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特效化妝師讓恐懼成真!造就《誰是被害者》、《返校》驚悚氛圍的幕後功臣

《誰是被害者》中,飾演鑑識人員的張孝全飾,正在進行現場焦屍的採檢。

矽膠、石膏味瀰漫的工作室,擺著人臉石膏頭像、斷掉的手臂、無數假皮,以及摺得整齊、卻血跡斑斑的活屍服裝;而角落跪地的一具焦屍,正是Netflix新劇《誰是被害者》中女星終結生命、火焰下消融的最後姿態。

「我是覺得如果要做就把它做得噁心一點。」回憶初與《誰是被害者》製作方接洽時,特效化妝指導儲榢逸(以下稱儲乃)表示,考量觀眾接受程度,起初導演並沒有要在屍體上做太複雜的設計,後來經過雙方討論,才決定放手一搏。「以往台灣影視作品在視覺效果上只講求恐怖、刺激,但現在的觀眾比較喜歡符合邏輯性的創作。」

《誰是被害者》除了工作室所看到的焦屍,特效團隊還必須製造出一具放置在浴缸內的溶屍。「沒有人看過溶屍,在Google上也完全找不到圖片,我們甚至還想過要買硫酸來試滴豬肉,看看效果怎麼樣。」為了符合邏輯,不讓觀眾有「出戲」的感覺,田野調查的漫漫長路,全仰賴鑑識專家所提供的各式素材,怪不得儲乃說:「我們跟法醫、葬儀社是長期配合的關係。」

《誰是被害者》中,飾演鑑識人員的張孝全飾,正在進行現場焦屍的採檢。

《誰是被害者》中,飾演鑑識人員的張孝全飾,正在進行現場焦屍的採檢。

「上一輩都是用比較廉價的材質,例如血漿會用枇杷膏來呈現。」曾獲世界特效化妝大賽(IMATS)冠軍、操刀《返校》和《第九分局》等電影的特效化妝指導程薇穎表示,早年戲劇類的化妝師不大受到重視,連帶也不講究傷口細緻度,「只要有血就好。」即便曾有前輩遠至洛杉磯學習特效化妝技術,回台後也因為欠缺市場而投入美妝業。「沒有人想到特效化妝可以玩到這個地步,以前都被認為只能化傷妝、老妝。」儲乃表示,自2011年文化部推動類型片補助計畫、電影《紅衣小女孩》加入大量特效元素後,特效化妝開始受到重視,「很像踩著屍體往上爬,我們造星,造的是屍體或鬼魂。」

近幾年,許多新一輩的導演也會在劇本尚未定案前事先諮詢特效化妝師,「因為當編劇知道特效可以怎麼做時,會比較敢寫。」程薇穎說道。從《緝魔》、《返校》到《第九分局》 ,她與導演的腦力激盪,往往能把故事說得更加動聽,例如《第九分局》初版劇本只寫「眾多鬼」,程薇穎從詢問導演「你想要幾隻鬼」開始,最終成就了螢幕上新娘鬼、東西方殭屍等有趣搭配。

電腦特效席捲好萊塢

隨著歐美影視產業電腦特效技巧純熟,特效化妝比例正逐步遞減,且好萊塢的演員因合約限制無法在片場久待,因此連一個簡單的傷妝都用電腦特效取代。「好萊塢電影工業有一個非常完整的數據庫,裡面的顧問都是NASA等級的退休工程師,所以當今天導演想要一台跑車,或突然要在某個演員臉上加一道傷,都有數據可以立刻演算出來。」

該道具由雕塑、翻模、上色而成,製作宛如實驗室中泡在化學液體裡的真實人腦。

自2010年的《阿凡達》之後,好萊塢電影已逐步過境至數位化的新紀元,目前僅有少數導演堅持運用人工的特效化妝技術;國外有一票專職的特效化妝演員,以改變外型為工作範疇,例如電影《水底情深》、《地獄怪客》和《羊男的迷宮》的特殊角色,其實都由同一位演員所扮演。

奇幻樂章由此開始:帶你認識《水底情深》配樂家亞歷山大戴斯培

面對轉型命運,許多好萊塢特效化妝師開始製作工藝品,或以電玩業為職涯主場,進行電玩角色開發與設計。例如曾製作多部特效大片的雕塑專家王孫杰Steve Wang便曾為知名手遊巡迴展量身打造等身角色雕塑。整體而言,目前僅有台灣、日本、韓國、和泰國會大量使用特效化妝。儲乃認為,將「電影角色IP化」是未來特效化妝師可以發展的方向,「像紅衣小女孩就是仿照安娜貝爾的模式,她有自己獨立的智慧財產權。」如此一來,特效化妝師將能自行為角色延伸更多造型發想。

