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屆「台北當代藝術博覽會」於5 月12 日對外開展，其中「當代網域」（Galleries）展區，大未來林舍畫廊帶來陳界仁的新作《在沒有世界的世界中》。這位久未接受採訪的藝術家與我們相約溫州街工作室，他談論作品面對的疾速科技發展，也指涉了每個你我的當下處境。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陳界仁的哥哥因此失業，罹患重度憂鬱症的他於2008年自殺，緊急送醫獲救。之後，哥哥幾乎足不出戶，開始將漏水住宅改造為收藏「異知識」的資料庫，並留了一間沒有電燈的房間。陳界仁不懂哥哥在做什麼，一直到2017年兄弟倆聊天，終於問起那個房間為什麼不裝電燈，「那是屬於灰塵的世界。」哥哥說。

陳界仁的創作譜系，就像是人類世的反思寓言。年輕時在戒嚴體制下，於西門町展開游擊式行為藝術《機能喪失第三號》；解嚴後將目光移向在社會邊緣、被社會體制排除的人們，《凌遲考》探討非西方國家在攝影史中的「被攝者」地位、《加工廠》讓聯福製衣廠女工重返工廠、《路徑圖》以利物浦碼頭工人罷工事件為創作契機，《殘響世界》則拍攝於樂生療養院保留運動結束之後。2017年他拍攝哥哥與房間的黑白照片系列《星辰圖》，以及從哥哥生命經驗出發的影片《中空之地》，開啟了新一階段的創作關注。

藝術表述自我，但自我很大一部分來自他者

「《中空之地》因為哥哥的關係，我看到一個人如何崩潰，這個例子在全球都是，而且是加劇的。」所謂全球都是，可以指涉因傳統產業外移造成的中年失業潮；再推得廣一點，他稱之是在金融風暴與自動化生產後，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和網路科技橫行，大型企業儼然膨脹為「公司王國」（Corporatocracy），人們無不活在其「全域式操控技術」下，淪為「全球監禁、在地流放」。

這不是突然有感，早在1999～2000年他就創作《十二因緣：思考筆記》，當時「網際網路泡沫」來到最高點，他知道未來科技只會加速發展，人類終究要面對新的技術革命，如同過去的工業革命，部分的人將被淘汰，新的殖民主義將會形成，人們感知世界的方式也不再一樣。

陳界仁的創作習慣，都是把發展推到最極端，再回頭檢視當下，就能確認自己的位置。「人不可能拔高到上帝視角，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迷霧，當有一天覺得怪怪的，就會開始反省，從理性長出感性。」對於科技發展，他在1999～2000年只是模模糊糊感覺到，到了2017年相對清楚。至於清楚什麼？他首先回到了藝術家的工作，對他而言，藝術一直在處理很古典的問題，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往哪裡去？「大家說藝術家是在表達自我的感性，但自我其實很大一部分來自他者或以前的知識。」

他想起年輕時在卡通公司幫好萊塢動畫做代工，傳真機會從「不知名的遠方」傳來故事大綱，他就要畫完分鏡、產出動畫，最後呈現在全球孩童眼前，「我們好像在幫好萊塢植入全球童年記憶。」更遑論在網路、AI時代，各種大型企業與平台出現，只要不符合規定就被屏蔽，看似多元自由的內容其實都已被控制。

因此他從2017年開啟長期創作計畫《她與她的兒女們》，概念是「科技奇點」（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意指在某個事件發生後，科技發展和人類文明將變得完全無法預測）即將來臨，我們要怎麼思考和面對？《中空之地》為第一章、《風摧肉身》為序章，5月在台北當代展出的《在沒有世界的世界中》則是引言。

《在沒有世界的世界中》源自他結束《中空之地》勘景後，在雨夜看到一個人低著頭站在荒地，「那個人可能是我想像的繼續延伸，但就是說不出具體的感受。」理不清原因，但影像一直在腦中徘徊，綿延雨水就好像網路時代裡的無數資訊，說明我們都還在「全域式操控系統」中，最後他創作出兩個互相背對的雙頻道影像。他常常記下生命中的片段，影像如果忘了，就代表不夠強大，但變得很強大不肯離去，就是他的任務。

