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年末，曾在新聞爆紅的台中大甲「氣球屋」屋主過世後，家人開始清運蓄積多年的浮筒與雜物。「囤積症」在2013年列為正式的精神疾患，漸漸走入大眾視野，可怎樣算是正常人，什麼又才是嚴重的失常？藝術家倪祥、張哲榕不約而同面向家人與自己。

倪祥說這樣的家庭並不少見，除非囤積的親屬過世或搬家，清理是不太可能的。「我覺得他們有點動物性，因為還在居住、有點像動物巢穴，習慣跟你很不一樣，如果你給他亂挖，就像今天隨便一個人把你家亂整一通，你一定超不爽。」講學術點，他說明2024年個展《大家都來看你了》是種「挪用現成物」手法，而他對爸爸的囤積多做了點改造。

攝影藝術家張哲榕《父親的有機收藏：天地為棟宇，屋室為㡓衣，諸君何為入我㡓中？》倒真直接挪用來自爸爸的「繼承物」——將從萬華冬元二手書店搬來的9車3.5噸貨車舊書化作展間隔牆。可這也只是全部的6分之1，此前書店連走道都沒了。「（家屬的）那憂心是會持續累積的，當你已經發覺不清不行的時候，哎呀，已經很難去處理了。」許多攝影師的紀實專題對外拍不同囤積者的生活，可他的鏡頭是對向自己的家，甚至因自己病了也拍了自己。與家人的理解與對話不易，他們都試圖在生活的戰爭中尋找新的動態平衡。

倪祥：大家都來看我了

其實倪祥覺得爸爸帥。與其說他囤積，作為曾經的鐵路局電務段員工，他是電器與修理能手，「走到哪就點石成金做到哪。」大二時一支錄像《倪國倫的小兒子倪祥拍攝》將爸爸放在公園的作品拍得像大地藝術祭，到了2013年，《我們是否工作過量？》群展中他也在誠品藝廊櫥窗中展示爸爸改造的椅子。「他這人滿有創造力，甚至不亞於很多藝術家，所以希望把他的作品跟工作狀態讓更多人知道。」說抵抗藝術規制太高大上，但他確實在其中看見素人自在創造的可貴。

可是後來又不帥了，為治療爸爸的癌症並就近照顧外婆，他們家一度搬到新北林口，生活空間一下由嘉義60坪透天厝壓縮到20坪公寓，原本尚可接受的雜亂，逐漸成為難以行走、真正的囤積。丟與不丟的爭執不免發生，「有時候很糾結，很不想去破壞別人的作品、覺得討厭，這就跟不想人家破壞你的作品是一樣道理。」

爸爸改造，倪祥也改造家裡的囤積物，與爸爸碰撞和對話，像是〈合理的維納斯〉，讓斷臂的〈米洛的維納斯〉複製雕塑戲謔地噴出紅色墨水。整個展場也是種改造，看似隨處堆置的囤積物，其實一堆一堆被他有邏輯地放置。「改造才會讓你跟它們真的產生關係。」〈破爛遙控車〉則讓觀眾隨意操縱，在展場亂竄，彷彿代替觀眾的手去觸摸作品，卡住、翻了甚至碰到瓷器很大的「哐」一聲，「那種在裡面撒野但又不真的破壞的感覺我滿喜歡。」

然而，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對話，媽媽後來患上強迫症，2022～2023年《間奏請稍候》個展中，他便做了一個巨大藥單，上面一欄註記「【外觀】讓我想到那些對家人（已經變成活屍）開槍的人。」活屍難以溝通，他只能訂立生活規則強制媽媽遵循。照護過程如戰場不免殘暴，但必須找到讓生活尚且過下去的平衡。「他已經失常到很嚴重，你就會想停下來看到底是要怎麼辦，這個世界到底要多正常，你才滿意？」展場一區有幾個體驗裝置，試圖還原媽媽不想散步活動時，口中「覺得冷」、「覺得熱」、「覺得腳很重」的抱怨，這是同理的嘗試，同時也是個體之間共感的極限。

