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奈兒主辦的文化對談，邀請品牌藝術暨文化大使蒂妲・史雲頓（Tilda Swinton）與台灣新生代女性導演阮鳳儀、台灣電影作曲家王希文進行對談，並由英國曼特斯特「國際工房」（Aviva Studios）創意總監劉祺豐擔任主持人，藉由與年輕創作者、新生代藝術家交流，一同探索當代藝術與表演藝術的未來可能性。

致力於支持表演藝術的香奈兒，2023年底與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北藝中心）、法國國家舞蹈中心合作的「Camping Asia 2023」，實踐跨世代、跨文化、跨領域「Open for All」的理念；2024年6月與北藝中心共同舉辦的「Dance Talk」，則邀請到台灣舞蹈家與年輕世代分享舞蹈創作旅程，11月也將攜手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帶來一場跨世代的舞蹈對話。

而這場於8月27日登場的深度座談，講者們從自身的經歷出發，談身份認同、談文化差異也談藝術創作，同時鼓勵年輕世代的創作者尋找自我、持續創作。講座上，蒂妲・史雲頓提到，這次造訪台灣的期間，她看到這裡的藝術家社群對藝術的養分深信不疑，並相信藝術擁有涵養文化的能力，且讓她印象深刻的是，在地觀眾不將藝術視為一種奢侈，而是文化與社會中必要的一部分。

而身為第三文化小孩（Third Culture Kid）、在台灣與美國之間成長的導演阮鳳儀分享，「我經歷了許多文化衝擊與逆文化衝擊，我感覺自己既是半個局內人，也是半個局外人，但也正是這種獨特的視角，讓我想成為一位創作者。」在美國時，她將自己定位為亞裔美國人，卻也經常覺得這個身份一直在轉變，「我意識到這是有流動性的，我不應該讓它來定義我，它只是一部分的我。」

談及文化衝擊，王希文表示，「我在紐約讀碩士時，電影配樂作曲學生會和學生導演合作，但我發現來找我的都是亞洲導演，沒有美國或歐洲的導演。所以我不斷反問自己，為什麼會這樣？我也才理解到，文化符號或成長背景很重要。因為電影配樂不只是寫出優美的音樂或輕鬆的曲調，而是關乎於如何用配樂講出導演的故事；音樂本身就像是電影裡的一個角色，我們必須去感受電影、運用音樂來表達。我開始了解到，我是誰、我來自哪裡，對我作為一位電影作曲家是非常重要的。」

聽完兩位的分享，蒂妲・史雲頓說道，「我們都經歷過尋找身份、在困惑中找到某種平衡的那種感覺。我是一位蘇格蘭人，早期的某份資料卻稱呼我為英國人，我真的非常在意。你們知道我在說什麼，因為我相信你們也有類似的經驗。很少有人沒有過這種經歷，不過，有些人假裝不知道這種感受、他們假裝自己非常明確，彷彿我們才是『怪咖』；而我最近也領悟到，我們其實並不是少數，我們這些所謂的『怪咖』才是大多數。」

「我和香奈兒合作超過10年了，有幸能因此走訪世界各地、參與這項藝術與文化計畫，並與這些年輕藝術家與新銳藝術家對話。有些是學生，有些是以一本書、一部電影、一個展覽而取得非凡成就的人們，而有時，他們會面臨『定義自我』的壓力，這種壓力真的會使你陷入低谷、感到非常徬徨困惑。我知道很多人那一刻就停下來了，因為他們當初滿懷熱情踏入藝術創作，周圍有各式支持及啟發他們的人們，但當這一刻來臨時，他們感覺必須變成一個『品牌』，開始要與過往的群體有所隔閡。」她接續說道，自80年代中期以來，她一直以集體合作的方式工作，而這是行得通的，我們並不需要去切斷這些連繫。

而因為《美國女孩》這部電影相遇的阮鳳儀與王希文，在回顧過往的經歷時，發現彼此有著相似的背景，他們討論了生活的掙扎，以及身為藝術家、創作者如何不斷進步？阮鳳儀說，「雖然我們可能無法解決彼此的焦慮，但知道我們都有這樣的感受就好多了，因為這讓你明白，這是過程的一部分，等待是很重要的。」王希文也提到，「如果你有一群朋友，既欣賞你的作品，又不會只對你的作品說好話，還會讓你知道哪些地方需要改進，這樣的支持是非常有幫助的。現今每個人都面臨不同的挑戰，多與品味相似的朋友分享經驗、聆聽其他藝術家的不同觀點，我認為這很有幫助。」

