繪本裡的藝術烈愛故事!墨西哥傳奇畫家芙烈達卡蘿 用繪畫縫補生命的傷口

芙烈達卡蘿

「我沒病。我只是壞了。只要我還能畫畫,活著就是件開心的事。」

 

芙烈達卡蘿(Frida  Kahlo)出生於墨西哥市,父親是德裔攝影師,母親家是墨西哥與西班牙血統的族裔。雖然他們以墨西哥裔為傲,但她更常使用父親給她的德系名字芙烈達(Frida)。卡蘿的一生,遭遇了許多逆境,她6歲時罹患小兒麻痹,18歲又遭遇嚴重大車禍,導致卡羅無法生育,即使懷孕三次,都不能留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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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命運多舛,小女孩在家裡有著不同的地位,父親似乎特別寵愛她,教了卡蘿很多修改底片的技巧;父親忙碌時,她也可以分擔工作。家庭環境與人生際遇也讓畫圖成為卡蘿生活中最適合的活動,她可以在醫院、在家,畫自己、畫寵物、畫植物,寓意、想像都可以,本想學習醫學的她,也因此逐漸具備藝術的能力,而成為世界知名的藝術家。

 

卡蘿一生待在醫院與行動不便的時間很長,這也造就她畫自畫像的經歷,她一生畫作有143幅,其中55幅是自畫像。1950年後,由於脊椎手術失敗,細菌感染後必須截肢,導致身體狀況惡化逝世。

 

遠觀卡蘿,可說是生命奇蹟,她亮麗驚心,才華洋溢;近觀卡羅,雖災難不斷,仍不輟不餒。我在閱讀過以卡蘿為主題的繪本後,除了發現更多關於卡蘿的繪本,甚至起心動念想前往墨西哥繼續解讀卡蘿的生平與創作。

 

「藍屋子」(La Casa Azul),是卡蘿在墨西哥市的故居,建於1904年,為她出生、長大、婚姻、教學、去世的主要所在,這裡從1958年起規劃並對外開放為卡蘿美術館,位於舊市區優美的社區裡,已經成為墨西哥市的主要景點了。

體弱多病的卡蘿,被呵護、璀璨、苦難的短暫生命就像一齣連續了47年的劇場,在藍房子裡不斷上演,從不重複。這同時也是時間長短相對的感受:對一位藝術家來說,我們希望她長壽些,有更多作品傳世,47 歲英年早逝;對一齣連續劇,我們會覺得夠長了,無力追劇。卡蘿的一生波折多難,身體因小兒麻痺、車禍造成的傷害,造成心靈異於常人的堅毅與需求;她在藝術領域的狂野與創新,讓觀者讚嘆。

 

經常有朋友對我說,「只要你真心想要的,就會有神奇的力量來幫妳。」這些心想事成的實現,經常造成特別的經驗;心存感激,覺得運氣特別好之際,亟欲分享這樣的信念給書友。

 

往往在旅行時遇上驚喜的展覽,遠比計劃中的還要精彩;譬如之前在慕尼黑偶然地遇見了盛大的克利與慕特的個展,在鹿特丹誤打誤撞,闖入一個地位重要的美術館,最後趕上倫敦的卡蘿展。確實這一年身歷看展的好運,也發現世界各地對藝術家的關注早已鋪天蓋地進行中。

 

我去訪問藝術繪本作家瑪麗安・杜莎(Marion Deuchars, 1964-)時,恰好隔天她就要前往墨西哥市,並已經預約好藍屋子的參觀。我們也聊起卡蘿結婚後,與先生分住兩個屋子,這樣one family two house的結構也成為許多獨立女性的理想。

 

在婚姻裡是否能夠保有自我,繼續完成自己,一直是很多女性難得平衡的觀點。生活起居需要旁人照顧的卡蘿,對這點相當執著,即使先天條件不足,她也過得像個女王。為什麼這麼說呢?一起進入繪本裡來看看吧。

 