藝術也來到奇點，重新開展人的五官

「科學家講科技奇點，對我來講，藝術或感性也到一個奇點，我們要怎麼重新思考人或藝術的意義？」陳界仁現階段的答案是「重新開展人的五官」，聽來官腔的說法他是真的在實踐。他笑說自己的片很無聊，不是紀錄片也不是劇情片，60分鐘的片長以錄像來說又太長，以前常被質疑光影拍得太過漂亮，但為什麼拍勞苦大眾就一定要有某種風格或調子？又為什麼漂亮的光不能屬於他們？

「我認為我在做當代的『落地掃』。」落地掃的具體起源不詳，但比野台戲更早，是指農民在農閒的時候，會在一塊空地演戲給同村、周圍的人看。而陳界仁的演員也幾乎都是素人，常常是失業勞工、臨時工、移工、社會運動者等，他們在片中很少表演，但因為經歷過、悲慘過，足夠厚實的生命經驗自然流露一種狀態和氛圍。影片完成後，也一定會回到拍片現場放映，「我的片子在現場播會最好看。」

《中空之地》有一段長達12分鐘、華隆女工們（華隆工人2001年遭資方惡意倒閉、欠薪）用客語反覆誦唸：「怎麼辦？名字沒了。名字沒了，怎麼辦？」即是陳界仁請她們共同創作的「台詞」，「不知道為什麼在某個縫隙裡，她們的感性就跑出來了，這很像某種詩或俳句。」拍到最後下雨了，女工們哭了，攝影師也哭了，「攝影師根本不認識她們，但現場所有東西都告訴他這是真的。」陳界仁不會給拍攝團隊劇本，也不告訴團隊這些「演員」是誰，他要他們去讀現場的氛圍、狀態。在樂生療養院拍攝《殘響世界》時，攝影師、燈光師等因為平時工作太忙，根本不知道樂生發生了什麼事，拍完卻主動說不想拿錢，要把錢都捐給樂生。

這部片雖然在拍樂生，但陳界仁沒有要談社運或生命的不堪，而是在現場搭了一個棚，院民與照顧者們看到這麼正式都嚇了一跳，回家換上最好的衣服再來拍，「我只要他們做一件事，一直看著攝影機。他們要看鏡頭，就要抵抗光，所以他們一直在抵抗，再加上他們的樣子，就有很多東西在裡面，那麼幽微的事情在這麼快速的時代，已經沒有人要看了。但那不是我的事情，我的工作是讓這件事情保留下來。」他接著說，「不合時宜不就是藝術家的工作？」

我們都有能力建構出精神世界

他是很不合時宜，藝術家經營個人網站早不稀奇，但他的網站修修改改了10年都還沒上架，他只笑笑說自己的時間感和大家不同。如今社會熱烈討論ChatGPT帶來的AI熱潮，他說，「地獄很像披著七彩霓虹顏色的新黑暗時代，很酷炫，又特別殘酷。」陳界仁一再強調自己並非反技術進步，也知道不可能去改變科技奇點，他認為現階段要做的是，既然AI依賴大數據來強化能力，人類更應該要提供「善數據」，而不是去玩弄AI、問他怎麼毀滅人類，這就是惡數據。「莫以善小而不為，這聽起來很八股，不然我們要藝術幹嘛？」

這的確是個問題，當AI可以繪畫、攝影、寫詩，甚至和人類創作分不出來，我們還要藝術幹嘛？他說，邏輯越是縝密，越容易被AI取代，但藝術就是人活過、經歷過、對生命有一種感覺，一生都在追求的那個難以言說的感覺，而這些AI都不會幫你經歷、幫你活過。「藝術會讓人類理解或相信，我們都有能力去超出日常生活，建構出某個精神世界，這件事跟智商無關。它可能小小的，但會打到你，不用透過頻寬或傳輸線就能傳遞。」

