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趙德胤在電影《冰毒》中如實呈現緬甸社會的生存困境與殘酷，而在《聚｡離｡冰毒趙德胤的電影人生紀事​》一書中，趙德胤更詳細地以自身家庭背景為例，描述緬甸華人靠著運毒、販毒的交易，試圖擺脫貧窮，得以維生。

求生不易，求好死更難：渴望勇氣、平安與溫飽的緬甸人民

在緬甸，活著並不容易。大人可能因為得罪權貴、橫死街頭，小孩子則是可能因環境衛生不好而早夭。我爸媽在雲南邊境相識、結婚，初到緬甸時，生下一子一女，長子在五個月大時因感冒夭折，若這個早夭的哥哥還活著，現在大概有五十歲了吧。之後爸媽又生了三男二女，排行老四的姊姊，在六歲時因瘧疾死亡，至於我，差點沒緣來到世間，家人為我起了小名Midi，「咪」有微小、不起眼的意思，希望老天爺可以放過這個不起眼的孩子。

因為環境艱困、醫療落後，每個緬甸孩童幾乎都在病魔的死亡陰影下長大，尤其在臘戌合格的醫生不多，診所都是一些沒畢業的醫學生，開的處方多半是給病人打點滴，補充營養，可是針劑的成分往往來路不明。此外，在緬甸看病也不便宜，現在看一次診得花緬甸一萬元，大約折合台幣三百五十元，以當地收入水準來看，如果家裡有人病上一星期，大概就會散盡家財了。所以，多數人採用偏方或買成藥治病，我猜想，是不是因為不明藥物吃多了，緬甸人多半牙齒顯得發黃。

在我小時候，小孩子光是得個感冒就可能會死人。

不知道為什麼，在臘戌感冒時的症狀特別嚴重，我們可能早上上學的時候，人還好好的，下午就開始拉肚子、嘔吐。回到家後，爸媽通常會先幫我們刮痧，利用自體發熱讓身體產生免疫力，如果情況沒好轉，小孩子開始發燒、筋骨痠痛，甚至痙攣，父親才會再用草藥熏灸，讓我們吃消炎藥，必要時注射抗生素等針劑。

和一般人相較，家有習醫的父親已是幸運，但還是免不了九死一生的染病經驗。我所了解的毒品問題，向來不是單純的是與非，黑或白的問題，而牽扯了政治、社會階層，以及求生出路的抉擇。

至於，值不值得為這個抉擇坐牢、賠命？

只能說，在底層生活的窮苦人，沒有選擇的權力，而靠著毒品致富的有錢人，則沒有拒絕的勇氣。從小到大，毒品交易就存在於我的日常生活中。

農人把鴉片當做價格稍好、銷路順暢的「經濟作物」；運毒的人也不過就是毒品「宅急便」，賣毒品的，就跟賣糖果、餅乾的，沒什麼兩樣。種毒、運毒、販毒，就像種稻、運米和賣米一樣，在緬甸很稀鬆平常，只是升斗小民較好謀生的一種方法與途徑而已。

我的家人都有吸毒、運毒的經驗，最先是爺爺初到緬甸時開鴉片煙館，他自己就會抽點鴉片煙，我父親有哮喘病，也抽鴉片。後來政府宣布，禁止鴉片館營業後，爺爺、奶奶頓失收入，我們這一房也被迫搬離了三代同住的房子。靠著父親行醫和母親做小生意，又要上繳家族公庫，又要維持自己的生活，我們家常常入不敷出，甚至繳不出房租。

好在，母親在市場做生意時，結識了一位客人許大媽，她賞識我母親做事有條理，就讓母親當管家，我們也可住進她的大宅院裡，才免於露宿街頭。

記憶中，許大媽是個寡婦，但她擁有整塊近千坪的土地，上頭蓋了幾棟大房舍，雖然都是茅草屋頂卻很扎實。說來，許大媽除了是我家恩人，也救了我的小命，因為母親當初懷我時，已經是第六個孩子，家境實在辛苦本來決定墮胎，是許大媽加以勸阻，我才能來到這世上。

一個寡婦怎麼會如此富有？原來許大媽做的是毒品大盤，大概就是「毒梟」等級。有好幾次，軍警跑來抄家檢查，許大媽也常被抓去關。

母親和幾個幫傭的中年婦人，也曾被許大媽差派運毒，她訂製了可堆疊的鐵製便當盒，裡頭裝滿了毒品，讓這些婦人們搭四天火車，送到邊境城市密支那。我媽第一次運毒成功後，得到的酬勞是兩大袋白米，許大媽私底下還特別多給我家一些食品。

當這種毒品快遞，能賺取的就是一點米糧，但是要冒的風險卻很大，一旦被抓，可能得面臨重刑。母親第二次運毒就被逮捕了，還遭判刑入獄，那年我五歲。好在最後因為政府大赦，關了兩年母親才終於回家。直到現在，中緬邊境仍有許多像母親當年那樣，單純為了補貼家計，鋌而走險做跑腿工作的婦女，她們礙於生活壓力，在知情或不知情下成為毒品行業的一員。