Viva Frida

本書的創作者,巧妙地透過不同視角的運鏡,變化寬窄遠近的視覺語彙,帶著讀者走入卡蘿的內心世界。作者莫拉雷斯(Yuyi Morales,1968-)同樣來自墨西哥,她在手工製造的黏土布偶內藏鐵線,以固定偶型的動作,主角雖是戲偶,但書中的背景更是多所斟酌。仔細觀察每一個戲偶的細節,從髮型、服裝,即使長裙下若隱若現的腳,都有粗細之別,每個看似細微的配件都有其意義,如同卡蘿畫作裡的符號。

 

翻閱全書,就像在欣賞一齣精美的戲偶劇,繁複的手工嘆為觀止,精采的畫面, 卻只構成搭配少量的文字,畫龍點睛地闡述了卡蘿的生命旅程。正如卡蘿畫了許多自畫像,這段文字也有很多「I」。

 

I see. I search. I see ah-ha! I play. I know. I dream and I realize that I feel and I understand that I love and create and so I live. 

 

卡蘿被爭議的情感世界、留下的畫作、甚至由法國肖像攝影師吉賽兒・弗羅因德(Gisèle Freund , 1908- 2000)為她拍攝的攝影集,都是女性藝術家的經典代表。書本一開始就出現的鳥,傳神地回應她生平名言: 「如果我能飛, 為何需要腳?」作者更以卡蘿的臉,呼應那幅被射了許多箭的鹿頭畫作《受傷的鹿》,或許對繪本創作者、藝術家而言,生命不是隨著呼吸延續,生命由作品延續。

 

Me, Frida

正當多數的繪本都以卡蘿的一生為題時,只有這本書講述的是卡蘿在美國的經驗。此繪本的創作者肯定非常領略卡蘿的生平,才能做出如此精萃的作品,如果你有機會多了解卡蘿的生平、日記等相關文獻記載,觀看本書時,一定會更被創作者投入的心思所感動。

 

書本的主要時間軸是卡蘿與先生迪亞哥・里維拉(Diego Rivera, 1886-1957)到美國舊金山發展的期間,書中詮釋了當時仍依附著先生的卡蘿,由於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加上思鄉,因此出現許多不適應的心情。里維拉當時已是墨西哥知名的壁畫藝術家,是卡蘿習畫的老師,更是卡蘿兩次結婚的對象。里維拉的故事也很傳奇,里維拉其實是雙胞胎,但生產時卻只有他存活下來,由於從小體弱,父母便將他送到山裡由專人照顧。

 

在森林裡長大的他,再次回家時已長成了強壯的孩子。他體型壯碩、大手大腳,不習慣坐在教室的生活,卻非常喜歡畫圖。父親為他準備畫室,沒想到他卻畫在家裡每一面牆上。長大後的里維拉也曾到歐洲深造,並將墨西哥的生活作為壁畫主題,以此成名。里維拉與卡蘿體型差異懸殊,卡蘿的父親就比喻他們倆像是大象與鴿子。

 

1930年,里維拉應邀到舊金山繪製城市壁畫,這也是卡蘿第一次離家。當時里維拉已是各界的關注焦點,卡蘿則因為頓時失去從小以來的特別呵護,開始勇敢地探索舊金山,並畫出自己的作品。

 

卡蘿與里維拉兩人觀看世界的方式不大相同, 生活節奏也不盡接近。好強的卡蘿,從小就是家人的目光焦點,因此對於自己的標準極高,要做就一定要表現到最好,但當時藝評家對卡蘿的畫作卻僅給予普通的評價。直到她畫出《芙烈達・卡蘿與迪亞哥・里維拉》這幅畫,作品中充分運用了墨西哥的色彩,並放進鴿子與彩帶,透過自己與里維拉體型上的對比,隱喻心中感受,卡蘿正式開始建立起自己的風格。

 

Frida Kahlo and Her Animalitos

熟悉卡蘿作品的人都知道,卡蘿經常在創作中加入箭、荊棘與動物等圖像作為隱喻。動物可說是欣賞卡蘿作品的必要元素,而本書的作者便是深入研究這些在不同時期,出現於卡蘿相片與創作裡的動物。或許可以說,本書打開了另一扇認識卡蘿人生的門。

 

