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國際論壇」開講！爬梳台灣館源流，探討國家館的構成與產出

2022年第59屆威尼斯國際美術雙年展，台灣館以《不可能的夢》為題參展，回顧1995年至2019年共13屆的台灣館，梳理其如何藉由直面歷史、社會與日常迫切議題的當代藝術，於這場國際藝術盛會中，再現台灣的文化脈絡與觀點，而展覽內容以「文獻展示」與「國際論壇」兩大形式呈現。

首場國際論壇聚焦解析國家館（pavilion）

首場論壇〈是什麼構成了國家館？國家館又產生了什麼〉，內容聚焦於全球雙年展國家館（pavilion）策展模式，所造成的困境與想望，探討國家館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並延伸討論其對國家、政體或策劃展館的組織，有何意義？過程中所要付出的代價為何？欲收穫的效果又是什麼？本篇聚焦台灣策展人與藝評家徐文瑞、台灣美術基金會執行長林平論述內容，梳理國家館的源流與存在意義，探討威尼斯雙年展有別於世界上其他大型展會的特殊之處，並爬梳台灣與會27年以來，面對什麼樣的挑戰、做過哪些改變，對未來又抱持何種想望。

徐文瑞：威尼斯雙年展是全球藝術圈的縮影

徐文瑞對常被翻譯為國家館的pavilion一詞進行剖析：「它原來的意思，是相對於美術館、畫廊這般長期建置的存在，即『臨時展覽館』。」後來演變成國家館，事實上與現代國家體系的成熟度有關，其根源為19世紀中葉的「世界博覽會」，當時世上許多工業化的大國，透過展會展示其工業製造、生產成果與實力。

接著，藝術類型的國家館於1890年代的威尼斯雙年展出現，在電影、建築、視覺藝術、設計等類項上，藉以透過藝術「再現」一個國家；二戰後，許多新獨立的國家未能在威尼斯開館，「聖保羅雙年展」應運而生，而台灣正是在1950年代時，在這樣的條件下被帶入國家館的脈絡當中，直至1970年代退出聯合國，便逐漸從國家館的行列被移除。二十年過去，台灣社會步入解嚴後的民主化時代，需要強力將自己推到國際脈絡當中，終於在1995年取得威尼斯雙年展主辦大會同意，建構台灣館、也就是如今位於普里奇歐尼宮的展覽館，後又因政治因素，於2001年轉變為平行展，且不得用國家館為名進行展出。

爬梳台灣館於威尼斯雙年展發展脈絡後，徐文瑞提到，這本質上是「臨時展覽館」的場館形式，其實還有另一層重要的意義：「我們能夠在短短五、六個月的時間，讓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國家、社會的藝術創作者，到同一個地方進行展示，這些作品和展覽充滿各式各樣的狀態。」意即威尼斯雙年展就如同「全球藝術圈的縮影」，來到這裡，觀眾看到的不是一個展覽，而是三、五百個展覽，容納全世界的藝術能量。不過，這並不表示威尼斯雙年展的表現形式已達「完全平等」的狀態，徐文瑞認為世界上仍有許多社會，特別是原住民、少數民族的社群藝術能量，並沒有被收攬至威尼斯雙年展的脈絡中，而未來如何發展出更為平衡的展覽內容，是值得思考且期待的。

林平：爬梳台灣館源流

自1995年起便參與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策劃的林平，以曾任北美館館長的視角，以及長期觀察台灣館的角度出發，探討其對台灣、藝術界、世界來說，究竟是什麼樣的存在。「本屆台灣館主題為『不可能的夢』，但是從推動、執行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的角度來講，我覺得它應該是『不可能的任務』。」林平接著彙整過往台灣館經驗，對國家館的構成提出補述：「台灣從聖保羅雙年展之後，幾乎沒有『藝術』這個領域，缺乏國家資源或平台，而威尼斯當年成就了這件事，對台灣來講何其重要。」不過，當時政府並不清楚該如何推動，林平特別提到當年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今文化部）副主任委員劉萬航先生主持的跨部會會議，統整了外交、文化、新聞、教育等單位資源，以支撐這項藝術計劃，方能成就今日的台灣館。

