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La Vie雜誌2020/8月號《島嶼的想像》

陳時中部長坐鎮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身穿的背心、樂天桃猿代替真人進場「10號隊友」人形看板、宮廟暫停公事的大紅海報，這些防疫日常物件，通通是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朝思暮想希望收藏到的夢幻逸品。與平常博物館典藏總是年代久遠的印象大不相同，針對當代社會重要事件而生的「快速回應收藏」（Rapid Response Collecting），儼然成為國際博物館間的新趨勢。

今天眼前的新聞，就是明日重要的歷史。想到博物館典藏的物件，總會有種年代久遠、與我們每日生活沒有直接關聯的感覺；但近10多年來，快速回應收藏成為國際博物館間的新趨勢。所謂的快速回應收藏，就是透過蒐集當代重要事件的相關物件，對於當前議題或事件做出記錄和處理。這樣的方式，和過往博物館收古物的印象大不同，更能夠即時回應發生在眼前的國際大事件。

國際指標V&A 　以設計物件為當代史畫座標

談到國際間這股趨勢的興起，英國倫敦維多利亞和亞伯特博物館（後簡稱V&A）可以說是最指標性的代表案例。從2014年起，V&A就開始導入快速回應收藏機制，並將這類物件歸於館內的「當代建築、設計及數位」部門所管轄。首先被蒐為館藏的物件，包括：一把開源的3D列印手槍、一隻曾被擲向前香港特首的IKEA狼玩偶、剝削廉價勞工製造的樂壇天后凱蒂佩芮（Katy Perry）個人品牌假睫毛等等。

根據V&A的準則指出，每一件館方收藏的物件，「都回應了設計與製造之於當代史的重要時刻。不只因為它們推進了設計所能做到的，更因為它們也揭露了我們如何生活的真相。」而在國際上也有許多重要博物館或研究單位都已經導入快速回應收藏制度，像是紐約歷史協會（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就曾在911期間進行物件蒐集行動。

而近期肆虐全球COVID-19則又掀起另一次的博物館行動，不僅英國博物館協會（the Museums Association）特別提供疫情特殊情況下的當代收藏道德指南；像是芬蘭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Finland）更已經指派策展人及研究員針對疫情現況做影像記錄，以便日後推出展覽；V&A展開的「全球大流行疫情物件」（Pandemic Objects）編輯計畫，一方面挑選既有相關館藏重新詮釋，另一方面也公開徵集家庭自製的加油標語，V&A博物館策展人Brendan Cormier在接受《衛報》專訪時特別提到，「我們的任務在於，記錄下屬於我們的時代。」

318公民運動起　當代蒐藏行動Action！

這股快速回應收藏的概念，近幾年在台灣也開始發展。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後簡稱臺史博）基於這樣的理念，今年5月初在官方臉書公告「COVID-19（武漢肺炎）防疫物件蒐集計畫」，不到一個月就募集到各式防疫公告、防疫手冊、口罩套超過百件，可以見得民眾的迴響之熱烈！

而這項計畫就是屬於臺史博的「當代蒐藏」行動系列之一，「嚴格來說，臺史博有類似於V&A快速回應收藏的概念導入，是從318公民運動開始」，主導防疫物件蒐集計畫的臺史博研究組研究助理曾婉琳表示。回顧318之際，這項行動是由中研院史語所黃銘崇研究員發起，非常驚人地廣蒐了現場7,000多樣物件，將其數位化典藏於「三一八公民運動文物典藏庫」（public.318.i）之後，這批實體物件自2016年起就轉交於臺史博保存。

而為什麼會有一個事件會有如此大量的收藏件數？這也與臺史博本身的「歷史」取向有直接關連。像是以設計為導向的V&A，通常面對重要議題只精選一件或少數關鍵物件，例如2017年華盛頓及全球各地在抗議川普歧視女性言論的遊行，V&A只收藏群眾們集體配戴的那一款「開源設計」粉紅色小野貓帽（pussy hat）就是一例，對V&A來說，選件重點在於—呈現重大事件中具代表性的設計概念。「但從臺史博建立當代史的角度來說，可能很難只用一頂帽子來代表，如何去建立『事件完整性』是我們比較在意的。」曾婉琳分析了不同博物館主軸下，進行當代快速回應收藏的切入角度差異。

連儂牆、選舉、罷韓　如何建立客觀中立的物件蒐藏制度？

在臺史博已著手逐步規畫當代收藏制度的同時，隨著社會各類型事件的不斷發生，目前也已經有許多類型物件在陸續蒐集中。「之前台南中國城拆除時，我們做音聲研究的同事，就有去蒐裡面音樂城與文夏相關的宣傳招牌，和郭一男印製歌仔冊的相關資料；去年我們也有去台大公館地下道蒐集連儂牆的便利貼。」曾婉琳細數近幾年來，因為研究趨向和社會議題而啟動的幾次蒐集行動，「選舉史料也是我們蒐集的重點之一，從館成立以來每屆選舉都有，再加上從國史館轉過來的5,000多件史料物件；包括之前罷韓時，我們也有去現場蒐集。」