卡蘿從小便養過許多寵物,開始畫圖後,也因為行動限制和自我內省,畫了許多自畫像。在這些自畫像中,就經常出現動物陪伴在側,有小鹿、黑貓、猴子、驢子、老鷹、火雞、狗、鸚鵡。

 

這些動物依序出現在卡蘿的生命時程,也出現在她的畫裡。不論是動物們所代表的個性或是精神,都陪伴著卡蘿,並給予她靈感和力量。而這些被允許隨意走動的動物,彷彿代替了行動不那麼自由的卡蘿。

 

除了小動物,本書對於卡蘿造型的描繪,也非常細心。卡蘿的外型特殊,在電影、其他書籍裡也都使用她的一字眉讓觀眾易辨識;而本書除了眉毛,還留意不同年紀時的髮樣與造型。據說卡蘿每天要花很多時間梳妝自己,包括服裝、髮型、配件、化妝,徹底實行「每天展現最漂亮的自己」的精神,即使不出門也是風格打扮。

 

繪者在書中的許多細節,採用了溫和但殘酷的描述筆觸。譬如卡蘿罹患小兒麻痺後,學著同齡的孩子騎腳踏車,當時她也喜歡扮男裝。中學時,好強的她與男孩們一樣,騎著驢子,但明顯地看見雙腳不同粗細。為了表現那場讓她支離破碎的車禍,繪者放了把火在她身上,搭配公車翻覆和骨頭分裂的畫面,暗示幾乎無法生還的災厄。先生為她蓋了一個金字塔型的寵物遊樂區,也暗示著婚姻關係中隱藏的難題。最後當卡蘿躺在床上,一旁放著輪椅的畫面,提醒讀者,卡蘿人生中最後一次個展開展時,她是躺在床上,由醫護相關人員抬著床進場的。看似輕描淡寫的頁面,卻帶過她人生的重要經歷,每一次的翻閱,都深深地打動讀者體會卡蘿人生中的偉大磨練。

 

Frida

由西班牙藝術家安娜・胡安(Ana Juan, 1961-)所繪、2002年出版的Frida ,可能是最早開始關於卡蘿的繪本;封面那位乘在紅鳥上畫著紅鳥的一字眉卡蘿,清楚點綴出這位二十世紀重要女畫家的魔力。其他常見繪本還有法文繁複紙雕做法的FRIDA ,與Frida et Diego, Au Pays Des Squelettes ;電影《可可夜總會》也在墨西哥的節日「Day of the Dead」裡提到卡蘿。

 

「Day of the Dead」是墨西哥的習俗,他們認為人的死亡分三種:去世之後有人想念的、去世之後沒有人想念的,最後一種是雖然尚在人世但沒有人想念的。每年十一月一日,有些地方從十月三十一日就開始跳舞慶祝,隔天將這些食物帶到墓園與死去的親人分享,如果是年幼去世的就第一天過節、如果是成人才去世的就第二天才過節。聽起來很類似我們的清明節,但是歡樂氣氛較濃。而且依照習俗,大家會用紙漿做各式各樣的人偶慶祝;鮮花、蠟燭、食物是必須的,以歡迎回訪的靈魂,其他如舞蹈、儀式則視當地而定。

 

這樣對生命的紀念與實踐的方式,漸漸地傳達到世界各地,在我們珍惜當下,也珍惜彼此之間的情份思念時,生命的價值自然延續,沒有意義的自然被淡忘。對一般人來說,現在卡蘿的知名度遠大於里維拉,一定不是他們預期得到的。

 

Frida Kahlo: The Artist who Painted Herself  

Getting to Know the Greatest Artists 系列裡的這本卡蘿專書,以相片、圖、漫畫分別陳述了當時生活如何對應卡蘿的作品。這系列繪本的特色,內容簡單富有童趣,彷彿小學生寫報告的圖文書,也一直是藝術家入門的最佳讀物。本書中便舉列許多卡蘿不同年紀時的代表作,讀者可以快速連貫與回顧。本書的作者將主角的名字命名為「Frieda」,以呼應卡蘿的德裔原名Frida。事實上,為了抗議希特勒迫害無辜的百姓,卡蘿後來宣布不再使用她德文的名字。