形式建成，更關鍵的是內容該如何呈現？林平認為若沒有好的藝術，就不會有好的國家館，「如何去展現台灣的藝術，讓它享有國家的資源跟平台的配置，並在世界發聲，才是真正的關鍵。在這個情況之下，藝術本身其實是優於國家的位置，也只有在這個條件之下，藝術可以跨過邊界、跟世界溝通。」可台灣館成立之後，考驗接踵而來，策展方必須面對意識形態、權力結構跟資源分配的議題，當然也得照看構成台灣館的本質——藝術。

回顧台灣館呈現形式，2001至2013年以「策展徵件」的方式舉辦，林平分析：「台灣在千禧年後正式步入『策展』的時代，從業界還未有充分策展人，到年輕世代策展人也得以站上國際舞台，這樣的時代背景，其實把威尼斯雙年展帶到了高峰。」不過，2015年出現轉變，北美館決定由藝術家「個展」形式呈現台灣館，此決策曾讓林平疑惑，難道現在不是策展的時代？如今策展人越發多元、成熟，為何改作個展？這或許也是許多觀眾心中的疑惑，「當時有位同仁從技術面回答這件事，這件事情也深深烙在我的心裡。他說，群展要顧及讓每位藝術家充分表現，所以在相對狹窄的展場裡，需要花掉非常多的資源，去處理藝術家之間隔間的議題、內部空間的施作，這些資源並不盡然用在藝術本身。」也就是說，若以個展形式呈現，似乎可以將資源更聚焦於藝術家身上。

林平最初對此抱持質疑，為何策劃國家館，會以技術面的角度去思考如何配置資源？這個質疑在林平上任北美館館長後，因看事情的角度轉變，而解開了，「擔任館長後，必須『全方位』思考問題，最後不得不承認技術問題是關絕對重要的。」更關鍵的是，台灣當代藝術發展超過了三十年，許多藝術家已累積豐厚且成熟的創作脈絡，能夠在國際舞台獨立呈現，彰顯台灣作為全球藝術界積極貢獻者。而2015年時機正好成熟，終有第56屆威尼斯雙年展《吳天章：別說再見》誕生，吳天章的作品與台灣議題絕對相關，充分具備了人們在台灣館裡面企圖要尋找的「台灣性」。

因此，林平梳理出「是什麼構成了國家館？」的答案：「是『千變萬化之局』構成了台灣館，它涵蓋了我們面對強大鄰居經常對我們的關心跟探問，我們面對了在藝術生態中，如何找出具代表性的策展人與藝術家？同時，我們要面對台灣的國際處境，對此該拿出什麼樣的策略？因為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不是單純的藝術展覽，它確實是一個『台灣的平台』，且是在國際上有力的平台。」

接著，林平針對台灣館採取的國際策略補充，她發覺台灣「渴望被凝視」的特質：「我們希望這種不確定的身份，可以受到國際專業人士、甚至是整個藝術圈的重視。這種渴望被凝視的角度，形成了長期以來比較消極的態度，而焦慮之所以發生，正是在於『我該如何展現自己，才能夠招來別人的凝視？』」林平想對此做出改變、一掃消極，她認為台灣是個非常獨特的地方，國際社群若沒有台灣，會少了重要的一塊，台灣在社群參與中亦能為全球做出貢獻，「在這樣的角度下，我們充滿了自信，而且我們會去看與全球的關係，而不是只看台灣跟自身歷史的關係。」這個策略，也反映在2015後幾屆藝術家提名委員會所決議的台灣館代表藝術家人選，如2017年的謝德慶、2019年的鄭淑麗。

於此同時，林平在和吳天章合作的過程中發現，吳天章在策劃展覽時「非常孤獨」，這份要帶台灣館進入國際視野的統領角色，落在藝術家身上似乎過於沈重，「我們意識到，要讓藝術家做最好的呈現，其實需要一位策展人的陪伴，這位策展人可以運用我們的國際策略，指揮技術團隊，讓台灣館成為『國際上可通行的語言』，同時要能為台灣藝術，在國際上做最好的對話，甚至是辯論。」意即，策展人與代表藝術家，對蛻變後的台灣館來說，佔有幾乎同樣重要的位置。