倪祥終究沒離家，他坦言，陪伴老邁家人是他自己的選擇。「反正你也沒辦法反抗，就當駐村好了。」他曾長駐在高雄大林蒲發展創作，現在這些則是在家「駐村」的成果發表。錄像作品《有空》裡，臉抹成無彩度的灰階、鬼魂一般的演員，駕駛在鄉間逡巡、在湖上縱著墳墓樣子的船，有點超現實， 「雖然整個展場有些長照、死亡的味道，離衰老或離垃圾很接近，但那也是生活的味道，我覺得還是有鮮活的人在那邊。」他補充，這些內容其實離死亡還遠，他真正面對的是親近的外婆離世。從中，他意識到對他最重要的並非告別儀式本身，而是最後在外婆身邊跟他說的話，以及「你想要看到誰、你想要誰來看」的那種心情。於是，這次展覽命名為《大家都來看你了》。很多人也都來看倪祥的作品了， 在上面，或許看見自家的影子。

張哲榕：諸君何為入我㡓中？

在展場一角，張哲榕悄悄捏了幾個黏土人偶，呈現他與爸爸搶奪囤積物時的景象。爸爸曾經是理化教師，退休後開了二手書店，慢慢地囤積傾向加劇。他曾經聘請吊車協助書店清運，爸爸跌跤期間也趁機清出家中空間，可是，「爸爸的收藏很有機，隨時都在改變，即便你嘗試消去一些，它之後又一樣會長出來。」過去他經常將平板電腦與人臉錯置，拍攝不少探討二次元文化的作品，書店或家的天台都曾是人像創作背景，但那時他還沒真正拍自己的家。一次在中壢馬祖新村駐村創作，運用朋友兒時照片重新詮釋眷村家族記憶；高雄駁二駐村時的《片羽，即光。》個展中，他進一步深入鹽埕一帶的歷史記憶。他想到可以回到萬華與家裡拍攝。

張哲榕說話語速緩慢。2023年罹患COVID-19加上隔離時的情緒壓力，可能是觸發他雙極性情感障礙疾患（bipolar disorder）的成因。躁期時的他思緒與行動飛快，而經過緊湊的布展，現正回落鬱期。他獲得不同以往的感官經驗，攪亂的生活步調也讓他反思什麼是正常，於是將自己與爸爸的失常狀態交織在展場之中。

躁期時他思緒加速、飄忽到他必須寫下信，才能記起準備要跟醫師說的話；而焦慮購物留下的大量衣物吊牌，或在網路PTT論壇因獨特語言邏輯不被網友理解而被「噓爆」貼文，都成展場裝置的一部分。患病正巧讓他文思泉湧，他乾脆與朋友譜曲即興饒舌歌。病也意外讓他更敢於向家人開口，加上爸爸跌跤後陪病更多的相處，他開始傾聽父親小時與阿公的故事。「阿公在世的時候，我反而沒能去理解這些，可能過去戒嚴時政局比較緊繃，他因此不願提到太多。」他了解到阿公曾是二戰南洋的台籍日本兵，包括他在阿里山隘口當公務員、四處調動，甚至228期間躲在房屋夾層中靠人接濟的故事，都成為錄像《林北正天龍》裡頭的內容。

張哲榕也以更正面的視角看待父親的「尋寶」行為，像是積極出門正好加快了腿腳復健，甚至分類回收物換取收入的行為，他也在後跟拍。「他比較內向，會去找尋一些自我排解的方式，去市場或開店等等，與人會有更多接觸。」多年來，他第一次進到爸爸囤物的房間，坦言在其中意外舒適。他直接用iPhone錄下自己30分鐘不間斷的口白，成品從未剪輯。「我後來回看想說怎麼可以講得這麼順，很迷戀那種連續性。」錄像播放於他以書牆圍出洞穴感受、客廳模樣的空間，其中放上爸爸處理回收時使用的茶几與矮凳。這也是展名副標取東晉竹林七賢劉伶典故的原因，他想將觀眾都帶進入他與父親的世界之中。