我從不隱諱母親曾有的販毒經歷，也不在意別人可能加諸的有色眼光。因為在緬甸許多涉入販毒、運毒的人，特別是婦孺，多數是在艱困的環境中，很勇敢地去做一件試圖讓家庭溫飽的工作罷了，他們根本無法因此而榮華富貴。

有時候我會想，在這個篤信佛教的國家裡，這些人在佛祖面前吸毒時，會不會覺得自己是有罪的？還是他們只是單純地覺得很好玩？原本，我試著在《冰毒》中，安排了一幕主角在佛塔吸毒的戲，結果幾次下來都拍不好。我想，或許是因為佛祖不允許，加上拍攝時天色已暗，最後就放棄了。

其實，在某個層面上，毒品和宗教，都是緬甸人心靈空虛的安慰劑，只不過毒品是暫時麻痺，而宗教是修行提昇。尤其是到邊境礦場挖玉的人，他們因為家貧而冒險到礦場一搏，希望以此一夜致富。但在礦坑裡的工作環境惡劣，坑道隨時有坍塌危險，再加上玉礦區時常爆發戰爭，富貴與死亡，常常就在一線之隔。

- 本文節錄自趙德胤《聚｡離｡冰毒》一書 - 

延伸閱讀：《聚。離。冰毒趙德胤的電影人生紀事》- 摩托車 緬甸資產階級象徵

延伸閱讀：《聚。離。冰毒趙德胤的電影人生紀事》之三 - KTV 緬甸人的歌唱故事

圖文提供/天下雜誌

沐浴玻璃穹頂透進的日光當中，被壯麗的歷史壁畫環繞，眼觀水景、耳聽陶瓷撞擊的清脆聲響，自顧自墜入白日夢——這樣的夢幻體驗，現正於「巴黎證券交易所（Bourse de Commerce）」發生。法國藝術家Céleste Boursier-Mougenot在這座私人美術館帶來大型裝置作品《clinamen》，將長期試驗的創作媒材「聲音」交織水景，邀觀者慢下腳步細細聆聽並感受場域，投入一場冥想。

壯麗穹頂下的藝術實驗場

自18世紀以來，巴黎證券交易所建築曾作為穀物貿易、期貨交易的據點，現則是「皮諾私人美術館（Pinault Collection）」的所在地。2017年，建築迎來由貿易場所轉生為藝文場館的大規模改造，日本建築大師安藤忠雄將其標誌性的清水模，與建築本身的富麗巴洛克式風格結合，揉古典和現代美學於一地。而館內的穹頂大廳，自開幕以來即是藝術家的實驗場，過去韓國藝術家金守子（Kim Soo-ja）曾在地面鋪上巨型鏡面，邀訪客漫步鏡上，以嶄新視角觀看建築。

水鏡映照天空，瓷碗碰撞成流動樂章

這次在皮諾私人美術館總監Emma Lavigne親自策劃下，法國藝術家Céleste Boursier-Mougenot帶來沈浸式裝置《clinamen》，這件作品延續他慣常的創作語彙，遊走在聲響、雕塑及表演的交界。在大廳正中央，藝術家設置了一座直徑達18公尺的巨大水池，藉這面「水鏡」映照穹頂外的巴黎藍天。水面上散落大大小小的瓷碗，它們隨水波緩緩漂移，當偶遇相撞時，便會發生清脆聲響，此起彼落的碰撞聲譜出流動樂章。

聲音自有生命

對Céleste Boursier-Mougenot來說，聲音是一種「有生命的材料」。音樂創作者將聲響「編排」成音樂，可他卻長期試驗將聲響「脫離人為控制」，讓其跳脫傳統音樂的框架，轉化為一套能自我調節、具有生命的有機系統，不需人為干預，自隨時間不斷變化。而巴黎證券交易所版本的《clinamen》，可說是這場藝術實驗的集大成之作。

至今規模最大的《clinamen》

過去《clinamen》曾於墨爾本維多利亞國立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龐畢度中心梅斯分館（Centre Pompidou-Metz）展出，來到巴黎後，作品以空前的巨大規模呈現，其水池面積達到過去最大尺度的兩倍。龐大尺度並非盲目的追求，而是藝術家對巴黎證券交易所建築的回應。Céleste Boursier-Mougenot表示，每一座展場都像一個「模具」，他將自身裝置技術與美學灌注其中，孵化出每個場域專屬的限地版本。

慢下腳步，感受「不確定」的詩意

《clinamen》一名源自伊比鳩魯學派（Epicureanism）的哲學思想，其主張原子會產生隨機、不可預測的偏移運動。Céleste Boursier-Mougenot認為《clinamen》的運作邏輯巧妙對應此學說，它不僅關注水、瓷碗及聲響本身的「運動」，也探索著事件發生、物件排列（即水波推動瓷碗導致碰撞出聲）的千萬種可能。在無數可能中，觀眾無法預測將遇見哪一種，也難以預想瓷碗碰撞的音色，這種「不確定」成就的詩意正是體驗的核心。