互助為首要的自學之道

溫哥華電影學院(Vancouver Film School)是程薇穎的母校,特效化妝的課程內容從好萊塢化妝歷史與代表人物、人體骨骼結構與臉型,到實作性質的彩妝教學,甚至連面具與矽膠假皮的製作,循序漸進組成完整的「好萊塢式教材」。回台灣後她發現,由於氣候、預算和製作時間都截然不同,原本該按部就班的方法,都必須另尋途徑完成。

程薇穎正在替演員上妝,製造電影《吃吃的愛》蜥蜴人的妝感。

程薇穎正在替演員上妝,製造電影《吃吃的愛》蜥蜴人的妝感。

曾在好萊塢歷練的儲乃認為,國外的教學系統的確適用好萊塢的標準化流程,然而台灣影視產業的預算因無法與歐美比擬,須具備高度應變能力,「台灣比較散打,材料的運用都要根據現場狀況予以調整,拼拼湊湊出成品。」回顧高中時曾在花莉特效化妝工作室當學徒、也加入葬儀社參與大體修復,而後進入劇組實戰,儲乃的「土法煉鋼」之路充滿挫敗,但也越挫越勇。

負責《誰是被害者》特化道具製作與現場特效化妝的形上團隊負責人徐千婷也笑稱自己為土法煉鋼者。她表示,網路資源豐富,自學並非難事,好比Youtube、Instagram等平台都有大量教學影片,甚至是私下傳訊息詢問國外的特效化妝師,對方都會很樂意分享技術,發展出亦師亦友的關係。而除了向外求援,台灣的特效化妝師們也成立Line群組互通有無;42人的群組,近來因疫情關係工作量銳減,還相約拍攝「隔空鬥毆」短片,這一秒撲克牌插入喉間、下一秒鮮血從口中流出,用苦中作樂的方式相互打氣。「有時候是隔天中午的班,凌晨還要整個打掉重來,但這就是有趣的地方,我們要有求必應。」製作期間無數個突發狀況、加上熬夜所累積的革命情感,讓徐千婷更加意識到合作的重要性,他們就像工作室附近的那家小北百貨,無論是鑿刀、一字螺絲起子等開模工具,或各種上色材料,通通都一應俱全、時時刻刻補齊需求。

廣告作品「自由女神像」中,形上團隊除了要製作頭套,也要為演員全身上妝。

廣告作品「自由女神像」中,形上團隊除了要製作頭套,也要為演員全身上妝。

大銀幕以外的「社會責任」

影視作品以外,特效化妝師還有一項神秘任務:和醫界合作。八仙塵爆過後,醫療界開始詢問特效化妝專業人員,是否願意參與救災演練,協助模擬傷口事宜。同為形上團隊負責人的賀芊瑜表示:「以往的演練都是印一張A4紙貼在身上,但對演練者來說,我就只是看到一張紙,跟實際看到傷口在身上是完全不同感覺。」根據醫院需求,形上團隊會前進各醫院,在醫護人員分辨或製作傷口時擔任協助,加強他們緊急處理的速度和應變能力;也會至家暴防治中心,協助第一線社工人員分辨不同鈍器所導致的傷口型態,同時增加民眾知識。

醫師的考場也是他們發揮專業的所在,例如儲乃曾協助規畫臺北醫學大學北區醫生的考試流程,「假設考題是要去清理一道傷口並分析病理狀況,那我們就會把傷口加重,讓它變得很難清。」有時也需要製作仿真假皮,以供考生縫合傷口用。另一方面,程薇穎也長期與眼科、義肢公司配合,協助製作各式輔具,「透過我們的技術,替患者解決配戴上的不舒服,這是我很喜歡做的。」除了運用專業,創造電影中的話題人物,特效化妝師也扛起社會責任;故事裡,現實裡,他們都在。

文|曾智怡 

圖片提供|形上娛樂有限公司、瀚草影視、ZFXSTUDiO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La Vie雜誌 2020/6月號《推測未來的設計 

延伸閱讀

RECOMMEND

50歲拋下25年廣告生涯,決定當藝術家!François Bonnel將音樂轉化為畫,以質樸風格渲染快樂

François Bonnel將音樂轉化為畫,以質樸風格渲染快樂

如果你看展不愛高深的論述、謎般的作品理念,只想純粹跟著色彩、線條、空間氛圍感受心緒的流動,那François Bonnel(弗朗索瓦・邦內爾)就是你在找的藝術家!

