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非英語片奪下奧斯卡最佳影片殊榮，由南韓導演奉俊昊執導的《寄生上流》（Parasite） 成功為擁有92年歷史的奧斯卡寫下新創舉扉頁，畢竟按照原先外界與各大影藝獎風向來看，以一戰為題材的《1917》勝出機率顯然大上不少，然而《寄生上流》跨越文化高牆，一舉奪下最佳影片、導演、原著劇本與國際影片四項大獎，也讓觀賞本屆奧斯卡的影迷，見證這個影視金字招牌，真的開始做出改變。
當然《寄生上流》要贏得小金人，獎季幕後策略操作固然重要，畢竟早已成為公關戰的奧斯卡，該如何提高影片能見度以及引起具有投票權的會員自然是要緊事，然而若非具備好內容，仍舊是枉然。而《寄生上流》靠著社會底層與頂端的強烈對比，藉由喜劇與黑色驚悚劇觸發觀眾內心開關，也讓人見識到奉俊昊多年來運用自身與好萊塢團隊密切合作的經驗，回歸韓國影壇首作，便繳出商業與藝術片之間完美轉換的上乘之作。
本屆奧斯卡入圍名單揭曉時，另一部同樣由亞洲人出演、聲勢也好的《別告訴她》（Farewell）提前出局，孤軍奮戰的《寄生上流》則化劣勢為優勢，引領韓國與亞洲電影首度站上影壇巔峰，全球票房超過1.65億美元，美國票房更上看4000萬美元，然而成功並非一蹴可幾，早在上世紀末的90年代，韓國便急於改善電影生態，甚至揚言要讓全世界的人都看見。金基德、朴贊郁、李滄東、洪常秀等大導，作品陸續在國際三大影展上有所斬獲，而作品精緻度也越來越講究，題材也越趨多元。回溯上一部引發好萊塢影評關注的韓國片，2016年由曾進軍好萊塢影壇的朴讚譽所執導的《下女的誘惑》，當年電影入列各大影評名單，更一舉奪下英國電影學院最佳外語片（BAFTA），但因為該年錯誤公關操作，韓國官方選擇《密探》角逐奧斯卡，要不然《下》片極有可能成為首部入圍奧斯卡，甚至得獎的韓國電影。
如今迎來韓國影壇史上最燦爛的一頁，但想要達到這樣的成就，除了向世界彰顯韓國電影工業的堅強實力外，更重要的是如何運用深厚底蘊與強大基礎，為此韓國媒體人兼作家洪又妮（Euny Hong）分析如下。
跟我那個年代在首爾長大的很多韓國人一樣，我對於進電影院看韓國電影興趣缺缺。直到90年代，韓國電影仍只有寥寥幾種：低成本又流於俗套的警察電影、命中註定的愛情片、針對道德淪喪和毒癮問題而拍的說教片，即使是作者電影也顯得太藝術、不好看：對白不多，情節單調，淒涼又讓人不滿意的結局。
當時我們大多看好萊塢強檔電影、法國電影或當年的坎城影展得獎片，那時首爾的電影院寥寥可數，雖然都是大型戲院卻永遠擠得水洩不通，也因為人口數與電影院數量嚴重不成正比，買電影票通常是份艱鉅的任務。由於政府限制進口外片的數量，所以電影院業者會讓同一部片上映長達好幾個月，而且遲遲不引進新片。此外，外片授權許可協議之複雜，意謂有時得耗時一年多，外國電影才能在韓國電影院上映。
韓國於1987年成為民主國家之後，幾年內，政府放寬了外片限額，讓我超級開心。但新政策也立刻產生後遺症，對韓國相當不利。韓國政府警覺到，最可怕的惡夢成真了：西方流行文化大舉侵襲韓國。
1994年一篇刊登於韓國《中央日報》的報導指出，非韓國電影的門票收入比例，從1987年占所有電影票房總收入53%，1994年時已暴升至87%，韓國電影遭受重創，與十年前相比，電影產量銳減一半。
那時韓國正處於轉捩點。政府大可藉由禁止外片進口來挽回劣勢，但木已成舟，韓國觀眾已嚐到外國電影的甜頭，你怎麼可能要看過《魔鬼終結者2》裡半機械人警察變成液態金屬的觀眾，回頭再看韓國電影？韓國訂立了完全不一樣的策略：靠自己的力量打敗好萊塢—至少試著給予痛擊。
1994年五月，韓國科學與技術總統諮詢委員會發表報告指出，如果《侏羅紀公園》一年票房收益，就跟銷售150萬輛韓國現代牌汽車（現代汽車年銷量為三百萬輛）收入一樣可觀，韓國應該也要製作強檔電影才對！於是，韓國政府採取超光速行動，廢除審查制度，訂定各項稅收優惠以鼓勵企業投資電影。1995年，當時的總統金泳三頒布大統領令，制定了一條讓人興奮不已的「電影振興法」，該法強制規定，凡電影院違反先前頒布（但未強制執行）的配額規定，需強制接受處罰並繳交罰款。根據新法令，每家電影院每年播放韓國電影的天數至少應該有146天，否則可依法吊銷營業執照。
如果沒有這些嚴厲的措施，2004年榮獲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的電影《原罪犯》，極可能也不會出現。