不僅藝術家，他認為這是每個人本來就有的權力，你可能很喜歡畫畫、他可能有一副好歌喉，但社會給予了好與壞的規範，每個人都被迫放棄，某種程度也是被剝奪。「我們有多久沒有去想宇宙星辰？多久沒有去好好想想自己？只要能做到這件事情就是藝術家，就跟落地掃一樣，誰規定有一個叫藝術家的身分，他在演戲的時候就是藝術家。」這個自稱頑固而信心堅定的老頭正在實踐，也正提醒與鼓勵著我們也可以。

陳界仁

1960年生於桃園。創作媒材雖以錄影裝置為主，但拍攝過程對合作者、參與者的組構形式，不斷進行各種實驗與實踐，使其創作具有提出另一種社會想像的行動性特質。主要作品包括《機能喪失第三號》、《凌遲考：一張歷史照片的迴音》、《加工廠》、《殘響世界》、《中空之地》、《在沒有世界的世界中》等。曾於維也納分離宮、盧森堡現代美術館等舉辦個展，參與威尼斯雙年展、光州雙年展等。

_{文｜張以潔　攝影｜陳又維
圖片提供｜陳界仁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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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玻璃睪丸」、一段揭穿「厭女的遮羞布」的〈Rule男Freestyle〉，讓嘻哈歌手楊舒雅引發廣大論戰，但對她而言只是必須說出。而有章藝術博物館展出的《陳美玲Michelle Chen》則是新銳策展人「長椅小姐」花了多年、以策展之名寫給母親世代的一封長信。對「她們」來說，創作是一種訴說。對話結果不一定美好，但她們相信故事被聽見，本身就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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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喜歡楊舒雅的哪首歌？長椅小姐的答案是早期抒發個人情懷的〈死水〉，這讓楊舒雅相當意外。她坦言自己是很後來才因〈Rule男Freestyle〉注意到楊舒雅，但回頭聽她的作品時感到驚訝：「她每首歌的語感、風格都在變，而每一次的『變』都不是表面裝飾，而是從經驗長出來的。」

一個人的成長面貌多重而流動，長椅小姐也是很晚才意識到自己並不了解母親那代人的抉擇，花了幾年研究，才有了展覽《陳美玲》。展覽讓楊舒雅想起過世的媽媽——她有過自己的工作，最後卻選擇照顧家庭。「我之後想做的歌曲跟長椅小姐很像：從媽媽的生命經驗往回推，看見那個世代與台灣大環境的變遷。她用不同形式、用很多人的案例在討論，我看了很感動。」

楊舒雅

台灣嘻哈歌手與詞曲創作者，1999年生。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大學時期加入Hip Hop研究社，開始發展饒舌創作。2019年以〈華康少女體內份子〉切入台灣的威權歷史與國族記憶，收穫關注；2025年〈Rule男 Freestyle〉直指嘻哈圈的厭女文化，作品入圍第16屆金音創作獎「最佳嘻哈歌曲」。除音樂之外，她也長期參與公共議題，曾投入「為台灣而教」計畫於花蓮任教，2024年起加入立法委員伍麗華辦公室擔任助理。

長椅小姐

策展人與創作者。本名杜依玲，「長椅」是理想展覽的模型，如同公園裡的長椅被視為公共財，提供人們巧遇，停留，產生對話的空間。自2023∼2025年起展開「陳美玲」3年計畫，從一位虛構的1950年代出生女性出發，重新觀看台灣女性世代經驗。首展《陳美玲的房間》於立方計劃空間展出；2025 年於國立臺藝大有章藝術博物館推出《陳美玲 Michelle Chen》，匯集多位台灣與國際藝術家，以跨域方式梳理女性生命與社會記憶。

Q：你們從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自己身為「女性」？是否有影響你們一路走來的創作？