曾從事廣告業25年,50歲的François Bonnel毅然決然拋開熟悉的工作和生活模式,轉作一名藝術家。他把熱愛的音樂、藝術結合,作畫時讓耳邊的靈魂樂、藍調搖滾、民謠……貼合著畫中一切元素的脈動,用單純而直率的曲線、不對稱圖形、明亮色彩創造質樸畫面。看著Bonnel的畫,眼睛像是吃了冰淇淋,心情也不自覺跟著好了起來。想要感受這股魔力,不妨走進他在台灣的第一場個展《會唱歌的畫》領會。

法國藝術家François Bonnel將音樂轉化為畫,以質樸風格渲染快樂
(圖片提供:Bluerider ART)

50歲拋開穩定的廣告工作,當一名藝術家

出身法國的François Bonnel,有位擔任繪畫老師的藝術家媽媽,從小帶著他用手指沾著顏料隨意畫出線條、形狀,培養對藝術的喜好。聽到這裡,你或許會以為Bonnel順應著家庭環境的薰陶,讀美術專科,20幾歲就決定踏上藝術家之路。故事不是這樣發展的。正是因為媽媽從事藝術,Bonnel更懂得成為一名藝術家所需的天賦、機運和過程中的難處,於是他輕輕放下藝術之路,大學畢業後從事廣告業將近25年。

法國藝術家François Bonnel將音樂轉化為畫,以質樸風格渲染快樂
(圖片提供:Bluerider ART)

沒想到,2020年一場席捲全球的大疫,成了Bonnel生命的轉捩點。他本就厭倦日復一日的生活,又正好遇上疫情作為改變的契機,在50歲那年他決定揮別廣告生涯,嘗試做一名藝術家。

法國藝術家François Bonnel將音樂轉化為畫,以質樸風格渲染快樂
(圖片提供:Bluerider ART)

毫無包袱,自由實驗媒材、技巧的可能

現居於法國圖魯茲(Toulouse)的Bonnel,日日沈浸於這座玫瑰色古城的藝術氛圍,以即興的方式、融合音樂性發展創作,過程中也不斷探索數位媒體、攝影、拼貼等技巧與媒材。

法國藝術家François Bonnel將音樂轉化為畫,以質樸風格渲染快樂
(圖片提供:Bluerider ART)

成為藝術家對Bonnel來說像是一場解放。多虧人生上半場的辛勤努力,50代的他沒什麼現實包袱、更有餘裕全心投入藝術。正是這份餘裕,為Bonnel的繪畫注入純真、活潑、令人毫無負擔的生命力;光是看著,就不自覺被感染。

法國藝術家François Bonnel將音樂轉化為畫,以質樸風格渲染快樂
(圖片提供:Bluerider ART)

將音樂轉化為畫作,各個方向看都和諧

Bonnel來說,音樂是日常的必需品、繪畫的養分,他說:「一幅畫作必須與周圍的環境和諧,就像香水或音樂。」於是他聽著各個年代、各種曲風的音樂作畫,用色彩、線條、形狀和構圖,呼應著音符、和弦、旋律與編曲架構;並在構圖時反覆轉動畫布,讓畫作不管從各個角度、方向看,比例都是和諧的,且能看出不同趣味。

法國藝術家François Bonnel將音樂轉化為畫,以質樸風格渲染快樂
(圖片提供:Bluerider ART)

以下面這幅〈A Love International〉為例子,它正看像是一顆顆乒乓球在碗中跳躍;側看像是大大小小的香草冰淇淋灑落一地;倒過來看又像是忘了關的蓮蓬頭,水滴滴答答地落下。

法國藝術家François Bonnel將音樂轉化為畫,以質樸風格渲染快樂
(圖片提供:Bluerider ART)

幫畫作取名的巧思

說到把音樂融入畫中,Bonnel還有個習慣——用作畫當下正在聽的音樂曲目,為畫作命名,讓畫成為生活的有聲切片。這習慣也被帶到《會唱歌的畫》現場,看展時歡迎到臨窗小桌點播歌曲、為展場變換音樂,從François Bonnel專屬歌單找到與畫共鳴的聲音,跨越時空重回藝術家創作的時刻。

