是『不可能的任務』。」林平接著彙整過往台灣館經驗，對國家館的構成提出補述：「台灣從聖保羅雙年展之後，幾乎沒有『藝術』這個領域，缺乏國家資源或平台，而威尼斯當年成就了這件事，對台灣來講何其重要。」不過，當時政府並不清楚該如何推動，林平特別提到當年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今文化部）副主任委員劉萬航先生主持的跨部會會議，統整了外交、文化、新聞、教育等單位資源，以支撐這項藝術計劃，方能成就今日的台灣館。

形式建成，更關鍵的是內容該如何呈現？林平認為若沒有好的藝術，就不會有好的國家館，「如何去展現台灣的藝術，讓它享有國家的資源跟平台的配置，並在世界發聲，才是真正的關鍵。在這個情況之下，藝術本身其實是優於國家的位置，也只有在這個條件之下，藝術可以跨過邊界、跟世界溝通。」可台灣館成立之後，考驗接踵而來，策展方必須面對意識形態、權力結構跟資源分配的議題，當然也得照看構成台灣館的本質——藝術。

回顧台灣館呈現形式，2001至2013年以「策展徵件」的方式舉辦，林平分析：「台灣在千禧年後正式步入『策展』的時代，從業界還未有充分策展人，到年輕世代策展人也得以站上國際舞台，這樣的時代背景，其實把威尼斯雙年展帶到了高峰。」不過，2015年出現轉變，北美館決定由藝術家「個展」形式呈現台灣館，此決策曾讓林平疑惑，難道現在不是策展的時代？如今策展人越發多元、成熟，為何改作個展？這或許也是許多觀眾心中的疑惑，「當時有位同仁從技術面回答這件事，這件事情也深深烙在我的心裡。他說，群展要顧及讓每位藝術家充分表現，所以在相對狹窄的展場裡，需要花掉非常多的資源，去處理藝術家之間隔間的議題、內部空間的施作，這些資源並不盡然用在藝術本身。」也就是說，若以個展形式呈現，似乎可以將資源更聚焦於藝術家身上。

林平最初對此抱持質疑，為何策劃國家館，會以技術面的角度去思考如何配置資源？這個質疑在林平上任北美館館長後，因看事情的角度轉變，而解開了，「擔任館長後，必須『全方位』思考問題，最後不得不承認技術問題是關絕對重要的。」更關鍵的是，台灣當代藝術發展超過了三十年，許多藝術家已累積豐厚且成熟的創作脈絡，能夠在國際舞台獨立呈現，彰顯台灣作為全球藝術界積極貢獻者。而2015年時機正好成熟，終有第56屆威尼斯雙年展《吳天章：別說再見》誕生，吳天章的作品與台灣議題絕對相關，充分具備了人們在台灣館裡面企圖要尋找的「台灣性」。

因此，林平梳理出「是什麼構成了國家館？」的答案：「是『千變萬化之局』構成了台灣館，它涵蓋了我們面對強大鄰居經常對我們的關心跟探問，我們面對了在藝術生態中，如何找出具代表性的策展人與藝術家？同時，我們要面對台灣的國際處境，對此該拿出什麼樣的策略？因為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不是單純的藝術展覽，它確實是一個『台灣的平台』，且是在國際上有力的平台。」

接著，林平針對台灣館採取的國際策略補充，她發覺台灣「渴望被凝視」的特質：「我們希望這種不確定的身份，可以受到國際專業人士、甚至是整個藝術圈的重視。這種渴望被凝視的角度，形成了長期以來比較消極的態度，而焦慮之所以發生，正是在於『我該如何展現自己，才能夠招來別人的凝視？』」林平想對此做出改變、一掃消極，她認為台灣是個非常獨特的地方，國際社群若沒有台灣，會少了重要的一塊，台灣在社群參與中亦能為全球做出貢獻，「在這樣的角度下，我們充滿了自信，而且我們會去看與全球的關係，而不是只看台灣跟自身歷史的關係。」這個策略，也反映在2015後幾屆藝術家提名委員會所決議的台灣館代表藝術家人選，如2017年的謝德慶、2019年的鄭淑麗。