 楊舒雅 　「厭女」不是嘻哈獨有，一直都存在人類歷史中。很多人用「嘻哈只是反映社會，所以不需要負責」來替自己的創作開脫，可是我認為創作除了反映，也能改變社會，只是反映就是在自我限縮。更何況台灣跟美國的文化與歷史脈絡完全不同，卻有人用美國嘻哈史來合理化自己的厭女，這並不誠懇。

 長椅小姐 　我是從觀察媽媽開始。她能力很好，在電子業當主管，是家裡經濟支柱又要做家務事。那年代男性普遍有「面子問題」，我爸不善於表達情感，在婚姻中冷漠與疏離。我與媽媽很親密，卻也對她的「委曲求全」感到憤怒。直到30歲，看見她年輕時文藝模樣的照片，突然才意識到：我根本不了解她是怎麼變成現在的樣子。問了很多朋友，發現這是一整個1950、60年代台灣女性共同的生命樣態，促成了《陳美玲》的起點。

 楊舒雅 　進台大嘻研社之後，成員大多是男生，我同時在修性別課程，兩種經驗互相對照之下，很多事情突然變得明白。例如學長曾建議我「女生寫詞chill一點就好」。我知道他沒惡意，但那瞬間在想：「為什麼你覺得我應該這樣？」叛逆心被點燃了。老實說，我大學初期的歌都還滿chill的，但這沒有不好，它是摸索的過程，我們不可能一下子就跨越到做自己的狀態。

 長椅小姐 　我好像沒有「開眼」的瞬間，從小就叛逆、愛頂嘴，打扮比較中性。我一直被提醒：「穿這樣像男生」、「動作不要太粗魯」、「講話小聲點」。出社會後一直在公務體系工作，常遇到女生被安排去接待、端茶倒水，男性先獲得升遷機會。這些似乎跟著你一輩子。

 楊舒雅 　在嘻哈界，最大的差異是「創作自由」。男性寫厭女、物化女性的詞，往往被當成一種風格，甚至被吹捧為某種「real」。但女性用詞稍微強烈，反彈就巨大無比，甚至有人說我們在「打壓男性的創作自由」。這自由根本不是中性的，而是從既有結構延續下來。

 長椅小姐 　女性創作者經常要先跨過自身曾感受到的不公，像藝術家吳瑪悧，一開始的創作關於女性議題，後來延伸到環境關懷。如同許多台灣創作者要先處理好我們的身分認同，才能邁向其他方向，我不覺得這是壞事甚至限制。不過當夫妻兩人都是創作者，被犧牲的往往是女性。《陳美玲》裡我研究的藝術家李錦繡，丈夫黃步青便是威尼斯雙年展台灣代表藝術家。她非常有才華，卻因家庭而淡出藝術圈，不到50歲就罹癌去世了。但如果貶低女性做的「家務事」，就會看不清她們的價值。我以前也覺得我媽沒夢想、為家喪失自我，但這樣的看法也是在複製「男性價值觀」。

Q：《陳美玲》採取較溫和的展出策略，〈Rule男Freestyle〉尖銳歌詞引起滿大爭議，對於委婉或丟直球，可以談談你們的選擇？

 長椅小姐 　或許沒有「基進」女性主義，這是從男性視角出發的分類。像女生講話大聲點就被說基進，男性厭女甚至情殺沒人會說是「基進男性主義」。所謂「基進女性主義」通常只是強調：如果不是男性掌權，世界會不會更好？有人誤以為是在主張女性要站在頂端。不過展覽不是抗議，是為了創造「溝通的空間」。所以我叫「長椅小姐」——長椅就是公共空間，大家坐下來就能對話的地方。

 楊舒雅 　〈Rule男Freestyle〉只是探索我與社會的關係，可以用什麼方式表達的結果。我完全沒料到會帶來如此大的反彈，我其實不喜歡「撕裂」，也不覺得這是必要的。是人們刻意操作、放大那血肉模糊的效果。每個人策略不同，我在這首歌選擇激烈的作法，是發現對方連我「很努力溝通的姿態」都覺得暴力，那我就想：如果這都叫暴力，那乾脆讓你看看真正的暴力是什麼。

