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注目的烏俄戰爭、COVID-19的回顧到建築介入公共空間， 我們嘗試探索建築如何以「小」的規模與概念，承接起逐漸急迫的社會需求、提出新解方，並讓人人都有機會平等享受建築的美好。
在2010年，美國MoMA曾策畫一檔重要展覽《Small Scale, Big Change: New Architectures of Social Engagement》，集結的11位參展建築師或團體之中不乏日後的普立茲克建築獎得主。他們由地方規模的議題著手，探索、實驗並以此「回應那些在極少被服務的社群中存在的在地需求」，由小最終醞釀成大的效應。日本建築家隈研吾曾在《小建築》一書中表示，或隱含的社會需求，或急切的悲劇與苦難，在在刺激建築領域推動創新。隨著國家間衝突肆虐、氣候變遷導致海平面上升和作物歉收等等，人道危機的加遽、社會問題的激化成為21世紀的社會挑戰。這或也刺激了近年建築界對社會參與的高漲。
靈活應對災難的傷痕與住居需求
在《小建築》的前言，隈研吾特別寫道：「一直讓建築世界產生轉變的是大災難。」當今世界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居住正義危機，依據聯合國對去年的統計，共有8,930萬人流離失所，這包括近2,710萬難民。災難與戰爭造成難民潮，滿足基礎生存，以及人類隱私與尊嚴的庇蔭處成為迫切需求。看向2022年2月爆發至今的烏俄戰爭，國際移民組織在4月估計超過710萬的國內流離失所者(IDPs)湧現。
對此，始終關注人道危機的普立茲克建築獎日本得主坂茂也沒有缺席，他與自己創立的NGO組織義務建築師網路(VAN)偕同在地建築團隊、學生，在烏克蘭與邊境地帶利用學校校園和大型設施空間，設置「紙質隔間系統」(PPS，The Paper Partition System)。紙質量輕、容易製造與回收利用，是他標誌性的設計手法，也是「小」之於建築的其一特質，早於1994年首先開發紙避難所模組應對盧旺達種族滅絕難民潮，此後發展出的PPS系統，多次應用在日本震災等不同急難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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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型的避難所設計，有獲得2022 Good Design Award的瓦楞紙板帳篷 「DAN DAN DOME」與受美國火人節中hexayurt營帳啟發而設計的 「Shiftpod」等等。再更堅固、獨立一些，烏克蘭事務所Balbek Bureau展開臨時屋計劃「RE:Ukraine」，相對小型的模組化設計讓其短時間內部 署，並彈性順應不同地形和定居密度。難民營設計行之有年，更早前曾獲選倫敦設計博物館2016 Beazley Designs of the Year年度大獎，IKEA基金會與聯合國難民署共同開發的「Better Shelter」，儘管1,250美元的成本是一般營帳的兩倍，但它提供更高的安全性與耐久度，甚至它的堅固框架可結合當地材料搭牆並代替原先塑料，如同樂高積木一般以小模組為基本單位卻充滿變化，能化身無國界醫生組織在震災後的小型診所，也能成為伊拉克、葉門難民的居所或臨時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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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類建築並非長久之計，生活機能的匱乏、居住環境的劣化與佔據額外土地的問題將隨時間而愈發尖銳。而在危難與戰爭之外，世界各處也有經濟弱勢掙扎於貧窮線之上，同樣面臨居住議題。「微型住居」(Tiny Houses)成為其中一種可負擔且可擴展的解決新提案，讓人在找到心儀的住房前擁有安全的中繼點。Rural Studio與Urban-Think Tank等建築團隊，均有設計成本低廉的微型住宅模組，也有如美國Quixote Communities的微型房屋造鎮計畫與Lehrer Architects的微型公寓小鎮，皆是對應社會弱勢的住居需求。
2016年普立茲克建築獎智利得主Alejandro Aravena則提出「半成品屋」的概念，其建築事務所ELEMENTAL公布4套開源模組化設計圖，即源自他代表性的Quinta Monroy等4項集合住宅計畫——只蓋一半的房子與重點設施，讓房價更低，剩下一半空間讓買主日後自由增建利用。這些對房屋的可負擔性的重視，展現了建築的民主、平等價值，是對所有人居住權利的關懷。
後疫情的流動關係