 

文字:賴嘉綾

欲知更多藝術家故事,都在La Vie叢書出版 《懂得欣賞,是件快樂的事!聽故事、入門藝術、逛美術館,美感探索的繪本提案70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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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玻璃睪丸」、一段揭穿「厭女的遮羞布」的〈Rule男Freestyle〉,讓嘻哈歌手楊舒雅引發廣大論戰,但對她而言只是必須說出。而有章藝術博物館展出的《陳美玲Michelle Chen》則是新銳策展人「長椅小姐」花了多年、以策展之名寫給母親世代的一封長信。對「她們」來說,創作是一種訴說。對話結果不一定美好,但她們相信故事被聽見,本身就有力量。

▶ 本文選自La Vie 2025/12月號《秩序重啟Order Reset》,更多精彩內容請點此

最喜歡楊舒雅的哪首歌?長椅小姐的答案是早期抒發個人情懷的〈死水〉,這讓楊舒雅相當意外。她坦言自己是很後來才因〈RuleFreestyle〉注意到楊舒雅,但回頭聽她的作品時感到驚訝:「她每首歌的語感、風格都在變,而每一次的『變』都不是表面裝飾,而是從經驗長出來的。」

一個人的成長面貌多重而流動,長椅小姐也是很晚才意識到自己並不了解母親那代人的抉擇,花了幾年研究,才有了展覽《陳美玲》。展覽讓楊舒雅想起過世的媽媽——她有過自己的工作,最後卻選擇照顧家庭。「我之後想做的歌曲跟長椅小姐很像:從媽媽的生命經驗往回推,看見那個世代與台灣大環境的變遷。她用不同形式、用很多人的案例在討論,我看了很感動。」

楊舒雅

台灣嘻哈歌手與詞曲創作者,1999年生。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大學時期加入Hip Hop研究社,開始發展饒舌創作。2019年以〈華康少女體內份子〉切入台灣的威權歷史與國族記憶,收穫關注;2025年〈Rule Freestyle〉直指嘻哈圈的厭女文化,作品入圍第16屆金音創作獎「最佳嘻哈歌曲」。除音樂之外,她也長期參與公共議題,曾投入「為台灣而教」計畫於花蓮任教,2024年起加入立法委員伍麗華辦公室擔任助理。

長椅小姐

策展人與創作者。本名杜依玲,「長椅」是理想展覽的模型,如同公園裡的長椅被視為公共財,提供人們巧遇,停留,產生對話的空間。自20232025年起展開「陳美玲」3年計畫,從一位虛構的1950年代出生女性出發,重新觀看台灣女性世代經驗。首展《陳美玲的房間》於立方計劃空間展出;2025 年於國立臺藝大有章藝術博物館推出《陳美玲 Michelle Chen》,匯集多位台灣與國際藝術家,以跨域方式梳理女性生命與社會記憶。

Q:你們從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自己身為「女性」?是否有影響你們一路走來的創作?

 楊舒雅  「厭女」不是嘻哈獨有,一直都存在人類歷史中。很多人用「嘻哈只是反映社會,所以不需要負責」來替自己的創作開脫,可是我認為創作除了反映,也能改變社會,只是反映就是在自我限縮。更何況台灣跟美國的文化與歷史脈絡完全不同,卻有人用美國嘻哈史來合理化自己的厭女,這並不誠懇。

 長椅小姐  我是從觀察媽媽開始。她能力很好,在電子業當主管,是家裡經濟支柱又要做家務事。那年代男性普遍有「面子問題」,我爸不善於表達情感,在婚姻中冷漠與疏離。我與媽媽很親密,卻也對她的「委曲求全」感到憤怒。直到30歲,看見她年輕時文藝模樣的照片,突然才意識到:我根本不了解她是怎麼變成現在的樣子。問了很多朋友,發現這是一整個195060年代台灣女性共同的生命樣態,促成了《陳美玲》的起點。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楊舒雅  進台大嘻研社之後,成員大多是男生,我同時在修性別課程,兩種經驗互相對照之下,很多事情突然變得明白。例如學長曾建議我「女生寫詞chill一點就好」。我知道他沒惡意,但那瞬間在想:「為什麼你覺得我應該這樣?」叛逆心被點燃了。老實說,我大學初期的歌都還滿chill的,但這沒有不好,它是摸索的過程,我們不可能一下子就跨越到做自己的狀態。