最終，台灣館要能卓越，需匯聚最優秀的藝術家、策展人、技術團隊，進而建立能與全球對話、並對國際社群有所貢獻的平台，而即便是以個展形式表現，台灣館需處理的也不是單一藝術家的個人成就，而是一個台灣的文化議題，「若這件事掌握得好，才能夠把台灣館做得特殊，而對台灣館來說，它的收穫絕對不只於個人，而是集體的收穫。」

 第59屆威尼斯國際美術雙年展台灣館「國際論壇」

採線上播出，由總召集人佛洛雷斯、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教授吳瑪悧擔任各場次之主持人，邀請國內外學者、藝術家一同參與。

第二場｜時間、身體、科技｜08.19 19:30

以台灣館展覽在身體啟蒙方面的表現與投入出發，深掘身體能動性與時間、科技中介之關係。

第三場｜歷史生態學｜09.23 19:30

細究自然與人文歷史之間的緊密交織，包含物種、人類與精神的遷徙、社會表象下的宇宙論等。

第四場｜他人的自由／他種自由｜10.21 19:30

則討論人們面對自由、暴力、抗爭等緊迫政治議題時的分歧與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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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izzie pang

圖片提供｜臺北市立美術館

身為義大利品牌Max Mara旗下國際獎項「Max Mara女性藝術獎（Max Mara Art Prize for Women）」最新出爐的第10屆優勝得主，印尼藝術家Dian Suci將緊接展開為期6個月的義大利巡迴駐村計畫，後攜完成作品回鄉舉辦個展。隨本篇認識這位以工藝探問父權體制等多重社會議題的單親媽媽藝術家、其身分與創作願景關聯性的複雜脈絡，並綜觀Max Mara女性藝術獎設獎宗旨和未來系統性發展目標。

旨在支持與推廣全球女性藝術家，創立於2005年、至今兩年一度舉辦（除第8屆2019-2022年因疫情延展為3年）的Max Mara女性藝術獎，近期方由Max Mara品牌、藝術獎策展人暨評審團主席Cecilia Alemani，偕同義大利當代藝術館Collezione Maramotti及首個巡迴展合作夥伴印尼努桑塔拉現當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MACAN）正式宣布2025-2027年度優勝者為印尼藝術家Dian Suci。

Dian Suci除能獨得Collezione Maramotti針對她向評審團提出之計畫量身訂製的6個月駐村機會，還可挾此經歷於2027年夏季回返印尼雅加達，進駐努桑塔拉現當代藝術博物館舉行個展，再於同年秋季移師坐落義大利北部城市雷焦艾米利亞（Reggio Emilia）的Collezione Maramotti展出，作品且為該館所收藏。

5位印尼出身入圍者，由策展人X藝術家共同評選最終得主

適逢第61屆威尼斯國際美術雙年展開幕，第10屆Max Mara女性藝術獎日前甫在策展人暨評審團主席Cecilia Alemani領銜（註）下，自同屬評審團一員的Collezione Maramotti館長Sara Piccinini、努桑塔拉現當代藝術博物館館長Venus Lau，以及Max Mara與Collezione Maramotti家族代表Elia Maramotti手中揭曉得獎名單：Dian Suci與Betty Adii、Dzikra Afifah、Ipeh Nur、Mira Rizki共5位藝術家於決選中競逐優勝榮譽，最終從中脫穎而出。

註：評審團成員除策展人Cecilia Alemani和兩位藝術館館長Sara Piccinini、Venus Lau外，尚包括另名策展人Amanda Ariawan、另名藝廊經營者Megan Arlin，以及藝術家Melati Suryodarmo和收藏家Evelyn Halim。

是藝術家也是單親媽媽

——Dian Suci從自身經驗出發，用工藝談父權等多重議題

1985年出生於印尼克布門，Dian Suci現居日惹工作生活。憑藉對空間構圖的極高敏銳度，她擅用繪畫、錄像、雕塑、裝置等多種媒材；其交織家庭敘事與國家權力的作品，從身為單親媽媽的日常經驗出發，申論法西斯主義、威權主義、資本主義及父權體制和女性政治家庭化議題。此次奪得Max Mara女性藝術獎的創作計畫《Crafting Spirit: Cultural Dialogues in Heritage and Practice》欲透過印尼與義大利的比較研究，探討宗教工藝傳統與資本主義系統碰撞後產生的影響；而後並預計以祭祀物件與富宗教意象的手工製作為核心，調查信仰究竟在當代文化情境裡遭到何等剝削——然即便身處充斥不公與壓迫的體系，靈性是否能、或言該怎麼樣能作為一種文化韌性延續下去？