無論是朴贊郁或哪位當代韓國導演與製片，韓國所有影人都對韓國電影教父非常感激，但他卻不是製片、導演、也不是演員，事實上，當我請教這位高人是否一輩子都會熱愛電影，他的回答是：「這很難說。」
事實上，這位高人——前韓國政府官員金東鎬——幾乎是憑著一己之力，從無到有打造了韓國電影工業。金東鎬於1961至1988年擔任韓國文化部長，現在則是首爾檀國大學電影教授，也是受人尊敬的知識份子，他在不知不覺中早早立下了優良典範，讓人了解韓國政府如何從頭開始建立文化產業。
在現代韓國社會裡，討論某人的出身其實已被視為不合宜的舉動，但很明顯地，金東鎬確實來自受人尊敬的上流社會，並擁有最高榮譽學術地位。他畢業於韓國頂尖學府國立首爾大學，韓國人會不知分寸地誇口這間大學為韓國版的哈佛；但若套用美國電影《彗星美人》（All About Eve）的台詞，只能說以上一切都代表，金東鎬的背景或養成教育，跟電影可謂風馬牛不相及。
直到目前這個世代，韓國人依然認為演藝圈不是品格高尚的人士會從事的職業，在韓國從事演藝事業也不像在美國有賺頭。即使是事業如日中天的藝人，面對他人奚落時，也幾乎無法坦白他們曾經為了賺到錢，真的過得相當辛苦。所以，如果有任何韓國人——例如金東鎬——這輩子其實只要能通過考取率屢創新低的公務員考試，就可以優哉游哉地渡過餘生，卻想試著建立起韓國電影工業，真的是充滿了勇氣！金東鎬在1972年展開了一個以推廣韓國文化和藝術為目標的五年計畫，並為相關藝術專案成立了韓國國家藝術基金會。在他的計畫裡，包括了將一成電影票房收入用於藝術推廣基金。他也在市郊成立片廠，當時的韓國連一座片廠也沒有。
1972年時，韓國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只有區區323美元，比瓜地馬拉和辛巴威更貧困，在這種條件下，促成電影工業的變革似乎跟德國演員克勞斯．金斯基（Klaus Kinski）主演的德國電影《陸上行舟》（Fitzcarraldo）一模一樣―片中人物堅持在亞馬遜叢林中蓋歌劇院，而且乾脆就用繩子把建築物拖住留在原地！
金東鎬表示，1998年是韓國電影的轉捩點，因為韓國電影在此時躍上國際舞台，「從坎城影展開辦起的50年內，也就是直到1997年為止，一共只有四部韓國電影獲得坎城影展甄選，」而且都是非競賽項目，「但單單1998年，就有四部韓國電影獲邀參加坎城影展。」
是什麼因素，讓韓國電影赴法參展數量突然飆升？釜山國際影展是也。金東鎬於1996年創辦了釜山國際影展，坎城影展負責人在釜山影展看到韓國電影後，決定邀請韓國電影參加坎城影展。自1998年以來，坎城影展每年都會放映4到10部韓國電影。
事實上，1998年是韓國電影業豐收的一年，而且藝術電影和商業電影的表現都很出色。此時，韓國人開始真正對自己國家的電影感興趣。據金東鎬表示，1998年時，韓國電影在全國電影總市場占有率僅24%，其餘幾乎完全被好萊塢電影霸占，但隨著韓國本土電影深受全國觀眾喜愛，如1997年的間諜驚悚片《魚》（又譯《生死諜變》，由韓國影視雙棲女星金允珍主演，她在美國廣播公司影集《LOST檔案》中飾演片中人物孫）、2000年朴贊郁的《共同警戒區JSA》，韓國本土電影在全國電影市場占有率來到了五成。
韓國電影蔚成熱潮，就跟眾多韓國流行文化成功案例一樣，都是出自「約束」加「自由」的矛盾環境，也就是說，韓國政府再一次利用自身權力，推動韓國本土產業。韓國向來上映許多外國電影，但這些電影都必須由韓國片商發行。直到1990年代，全韓國片商僅約20家左右，即使是這樣，也不能讓片商不情不願地發行非韓國電影，因此規定電影公司每進口一部外國電影，就得製作一部韓國本土電影。我們可以很肯定地說，在這樣的保護主義下，韓國電影業因而受益；法國多年來也一直實施同樣的政策，使法國著名的電影工業得以蓬勃興盛。
在1984至1987年間，韓國電影法曾經被逐步修正，允許外國發行商在韓國自行發行電影，毋需透過韓國片商。此一時機並非巧合，因為正是1987年，韓國正式成為真正的自由民主國家，首爾則於1988年舉辦了夏季奧運會，迫使韓國政府、產業、國民，對國際商界的態度更加開放。
▼ 韓國民主化運動曾被改編成電影《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