也正因《clinamen》難以預測，觀眾僅能駐足、等待那份僅存於當下的體驗。在資訊爆炸、節奏極快的世界，Céleste Boursier-Mougenot邀人們慢下來，在靜止與流動、沈默與聲響、秩序與混沌，及水色和天光交織之間，暫時成為作品的一部分，悉心傾聽、墜入一回冥想或一場白日夢，暫離喧鬧世界。

資料來源｜Bourse de Commerce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串連藍盒子、大劇院的「超級大劇場」首度開放！首場演出迎來波蘭導演盧卡斯・塔沃柯夫斯基（Łukasz Twarkowski）作品《共和國》（Respublika），結合劇場、派對、社群實驗與空間遊牧，透過一場長達6小時的狂歡派對，質疑週休二日、朝九晚五等當代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模式，並邀觀眾打破場體制設限，沈浸體驗銳舞（Rave）文化，從中思索參與、工作、自由的可能。

真正的自由，存在狂歡的當下

《共和國》是一場橫跨建築、電子音樂、共食活動與自由行動的沉浸式社群實驗。作品場域內設有移動房屋、大廚房、桑拿房、太空艙樣貌的空間及大小舞台，邀觀眾穿梭其中自由參與、探索，不再只是觀眾席上的旁觀者。塔沃柯夫斯基表示：「我感到真正的自由，是在狂歡的當下。」這句話不僅是本作的精神核心，也傳達他對劇場形式與社群力量的重構與實驗。

復刻18世紀末短暫存在的「烏托邦」

「我想做一個實驗：如果一群人忘記工作一整年的話，會發生什麼事？」塔沃柯夫斯基這道提問，開啟了《共和國》的創作概念。作品部份創作靈感來自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保拉瓦共和國（The Pavlov Republic）」，其誕生於18世紀末，由波蘭神父與800名農民共同創建，他們曾短暫實現自治社群的理想，擁有自己的軍隊、貨幣、學校與劇院。

儘管保拉瓦共和國未能久留，但仍為塔沃柯夫斯基與他的創作團隊提供了對理想社會、工作制度與共處模式的豐富想像。在當代社會面臨民主崩解、資本制度失衡與氣候危機的背景下，《共和國》藉此這段歷史重新思考工作與生活的界線，質疑週休二日、朝九晚五是否仍為人類最佳的生存模式。

從森林到劇場，從社會實驗到藝術實踐

2019年，塔沃柯夫斯基與演員、作曲家、DJ、服裝設計師等來自各領域的15位藝術家，一同走入立陶宛森林，在房車與移動住宅共居、一同創作，模糊了生活、工作、排練的邊界，同時設計一套社會實驗的脈絡引導成員，如每日舉辦電子音樂派對，讓「銳舞」成為新的信仰，且在實驗的終點開啟最初的提問——工作與收入對當代社會的意義是什麼？當許多人害怕沒有生產力的同時，這個在森林裡成長的「共和國」成了一種宣告：「我應得的，我需要它，剩下的都不重要。」

將森林裡的社會實驗復刻為宏大的沉浸式展演，《共和國》由3個部份組成：一開始觀眾可以在空間中遊覽、觀看，迷失在街道之中；一小時過去，表演揭幕，整場演出將不斷拆除牆壁並播放現場的影像，觀眾像是置身電影片場，能同時看到螢幕和現場正發生的事，織就多層次敘事；當牆壁逐漸被拆除，第三部份便剩下純粹的狂歡，演員和DJ將以舞蹈、音樂邀觀眾一起投入派對。

不只是配樂，Techno是反抗與療癒的象徵

電子舞曲Techno在《共和國》的演出中不僅是配樂，更是召喚與療癒的媒介。Techno誕生於1980年代的美國底特律，是這座工業城市邊緣青年反抗現實的聲音。柏林圍牆倒塌後，地下Techno派對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在東柏林的廢墟中，象徵自由的重新誕生。

塔沃柯夫斯基深受這段歷史啟發，對他來說，電子音樂有「昇華人性」的作用，「如果我需要建立某種暫時自治區，那就必須是銳舞。」他希望觀眾跟著同樣的節奏跳舞，成為群體，分享喜悅。因此他在《共和國》中注入了Techno的節奏與冰冷詩意，讓整場演出像是一場帶有社會意識的儀式，也是一次個人心靈的逃逸旅程。

歡迎登陸僅存在6小時的微型國度

《共和國》沒有明確的舞台和敘事框架，塔沃柯夫斯基認為整場演出更像是營造某種「共享經驗」，藉由視覺、聲音與身體交織，建立一個去疆界、反制度的藝術空間。「對我來說，劇場算得上是最官能的藝術形式之一，包含它所使用的身體、汗水、震耳欲聾的音樂，一切合而為一。」在資訊爆炸、節奏極快的時代，《共和國》提供一個讓人暫離現實、重新與人群與自我建立連結的可能。這不只是一場演出，而是一個暫存的微型國度，一個以藝術為基底、以狂歡為語言的自由實驗場。

北藝中心超級大劇場首演《共和國》

演出時間｜2025.06.04－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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