蒂妲・史雲頓也分享了她的看法，「我真的非常喜愛《美國女孩》，它充滿了啟發性，真實而自然，這也是為什麼這部作品引起這麼多共鳴。我們希望藝術家能帶來一些新東西，因為這也會在觀眾心中激發出新感受，而當我們身為藝術家感到安心時，才能做到這一點，尤其是跟老朋友合作時；雖然他們不一定喜歡你的作品，但他們足夠了解你，並且始終在那裡支持你，你不需要刻意去塑造出一個不同的自己。我認為這非常重要，因為這樣才能專注於創作過程。」

最後，被問到如何看待傳統訓練時，蒂妲・史雲頓回答，她不清楚所謂的傳統訓練是什麼樣子，但她知道有些人歷經傳統訓練後，感覺自己的靈魂被抑制了，將自己變成某種容易被接受的模樣；而任何教條式的傳統訓練，都是不適合的。她說，「文化源自於我們身上，不在他方；文化並非來自他人所給予的訓練，文化存在於我們每個人的心中。而它取決於我們如何找到自己的路，無論那條路是什麼樣子。也許有些人透過傳統訓練變得更加成熟放鬆、獲得技能。但過去40年，我在街頭、片場、朋友身邊學習技能，我沒有投入太多在技法上，否則很可能在傳統訓練下長成不同的我。」

蒂妲・史雲頓以她1985年拍攝的第一部電影為例，當時沒有人像她一樣，大家對這樣的人感到困惑，但只有德瑞克‧賈曼（Derek Jarman）說要把這個人放到大銀幕。「現在，有些人不再化妝、甚至剪短頭髮。我很幸運被肯定、獲得自信，但我認為真正關鍵的是，你能保持真實的自我嗎？比如當你的創作被要求修改，或被要求做一些違背你本性的事時，身為藝術家，那一刻你需要說『不，這太超過了』如果你不能保有真實的自己，那麼成為藝術家的意義又在哪裡？這個世界需要的是完整的你，充實、得到滋養、感到安全、放鬆自在的你。」

「唯有投注誠實的時間，才能誕生作品。」來自濟州島的藝術家 Dahye Jeong 以馬毛為線，讓一門瀕臨失傳的朝鮮工藝重新走入當代視野。她於2022年拿下 LOEWE FOUNDATION Craft Prize 首獎，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韓國藝術家，今年再獲選 M&O Rising Talents Awards，讓這項近乎失傳的地方工藝登上國際舞台。

在韓國歷史上，馬毛曾經是一門繁盛的工藝。自朝鮮時代起，它被編織為網巾、唐巾、四方冠與笠帽，陪伴著貴族男性的日常，也象徵著身分與禮制。然而隨著時代推進，這項工藝也漸漸淡出了人們的生活，只在盛產馬匹的濟州島零星存續。直到近年，1989年出生的藝術家 Dahye Jeong 重新拾起馬毛，以細膩、輕盈而堅實的創作語彙，為這門已有500多年歷史的工藝注入新的生命。

一段材料與人生的相遇

「我第一次接觸馬毛是在研究所時期。在此之前我主修雕塑，後來轉向纖維領域，也因此一直困惑於『自己究竟真正屬於哪裡？』就在那段時間，我參加了地方工藝發展計畫，並首次體驗到馬毛工藝。」

Dahye Jeong 分享，馬毛兼具雕塑的結構感與纖維的柔韌性，每一根都纖細脆弱，但當它們被一針一線交織起來時，卻能凝聚為堅固而具空間感的形體，並在光線照射下變得半透明，宛如自體發光。「過程中，我開始看見自己人生的投射——那些不確定、脆弱的時刻，隨著時間累積，也能凝聚成某種有重量的存在。」

而真正讓 Dahye Jeong 決定全心投入馬毛工藝的契機，源於2018年的一次嘗試。當時她在傳統文化產品開發研究室擔任研究員，創作了一件以馬毛為主的懸吊裝飾，試圖凸顯材質的透明與輕盈，沒想到作品獲得了出乎意料的正面回饋，也讓她意識到這條路或許不只是實驗或興趣，而可能成為自己的人生志業。「在那之前，我總是徘徊於追求藝術與維持生計之間，但因為馬毛，我開始看見一種可能性，讓我的創作與人生能由同一種材料共同支撐。」她回憶道。

以時間與耐心，連結歷史與當代

「時間與耐心是這門工藝中最重要的材料。」Dahye Jeong 分享，要完成一件馬毛工藝作品，首先要挑選品質優良的馬毛，再設計輪廓、製作木模，最後才以針線一點一點編織而成；小型作品往往需要數週，大則可能歷時數月。她解釋，編織的基礎技法雖然看似簡單，不過是將馬毛扭轉1～2次，但真正的難度在於依照作品的大小與形態，精準調整結點的間距與馬毛的粗細。「馬毛本身相當纖細脆弱，若間距過大就難以維持結構。」