法國藝術家François Bonnel將音樂轉化為畫,以質樸風格渲染快樂
(圖片提供:Bluerider ART)

自私的藝術家

François Bonnel笑說自己是位「自私的藝術家」,創作只為了開心,沒有要講什麼大道理,「繪畫是一種純粹的樂趣,並非為了傳達訊息或哲學,而是簡單沉浸於其中。」這份單純的起心動念,正是讓他的畫作如南法陽光烘乾枕頭般愜意、舒適的秘方。

法國藝術家François Bonnel將音樂轉化為畫,以質樸風格渲染快樂
(圖片提供:Bluerider ART)

弗朗索瓦・邦內爾 François Bonnel 在台首個展《會唱歌的畫》

展期|-2024.06.30

地點|Bluerider ART 台北.敦仁(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101巷10號1F)

營業時間|週二至週日 10:00-19:00

【DANCE TALK】編舞家何曉玫:打開各種可能,以創作說出屬於自己的舞蹈

【DANCE TALK】編舞家何曉玫:打開各種可能,以創作說出屬於自己的舞蹈

延續2023 Camping Asia未來藝術學苑的精神,2024年,香奈兒攜手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共同策劃舞蹈座談;首場台北Dance Talk也邀請到何曉玫、布拉瑞揚、董怡芬3位台灣舞蹈家,與年輕世代分享舞蹈創作旅程。而La Vie也將透過文字,帶你回顧這場講座內容,一同看見舞蹈的各式可能性。

現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院長的編舞家何曉玫,作品廣泛取材台灣文化與社會現實;自2011年起推出的「鈕扣*New Choreographer」計畫,邀請旅外優秀舞者、編舞家「回家」創作與演出並交流國際經驗。而何曉玫除分享她舞蹈現況的觀察,也以自己如何在挑戰中找到出路為例,打開舞蹈的各式可能。

➱ 以舞蹈共同編織未來世代的靈光!「2023 Camping Asia」給下一個世代的未來藝術學苑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院長編舞家何曉玫,2011年起推動「鈕扣*New Choreographer」計畫,邀請旅外優秀舞者、編舞家「回家」創作與演出並交流國際經驗。(圖片提供:香奈兒)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院長編舞家何曉玫,2011年起推動「鈕扣*New Choreographer」計畫,邀請旅外優秀舞者、編舞家「回家」創作與演出並交流國際經驗。(圖片提供:香奈兒)

相當具有影響力的林懷民,是何曉玫大學時的老師,那時他請同學們要看《苦悶的象徵》這本書,而這書名也幾乎是何曉玫那世代創作者的座右銘。「其實這句話,就是我們認為一個藝術的創作,基本上是生命力受了壓抑而產生了一種苦悶、懊惱。而我覺得最後面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事情是,藝術創作其實跟創作者的生命經驗是緊緊相連的。在現在這個世代,我們好像都被AI藝術考倒了,AI可以創作、可以畫圖、可以做音樂,所以如果科技可以取代我們,那藝術又是什麼?雖然舞蹈到現在好像還沒有被取代的危機,可是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短影音各種不同的創作形式,而我們作為一個創作者,我們要怎麼去面對這個當下?」

首場臺北場Dance Talk邀請代表三個世代的舞蹈圈頂尖創作者,分享他們如何從無到有開創與眾不同的創作人生。(圖片提供:香奈兒)
首場臺北場Dance Talk邀請代表三個世代的舞蹈圈頂尖創作者,分享他們如何從無到有開創與眾不同的創作人生。(圖片提供:香奈兒)

身為教育者的何曉玫分享,每年畢業於舞蹈系學生大概有200位,顯見有許多人走在這條路上,但如果細看台灣對於表演藝術的資源補助,舞蹈類是相對比較少的;她也以2023年OPENTIX售票平台販售的演出場次為例,1年裡面有6千多場表演藝術節目,舞蹈節目有755場、換算下來每個週末大概有15場的演出。「台灣很多人在做創作、在表演藝術的活力上是非常興盛蓬勃的,但很可惜的是,我們都必須去爭奪觀眾的數量。而這也是我們要一起去想辦法、去面對解決的課題。」