 長椅小姐  我好像沒有「開眼」的瞬間,從小就叛逆、愛頂嘴,打扮比較中性。我一直被提醒:「穿這樣像男生」、「動作不要太粗魯」、「講話小聲點」。出社會後一直在公務體系工作,常遇到女生被安排去接待、端茶倒水,男性先獲得升遷機會。這些似乎跟著你一輩子。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楊舒雅  在嘻哈界,最大的差異是「創作自由」。男性寫厭女、物化女性的詞,往往被當成一種風格,甚至被吹捧為某種「real」。但女性用詞稍微強烈,反彈就巨大無比,甚至有人說我們在「打壓男性的創作自由」。這自由根本不是中性的,而是從既有結構延續下來。

 長椅小姐  女性創作者經常要先跨過自身曾感受到的不公,像藝術家吳瑪悧,一開始的創作關於女性議題,後來延伸到環境關懷。如同許多台灣創作者要先處理好我們的身分認同,才能邁向其他方向,我不覺得這是壞事甚至限制。不過當夫妻兩人都是創作者,被犧牲的往往是女性。《陳美玲》裡我研究的藝術家李錦繡,丈夫黃步青便是威尼斯雙年展台灣代表藝術家。她非常有才華,卻因家庭而淡出藝術圈,不到50歲就罹癌去世了。但如果貶低女性做的「家務事」,就會看不清她們的價值。我以前也覺得我媽沒夢想、為家喪失自我,但這樣的看法也是在複製「男性價值觀」。

吳瑪悧《寶島賓館》,1998年。(攝影:ANPIS FOTO 王世邦;圖片提供:長椅小姐)
吳瑪悧《寶島賓館》,1998年。(攝影:ANPIS FOTO 王世邦;圖片提供:長椅小姐)
李錦繡系列作品,展場一景。(攝影:ANPIS FOTO 王世邦;圖片提供:長椅小姐)
李錦繡系列作品,展場一景。(攝影:ANPIS FOTO 王世邦;圖片提供:長椅小姐)

Q:《陳美玲》採取較溫和的展出策略,〈Rule男Freestyle〉尖銳歌詞引起滿大爭議,對於委婉或丟直球,可以談談你們的選擇?

 長椅小姐  或許沒有「基進」女性主義,這是從男性視角出發的分類。像女生講話大聲點就被說基進,男性厭女甚至情殺沒人會說是「基進男性主義」。所謂「基進女性主義」通常只是強調:如果不是男性掌權,世界會不會更好?有人誤以為是在主張女性要站在頂端。不過展覽不是抗議,是為了創造「溝通的空間」。所以我叫「長椅小姐」——長椅就是公共空間,大家坐下來就能對話的地方。

 楊舒雅  RuleFreestyle〉只是探索我與社會的關係,可以用什麼方式表達的結果。我完全沒料到會帶來如此大的反彈,我其實不喜歡「撕裂」,也不覺得這是必要的。是人們刻意操作、放大那血肉模糊的效果。每個人策略不同,我在這首歌選擇激烈的作法,是發現對方連我「很努力溝通的姿態」都覺得暴力,那我就想:如果這都叫暴力,那乾脆讓你看看真正的暴力是什麼。

 長椅小姐  爭議越大,就越證明歌詞說中了什麼。

 楊舒雅  當初我用「玻璃睪丸」形容他們脆弱,現在變成他們反過來拿這詞代稱我,一副抓到把柄的樣子——但我根本沒睪丸啊。你們到底在想什麼?完全不懂。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Q:那你們還相信「對話」嗎?

 長椅小姐  我相信,但溝通、對話的對象優先為女性。

 楊舒雅  這樣算溝通嗎?那長椅小姐「坐在兩端的兩個人」,你覺得會是兩個女人嗎?