Dian Suci將工藝視為「活的檔案庫」，不僅見證國家的傳統與記憶，甚是文化、社會與經濟轉型的寫照。其願景深植印尼文化，延伸靈性概念自純粹的宗教領域，至人類藉由基於身體的細緻重複動作，為難以言表之物賦予意義的維度。《Crafting Spirit》系列新作意在重新追溯信仰、關懷與儀式感如何體現於身體姿態與體力勞動上，進而叩問信仰與工藝的交織態勢，尤其受利潤與全球化力量侵蝕下，神聖性如何轉化為具體的物質存在。

依循特定領域專家指導，她將透過研究、實地考察與工作室創作，摸索在大量生產與商品化進程中，淌於雙手與材料間那股靜謐的精神流動；亦將與宗教團體、大學教授、工匠及其他藝術家展開對話，由他們引導她深化研究，乃至助她掌握打造全新作品所需的技術能力。

4階段駐村計畫巡迴義大利城市

第1階段駐村計畫預定前往有「義大利綠色心臟」之稱的翁布里亞大區內城市阿西西，在被公認承載方濟各精神（Franciscanism）的聖城，體驗當地僧侶生活方式，同時審視宗教信仰及其商業化發展間存在的矛盾。第2階段則至羅馬參與聖彼得大教堂（St Peter's Basilica）的特別彌撒，針對其中的象徵意義與隱含寓意進行分析。第3階段轉而安排在普利亞大區雷契省首府雷契，經由專為她設計的培訓計畫，深度沉浸紙漿藝術歷史。最後階段將落腳佛羅倫斯，琢磨「蛋彩畫（Egg Tempera）」技術演變，兼習古老手工編織技能，從而擴展該技能在教會背景下的應用知識。

Dian Suci說明自身創作計畫《Crafting Spirit》發想自女性工匠的生活故事和勞動中所蘊含的身體記憶，「她們的工作往往徘徊在虔誠奉獻與維持生計當中。」對於此次獲獎她榮幸地說，「這份肯定為我提供擴展研究的契機，讓我在印尼與義大利之間尋求對話，且向那些將精神性封存於創造者體內的傳統與儀式學習。我帶著感激之心接下這個機會，承諾將傾聽、鑽研，並轉化這些際遇為藝術形式，致敬人類勞動的親密性和文化延續的深度。」

搭建通往世界的橋樑，巡迴首展落地雅加達首座當代藝術館

繼過去20年來與倫敦白教堂美術館（Whitechapel Gallery）的成功合作後，2025-2027年度起Max Mara女性藝術獎將轉為巡迴形式以拓展地理版圖；本屆率先攜手成立於2017年的印尼首座當代藝術博物館努桑塔拉現當代藝術博物館，開啟嶄新篇章，此後每兩年登陸世界各地不同城市。革新後的首屆獎項邀來紐約公共藝術計畫High Line Art總監暨首席策展人Cecilia Alemani，由其沿襲Max Mara品牌精神，為每屆獎項指定不同國家與機構為焦點，通過更系統化且具結構性的方式，支持新銳及中生代女性藝術家的創作發展。

作為當地重要文化機構，努桑塔拉現當代藝術博物館致力藉由展覽與互動式公共計畫，呈現在地及國際跨領域藝術家創作。Museum MACAN館長Venus Lau對外表示，在Max Mara女性藝術獎首次於亞洲和印尼亮相之際，能與品牌及義大利當代藝術館Collezione Maramotti合作，館方深感榮幸。「作為國際藝術界放大女性聲音的領先平台，此獎項在形塑當代藝術論述及拓展女性藝術家發展機會等面向上扮演關鍵角色，我們自豪能參與這項倡議，促進跨越本屆活動框架的文化交流。此獎項提供為期6個月的義大利藝術環境駐村計畫，讓獲獎者得以進行深度研究、拓展人脈網絡，並發展在地尚未普及的工作方式；其影響力不僅在獲選藝術家（身上），更將強化印尼整體藝術生態系對女性藝術家的支持，激發關乎視角的全新對談，將印尼女性藝術家的創作實踐置於更平等的全球對話之中。」