然而，當代蒐藏處理的議題和社會事件，一方面選擇的主題本來就需要具有代表性和重要度，另一方面也意味著這些議題可能都有一定的敏感度，在蒐集物件時，館方應該如何拿捏並力求中立呢？「相較於318期間的大環境，近年因為我們導入了快速回應收藏機制，有足夠的中立度、不受政黨輪替影響來進行蒐藏」，曾婉琳進一步說明，「因為是從歷史角度切入，我們希望正反意見的物件都收到。像318期間，就很遺憾沒有收到白狼在國會場外示威的物件。如果不收，會失去某程度上自我辯解的機會；如果中立且正反都收，不管面對誰都站得住腳。」

文 方敘潔 、攝影 張藝霖 

圖片提供 臺灣歷史博物館、樂天桃猿、V&A

完整內容以及欲知更多新博物館思維，請見La Vie2020年8月號《島嶼的想像》

這部電影不要你黏在椅子上看，而要你起身走進一棟台灣老公寓，穿梭廚房、客廳、臥室等空間，慢慢拼湊出曾發生在此的破碎婚姻故事。你的移動步伐，將推動故事前進。

這是台灣張碩尹工作室、英國爆炸理論（Blast Theory）共同製作的「互動式電影」作品《Proof As If Proof Were Needed》，於年初拿下2025美國西南偏南藝術節（SXSW）混合實境競賽單元評審團特別獎後，回到台北於7/4～7/20限定兩週展出。

「走進」老公寓，拼湊一段破碎婚姻故事

《Proof As If Proof Were Needed》由蔡弦剛執導，夏騰宏與柯念萱主演，背景設定在一間台灣老公寓，文本圍繞著一個在災難中破碎崩解的婚姻故事。這不單只是一部電影，更是一件觀眾可與之互動的沈浸式裝置。有趣的是，觀眾不需要穿戴任何裝置，而是透過「AI視覺感測系統（AI Computer Vision System）」體驗。

觀眾將置身一座台灣住家的等比例平面圖上，地面標示著4個空間：廚房、客廳、臥室與浴室。每當觀眾踏入其中一個房間，AI系統便會偵測觀眾的移動，切換到該房間的故事。透過在空間中移動，觀眾將慢慢拼湊出一對伴侶曾在此生活的痕跡。

觀眾的「互動」也是看點

由於每場次的觀眾人數可能不只一人，因此觀眾之間發酵的狀態也成為觀看的重點。AI視覺感測系統會在偵測展間的人流後，決定該切換到哪個視角，因此觀眾彼此互相看眼色、牽制與角力，干擾和合作，都成為了觀看作品的趣味。

這部「互動式電影」打破線性敘事，給予觀眾更多摸索的空間，建構出新型態的觀看體驗——作品的敘事仰賴觀眾的移動進行，甚至可以說是「沒有觀眾，作品就不存在。」創作者亦不刻意講故事說明，轉而注重傳達作品的情感氛圍，交由觀眾填補空白。

「我特別喜歡觀察人們如何和作品互動，努力了解故事的樣子，甚至還曾看見觀眾一隻手放在房間、另一腳放在廚房，試驗著試圖混淆系統的滑稽舉動，發展出團隊從未想過的互動的方式。」——爆炸理論業務經理Anne Ruper

為何以「家」為題？一座壓抑籠罩的劇場

「家」一詞往往讓人聯想到庇護、歸屬與安穩，但創作團隊回溯電影史中大衛・林區《驚狂》和米哈伊・哈涅克《隱藏》當中對「家」的詮釋，卻是潛意識中瀰漫壓抑和焦慮的劇場。於是在《Proof As If Proof Were Needed》中，「家」成為觀眾走入作品敘事的核心，當觀眾穿越不同房間，也彷彿在夢境般的空間，探尋此地曾發生的婚姻生活痕跡。這樣的結構不僅回應了潛意識如「記憶宮殿」般的運作機制，也讓觀眾的「觀看」，從被動變成主動的心理參與。

另一方面，家作為最小單位的社會結構，不只受到內部情緒影響，也受到外部局勢的牽動。從歷史和社會脈絡來看，台灣長年受地緣政治影響，有著身份認同的討論；英國社會則長期面對移民問題，及近年的脫歐危機和通膨困境。因此，這次跨文化的台灣與英國團隊，從彼此對「家」的理解出發，重構一個想像的個人空間，並藉此探討所謂「家」的樣貌。