金東鎬向我說明，在當時，不少韓國電影人擔心新策略的開放性會讓他們全軍覆沒，他們會被好萊塢強片消滅殆盡，幸好由於以下諸多原因，韓國電影人擔憂的事並未發生。首先是電影圈整體環境出現重大基本變化：部分是因為不少韓國導演和製片開始赴歐美國家拜師學藝，部分是因為這二十年來，韓國政府逐漸取消了審查制度。韓國政府不會下令禁止播放，而是以擬訂觀影年齡限制的方式來播映，類似美國的電影分級，分成適合一般觀眾的G級、建議家長指導的PG級、家長需特別注意的 PG-13 級，以及限制級R級。全新的自由環境賦予了韓國影人機會，使他們能不斷試驗、突破創意極限。
依照金東鎬的說法，韓國電影扶搖直上還有另一關鍵因素：韓國政府會直接提供資金給製片。順道一提，這並不是什麼獨特的韓國式政府干預，事實上，在美國以外的國家，若想擁有本國電影工業，且發展穩定良好，幾乎每個國家政府都有補貼，這是常見又必要的舉措。韓國政府還成立了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KOFIC），與英國的同性質委員會一樣，以補助金申請制度發放資金。金東鎬進一步指出，韓國政府扶植電影工業的策略有一不尋常的特點：專注於開發低預算與另類電影，與好萊塢片廠體制完全不同。韓國政府也特別興建了藝術電影院。
讓韓國電影百花齊放的第三個因素是，以文化基金作為後盾。文化基金由韓國創業投資公司負責經營，該公司獲政府贊助，資本額超過10億美金，資金來源為韓國政府與私人，專門用於促進發展韓國流行文化。文化基金成立於2005年，使韓國電影工業不必只靠片廠籌措資金。
最後一個因素則是方興未艾的多重視覺效果。2009年時，韓國媒體帝國CJ集團推出了世上首創的4D電影院，即以3D電影院為基礎，但再加入氣味與觸覺。例如，4D電影院放映美國科幻片《阿凡達》時，在潘朵拉星球的場景出現時，電影院裡會降下小雨與薄霧。我不知道有多少部電影真的需要用這種方式來呈現，但這的確讓人身臨其境，擁有超凡脫俗的體驗。
配額制度仍然存在，但已緩和許多。1967年的政府要求每家電影院一年得播放至少146天的韓國電影，相當於一年總天數五分之二。到了2006年，依據前總統盧武鉉規定，播放天數降低至73天。按照金東鎬的解釋，韓國政府會發給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四億美元的高額支票，其中約有一半來自政府金庫，另一半則來自電影票房收入中的強制性捐款，這情況就好比要求每一家美國電影院老闆，得資助史派克．李拍攝他的下一部片一樣。
然而，金東鎬認為，如今對電影產業而言，配額制度算是以前的失誤政策：「坦白說，配額制度已經沒有意義了，現在韓國電影的國內市場占有率已達五至六成，即使政府刪除了配額，也不會傷害到韓國電影工業。」不過，直到1990年代末韓國電影茁壯成熟為止，為了保護韓國的電影創作，配額制度仍提供了重要的功能。
我問金，為什麼韓國電影都是暴力電影？他糾正我，票房第一的韓國賣座電影都不是暴力電影。他舉了三個例子佐證：第一部是2013年的喜劇片《七號房的禮物》，劇情描述患有精神病的男子，因被烏龍指控強姦而被判入獄，故事情節苦樂參半；第二部是2012年的歷史古裝喜劇《雙面君王》，由李炳憲主演，講述有位韓國君王死後，迫使他的鄉下雙胞胎替他統治國家十五年；以及2012年的《神偷大劫案》，情節神似美國劇情片《瞞天過海》，描寫一窩專業劫匪，犯案時卻狀況頻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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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對大多數觀眾而言，若想看浪漫愛情喜劇和警匪片，大家一定會選擇好萊塢電影；講到神祕憂傷類型影片，則會推薦瑞典電影；若想在飽覽田園風光之際又被感動得淚流滿面，不能錯過義大利電影；想來點瘋狂又充滿藝術氣息的片，則非法國片莫屬。長久以來，在一般的影迷眼中，各國電影都有各自的類型，而韓國電影就是懸疑恐怖血腥暴力電影的大本營！
建立韓國電影工業的無名英雄，韓國政府官員金東鎬，大多在幕後默默協助電影產業，不過在以母與子為主角的《聖殤》（Pietà）榮獲2012年威尼斯影展最高榮譽金獅獎後，該片導演金基德回到家鄉正式發表謝詞時，金基德說：「這個獎超過一半的榮耀，應該歸金東鎬先生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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