於此同時，林平在和吳天章合作的過程中發現，吳天章在策劃展覽時「非常孤獨」，這份要帶台灣館進入國際視野的統領角色，落在藝術家身上似乎過於沈重，「我們意識到，要讓藝術家做最好的呈現，其實需要一位策展人的陪伴，這位策展人可以運用我們的國際策略，指揮技術團隊，讓台灣館成為『國際上可通行的語言』，同時要能為台灣藝術，在國際上做最好的對話，甚至是辯論。」意即，策展人與代表藝術家，對蛻變後的台灣館來說，佔有幾乎同樣重要的位置。

最終，台灣館要能卓越，需匯聚最優秀的藝術家、策展人、技術團隊，進而建立能與全球對話、並對國際社群有所貢獻的平台，而即便是以個展形式表現，台灣館需處理的也不是單一藝術家的個人成就，而是一個台灣的文化議題，「若這件事掌握得好，才能夠把台灣館做得特殊，而對台灣館來說，它的收穫絕對不只於個人，而是集體的收穫。」

 第59屆威尼斯國際美術雙年展台灣館「國際論壇」

採線上播出，由總召集人佛洛雷斯、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教授吳瑪悧擔任各場次之主持人，邀請國內外學者、藝術家一同參與。

第二場｜時間、身體、科技｜08.19 19:30

以台灣館展覽在身體啟蒙方面的表現與投入出發，深掘身體能動性與時間、科技中介之關係。

第三場｜歷史生態學｜09.23 19:30

細究自然與人文歷史之間的緊密交織，包含物種、人類與精神的遷徙、社會表象下的宇宙論等。

第四場｜他人的自由／他種自由｜10.21 19:30

則討論人們面對自由、暴力、抗爭等緊迫政治議題時的分歧與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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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izzie pang

圖片提供｜臺北市立美術館

由蜷川實花攜手科技藝術團隊EiM打造的《蜷川實花展 with EiM：彼岸之光，此岸之影》，於華山盛大展出中。睽違10年再度於台北舉辦大型個展，蜷川實花與EiM製作人宮田裕章特別接受台灣媒體的採訪，與我們分享展覽背後故事。

蜷川實花大展睽違10年再登台

2016年，台北當代藝術館推出的蜷川實花藝術個展，吸引了大量人潮，並刷新館方歷年觀展人數紀錄。多年後，再度來到台北展出的蜷川實花分享，她想傳達的內容核心一直都沒有改變，但這次展覽與EiM團隊及不同領域的夥伴合作，讓表現形式有很多的變化。比如過去她透過攝影、電影的拍攝展現光影，現在可以有更多不同的角度來呈現這些作品。「雖然宮田先生跟我屬於完全不同的職業，他是一位數據科學家，但透過與想法不一定一致的人討論創作方向、交流意見，能讓主題變得更有延展性。」

延伸閱讀：《蜷川實花展with EiM：彼岸之光，此岸之影》登陸台北！8大展區設計，走進光影交織的沉浸式藝術世界

宮田裕章補充，自己作為科學家，習慣宏觀地捕捉事物，身為攝影家的蜷川實花則是以近距離、微觀的角度創作。而正因為有這兩種不同的視野，加上EiM團隊的燈光、技術層面的協助，才能碰撞出作品的新模樣。

                 ⭣宮田裕章曾策劃2025大阪世博「Better Co-Being」主題館

打造虛實交錯的沉浸式空間

在這由8大展區構成的展場中，以大量影像作品、立體藝術裝置與革新數位技術，呈現出蜷川實花獨特又強烈的色彩美學，也創造出虛實交錯的沉浸式空間。蜷川實花提到，這次的展覽可以有很多種觀賞方式，她希望大家像是進行自己的一段旅程，從不同路徑、角度去觀看，進而有不同的新發現。當看完全部作品，也彷彿看完一場電影或舞台劇，能感受到其中的故事性。

有許多想留下的閃閃發光日常瞬間

而在這個任何事物都能輕易用AI生成的時代，蜷川實花又是如何看待這股風潮？「其實AI不是壞事，我也常用AI解決生活中的問題。但目前在創作作品時，我並沒有打算使用AI，因為在我們的日常中，有太多閃閃發光、我想留下來的時刻，光是捕捉這些瞬間就竭盡全力了。」她認為，只要稍微改變觀看世界的方式、不用去到很遠的地方，也會有許多新發現和想拍的事物，這也是她堅持以真實拍攝影像創作，不倚賴電腦CG生成視覺的原因。