 長椅小姐 　爭議越大，就越證明歌詞說中了什麼。

 楊舒雅 　當初我用「玻璃睪丸」形容他們脆弱，現在變成他們反過來拿這詞代稱我，一副抓到把柄的樣子——但我根本沒睪丸啊。你們到底在想什麼？完全不懂。

Q：那你們還相信「對話」嗎？

 長椅小姐 　我相信，但溝通、對話的對象優先為女性。

 楊舒雅 　這樣算溝通嗎？那長椅小姐「坐在兩端的兩個人」，你覺得會是兩個女人嗎？

 長椅小姐 　不一定要是女人。表達委婉的《陳美玲》就是想做出一個「媽媽看得懂」的當代藝術展。很多男生來看，也覺得可以理解。我想創作是存在比不存在好，存在就可能被看見，不存在，故事只會是透明。

 楊舒雅 　我現在不太相信對話。我相信的也是「存在」——作品存在著、被看見，那就夠了。能否理解是對方的事，不是我能強求的。

Q：你們有被說過「太政治正確」嗎？你們怎麼拿捏創作與意識之間的平衡？

 楊舒雅 　一些長輩會。他們覺得只要支持女性就是政治正確，因為他們習慣活在女性被踩在底層的年代。女生突然站起來講話，他們就覺得是冒犯。我永遠都是「創作優先」。如果為了政治正確而做作品，反而會讓DEI被污名化，被說成只靠政治正確加分。我不是要成為政治正確，而是要有一個基本同理心：知道什麼會傷害人，就不會那樣寫。

 長椅小姐 　我倒是沒有，當代藝術圈本來就是一個很政治正確的同溫層。我策展時也不會先想政治正確，通常只有寫補助案或贊助信時才會特別想到。如果創作是被意識形態牽著走，就會像以前中國出現的那種「工農兵」主題的作品，用藝術去服務政策，而不是去誠實面對自己。

Q：有哪些議題你們覺得人們討論得不夠？

 楊舒雅 　現在討論跨性別議題的方式很危險，太強調身分政治：誰有資格談論？誰的恐懼能被流傳、贊同？許多人過於將對男性的恐懼轉嫁到跨性別者身上，但真正該被挑戰的是會施暴的男性。社群討論太急、太激化，快速站隊之下就有聲音被犧牲，我相信許多跨性別朋友因此感到受傷，卻又不敢站出來，這和早期同志運動的處境很像─社會往前的過程，常是建立在部分人受傷的前提上。轉型正義也是，常有人跳出來說：「不要再強調加害者了。」可是一個社會需要真正面對自己的歷史，而且時間久了記憶只會越來越淡，現在都不處理，未來要怎麼辦？

 長椅小姐 　最近延燒的同志代理孕母、借精生子議題，都應該重新被檢視：怎麼避免女性身體被商品化？社會又是如何弱化女性在孕育過程中的傷害？我不覺得有人會願意一再承受這些傷害身體的風險，以及就生態角度，人類真的需要一直繁衍嗎？

 楊舒雅 　生育、月經都是，身體經驗不同，帶來的理解不同。沒有同理心，寫出的作品就會有偏誤，這些誤解還被審美容許，我不是不舒服而已，而是看透了我們之間有巨大的鴻溝，來自生命經驗的不可溝通。要怎麼看待、不對他們失望，是很難的課題。

 楊舒雅 　另外一個，是關於「轉型正義」。我覺得很多時候，台灣人對歷史的記憶是被剝奪的，而那剝奪是刻意為之——有人刻意讓大家不要想起這些事，讓那一整段歷史在集體記憶裡被系統性地抹去、空白化。當我們試著想要重新討論時，又會出現一種聲音說：「不要再那麼強調加害者了。」我覺得這種說法，就是要讓加害者可以隱身、開脫。