不懈培育創意多樣性

自創設以來，Max Mara女性藝術獎始終保有鮮明特色與核心目標，如今再闢國際行動範疇、觸及相異文化版圖，以期豐富獎項傳承，持續成為推動女性藝術家獲得真正平等的重要力量，無疑更為新一代藝術家提供靈感與正向榜樣。

2026.06.12更新：英國藝術家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於6月11日在家中安詳離世，享壽88歲。這位最具影響力且備受愛戴的藝術家，同時也是1960年代普普藝術運動的領軍人物之一。2018年，他的一幅泳池系列畫作在拍賣會上以將近7,000萬英鎊的價格成交，創下了當時在世藝術家的最高拍賣紀錄。

池畔迷情的藝術創作

明媚的加州陽光，波光粼粼的泳池，在遠方翠綠的青山襯托下，一位俊秀的青年站在池畔⋯⋯這是英國藝術大師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的知名作品《藝術家肖像畫：游泳池畔的兩個人》（Portrait of an artist：pool with two figures，1972），以描繪肖像、泳池與同志情慾出名的他，雖已超過八十歲，卻未曾停下創作的腳步。

事實上，Hockney早期的作品並非如中後期般色彩鮮豔，而是充滿叛逆與抽象主義的視覺風格，對自己同志身分的宣揚，以及爭取世界認同的渴望，而在同志尚未合法的時空背景下，更應證Hockney作為藝術家的熱情與不凡傲骨。

David Hockney的故鄉位於英國東北約克郡，在那裡，與怡人的加州不同，陽光是生活的奢侈品。在1964年Hockney親自踏上美國國土前，對加州的印象完全來自傳播媒體，尤其是他所蒐集的《身體影像畫報》，也因此，美國成為性與自由的代名詞，並成為驅動他出走的動力。

初登上加州的Hockney，這片乘載他無數憧憬與情感投射的夢想之地，很快就深深滲透他的骨髓，從其作畫風格的變化便可發現──明亮的陽光也一併照進他的畫作中。受此影響，Hockney對同性愛侶的情感，也絲毫不遮掩地搬上檯面，成就至今仍廣受歡迎的一系列泳池畫作：《Peter getting out of Nicks pool, 1966》、《A Bigger Splash,1967》等。

而繼《藝術家肖像畫：游泳池畔的兩個人》在2018年於紐約佳士得拍賣以9030萬美元（約新台幣27.4億）天價成交，一度成為史上最貴的在世藝術家。Hockney另一代表作《水花》（Splash ）則成為2020倫敦蘇富比當代藝術晚拍上，以2311萬英鎊（近9億台幣）高價成交，成為其作品第三高拍賣價的作品 。

其風格鮮明的創作，多年來也深深影響各界，像是金獎電影《樂來越愛你》（La La Land）裡眾人歡唱標舞的泳池橋段，其靈感便是汲取自盛名的泳池系列創作，陽光、藍天和派對，這些洛杉磯追夢之人每天所會遇見的場景，在導演達米恩查澤雷（Damien Chazelle）與美術指導大衛沃思科（David Wasco）調理下，將象徵享樂主義的泳池派對，活靈活現地藉由大銀幕重現，至於為什麼情有獨鍾泳池？「泳池派對是洛杉磯的代名詞。」大衛沃思科說道。

除了廣為人知的泳池畫作品外，肖像畫一直是Hockney主要的創作主題，對象從自己、雙親到友人，透過其溫潤鮮豔的色調呈現，或隨興雜揉的筆觸，都精準地具現了畫中人物的情感與個性，效果甚至更勝攝影一籌。

談到攝影，不可不提Hockney於1980年代開始的攝影拼貼創作，運用嶄新媒材再次詮釋作畫的不同面向。他堅稱，攝影於反映現實永遠不及繪畫，人們以為按下快門的瞬間便捕捉了真實，然而卻忽略時間的流動與情緒的作用，因此，透過後續的藝術再造，將照片昇華成畫作，才更貼近人們所感受的現實。

David Hockney對新媒材的嘗試並未止於攝影，近年來他更跨足電繪領域，用iPad持續創作，挑戰實體畫布無法呈現的手法與效果。即使邁入高齡，他對藝術的熱情只會持續增加，並且持續至倒下的一刻為止。

原文刊載於2018-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