Dahye Jeong 進一步說明，在反覆的編織中，手勁的控制同樣決定了作品的成敗。「右手負責引導穿著馬毛的針，左手則拉緊並固定已編織的線束；如果兩邊的力量失衡，結點就會失去一致性與強度。我花了好幾年才掌握這一點，直到現在仍可能因一時分心而導致形體偏移。」她也坦言，自己在創作初期總是努力讓每一縷馬毛在粗細與顏色上保持一致，但馬毛終究是天然材質，即使編織前看似均勻，成形後往往還是會顯現細微差異。「起初我很難接受這一點，但現在我反而將其視為材料本身獨有的特質。」在她眼裡，這些不規則的差異不再是瑕疵，而是時間與自然留下的印記。

談及作品的誕生，Dahye Jeong 表示自己並未以保存傳統的使命感作為出發點，而是將馬毛視為「生成形態的媒介」。「真正吸引我的是馬毛轉化為立體形態的過程，而我正好透過傳統工藝發現了這種魅力。」 她經常流連於博物館，從文物中汲取靈感。「其中，我特別被古代陶器所吸引，它們的造型簡單，卻帶有雙手直接塑造的痕跡。」而這些歷史的迴響，也在她手中化為新的語言。她的作品有時映照出陶器般的古老影子，有時則延伸為燈具與裝置的當代形貌，在過去與當下之間編織出一條細膩的連結。

這樣的思考，也體現在 Dahye Jeong 的代表作《A Time of Sincerity》中。2022年，她以該件作品拿下 LOEWE FOUNDATION Craft Prize 首獎，作品靈感源自古代陶器的形制，並在腰身位置融入朝鮮時期四方冠的紋樣，耗時2個月才完成。「這種『以日復一日的真誠累積，築起堅實而獨立的人生』的修行，正是我創作的核心。」她補充道。

以真誠為線，編織自我與馬毛工藝的未來

回顧創作初期，Dahye Jeong 曾因現實考量製作小型飾品販售，但隨著創作逐漸深入，她才意識到自己真正追求的，是探索自我的過程，以及將思索化為作品的那一刻。如今，她將純粹創作放在首位，也樂於接受作品自然延伸至商業用途的可能性。「無論是商業還是藝術，我不再覺得需要刻意區分。真正重要的是，我是否能傾聽自己的內心，是否能合理解釋自己為何創作，以及作品是否能作為我生命時間的證據。」

展望未來，Dahye Jeong 希望馬毛工藝不僅僅被視為韓國傳統的一個分支，而能被認可為獨立的雕塑語言。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創造一個遠比自身更巨大的馬毛空間，讓觀者能走入其中， 親身感受光影與纖維交織出的沉浸氛圍，感受到「時間」正被編織在他們四周。而支撐她不斷前行的，正是一路以來的鼓勵與國際肯定。「當我獨自待在工作室裡編織馬毛時，我經常會懷疑自己是否走在正確的道路上——直到這些經驗提醒我，原來我正走在屬於自己的路上。」

Dahye Jeong

出生於濟州島，大學主修雕塑，後於韓國國立文化遺產大學取得傳統纖維工藝碩士。以馬毛為創作語言，將瀕臨失傳的朝鮮工藝轉化為當代藝術形式，作品跨越工藝與雕塑之界，展現時間、耐心與材料的張力。2022年獲 LOEWE FOUNDATION Craft Prize 首獎，成為首位得獎的韓國藝術家，並於2025年獲選 Maison&Objet Rising Talents Awards。

_{文｜葉欣昀　圖片提供｜SOLUNA CRAFT}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 La Vie 2025/10月號《韓國設計特搜》

想一探芙烈達·卡羅（Frida Kahlo）的藝術養成，造訪墨西哥城除了藝術家故居「藍屋」之外，又多了新去處！2025年9月新開幕的「卡蘿之家博物館（Museo Casa Kahlo）」改建自卡蘿家族曾持有、被暱稱為「紅屋」的宅邸，由家族成員參與策劃，探討「家庭」對芙烈達個人生活及創作生涯的影響。

20世紀藝術史的濃烈篇章

芙烈達·卡蘿（Frida Kahlo）是20世紀最具代表性的藝術家之一，她畫中鮮明的熱帶色彩與隱喻性符號，蘊藏著對自身根源——墨西哥和美洲印第安人文化——的深刻探討，乘載對政治和社會的理想，也交織著她對感情、苦痛和生命的感觸。幼時感染小兒麻痺、18歲遭逢嚴重車禍，讓芙烈達的青春有了與他人截然不同的寫照。她因病痛接受數十場手術，臥病在床時靠繪畫抒情也轉移注意力；長期獨處讓自畫像成了她主要的創作主題，她曾說：「因為『我』是我自己最了解的主題。」也因此濃眉、深邃雙眼、鮮豔唇色和稜角分明的臉龐，成了她深植人心的形象。