我們如果要真正面對台灣的歷史，就不可能不去看見加害者的存在。如果我們不能正視那幾萬計受難者被剝奪的事實，不能在同一個歷史事實的理解基礎上對話，那我們要怎麼討論「台灣的未來」？這件事非常可惜，也令人擔心。生命會隨時間逝去，越來越多當事人離開，我們和那段歷史，只會離得越來越遠。如果連「現在」我們都無法把那些東西召喚回來，那接下來要怎麼辦？

 長椅小姐 　我在綠島人權藝術季，曾與李芳吟共同創作〈彼岸日記〉。我覺得大家對白色恐怖有滿大誤解，將它過度標籤化、政治化了。其實白色恐怖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50年代，確實在台灣有一群懷有信念的左派、共產主義者，但在後來的敘事裡，他們的「左派身分」一直被隱形，沒有被好好討論，很多時候關於白恐的討論變成一種政治籌碼。

第二階段是約莫1970-80年代的受難者，他們當中有許多是跟著國民黨部隊來台，以為幾年後就可以「反攻大陸」回家，結果3、40年過去什麼都沒發生，社會大眾也接受了「反攻大陸」無望，他們並沒什麼宏大的政治、英雄願景，只是再正常不過的思鄉之情，但當時只要起了回大陸的念頭就有可能被打成叛亂犯。整個轉型正義的過程裡，這些人一直被過度標籤化。又如受難者家屬的心境，更是一直沒有被充分討論。設想一家人，家中支柱（父親）突然被抓消失，鄰居、親戚會開始非議排擠這家庭，他的妻子或子女真的能全然理解父親的選擇嗎？父親在他們眼中只能是「英雄」嗎？一個人的家族情感只能依附在大歷史敘事下嗎？

Q：回到你們自己身上，可以談談你們打算做什麼？

 楊舒雅 　我慢慢準備全職創作。之前曾覺得沒足夠經濟能力，也還沒那麼多想說的話；這幾年有了不少累積，讓我第一次覺得有事情必須用創作說出。創作本身就是一種「話語權」，作品被公開、評論都是一種力量。我喜歡女性把話語權拿回來的姿態，所以我想要將力量放大。之後關於媽媽的創作，更像是跟自己的重新連結，一個人如何去記憶、理解、詮釋是受社會影響，同時個人也牽動著社會，但還是要先回到自己身上。

 長椅小姐 　「長椅小姐」的策展身分，對我來說是個實驗場。未來不一定會繼續做女性主題，《陳美玲》其實更多是從我的媽媽出發。會希望做像這樣經過2、3年累積的「慢策展」，而不是趕著產出下一次成果。展覽需要時間呼吸，要讓它有時間長出自己的模樣。

_{採訪整理｜吳哲夫　攝影｜劉璧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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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向內心深處，那份難以言明的「思慕」（yearning）指向何方？2025台北雙年展《地平線上的低吟》由此概念開展，將疑問拋擲向歷史、身分認同、集體與私我的記憶，最後再回到自己。而在開展之際，我們直擊Ivana Bašić、Jacopo Benassi兩位藝術家的布展現場，看見他們如何構築所想，也相談他們的創作與心中所渴慕。

▶ 延伸閱讀：專訪2025台北雙年展藝術家Ivana Bašić：創作中超脫苦痛，尋找生命的自由

Jacopo Benassi的創作不可能事先計劃，更像是一場直覺探索的進行式。「我喜歡意外、沒有預設的狀態，許多東西都是 自然而然發生，這也許是我的缺點，但我的創作方式是真誠的。」在布展現場，他腎上腺素高漲地來回穿梭，正與策展人 之一Sam Bardaouil討論、拆裝作品：向上掛幾公分，完美！他 的「路障」一路從米蘭、熱內亞、亞爾梵谷基金會群展，現在來到了台灣，成為〈花都罷工了〉（Flowers on Strike）的一部 分。這概念最初來自義大利1968年的學運，而他也觀察到，台灣歷史正也是來自一場場抗爭。作品命名反映他對這世界的感受。