對話家庭囤積，對話自己

倪祥說明，自己近年做作品多從自己出發，「我覺得不應該幫任何人代言，作品就該呈現你在其中的狀態，你是一個士兵，在壕溝裡就該呈現你自己，而不是在幫一堆人講話。」他透露，這系列還缺最後一塊拼圖，便是身為照護者的他自己，想再籌備一部講述照護者的虛構錄像。而東西當然要清，不過或許也很難丟掉太多了——如同他從個展回收的分類囤積物，還有許多未來展出可用，紀念價值棄之可惜。而才經過這趟家族史探尋的張哲榕，倒還沒想到下一 步，但藉由這次展覽「巧立名目」，他還真想在撤展時丟掉還將不斷有機增生的書。前次在水谷藝術展覽後，爸爸帶著推車順利救回他的東西，那這次真能丟成嗎？這得留待展後確認了。

倪祥

1982年出生於嘉義，畢業於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2009 年作品《很快就補償》獲臺北美術獎首獎。2012年初開始自主進駐被重工業包圍的高雄大林蒲，陸續規劃「2012大林蒲國際公害攝影大賞」、「老闆不爽-免費吃魚」、「魅色台灣-大林蒲妝」等計畫，以獨具風格的藝術實踐方式，回應自身關注的現實議題。近年重要個展包括2022年《間奏請稍候》、2021年《在你不注意的時候，請跟我來》。

 

張哲榕

生於台北，關注影像創作，作品獲日本清里寫真美術館、藝術銀行典藏。受邀於法國巴黎羅浮宮、美國紐約時代廣場、日本清里美術館、大阪中央公會堂、俄羅斯國立新西伯利亞美術館、波蘭中介雙年展、韓國東江攝影節、北京國際攝影週、國立台灣美術館、台北當代藝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關渡美術館等地展出。

_{文｜吳哲夫　圖片提供｜倪祥、張哲榕、胡永芬、臺北市立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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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玻璃睪丸」、一段揭穿「厭女的遮羞布」的〈Rule男Freestyle〉，讓嘻哈歌手楊舒雅引發廣大論戰，但對她而言只是必須說出。而有章藝術博物館展出的《陳美玲Michelle Chen》則是新銳策展人「長椅小姐」花了多年、以策展之名寫給母親世代的一封長信。對「她們」來說，創作是一種訴說。對話結果不一定美好，但她們相信故事被聽見，本身就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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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喜歡楊舒雅的哪首歌？長椅小姐的答案是早期抒發個人情懷的〈死水〉，這讓楊舒雅相當意外。她坦言自己是很後來才因〈Rule男Freestyle〉注意到楊舒雅，但回頭聽她的作品時感到驚訝：「她每首歌的語感、風格都在變，而每一次的『變』都不是表面裝飾，而是從經驗長出來的。」

一個人的成長面貌多重而流動，長椅小姐也是很晚才意識到自己並不了解母親那代人的抉擇，花了幾年研究，才有了展覽《陳美玲》。展覽讓楊舒雅想起過世的媽媽——她有過自己的工作，最後卻選擇照顧家庭。「我之後想做的歌曲跟長椅小姐很像：從媽媽的生命經驗往回推，看見那個世代與台灣大環境的變遷。她用不同形式、用很多人的案例在討論，我看了很感動。」

楊舒雅

台灣嘻哈歌手與詞曲創作者，1999年生。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大學時期加入Hip Hop研究社，開始發展饒舌創作。2019年以〈華康少女體內份子〉切入台灣的威權歷史與國族記憶，收穫關注；2025年〈Rule男 Freestyle〉直指嘻哈圈的厭女文化，作品入圍第16屆金音創作獎「最佳嘻哈歌曲」。除音樂之外，她也長期參與公共議題，曾投入「為台灣而教」計畫於花蓮任教，2024年起加入立法委員伍麗華辦公室擔任助理。

長椅小姐

策展人與創作者。本名杜依玲，「長椅」是理想展覽的模型，如同公園裡的長椅被視為公共財，提供人們巧遇，停留，產生對話的空間。自2023∼2025年起展開「陳美玲」3年計畫，從一位虛構的1950年代出生女性出發，重新觀看台灣女性世代經驗。首展《陳美玲的房間》於立方計劃空間展出；2025 年於國立臺藝大有章藝術博物館推出《陳美玲 Michelle Chen》，匯集多位台灣與國際藝術家，以跨域方式梳理女性生命與社會記憶。