 長椅小姐  不一定要是女人。表達委婉的《陳美玲》就是想做出一個「媽媽看得懂」的當代藝術展。很多男生來看,也覺得可以理解。我想創作是存在比不存在好,存在就可能被看見,不存在,故事只會是透明。

 楊舒雅  我現在不太相信對話。我相信的也是「存在」——作品存在著、被看見,那就夠了。能否理解是對方的事,不是我能強求的。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Q:你們有被說過「太政治正確」嗎?你們怎麼拿捏創作與意識之間的平衡?

 楊舒雅  一些長輩會。他們覺得只要支持女性就是政治正確,因為他們習慣活在女性被踩在底層的年代。女生突然站起來講話,他們就覺得是冒犯。我永遠都是「創作優先」。如果為了政治正確而做作品,反而會讓DEI被污名化,被說成只靠政治正確加分。我不是要成為政治正確,而是要有一個基本同理心:知道什麼會傷害人,就不會那樣寫。

 長椅小姐  我倒是沒有,當代藝術圈本來就是一個很政治正確的同溫層。我策展時也不會先想政治正確,通常只有寫補助案或贊助信時才會特別想到。如果創作是被意識形態牽著走,就會像以前中國出現的那種「工農兵」主題的作品,用藝術去服務政策,而不是去誠實面對自己。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Q:有哪些議題你們覺得人們討論得不夠?

 楊舒雅  現在討論跨性別議題的方式很危險,太強調身分政治:誰有資格談論?誰的恐懼能被流傳、贊同?許多人過於將對男性的恐懼轉嫁到跨性別者身上,但真正該被挑戰的是會施暴的男性。社群討論太急、太激化,快速站隊之下就有聲音被犧牲,我相信許多跨性別朋友因此感到受傷,卻又不敢站出來,這和早期同志運動的處境很像社會往前的過程,常是建立在部分人受傷的前提上。轉型正義也是,常有人跳出來說:「不要再強調加害者了。」可是一個社會需要真正面對自己的歷史,而且時間久了記憶只會越來越淡,現在都不處理,未來要怎麼辦?

 長椅小姐  最近延燒的同志代理孕母、借精生子議題,都應該重新被檢視:怎麼避免女性身體被商品化?社會又是如何弱化女性在孕育過程中的傷害?我不覺得有人會願意一再承受這些傷害身體的風險,以及就生態角度,人類真的需要一直繁衍嗎?

 楊舒雅  生育、月經都是,身體經驗不同,帶來的理解不同。沒有同理心,寫出的作品就會有偏誤,這些誤解還被審美容許,我不是不舒服而已,而是看透了我們之間有巨大的鴻溝,來自生命經驗的不可溝通。要怎麼看待、不對他們失望,是很難的課題。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楊舒雅  另外一個,是關於「轉型正義」。我覺得很多時候,台灣人對歷史的記憶是被剝奪的,而那剝奪是刻意為之——有人刻意讓大家不要想起這些事,讓那一整段歷史在集體記憶裡被系統性地抹去、空白化。當我們試著想要重新討論時,又會出現一種聲音說:「不要再那麼強調加害者了。」我覺得這種說法,就是要讓加害者可以隱身、開脫。

我們如果要真正面對台灣的歷史,就不可能不看見加害者的存在。如果我們不能正視那幾萬計受難者被剝奪的事實,不能在同一個歷史事實的理解基礎上對話,那我們要怎麼討論「台灣的未來」?這件事非常可惜,也令人擔心。生命會隨時間逝去,越來越多當事人離開,我們和那段歷史,只會離得越來越遠。如果連「現在」我們都無法把那些東西召喚回來,那接下來要怎麼辦?