「這個世界配不上花朵，它既背離和平主義者，也背離所有反戰理念，所以花朵選擇罷工了。」

以不完美的浪漫探求未來可能

花，是他長久的創作主題之一。3月時Jacopo便來過台灣，深受故宮博物院的花卉畫作啟發，想為作品注入浪漫元素。他不願太過嚴肅地談論政治，「我想讓作品保持力道，但用諷刺的方式進入人們心中，因為太過暴力的東西反而會讓人逃避。」他帶了幾張明信片回旅館、畫了6幅畫，也在士林官邸玫瑰園待上了10個晚上，用閃燈凍凝住花尖的姿態。在他眼中，尖刺如同路障拒馬，既有保護功能，也警醒人們外來侵犯與弄傷自己的風險。

而花刺繪畫、影像與鑄造的拒馬黃銅尖刺被他組合在一起，或懸掛、或放置在鐵書櫃之上；其下隔層中放著台灣藝術家的書籍，源於台灣這次作為靈感支持著他的創作。開展前，他正駐村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這次年輕學生協作的黏土藍白拖、小鳥也被放置作品其間。他開玩笑，說抗爭時「扔拖鞋不會受傷，它們是橡膠做的、不會痛。」

雙年展開幕時，Jacopo更帶來了一場《大龍蝦革命》演出。以拍攝地下音樂場景起步的他，曾在家鄉義大利拉斯佩齊亞經營著Btomic音樂俱樂部。直到一次，他意識到不該只作為攝影記錄者，他開始上台、把相機交給觀眾，角色翻轉了，觀眾也成為「Live Shooting」表演的一環。偉大的美國編舞家Trisha Brown曾說：「跌倒也是舞蹈。」這句話成了他的座右銘，「我理解到我的創作就是放手、讓我的不完美自由展現。」

如同相識的台灣表演藝術家林子寧，這次會在演出以台語唸唱，他也買了鑼鈸交予觀眾一同演奏「素人音樂」（musica andalfabeta），所有音樂、非音樂交會一塊，人們彷若跟他一同在路障間進行一場非暴力遊行，創造未來。「就像義大利Fluxus（激浪藝術）先鋒Giuseppe Chiari的概念：打破樂譜，讓音符掉落。這是一個混亂的時刻，但卻是真誠的，而我想要的就是這種真誠。」而問他這次也會將相機交給觀眾嗎？他大笑：那當然！

「沒有相機我什麼都做不了，透過它我可以進入曼陀羅般的狀態，所有事物都向我敞開。」

路障中是庇護與和平的伊甸園

在台灣的日子，Jacopo感受到一種與西方截然不同、一種源於人們相互尊重的寧靜。談到本次雙年展，Jacopo想到了「愛與和平」。尤其在與台灣年輕創作者的交流中，他感受到：「他們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與老一輩對歷史的認知常有很大差距，好像各自在說不同故事，感到隔閡。所以我想將這次的作品獻給他們，我相信他們心中也有這份願望。」

稍早在瑞士蘇黎世，他也感受過相似的平和，在Mai 36藝廊個展的便命名為《Eden》——或許他始終在尋找一個失落美好的伊甸園。當觀眾置身路障之間，「我想讓人們體驗那個時刻，有點像諾亞方舟拯救世界，而我藉由路障庇護了人們。」

Jacopo Benassi

1970年生於義大利拉斯佩齊亞，目前於當地生活與創作。曾是 汽車修理工，1980年代在龐克社區中心Kronstadt中，受朋友 鼓勵開啟創作之路。由地下音樂場景開始接觸攝影，發展出以 閃光燈抹除景深的代表性風格。2011年於家鄉創立Btomic俱樂 部（∼2015）。近年創作跨足攝影、雕塑、繪畫與表演，發展 出「Live Shooting」表演形式，將音樂、身體與即時攝影融為 一體。

2025台北雙年展《地平線上的低吟》

展期｜2025.11.01－2026.03.29

地點｜臺北市立美術館

_{文｜吳哲夫　攝影｜林科呈　攝影助理｜李易蓁　圖片提供｜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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