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奈兒主辦的文化對談，邀請品牌藝術暨文化大使蒂妲・史雲頓（Tilda Swinton）與台灣新生代女性導演阮鳳儀、台灣電影作曲家王希文進行對談，並由英國曼特斯特「國際工房」（Aviva Studios）創意總監劉祺豐擔任主持人，藉由與年輕創作者、新生代藝術家交流，一同探索當代藝術與表演藝術的未來可能性。
致力於支持表演藝術的香奈兒，2023年底與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北藝中心）、法國國家舞蹈中心合作的「Camping Asia 2023」，實踐跨世代、跨文化、跨領域「Open for All」的理念；2024年6月與北藝中心共同舉辦的「Dance Talk」，則邀請到台灣舞蹈家與年輕世代分享舞蹈創作旅程，11月也將攜手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帶來一場跨世代的舞蹈對話。
而這場於8月27日登場的深度座談，講者們從自身的經歷出發，談身份認同、談文化差異也談藝術創作，同時鼓勵年輕世代的創作者尋找自我、持續創作。講座上，蒂妲・史雲頓提到，這次造訪台灣的期間，她看到這裡的藝術家社群對藝術的養分深信不疑，並相信藝術擁有涵養文化的能力，且讓她印象深刻的是，在地觀眾不將藝術視為一種奢侈，而是文化與社會中必要的一部分。
而身為第三文化小孩（Third Culture Kid）、在台灣與美國之間成長的導演阮鳳儀分享，「我經歷了許多文化衝擊與逆文化衝擊，我感覺自己既是半個局內人，也是半個局外人，但也正是這種獨特的視角，讓我想成為一位創作者。」在美國時，她將自己定位為亞裔美國人，卻也經常覺得這個身份一直在轉變，「我意識到這是有流動性的，我不應該讓它來定義我，它只是一部分的我。」
談及文化衝擊，王希文表示，「我在紐約讀碩士時，電影配樂作曲學生會和學生導演合作，但我發現來找我的都是亞洲導演，沒有美國或歐洲的導演。所以我不斷反問自己，為什麼會這樣？我也才理解到，文化符號或成長背景很重要。因為電影配樂不只是寫出優美的音樂或輕鬆的曲調，而是關乎於如何用配樂講出導演的故事；音樂本身就像是電影裡的一個角色，我們必須去感受電影、運用音樂來表達。我開始了解到，我是誰、我來自哪裡，對我作為一位電影作曲家是非常重要的。」
聽完兩位的分享，蒂妲・史雲頓說道，「我們都經歷過尋找身份、在困惑中找到某種平衡的那種感覺。我是一位蘇格蘭人，早期的某份資料卻稱呼我為英國人，我真的非常在意。你們知道我在說什麼，因為我相信你們也有類似的經驗。很少有人沒有過這種經歷，不過，有些人假裝不知道這種感受、他們假裝自己非常明確，彷彿我們才是『怪咖』；而我最近也領悟到，我們其實並不是少數，我們這些所謂的『怪咖』才是大多數。」
「我和香奈兒合作超過10年了，有幸能因此走訪世界各地、參與這項藝術與文化計畫，並與這些年輕藝術家與新銳藝術家對話。有些是學生，有些是以一本書、一部電影、一個展覽而取得非凡成就的人們，而有時，他們會面臨『定義自我』的壓力，這種壓力真的會使你陷入低谷、感到非常徬徨困惑。我知道很多人那一刻就停下來了，因為他們當初滿懷熱情踏入藝術創作，周圍有各式支持及啟發他們的人們，但當這一刻來臨時，他們感覺必須變成一個『品牌』，開始要與過往的群體有所隔閡。」她接續說道，自80年代中期以來，她一直以集體合作的方式工作，而這是行得通的，我們並不需要去切斷這些連繫。
而因為《美國女孩》這部電影相遇的阮鳳儀與王希文，在回顧過往的經歷時，發現彼此有著相似的背景，他們討論了生活的掙扎，以及身為藝術家、創作者如何不斷進步？阮鳳儀說，「雖然我們可能無法解決彼此的焦慮，但知道我們都有這樣的感受就好多了，因為這讓你明白，這是過程的一部分，等待是很重要的。」王希文也提到，「如果你有一群朋友，既欣賞你的作品，又不會只對你的作品說好話，還會讓你知道哪些地方需要改進，這樣的支持是非常有幫助的。現今每個人都面臨不同的挑戰，多與品味相似的朋友分享經驗、聆聽其他藝術家的不同觀點，我認為這很有幫助。」
蒂妲・史雲頓也分享了她的看法，「我真的非常喜愛《美國女孩》，它充滿了啟發性，真實而自然，這也是為什麼這部作品引起這麼多共鳴。我們希望藝術家能帶來一些新東西，因為這也會在觀眾心中激發出新感受，而當我們身為藝術家感到安心時，才能做到這一點，尤其是跟老朋友合作時；雖然他們不一定喜歡你的作品，但他們足夠了解你，並且始終在那裡支持你，你不需要刻意去塑造出一個不同的自己。我認為這非常重要，因為這樣才能專注於創作過程。」
最後，被問到如何看待傳統訓練時，蒂妲・史雲頓回答，她不清楚所謂的傳統訓練是什麼樣子，但她知道有些人歷經傳統訓練後，感覺自己的靈魂被抑制了，將自己變成某種容易被接受的模樣；而任何教條式的傳統訓練，都是不適合的。她說，「文化源自於我們身上，不在他方；文化並非來自他人所給予的訓練，文化存在於我們每個人的心中。而它取決於我們如何找到自己的路，無論那條路是什麼樣子。也許有些人透過傳統訓練變得更加成熟放鬆、獲得技能。但過去40年，我在街頭、片場、朋友身邊學習技能，我沒有投入太多在技法上，否則很可能在傳統訓練下長成不同的我。」
蒂妲・史雲頓以她1985年拍攝的第一部電影為例，當時沒有人像她一樣，大家對這樣的人感到困惑，但只有德瑞克‧賈曼（Derek Jarman）說要把這個人放到大銀幕。「現在，有些人不再化妝、甚至剪短頭髮。我很幸運被肯定、獲得自信，但我認為真正關鍵的是，你能保持真實的自我嗎？比如當你的創作被要求修改，或被要求做一些違背你本性的事時，身為藝術家，那一刻你需要說『不，這太超過了』如果你不能保有真實的自己，那麼成為藝術家的意義又在哪裡？這個世界需要的是完整的你，充實、得到滋養、感到安全、放鬆自在的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