 長椅小姐  我在綠島人權藝術季,曾與李芳吟共同創作〈彼岸日記〉。我覺得大家對白色恐怖有滿大誤解,將它過度標籤化、政治化了。其實白色恐怖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50年代,確實在台灣有一群懷有信念的左派、共產主義者,但在後來的敘事裡,他們的「左派身分」一直被隱形,沒有被好好討論,很多時候關於白恐的討論變成一種政治籌碼。

第二階段是約莫1970-80年代的受難者,他們當中有許多是跟著國民黨部隊來台,以為幾年後就可以「反攻大陸」回家,結果3、40年過去什麼都沒發生,社會大眾也接受了「反攻大陸」無望,他們並沒什麼宏大的政治、英雄願景,只是再正常不過的思鄉之情,但當時只要起了回大陸的念頭就有可能被打成叛亂犯。整個轉型正義的過程裡,這些人一直被過度標籤化。又如受難者家屬的心境,更是一直沒有被充分討論。設想一家人,家中支柱(父親)突然被抓消失,鄰居、親戚會開始非議排擠這家庭,他的妻子或子女真的能全然理解父親的選擇嗎?父親在他們眼中只能是「英雄」嗎?一個人的家族情感只能依附在大歷史敘事下嗎?

Q:回到你們自己身上,可以談談你們打算做什麼?

 楊舒雅  我慢慢準備全職創作。之前曾覺得沒足夠經濟能力,也還沒那麼多想說的話;這幾年有了不少累積,讓我第一次覺得有事情必須用創作說出。創作本身就是一種「話語權」,作品被公開、評論都是一種力量。我喜歡女性把話語權拿回來的姿態,所以我想要將力量放大。之後關於媽媽的創作,更像是跟自己的重新連結,一個人如何去記憶、理解、詮釋是受社會影響,同時個人也牽動著社會,但還是要先回到自己身上。

 長椅小姐  「長椅小姐」的策展身分,對我來說是個實驗場。未來不一定會繼續做女性主題,《陳美玲》其實更多是從我的媽媽出發。會希望做像這樣經過23年累積的「慢策展」,而不是趕著產出下一次成果。展覽需要時間呼吸,要讓它有時間長出自己的模樣。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楊舒雅與長椅小姐。(攝影:劉璧慈)

採訪整理|吳哲夫 攝影|劉璧慈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La Vie 2025/12月號《秩序重啟Order 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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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向內心深處,那份難以言明的「思慕」(yearning)指向何方?2025台北雙年展《地平線上的低吟》由此概念開展,將疑問拋擲向歷史、身分認同、集體與私我的記憶,最後再回到自己。而在開展之際,我們直擊Ivana Bašić、Jacopo Benassi兩位藝術家的布展現場,看見他們如何構築所想,也相談他們的創作與心中所渴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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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opo Benassi的創作不可能事先計劃,更像是一場直覺探索的進行式。「我喜歡意外、沒有預設的狀態,許多東西都是 自然而然發生,這也許是我的缺點,但我的創作方式是真誠的。」在布展現場,他腎上腺素高漲地來回穿梭,正與策展人 之一Sam Bardaouil討論、拆裝作品:向上掛幾公分,完美!他 的「路障」一路從米蘭、熱內亞、亞爾梵谷基金會群展,現在來到了台灣,成為〈花都罷工了〉(Flowers on Strike)的一部 分。這概念最初來自義大利1968年的學運,而他也觀察到,台灣歷史正也是來自一場場抗爭。作品命名反映他對這世界的感受。

「這個世界配不上花朵,它既背離和平主義者,也背離所有反戰理念,所以花朵選擇罷工了。」

Jacopo Benassi於作品〈花都罷工了〉之前。(攝影◎林科呈;攝影助理◎李易蓁)
Jacopo Benassi於作品〈花都罷工了〉之前。(攝影◎林科呈;攝影助理◎李易蓁)

以不完美的浪漫探求未來可能

花,是他長久的創作主題之一。3月時Jacopo便來過台灣,深受故宮博物院的花卉畫作啟發,想為作品注入浪漫元素。他不願太過嚴肅地談論政治,「我想讓作品保持力道,但用諷刺的方式進入人們心中,因為太過暴力的東西反而會讓人逃避。」他帶了幾張明信片回旅館、畫了6幅畫,也在士林官邸玫瑰園待上了10個晚上,用閃燈凍凝住花尖的姿態。在他眼中,尖刺如同路障拒馬,既有保護功能,也警醒人們外來侵犯與弄傷自己的風險。