Q：你們從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自己身為「女性」？是否有影響你們一路走來的創作？

 楊舒雅 　「厭女」不是嘻哈獨有，一直都存在人類歷史中。很多人用「嘻哈只是反映社會，所以不需要負責」來替自己的創作開脫，可是我認為創作除了反映，也能改變社會，只是反映就是在自我限縮。更何況台灣跟美國的文化與歷史脈絡完全不同，卻有人用美國嘻哈史來合理化自己的厭女，這並不誠懇。

 長椅小姐 　我是從觀察媽媽開始。她能力很好，在電子業當主管，是家裡經濟支柱又要做家務事。那年代男性普遍有「面子問題」，我爸不善於表達情感，在婚姻中冷漠與疏離。我與媽媽很親密，卻也對她的「委曲求全」感到憤怒。直到30歲，看見她年輕時文藝模樣的照片，突然才意識到：我根本不了解她是怎麼變成現在的樣子。問了很多朋友，發現這是一整個1950、60年代台灣女性共同的生命樣態，促成了《陳美玲》的起點。

 楊舒雅 　進台大嘻研社之後，成員大多是男生，我同時在修性別課程，兩種經驗互相對照之下，很多事情突然變得明白。例如學長曾建議我「女生寫詞chill一點就好」。我知道他沒惡意，但那瞬間在想：「為什麼你覺得我應該這樣？」叛逆心被點燃了。老實說，我大學初期的歌都還滿chill的，但這沒有不好，它是摸索的過程，我們不可能一下子就跨越到做自己的狀態。

 長椅小姐 　我好像沒有「開眼」的瞬間，從小就叛逆、愛頂嘴，打扮比較中性。我一直被提醒：「穿這樣像男生」、「動作不要太粗魯」、「講話小聲點」。出社會後一直在公務體系工作，常遇到女生被安排去接待、端茶倒水，男性先獲得升遷機會。這些似乎跟著你一輩子。

 楊舒雅 　在嘻哈界，最大的差異是「創作自由」。男性寫厭女、物化女性的詞，往往被當成一種風格，甚至被吹捧為某種「real」。但女性用詞稍微強烈，反彈就巨大無比，甚至有人說我們在「打壓男性的創作自由」。這自由根本不是中性的，而是從既有結構延續下來。

 長椅小姐 　女性創作者經常要先跨過自身曾感受到的不公，像藝術家吳瑪悧，一開始的創作關於女性議題，後來延伸到環境關懷。如同許多台灣創作者要先處理好我們的身分認同，才能邁向其他方向，我不覺得這是壞事甚至限制。不過當夫妻兩人都是創作者，被犧牲的往往是女性。《陳美玲》裡我研究的藝術家李錦繡，丈夫黃步青便是威尼斯雙年展台灣代表藝術家。她非常有才華，卻因家庭而淡出藝術圈，不到50歲就罹癌去世了。但如果貶低女性做的「家務事」，就會看不清她們的價值。我以前也覺得我媽沒夢想、為家喪失自我，但這樣的看法也是在複製「男性價值觀」。

Q：《陳美玲》採取較溫和的展出策略，〈Rule男Freestyle〉尖銳歌詞引起滿大爭議，對於委婉或丟直球，可以談談你們的選擇？

 長椅小姐 　或許沒有「基進」女性主義，這是從男性視角出發的分類。像女生講話大聲點就被說基進，男性厭女甚至情殺沒人會說是「基進男性主義」。所謂「基進女性主義」通常只是強調：如果不是男性掌權，世界會不會更好？有人誤以為是在主張女性要站在頂端。不過展覽不是抗議，是為了創造「溝通的空間」。所以我叫「長椅小姐」——長椅就是公共空間，大家坐下來就能對話的地方。