危難或許真是契機，回顧COVID-19自2019年底爆發以來，確實催速了醫療相關設計發展。國際非營利建築團體MASS Design Group早有對抗霍亂等傳染病的豐富經驗，曾發布醫療設施應對COVID-19擴散的指南，歸納出3大原則：人彼此間的距離 （建議6英尺以上）、空間的識別規劃和清潔，與建築在空氣的通透性。疫情之初設施匱乏，各國緊急應變的「方艙醫院」，多為臨時帳篷、大型場館集中安置或在空地搭建的巨型院所，環境擁擠、缺乏隱私性，多無法符合MASS提出的準則，於是造成交叉感染與醫護風險。
另立模組化小型建築成為擴充空間與醫療量能的解方，不同團隊如義大利建築師Carlo Ratti即改造貨櫃屋為CURA模組，迅速填補醫院ICU空間的短缺。台灣也不落人後， 在2020年，九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與成功大學合作打造「QurE」（緊急部署檢疫醫院原型屋），開源設計圖讓全球免費下載；幾乎同一時間，小智研發與台灣設計研究院、輔大醫院共同推出模組病房MAC Ward，兩者皆能快速組裝，採100%可拆解再利用的永續材質，並能以更經濟的成本建置負壓或加護病房。此外，墨西哥建築事務所 Revolution，為避免醫護人員回家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擴散傳染，因此設計醫護人員臨時小屋模組(TPHW)，提供私密的休息空間。模組化設施在標準化、輕架構、易組裝興造的基礎下，能靈活順應醫療需求而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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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也改變了公共空間，因室內空間難以保持社交距離，從餐飲、體育到娛樂活動等都被迫移往室外。像是美國紐約Domino公園在草坪上繪製社交距離圈維持距離， 全球多處皆有類似做法。而露天餐飲原先就是歐洲的流行，其他地區陸續引入以復興產業，例如2020年6月美國紐約市政府啟動「開放餐廳計劃」(Open Restaurants)， 允許餐廳運用公共空間營業，取得成功後永久化作長期復甦計畫，隨之如美國建築公司Rockwell投入室外用餐模組設計；加拿大事務所ADHOC則為蒙特婁的城市復興計劃設計「Your place at the table」，在公園擺上餐桌椅裝置，餐廳在旁開業，而市民可以保持距離用餐，或遊憩或與設施互動。此外，加拿大Lmnts Outdoor Studio則把瑜珈與健身活動帶到多倫多的戶外，安裝50個快閃透明圓頂。讓人群彼此間保持安全隔絕卻隱有聯繫的關係。COVID-19彷彿刺激城市進行各種小建築實驗，儘管邁入緩解的後疫情時代，一些措施如社交距離、交通減量與增加的室外設計，隱然滲入現在的公共空間。
由小的介入激發大的改變
建築師也藉由對公共空間的介入，嘗試建築在地方社群中所能迸發的力道。2022年普立茲克獎得主Francis Kéré，2001年時在他人生與職業生涯的起點——缺乏教育資源的布吉納法索甘多小鎮，蓋起一座小學，這座量體不算大的生涯首作奠基其核心理念：運用與開發在地材料、培訓在地勞動力，並運用參與式設計，讓整個社群充滿動能。受重要人道建築榮譽Obel Award肯定的德國建築師Anna Heringer也有相似的理念，早期的重要作品METI手工學校到近年的喜悅之家(Anandaloy Center)，都展現她對傳統、永續材料的重視，並將建築作為改善生活的工具，肩負教育與培力的功能。而跨國建築事務所SHAU打造微型圖書館系列(Microlibraries)為複合機能的社區中心，是學校教育與社區空間的替代方案，融入遊玩設施吸引孩子親近，希望藉此提升當地待改善的識字率。
至土耳其擔任教職，因緣際會接觸到土耳其東南部邊境小鎮雷伊漢勒(Reyhanli) 的難民潮，台灣學者裘振宇在土耳其打造的雷伊漢勒世界公民中心於2022年正式啟用，由模組化建材打造52個拱型小單元，複合NGO基地、難民庇護所、教室及職訓中心等多元機能，同時服務敘利亞難民與土耳其的在地弱勢住民，透過平等的參與消融彼此界線。而回到烏克蘭現狀，截至2022年10月24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共207個文化性建築遭受破壞，其中就包括15個博物館。建築師Victoria Yakusha設計了Maria's Way博物館，以收納畫家Maria Prymachenko倖存的藝術品，將由一排15個圓錐建體組成，是對烏克蘭集體歷史記憶追尋與修復，以及身分認同的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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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地方規模的介入或許開始時看似不大，但從中實驗在地性、永續性設計的可能性，刺激活絡還未完全開發的社群能量，並展開對新與傳統材料探索，影響力也將由小積累，擴延至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