有死亡，美麗地活著才顯得動人

宮田裕章說，他自己是日本生成AI協會的會長，使用AI就像是在現實中進行加工，但這次展覽他們更重視如何去感受世界、是否能產生共鳴。他進一步補充，展覽的主題「彼岸之光，此岸之影」，其實與「死亡」有關。正因為有死亡的襯托，美麗地活著這件事才顯得格外動人。「AI可以輕易地做出很多美麗的事物，但唯一無法成立的就是『死亡』。比起AI很容易達到的境界，我們更想用人為的方式來表現這些東西。」

用整個感官全然感受主題

比方來說，「深淵彼岸的夢」、「光之細語，色彩之夢」這兩大展區，有很多不同的光影與色彩變化。人們可以從由2,000條水晶串飾構成的空間，望向一旁鮮豔的花朵，也可從絢麗的繁花中，感受水晶串飾所形塑的光影層次。宮田裕章希望大家不是用文字或語言來思考死亡，而是用感官去感受這個主題。「一個人的個體消失的瞬間，其實會有很多的情感，可能是開心的、難過的、依戀的⋯⋯，蜷川實花的作品有很多色彩和繽紛的畫面，那麼是不是可以用這麼多不同的色彩來表現消失之前的情緒？」

蜷川實花提到，無論是父親的離世，或是自幼就不斷思考人終將一死這件事，都讓她意識到，正因為萬物都有完結與凋零的一天，活著的時間才顯得格外重要。這也使她更加珍惜生活中許多美麗的瞬間，並透過色彩與影像將其呈現出來。

以黑白展區創造強烈的視覺衝擊

特別的是，在極其絢爛繽紛、充滿各式色彩的展覽中，「與光影共舞」這個展區卻以黑白的影像作品來呈現。蜷川實花說，黑白攝影對她而言並不陌生，她正是以黑白作品出道，而黑白更能直接地傳達出那些隱藏在色彩之下她想表達的事情。「這些是我在沖繩潛水拍攝的影像。在水底下可以忘記、放棄任何東西，因為只能專注於呼吸這件事，在那樣的身體狀態下，捕捉與感受到的光影也跟平常全然不同。」

宮田裕章補充，這一區刻意打造成類似劇院的模式，讓觀者從鮮豔色彩到純粹黑白的空間，能感受到強烈的視覺衝擊，也更能體會到光與影的變化。這樣的空間轉換，也是希望人們在走動之間，產生一種被空間吸住、甚至吞噬的感受。在體驗過程中，人們或許會浮現出近似於面對死亡時的依戀或情緒。他也透露，這個黑白展區之前未在京都展出，雖然曾在沖繩以影像作品的形式亮相，但在這次台北展覽，則是以更完整的樣貌呈現。

特別融入台北街景、寺廟蹤影

值得一提的是，因為拍攝工作，來過台灣近50次的蜷川實花笑說，自己甚至曾因為太過熟悉、放鬆，發生過忘記帶護照的插曲。而為了這次台北的展覽，她也加入屬於這座城市的在地元素，前往赤峰街、大稻埕等地拍攝。走進「生命的呼吸」第一展區中，仔細觀察投射在水箱的影像，便能發現台北街景、寺廟與巷弄的蹤影。

在習以為常的風景裡捕捉閃耀片刻

談及拍攝故事，她提到大稻埕有點像以前的日本，充滿懷舊的氣息。而台灣的廟宇與日本神社截然不同，色彩更加鮮豔，帶有強烈的在地感。拍攝當天剛好遇到下雨，濕潤的空氣與天氣狀態，讓廟宇彷彿閃閃發光，讓她留下深刻印象。蜷川實花認為，不同的天氣與心境，能拍到不一樣的風景。正因如此，只要稍微改變觀看世界的視角，即便在習以為常的日常裡，也能捕捉到那些閃耀、值得被留下的瞬間。

《蜷川實花展with EiM：彼岸之光，此岸之影》
地點：華山1914文創園區 東2C、D棟
展期：2026.1.17 - 4.19，除夕休館，購票請上udn售票網

袁廣鳴、李亦凡，師生兩位分屬不同世代的錄像與新媒體藝術家，分別代表2024與2026威尼斯國際美術雙年展台灣館。袁廣鳴《日常戰爭》凝望生活裡的失序與脆弱；李亦凡《鬱卒的平面》則延續他特有的黑色幽默，翻玩數位虛擬世界的邊界。此次相談，他們從科技與藝術的拉鋸戰中，試著探看未來創作的可能。