編舞家何曉玫被譽為「創造超現實想像的高手」,作品廣泛取材台灣文化與社會現實。(圖片提供:香奈兒)
編舞家何曉玫被譽為「創造超現實想像的高手」,作品廣泛取材台灣文化與社會現實。(圖片提供:香奈兒)

她也感慨,「我們很想要走出台灣、走向國際,去證明自己的努力,可是我們有時好像一直把眼光放在很遠的地方,但其實會忽略到自己或旁邊的鄰居。我們也因為長期的西方現代論,常常覺得我們好像就是第二,永遠都在後面追趕他們的新潮流,但真的是這樣嗎?我覺得最有趣的是,作為一個創作者,我們常常要問我是誰的時候,就會發現,藝術最可貴的地方就是它沒有辦法比較、文化最可貴的地方就是因為它都是當地的人所共同形成的。」也因此,不論是何曉玫2011年起推動的「鈕扣計畫」,邀請旅外舞者、編舞家回家創作與演出,或是2023年起策劃的「Dance Now Asia」,串連起亞洲舞蹈圈、探尋亞洲文化的身體創作,不單讓這些跳舞的人交流分享,也開拓了年輕世代的國際視野遠見。

回到個人創作本身,疫情期間,何曉玫嘗試透過VR,試圖找回舞蹈迷人的「體感」。她說,「其實有時舞蹈最早的形式,並不一定是我們看著別人跳舞,在當代劇場裡面,有很多時候我們被框在劇場的鏡框裡面去看他跳舞。但我們只是用眼睛去理解這件事、沒辦法用身體去跟他一起連動,那透過VR,有沒有可能幫我們找回體感,創造另外一種更親密的連結?」而當觀眾進到劇場的數量不夠時,何曉玫也試著走出劇場、走入生活中熟悉不過的廟埕。2023年啟動的《默島進行曲》三年計畫,藉由結合各地的陣頭共創共演,除帶領人們一起踏跤步(kha-pōo),也讓更多人看見在地文化。

而創作對於何曉玫又是什麼?她說,「不是舞蹈需要我,而是我需要舞蹈,因為我在這裡面,可以不斷學習、不斷地發現我自己。如果你明知道這是一件不好做的事、非常辛苦,但你還是想要創作、想要分享,那我想我們也不用太在意這些經費,或是觀眾這麼少,因為這些事情不會是阻礙我們前進的力量。而是我們都要想到,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讓我們更利用AI科技、更利用社群的力量、更利用方便於我們去創作的形式,去說出屬於我們自己的舞蹈。」

同場加映!台北場Dance Talk Q&A

Q:會建議年輕創作者先做自己、創作想做的作品,或是調整方向讓更多人認識你?
A:如果我們想要做一個只有一個人喜歡的作品、可能只有很小眾的人喜歡的題材,那我們就認了,因為你知道你想做的就是非常孤僻、也沒有要大家喜歡的作品。但是如果你想做的是一個想要全世界的人都喜歡的作品,那你可能就要把他們喜歡的條件列起來、要去滿足大家,找到在現在這個時代,大家喜歡的是什麼。而這其實到最後也是你自己的預期,你不能說要做一個很冷的題材,但要大家都站起來幫你鼓掌,這可能沒有辦法;你可以堅持你想做的事情,但也要面對會有這樣的狀況發生。

Q:您曾參與過法國「Camping」與「Camping Asia」計畫,有沒有什麼觀察或想分享的?
A:我覺得文化衝擊是好事,因為你才會發現同樣一件事情,可能他做的決定跟我做的決定怎麼這麼不一樣。有時你其實需要透過別人,才能看到自己,我也是因為這樣,我才開始去想我是誰;因為他跟我的差異,也教會我要真的去認識自己,當你去認識自己的時候,才不會一味地去模仿別人,也才可以真的去想,我是怎麼形成國際觀。其實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多跟不同地方的創作者聊天,能了解到他們跟我們的觀點可以有什麼可以交集的地方。

Camping Asia匯聚來自亞洲、歐洲與美國的藝術家及相關科系學生參與,實踐跨文化、跨領域「Open for All」的理念。圖為2019年Camping Asia課堂情形。(圖片提供:臺北表演藝術中心)
Camping Asia匯聚來自亞洲、歐洲與美國的藝術家及相關科系學生參與,實踐跨文化、跨領域「Open for All」的理念。圖為2019年Camping Asia課堂情形。(圖片提供:臺北表演藝術中心)

延伸閱讀

RECOMM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