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機制化（Hyperinstitutionalization）」的狀況下，形式特色變成了美學的保證，即使這些特色不見得與現實生活有關聯。那些不明白形式特色、未受文化薰陶的人缺少這類符碼，因此被看作（甚至也可能自認如此）是無知愚昧或感覺遲鈍的。
超機制化Hyperinstitutionalization
英國社會學家保羅．威利斯在介紹象徵創造力（symbolic creativity）這個概念時，引用了英國一般家庭民調的統計數字。儘管大力推廣民眾積極參與傳統藝術活動，但是最近一份有關人民福祉的民調依然顯示，年輕人把個人的非正式文化舉措看得比任何形式的「官方」文化還重要。那些可以幫助年輕人形塑自我認同的活動，包括了新科技、手機、iPod、社群網站、實境節目、名人八卦、選擇對的衣服、鞋子、化妝品以及髮型等等，全都名列前茅。這支持了威利斯的說法：目前，高端藝術的各種流派是由公共機構所建立的，與年輕人以及他們的生活沒有任何實質關聯。他主張，人們普遍認為藝廊裡的藝術比較特別、高等，也肯定與日常生活無關，而藝術掌權階層也沒有想減緩這樣的信念。
他認為，這些高端藝術機構事實上是在宣揚一種對文化腐敗的恐懼感，以強化自己得到補助和特殊待遇的權利。威利斯反對這種做法，認為日常生活、平時的活動與表現中，處處具有活力十足的象徵和活躍的象徵創造力。他指出，年輕人的生命雖然和藝術沒有關聯，但其實充滿各種表現、符號與象徵：
「年輕人會使用許多方式裝飾自己的日常生活空間和社會實踐，使之充滿人性與意義：像是個人的穿著風格與選擇；音樂、電視和雜誌的選擇與活用；戀愛的方式和次文化風格；朋友之間的相處風格、嘻笑與小題大做；音樂製作和舞蹈。」
高端藝術傾向和這些事物保持距離，堅持要先受過相關教育，因此導致藝術和生活脈絡完全脫節。這便造成威利斯所說的超機制化現象，而在這樣的狀況下，形式特色變成了美學的保證，即使這些特色不見得與現實生活有關聯。那些不明白形式特色、未受文化薰陶的人缺少這類符碼，因此被看作（甚至也可能自認如此）是無知愚昧或感覺遲鈍的。
關於尚未被機制化的文化
玩樂和身分認同Play and Identity
威利斯的定義跟英國1920和1930年代的激進傳統是不一樣的，後者遵循的是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等人的想法，以下面的數學等式來強調勞動的崇高地位：藝術＝工作／快感。因此，工作是必要的，是人類應用工具把原始素材變成商品或服務的能力（這種勞動通常會支薪）。然而，威利斯注意到，在機械化的現代產業裡，要在有支薪的工作中找到藝術是不可能的。他舉了一個極端的例子：根據某研究，英國工廠工人開車上班途中有象徵性生產的機會，比工作時還多。工作場合沒有機會讓人進行這種必要存在的象徵勞動，因此玩樂便成了個人表現的重要途徑。
在象徵活動中，非正規的場合較正規場合提供人們更多自由和選擇權，也漸漸成為必要的象徵勞動出現之處。威利斯說，從休閒娛樂產業快速成長這一點就能看出，玩樂愈來愈重要了；針對這個現象意見分歧，有人認為商業地位會貶低文化貨幣（cultural currency.）的價值，有人則不這麼想。
「對許多年輕人而言，是關乎文化存活的大事。」
這是我們每一個人生產及再生產自我身分認同的方式，塑造此刻的自己和可能成為的自己。這些身分置於某個時間與空間下，而我們在不同族群中（如種族、性別、年齡以及宗教信仰）的資格定位也因此確立。
威利斯認為，象徵創造力本質上是活力、情感、興奮以及精神流動。他相信這是自信的基礎。解釋完象徵創造力，以及它發生的必要條件後，威利斯接著舉了一些象徵創造力的生產實例。他認為，這是我們每一個人生產及再生產自我身分認同的方式，塑造此刻的自己和可能成為的自己。這些身分置於某個時間與空間下，而我們在不同族群中（如種族、性別、年齡以及宗教信仰）的資格定位也因此確立。象徵創造力讓我們相信，我們可以改變這個世界，並且在世上留下自己的痕跡。威利斯認為，這些創造活動帶有過渡性質，因為我們總是不斷實驗不同的方式來表現我們的身分認同，並且擁有自己的文化感知，例如，我們知道何種髮型、語言或音樂對我們產生的效益最大。
威利斯十分強調象徵性生產的這個面向。他說，年輕人容易感到被邊緣化，是因為社會藉由制度、廣告、雜誌和電視等，建構出一種對年輕人的期許，但是年輕人卻發現，社會期許他們成為的模樣和實際上的差別甚大。英國一項關於足球流氓的研究同樣指出，被邊緣化的少年對抗既有的觀念、定義自己的身分認同的必要性。
本文內容出自La Vie麥浩斯出版書籍《看得見的符號》，更多精彩內容請參閱《看得見的符號：154個設計藝術案例 理解符號學基本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