SXSW評審團在授予獎項時表示：「這件作品讓我們感受到迷惘、沮喪和彼此疏離。一開始只是悶燒著，但是最終成為空間、故事、科技和人類行為之間產生了意料不到的聯繫和交會舞蹈。」

以互動性、社會批判串起的藝術實驗

來自英國的爆炸理論（Blast Theory）常透過互動藝術探索社會和政治議題，他們結合表演、遊戲、影像、應用程式、裝置藝術等，將觀眾置於非尋常、甚至令人不安的體驗當中，邀人們透過親身參與日常難遇的景況，開拓看待社會的新觀點。像是在作品《觀看的機器》中，觀眾便被邀請參與一場搶銀行的角色扮演遊戲。

張碩尹與爆炸理論的合作始於2016年，當時他在爆炸理論位於英國布萊頓（Brighton）的工作室駐村一個月。他回憶：「當初觀看到的，是藝術計畫除了成為展覽中的展示品之外，能夠成為溢出社會建制的『事件』。藝術家能夠透過藝術計畫的靈活與機動性，連結各形各色的人事物，進一步成為寬廣世界溝通的管道。」受此啟發，張碩尹工作室在2023年夏天向爆炸理論提案，開始《Proof As If Proof Were Needed》為期一年半的開發與製作，作品於2025年國西南偏南藝術節（SXSW）全球首映，如今回到台北放映。

此次合作延續著張碩尹工作室和爆炸理論對於「互動性」的高度興趣，雙方的作品都時常有意識地削弱藝術家的「控制權」，將作品開放給觀眾參與，在這樣的情況下，觀眾也被賦予了「推進作品」的責任——每個人的行動、決策以及與其他陌生參與者當下的互動，都為作品創造嶄新的意義和火花。

《Proof As If Proof Were Needed》台灣首演

展期｜2025.07.04－07.20，期間不公休

地點｜台北市士林區福華路180號

開放時間｜ 11:00－21:00

今年，瑞士巴塞爾藝術展（Art Basel）發生一場「藝術事變」——不羈的洋紅噴漆線條猖狂地侵佔主展館前廣場，從地面蔓延至牆面、時鐘、水池，甚至覆蓋Art Basel斗大的標誌。這不是惡作劇、也非抗議，而是德國視覺藝術家Katharina Grosse為展場量身作的畫——《CHOIR》。透過具侵略性的線條及張揚色彩，藝術家企圖在受制的環境中，試驗藝術發生的各種可能；也在這人們爭相購入藝術品的場域，創造一件「無法被擁有」的藝術品。

生命有限、無法被擁有的藝術品

傾心藝術，必知Art Basel。這場全球知名的藝術博覽會，版圖跨及瑞士巴塞爾、邁阿密和香港，匯集全球藝術家及藝廊、涵蓋多元流派的創作能量，每年吸引無數買手與藏家前來購藏藝術。在這藝術品買賣不斷發生的場域，Katharina Grosse透過《CHOIR》掀起一場反動——這件作品只存在一週，展會結束便消失，不標價、不販賣，沒有任何人能夠擁有它。

繪畫只能被裱框欣賞？這幅歡迎所有人闖入

從畫布、建築物到城市廣場，都是Katharina Grosse的創作空間。凡是表面，在她眼裡都充滿創作潛力。她以噴繪手法挑戰傳統繪畫的概念，也透過不按牌理出牌的作畫背景，對畫作的「歸屬」提出質疑。

像是她這次為Art Basel創作的《CHOIR》，是一件用工業噴漆繪成、佔據城市廣場的公共藝術，像街頭原生的塗鴉，也像一幅巨大的抽象水彩畫。可畫作該存在於戶外嗎？又該任人踩踏嗎？印象中，明明該被放在美術館裡裱框欣賞？Katharina Grosse嘗試推翻的便是這一道道提問，她將繪畫置於無需預約、任何人都可能經過的公共空間，歡迎所有人參與其中，共演一場「即興表演」。雖說《CHOIR》不能被任何人購藏，但換個角度想，它亦屬於「參與表演」的所有人。

探討人們對控制的執著、衡量藝術品價值的觀點

《CHOIR》僅存在7天的生命週期，背後也蘊藏著Katharina Grosse衡量畫作價值的觀點。普遍來說，長傳於世的畫作會被認為更具價值——若作品能在不斷流逝的時間長河中捱過考驗，時間將為其增值。可Katharina Grosse卻認為，繪畫不一定非要永垂不朽才是強大，對她來說，畫作從不存在到存在、再走向不存在，更能具體體現時間的流逝，這何嘗不是另一種珍貴？

再向內探究，Katharina Grosse也藉《CHOIR》探討著人類對「控制」的執著，以及對「自由」的渴望。她企圖在受制的環境中，試驗藝術發生的各種可能，在這樣的創作概念下，廣場任何地方都是她的畫布——既然如此，Art Basel的標誌被噴了漆又有什麼關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