 楊舒雅 　〈Rule男Freestyle〉只是探索我與社會的關係，可以用什麼方式表達的結果。我完全沒料到會帶來如此大的反彈，我其實不喜歡「撕裂」，也不覺得這是必要的。是人們刻意操作、放大那血肉模糊的效果。每個人策略不同，我在這首歌選擇激烈的作法，是發現對方連我「很努力溝通的姿態」都覺得暴力，那我就想：如果這都叫暴力，那乾脆讓你看看真正的暴力是什麼。

 長椅小姐 　爭議越大，就越證明歌詞說中了什麼。

 楊舒雅 　當初我用「玻璃睪丸」形容他們脆弱，現在變成他們反過來拿這詞代稱我，一副抓到把柄的樣子——但我根本沒睪丸啊。你們到底在想什麼？完全不懂。

Q：那你們還相信「對話」嗎？

 長椅小姐 　我相信，但溝通、對話的對象優先為女性。

 楊舒雅 　這樣算溝通嗎？那長椅小姐「坐在兩端的兩個人」，你覺得會是兩個女人嗎？

 長椅小姐 　不一定要是女人。表達委婉的《陳美玲》就是想做出一個「媽媽看得懂」的當代藝術展。很多男生來看，也覺得可以理解。我想創作是存在比不存在好，存在就可能被看見，不存在，故事只會是透明。

 楊舒雅 　我現在不太相信對話。我相信的也是「存在」——作品存在著、被看見，那就夠了。能否理解是對方的事，不是我能強求的。

Q：你們有被說過「太政治正確」嗎？你們怎麼拿捏創作與意識之間的平衡？

 楊舒雅 　一些長輩會。他們覺得只要支持女性就是政治正確，因為他們習慣活在女性被踩在底層的年代。女生突然站起來講話，他們就覺得是冒犯。我永遠都是「創作優先」。如果為了政治正確而做作品，反而會讓DEI被污名化，被說成只靠政治正確加分。我不是要成為政治正確，而是要有一個基本同理心：知道什麼會傷害人，就不會那樣寫。

 長椅小姐 　我倒是沒有，當代藝術圈本來就是一個很政治正確的同溫層。我策展時也不會先想政治正確，通常只有寫補助案或贊助信時才會特別想到。如果創作是被意識形態牽著走，就會像以前中國出現的那種「工農兵」主題的作品，用藝術去服務政策，而不是去誠實面對自己。

Q：有哪些議題你們覺得人們討論得不夠？

 楊舒雅 　現在討論跨性別議題的方式很危險，太強調身分政治：誰有資格談論？誰的恐懼能被流傳、贊同？許多人過於將對男性的恐懼轉嫁到跨性別者身上，但真正該被挑戰的是會施暴的男性。社群討論太急、太激化，快速站隊之下就有聲音被犧牲，我相信許多跨性別朋友因此感到受傷，卻又不敢站出來，這和早期同志運動的處境很像─社會往前的過程，常是建立在部分人受傷的前提上。轉型正義也是，常有人跳出來說：「不要再強調加害者了。」可是一個社會需要真正面對自己的歷史，而且時間久了記憶只會越來越淡，現在都不處理，未來要怎麼辦？

 長椅小姐 　最近延燒的同志代理孕母、借精生子議題，都應該重新被檢視：怎麼避免女性身體被商品化？社會又是如何弱化女性在孕育過程中的傷害？我不覺得有人會願意一再承受這些傷害身體的風險，以及就生態角度，人類真的需要一直繁衍嗎？

 楊舒雅 　生育、月經都是，身體經驗不同，帶來的理解不同。沒有同理心，寫出的作品就會有偏誤，這些誤解還被審美容許，我不是不舒服而已，而是看透了我們之間有巨大的鴻溝，來自生命經驗的不可溝通。要怎麼看待、不對他們失望，是很難的課題。

 楊舒雅 　另外一個，是關於「轉型正義」。我覺得很多時候，台灣人對歷史的記憶是被剝奪的，而那剝奪是刻意為之——有人刻意讓大家不要想起這些事，讓那一整段歷史在集體記憶裡被系統性地抹去、空白化。當我們試著想要重新討論時，又會出現一種聲音說：「不要再那麼強調加害者了。」我覺得這種說法，就是要讓加害者可以隱身、開脫。