走進芙烈達故居「藍屋」，感受藝術家創作情境

造訪墨西哥城，芙烈達·卡蘿博物館（Museo Frida Kahlo）是旅人必訪之地。這棟「藍屋（Casa Azul）」陪伴芙烈達度過大半人生，最早她與家人同住於此，後來與藝術家迪亞哥·里維拉（Diego Rivera）墜入愛河後也在此共同生活和創作，接待墨西哥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名人雅士。自1958年改為博物館揭幕後，藍屋展出兩人的畫作和藝術收藏，也留下照片、書籍、家具等生活痕跡，重現芙烈達當年生活的創作情境。

此外，藍屋也乘載了芙烈達的生命點滴：臥室那張四柱床，是她臥病在床時展開創作的起點；工作室的畫架與拐杖、藥品等，見證了她與病痛相伴的創作歷程；服飾與珠寶等個人收藏，體現了她對美的觀點與想像；廚房則保留墨西哥傳統家屋格局，濃縮昔日她與愛人共度的生活光景。

走進「紅屋」卡蘿之家，探尋家庭對芙烈達的深刻影響

那新開幕的「卡蘿之家博物館（Museo Casa Kahlo）」與藍屋有何區別？參與籌備的卡蘿家族成員接受《Wallpaper*》訪問時表示：「關於芙烈達的故事，長久以來由迪亞哥和其他家庭之外的聲音詮釋。我們想訴說的是，在她遇見迪亞哥之前，便受父親影響接觸藝術，並繼承了母親的堅毅和獨立。我們並非要『奪回』她的故事，而是想讓故事更加完整。」因此卡蘿之家著重於「家族」對芙烈達個人及創作生涯的影響，試圖挖掘她在藝術家及「受苦者」形象之外，更深層的面向。如果說藍屋是芙烈達以藝術家身份面眾的場所，那卡蘿之家則是她可以回歸自己、與家人共處，逃離紛亂並尋求慰藉的避風港。

卡蘿之家博物館所在建築本是卡蘿家族的宅邸，於1930年由芙烈達的父母購入，因其鮮豔的磚紅色外觀又被暱稱為「紅屋（Casa Roja）」，跟藍屋僅有幾個街區的距離。雖然芙烈達未長居於此，但她生前時常造訪紅屋，在地下室的隱密小房間裡作畫、寫字、聽聽音樂，那是專屬於她的私密宇宙。

卡蘿之家延續家屋格局改造，多件珍貴文物首度公開

2008年，卡蘿家族成員因故著手整理這棟家族宅邸，並在過程中發現許多珍貴物件，每個角落都是故事。像是芙烈達的父親留下的玻璃底片，他曾是建築攝影師，為墨西哥政府紀錄城市重要的地標和建築，同時也是一名畫家，啟發芙烈達透過藝術觀看世界的眼光。此外，廚房牆面還留有一幅壁畫，描繪著掛滿果實的葡萄柚樹枝，四周點綴白花、斑斕鳥群停駐，據說這是芙烈達唯一留下的壁畫作品，約在她20多歲時繪製。

這些發現，讓卡蘿家族深感將家屋轉化為博物館的使命，並在卡蘿基金會（Fundación Kahlo）主席Rick Miramontez的協助下獲得資助，展開長達近20年的籌備歷程。2025年9月，卡蘿之家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展出許多從未曝光的文物，如芙烈達親筆寫下的家書等，另有她早期的素描作品、為迪亞哥作的肖像畫，還有傳統刺繡襯衫、古代墨西哥風格首飾、超現實主義設計大師Elsa Schiaparelli操刀的「Shocking」香水瓶等個人物品，體現她別具風格的美感。

除了展品之外，經重新設計的卡蘿之家也藏有許多巧思。美國建築師David Rockwell團隊保留了家屋令人感到親密、安定的尺度感，並從家族舊照汲取靈感，重現了建築原始的庭院。過去紅屋大門常對外敞開，隨芙烈達習畫的藝術學生也常自由出入。如今修復後的庭院致敬了卡蘿家族好客的傳統，並點綴來自墨西哥各地的工藝陶器和本地植物，長椅設計則令人聯想芙烈達常去的社區公園。

而芙烈達過去常自己待著的地下室房間，則以燭光營造靜謐氛圍，邀訪客放鬆在此細看藝術家的書信、手稿和收藏。廚房則靠氣味引領感官體驗，透過墨西哥傳統鍋煮咖啡中的肉桂香氣，帶人們重回芙烈達曾在紅屋度過的時光。

資料來源｜Museo Casa Kahlo、Museo Frida Kahlo、Rockwell Gr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