〈花都罷工了〉布置期間一隅。(攝影◎林科呈;攝影助理◎李易蓁)
〈花都罷工了〉布置期間一隅。(攝影◎林科呈;攝影助理◎李易蓁)

而花刺繪畫、影像與鑄造的拒馬黃銅尖刺被他組合在一起,或懸掛、或放置在鐵書櫃之上;其下隔層中放著台灣藝術家的書籍,源於台灣這次作為靈感支持著他的創作。開展前,他正駐村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這次年輕學生協作的黏土藍白拖、小鳥也被放置作品其間。他開玩笑,說抗爭時「扔拖鞋不會受傷,它們是橡膠做的、不會痛。」

Jacopo Benassi於作品〈花都罷工了〉布置期間。(攝影◎林科呈;攝影助理◎李易蓁)
Jacopo Benassi於作品〈花都罷工了〉布置期間。(攝影◎林科呈;攝影助理◎李易蓁)

雙年展開幕時,Jacopo更帶來了一場《大龍蝦革命》演出。以拍攝地下音樂場景起步的他,曾在家鄉義大利拉斯佩齊亞經營著Btomic音樂俱樂部。直到一次,他意識到不該只作為攝影記錄者,他開始上台、把相機交給觀眾,角色翻轉了,觀眾也成為「Live Shooting」表演的一環。偉大的美國編舞家Trisha Brown曾說:「跌倒也是舞蹈。」這句話成了他的座右銘,「我理解到我的創作就是放手、讓我的不完美自由展現。」

如同相識的台灣表演藝術家林子寧,這次會在演出以台語唸唱,他也買了鑼鈸交予觀眾一同演奏「素人音樂」(musica andalfabeta),所有音樂、非音樂交會一塊,人們彷若跟他一同在路障間進行一場非暴力遊行,創造未來。「就像義大利Fluxus(激浪藝術)先鋒Giuseppe Chiari的概念:打破樂譜,讓音符掉落。這是一個混亂的時刻,但卻是真誠的,而我想要的就是這種真誠。」而問他這次也會將相機交給觀眾嗎?他大笑:那當然!

「沒有相機我什麼都做不了,透過它我可以進入曼陀羅般的狀態,所有事物都向我敞開。」

路障中是庇護與和平的伊甸園

在台灣的日子,Jacopo感受到一種與西方截然不同、一種源於人們相互尊重的寧靜。談到本次雙年展,Jacopo想到了「愛與和平」。尤其在與台灣年輕創作者的交流中,他感受到:「他們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與老一輩對歷史的認知常有很大差距,好像各自在說不同故事,感到隔閡。所以我想將這次的作品獻給他們,我相信他們心中也有這份願望。」

稍早在瑞士蘇黎世,他也感受過相似的平和,在Mai 36藝廊個展的便命名為《Eden》——或許他始終在尋找一個失落美好的伊甸園。當觀眾置身路障之間,「我想讓人們體驗那個時刻,有點像諾亞方舟拯救世界,而我藉由路障庇護了人們。」

Jacopo Benassi於作品〈花都罷工了〉之前。(攝影◎林科呈;攝影助理◎李易蓁)
Jacopo Benassi於作品〈花都罷工了〉之前。(攝影◎林科呈;攝影助理◎李易蓁)

Jacopo Benassi

1970年生於義大利拉斯佩齊亞,目前於當地生活與創作。曾是 汽車修理工,1980年代在龐克社區中心Kronstadt中,受朋友 鼓勵開啟創作之路。由地下音樂場景開始接觸攝影,發展出以 閃光燈抹除景深的代表性風格。2011年於家鄉創立Btomic俱樂 部(∼2015)。近年創作跨足攝影、雕塑、繪畫與表演,發展 出「Live Shooting」表演形式,將音樂、身體與即時攝影融為 一體。

2025台北雙年展《地平線上的低吟》

展期|2025.11.01-2026.03.29

地點|臺北市立美術館

文|吳哲夫 攝影|林科呈 攝影助理|李易蓁 圖片提供|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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