我們如果要真正面對台灣的歷史，就不可能不去看見加害者的存在。如果我們不能正視那幾萬計受難者被剝奪的事實，不能在同一個歷史事實的理解基礎上對話，那我們要怎麼討論「台灣的未來」？這件事非常可惜，也令人擔心。生命會隨時間逝去，越來越多當事人離開，我們和那段歷史，只會離得越來越遠。如果連「現在」我們都無法把那些東西召喚回來，那接下來要怎麼辦？

 長椅小姐 　我在綠島人權藝術季，曾與李芳吟共同創作〈彼岸日記〉。我覺得大家對白色恐怖有滿大誤解，將它過度標籤化、政治化了。其實白色恐怖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50年代，確實在台灣有一群懷有信念的左派、共產主義者，但在後來的敘事裡，他們的「左派身分」一直被隱形，沒有被好好討論，很多時候關於白恐的討論變成一種政治籌碼。

第二階段是約莫1970-80年代的受難者，他們當中有許多是跟著國民黨部隊來台，以為幾年後就可以「反攻大陸」回家，結果3、40年過去什麼都沒發生，社會大眾也接受了「反攻大陸」無望，他們並沒什麼宏大的政治、英雄願景，只是再正常不過的思鄉之情，但當時只要起了回大陸的念頭就有可能被打成叛亂犯。整個轉型正義的過程裡，這些人一直被過度標籤化。又如受難者家屬的心境，更是一直沒有被充分討論。設想一家人，家中支柱（父親）突然被抓消失，鄰居、親戚會開始非議排擠這家庭，他的妻子或子女真的能全然理解父親的選擇嗎？父親在他們眼中只能是「英雄」嗎？一個人的家族情感只能依附在大歷史敘事下嗎？

Q：回到你們自己身上，可以談談你們打算做什麼？

 楊舒雅 　我慢慢準備全職創作。之前曾覺得沒足夠經濟能力，也還沒那麼多想說的話；這幾年有了不少累積，讓我第一次覺得有事情必須用創作說出。創作本身就是一種「話語權」，作品被公開、評論都是一種力量。我喜歡女性把話語權拿回來的姿態，所以我想要將力量放大。之後關於媽媽的創作，更像是跟自己的重新連結，一個人如何去記憶、理解、詮釋是受社會影響，同時個人也牽動著社會，但還是要先回到自己身上。

 長椅小姐 　「長椅小姐」的策展身分，對我來說是個實驗場。未來不一定會繼續做女性主題，《陳美玲》其實更多是從我的媽媽出發。會希望做像這樣經過2、3年累積的「慢策展」，而不是趕著產出下一次成果。展覽需要時間呼吸，要讓它有時間長出自己的模樣。

_{採訪整理｜吳哲夫　攝影｜劉璧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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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向內心深處，那份難以言明的「思慕」（yearning）指向何方？2025台北雙年展《地平線上的低吟》由此概念開展，將疑問拋擲向歷史、身分認同、集體與私我的記憶，最後再回到自己。而在開展之際，我們直擊Ivana Bašić、Jacopo Benassi兩位藝術家的布展現場，看見他們如何構築所想，也相談他們的創作與心中所渴慕。

▶ 延伸閱讀：專訪2025台北雙年展藝術家Ivana Bašić：創作中超脫苦痛，尋找生命的自由

Jacopo Benassi的創作不可能事先計劃，更像是一場直覺探索的進行式。「我喜歡意外、沒有預設的狀態，許多東西都是 自然而然發生，這也許是我的缺點，但我的創作方式是真誠的。」在布展現場，他腎上腺素高漲地來回穿梭，正與策展人 之一Sam Bardaouil討論、拆裝作品：向上掛幾公分，完美！他 的「路障」一路從米蘭、熱內亞、亞爾梵谷基金會群展，現在來到了台灣，成為〈花都罷工了〉（Flowers on Strike）的一部 分。這概念最初來自義大利1968年的學運，而他也觀察到，台灣歷史正也是來自一場場抗爭。作品命名反映他對這世界的感受。