拾級而上，清幽山腰間袁廣鳴的家樓頂便是工作室，2024威尼斯國際美術雙年展台灣館作品〈日常戰爭〉的1比1模型場景才正準備要拆除，以容納他的下一部創作。李亦凡學生時期也曾在這裡幫忙施作部分場景。

談到李亦凡的作品，袁廣鳴著迷於其中帶點邪惡、挑釁的幽默感。他舉例其第1個動畫作品《海邊散步》（2011），大笑說：「很驚豔、很妙，怎麼會這麼下流！」他形容李亦凡的創作「會讓人想笑，背後又有某種批判性或思考。我太嚴肅了，我的作品可能也有種黑色幽默，但很難讓人笑出來。」他也觀察到，李亦凡很早就結合操偶（puppet）與3D影像，這方向在台灣錄像藝術領域較少發掘，對他來說非常有趣。

倒是李亦凡回憶起近身觀察的時光，「我們都是需要邊做、邊看，很難事前緊密規劃。記得每次到一個段落，老師常說：『覺得哪裡怪怪的？』對我來說，這種工作模式是創作上珍貴的啟發—要在做的過程中親自去感受，才去判斷對與不對並做出調整。」其中不乏有機的意外，卻也造就創造的可能性。

李亦凡

藝術家，1989年生於台北，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研究所，現於荷蘭Rijksakademie駐村。創作結合遊戲引擎、即時影像與自製工具，常以黑色幽默與獨白式敘事探問人在數位環境中的感知、慾望與焦慮。曾獲台新藝術獎、銅鐘藝術賞與高雄獎，展覽遍及歐洲與亞洲。2026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代表藝術家，將以《鬱卒的平面》回應影像與科技的時代處境。 

袁廣鳴

台灣錄像藝術先鋒，1965年生於台北。1997年取得卡斯魯造形藝術學院媒體藝術碩士。自1990年代起，他以單頻錄像、動力裝置、空拍影像與高格率拍攝，持續揭露日常背後的不安。〈棲居如詩〉（2014）以爆炸倒帶結構直指安居幻象；〈佔領第561小時〉（2014）記錄太陽花學運的集體場景；〈日常演習〉（2018）以5台空拍機凝望萬安演習。2024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代表藝術家，展出《日常戰爭》回應全球化與科技中的失序與脆弱。 

Q：兩位的創作最初都是由繪畫出發，你們為何轉向錄像或說新媒體藝術？

 袁廣鳴 　我大學大概畫1年就開始挫折，學美術史越多，挫折越大，怎麼畫好像都有前人影子。當時從藝術雜誌看到白南準的作品，才知道原來錄像可以作為當代藝術的創作工具。

 李亦凡 　我考進美術系後，很快發現不是自己想學的，就漸漸不畫了，反倒被許多像大衛．林區、《聖山》這類特別的電影影響。我開始用Arduino做偶動畫，後來在研究所時做過映射（mapping）裝置去拆解敘事的可能性，其實也是從偶動畫出發。後來在2018年前後，台灣經歷一次很激烈的選舉，我開始收到長輩圖，察覺到哏圖的政治化，這種數位影像的力量對我衝擊很大，決定要回到純數位創作。

 袁廣鳴 　我也曾想過拍電影，後來才知道有錄像藝術，創作上更自由，我不喜歡電影分工那種方式，或許我們做藝術就是什麼東西都喜歡自己去做，想要創作上的自由。

Q：身為不同世代的錄像創作者，自認差別可能在哪？

 李亦凡 　應該是網路經驗，我們接觸網路的時間點。

 袁廣鳴 　這就是差別啊！我是1990年代在國外的時候才開始接觸網路。

 李亦凡 　我出生時還沒有網路，到小學才有，現在Gen Z更是出生就有智慧型手機了。我一直在關切數位時代的影像是怎麼被製作，像是一些冷僻技術或動畫史。小時玩CS射擊遊戲（《絕對武力》）的時候，可以下載人家的存檔—不是下載影片檔，是讀檔就能跑出其他玩家曾經的對話或動作聲音紀錄，檔案因此可以很小。後來我才知道這就是所謂機造電影（Machinima）。

Q：你們算是某種程度上的「技術宅」嗎？工具與技術會如何決定創作上的創新？

 李亦凡 　我滿享受瞭解技術的過程，就像近年使用遊戲引擎，我花滿長時間開發自己的操偶工具套件，讓我能更直覺地創作，現在還在擴充AI功能，但因為我不是個專業開發者，邊做邊學期間，許多久遠留下的bug帶給我很大痛苦，是又愛又恨。而你在某種大家習以為常的技術中，找到一些新的甚至可說是「錯用」、跟一般人大不相同的用法，就會有一種成就感。我想起老師早期的作品〈關於回家的路上〉（1989），把鏡子貼在電視上面拍攝，那時候沒有軟體、沒有電腦，是用超級類比、土炮的方法去做，做影像的人看了會很感動。