「這個世界配不上花朵，它既背離和平主義者，也背離所有反戰理念，所以花朵選擇罷工了。」

以不完美的浪漫探求未來可能

花，是他長久的創作主題之一。3月時Jacopo便來過台灣，深受故宮博物院的花卉畫作啟發，想為作品注入浪漫元素。他不願太過嚴肅地談論政治，「我想讓作品保持力道，但用諷刺的方式進入人們心中，因為太過暴力的東西反而會讓人逃避。」他帶了幾張明信片回旅館、畫了6幅畫，也在士林官邸玫瑰園待上了10個晚上，用閃燈凍凝住花尖的姿態。在他眼中，尖刺如同路障拒馬，既有保護功能，也警醒人們外來侵犯與弄傷自己的風險。

而花刺繪畫、影像與鑄造的拒馬黃銅尖刺被他組合在一起，或懸掛、或放置在鐵書櫃之上；其下隔層中放著台灣藝術家的書籍，源於台灣這次作為靈感支持著他的創作。開展前，他正駐村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這次年輕學生協作的黏土藍白拖、小鳥也被放置作品其間。他開玩笑，說抗爭時「扔拖鞋不會受傷，它們是橡膠做的、不會痛。」

雙年展開幕時，Jacopo更帶來了一場《大龍蝦革命》演出。以拍攝地下音樂場景起步的他，曾在家鄉義大利拉斯佩齊亞經營著Btomic音樂俱樂部。直到一次，他意識到不該只作為攝影記錄者，他開始上台、把相機交給觀眾，角色翻轉了，觀眾也成為「Live Shooting」表演的一環。偉大的美國編舞家Trisha Brown曾說：「跌倒也是舞蹈。」這句話成了他的座右銘，「我理解到我的創作就是放手、讓我的不完美自由展現。」

如同相識的台灣表演藝術家林子寧，這次會在演出以台語唸唱，他也買了鑼鈸交予觀眾一同演奏「素人音樂」（musica andalfabeta），所有音樂、非音樂交會一塊，人們彷若跟他一同在路障間進行一場非暴力遊行，創造未來。「就像義大利Fluxus（激浪藝術）先鋒Giuseppe Chiari的概念：打破樂譜，讓音符掉落。這是一個混亂的時刻，但卻是真誠的，而我想要的就是這種真誠。」而問他這次也會將相機交給觀眾嗎？他大笑：那當然！

「沒有相機我什麼都做不了，透過它我可以進入曼陀羅般的狀態，所有事物都向我敞開。」

路障中是庇護與和平的伊甸園

在台灣的日子，Jacopo感受到一種與西方截然不同、一種源於人們相互尊重的寧靜。談到本次雙年展，Jacopo想到了「愛與和平」。尤其在與台灣年輕創作者的交流中，他感受到：「他們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與老一輩對歷史的認知常有很大差距，好像各自在說不同故事，感到隔閡。所以我想將這次的作品獻給他們，我相信他們心中也有這份願望。」

稍早在瑞士蘇黎世，他也感受過相似的平和，在Mai 36藝廊個展的便命名為《Eden》——或許他始終在尋找一個失落美好的伊甸園。當觀眾置身路障之間，「我想讓人們體驗那個時刻，有點像諾亞方舟拯救世界，而我藉由路障庇護了人們。」

Jacopo Benassi

1970年生於義大利拉斯佩齊亞，目前於當地生活與創作。曾是 汽車修理工，1980年代在龐克社區中心Kronstadt中，受朋友 鼓勵開啟創作之路。由地下音樂場景開始接觸攝影，發展出以 閃光燈抹除景深的代表性風格。2011年於家鄉創立Btomic俱樂 部（∼2015）。近年創作跨足攝影、雕塑、繪畫與表演，發展 出「Live Shooting」表演形式，將音樂、身體與即時攝影融為 一體。

2025台北雙年展《地平線上的低吟》

展期｜2025.11.01－2026.03.29

地點｜臺北市立美術館

_{文｜吳哲夫　攝影｜林科呈　攝影助理｜李易蓁　圖片提供｜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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