 袁廣鳴 　媒體、錄像藝術跟不斷演進的科技息息相關，技術可能改變你藝術上的美學觀念跟形式。我覺得有點像跳探戈，有時真要緊貼，可是有時必須遠離，但要高度同步，不然會踩到對方的腳。我們基本上一直都在與技術抗爭、拉扯。就像莊子談對科技的兩種態度：《天地篇》的挑水老翁捨棄機械，知道這技術可是恥而不用；有的時候又要像庖丁解牛運用到天人合一。

 李亦凡 　我很同意，這不只針對創作者，更是所有人與技術之間的關係，例如知道有某些工具可用、能帶來可能性，但是基於價值判斷不去使用。對創作者來講更有著特殊張力，我創作時將這些技術應用到「游刃有餘」，就是希望找到縫隙所在，放大技術本身的矛盾之處。

 袁廣鳴 　像亦凡這類創作者大多對技術抱持著反身性的思考，他不單單只是使用工具，他同時在批判。

Q：近期你們準備挑戰什麼樣的創作？

 袁廣鳴 　之前曾提過〈日常戰爭〉是「最後一次爆炸」，是因為已經是我第3次拍攝實景模型。我的創作節奏差不多每10年會挑戰不同技術，下部作品基本會討論AI。我認為現在的AI還不是真正的AI，最多就是機器學習，從來自你我的資料中，找出合理機率最高的脈絡作答，但創作反而不一定是去找那機率最高的東西。大公司用我們的資料還要付錢給它，我們現在生活跟不上AI的焦慮，其實都是種源自AI新帝國資本主義的焦慮。

在YouTube上，我發現有一類心靈療癒、「顯化」的影片會播放冥想音樂，標題像是「I’m good」、「I’m gorgeous」還有「I’m rich」等等，點閱率超高。我一開始不明白誰在看，但後來反思到，許多人非常努力但人生運氣不好，這種心理創傷具有一種普世性，我想藉由這種影片形式探向人性脆弱的部分，在其中藏些矛盾讓觀眾神經錯亂。

 李亦凡 　我一直關心影像生產的過程，就沒辦法迴避AI議題。這次新作《鬱卒的平面》很大篇幅在處理AI生成影像，但切入點很古典。回望最早的電影人之一梅里葉（Georges Méliès），他本來是魔術師， 隨著創作《月球之旅》（1902）就有所謂特效工業的「幻術」出現，而我認為所有影像都是特效的交織。我想探索比較私密性的主題，去思考人們怎麼透過影像紀念。

網路社群上所謂「P圖公社」有種新的發文趨勢：請你幫我把過世的親人P出來， 甚至讓他動起來講話。這很可怕，那感動到底是什麼？該不該感動？但又不能否認那個情緒的存在。此外，使用這些雲端工具與服務大都必須透過大公司才能運作， 那同意條款中其實藏有很多有趣的條目與禁忌。

Q：一路走來，你們覺得人們對「創新」這件事有什麼想法？

 袁廣鳴 　過去我們這一代比較關心大敘事，相對於後現代特性的多元、破碎、沒有一個主軸核心。現代主義就像關在畫室面對畫布，現在則是打開畫室的門直接走進社會。這跟整個世界的知識學習方式與知識結構有關。現代主義也從沒消失，我自己覺得可能會有「第2次現代主義」，融合現代主義跟後現代的狀態。

 李亦凡 　滿有趣的是我覺得現代主義可能會重新回來。以前我剛開始做創作時，想挑戰大敘事、線性敘事，到現在最強的就是社群媒體如Instagram、TikTok，大家都在接受那些破碎敘事，某種程度上跟你完全無關，但又完全跟你有關。下個階段， 人們或許會反過來去渴求一類很傳統、結構完整的大敘事作品。就像很多平台最早主打用演算法推薦你東西，現在又反過來主打我們的歌單是人為策展，這可能會迭代、具有某種規律性。

_{採訪整理｜吳哲夫　攝影｜羅柏麟　攝影助理｜黃品瑜　圖片提供｜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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