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集結許光漢、林柏宏、王淨等卡司，敘述一位恐同怕鬼的鋼鐵直男刑警，在路上意外撿到紅包，被迫冥婚把同志鬼娶進門。主創團隊中，最違和的就屬導演程偉豪，這位以恐怖類型著稱的導演，為什麼轉向了喜劇？

程偉豪的電影總在反套路，當你以為已看破劇情走向時，就是掉入他設下的預期陷阱。現實中的他似乎也走這個路線，2015年起以《紅衣小女孩》系列、《目擊者》、《緝魂》，在恐怖、驚悚類型占有地位後，他先跨足影集《池塘怪談》小試黑色幽默，2023年再帶來動作喜劇《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下簡稱《關於我和鬼》），荒謬情節搭上喜劇節奏，自己反轉「程偉豪電影」的既定印象。

要說這部片是「最不程偉豪」的電影，當然說得通；但要說這部片「其實是最程偉豪」的電影，也不是沒有道理，全看你對他的認識是從長片還是短片開始。他在研究所時期拍的短片《搞什麼鬼》、《狙擊手》，以及2015年拿下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的《保全員之死》，3部皆是諷刺喜劇。他也沒想到接下來會收到執導《紅衣小女孩》的邀約，還一路往懸疑驚悚裡頭鑽。直到《緝魂》創作階段時父親罹癌過世，而故事主角亦是癌末檢察官，高度和生命重疊的拍片經驗真的太苦，「我開始回想以前在短片時期，都有諧仿（parody）、嘲諷、幽默的口吻，覺得另外一個面向的程偉豪，在長片階段可以開始出現了。也有點想回頭找初心，拍短片比較沒有包袱的時候，創作是有趣的，那些作法是不是可以找回來？」像是《搞什麼鬼》以拍鬼片嘲諷鬼片套路，其中他自己設計、最喜歡的「翻鏡子」梗，就出現在《關於我和鬼》。

想為台灣電影帶來新的觀影體驗

採訪時和程偉豪說起：「這是你最亮的電影。」過去總被反應畫面太黑的他也大笑，直說完全不否認。但在喜劇裡混合靈異、同志、犯罪、家庭、職場性別等題材，又加入武打、槍戰、飛車等，依舊是他標誌性的混合題材和特效場景。他笑說，「我每部電影都會有撞車，從《目擊者》的車禍戲開始，連《紅衣小女孩2》開場都有一場很小的撞車戲。美術團隊到後來都說：怎麼又要撞車！」每場車拍也都跟著程偉豪成長，他先於《緝魂》嘗試科技輔助拍攝，利用布幕投影道路，演員在攝影棚就可以完成車拍；接下來《池塘怪談》進一步自己製作道路投影素材，尋找台灣常見的地貌和街景做3D建模，拍攝需要哪些角度、日夜、晴雨都能配合。

「《關於我和鬼》的飛車對我來說是小升級。」他說，車拍除了在棚內處理對話、資訊類的「文戲」，這次加入動作戲，只要分鏡分得好，演員在車內做出反應，再結合純CG（Computer Graphics，電腦合成影像）的飛車、甩尾、碰撞，就能做出飛車動作場景。「我一直很希望讓台灣電影有不一樣的視覺，接下來車拍還會繼續優化，例如在車上打鬥的戲，或者進階到LED棚，甚至用做道路素材的軟體製作出車外觀的畫面，就不用搞封路。」他也於2022年初正式成立自己的特效團隊，《關於我和鬼》就以不超過8人的小規模，製作全片400多顆特效鏡頭。

其實不僅撞車，他的電影還有多階段反轉的標誌特色。他認為，反轉是觀影很基本的娛樂來源，現今每個人觀影量都非常大，一次性反轉對多數人已無法滿足，於是從《目擊者》開始嘗試多段反轉。「我一直覺得不管是哪種電影類型，都應該是一種心理懸疑戲，讓觀眾帶著某種鉤子想一探究竟。」因此即便《關於我和鬼》是喜劇，也在內鬼、人物情感等埋入反轉。

不過他說，「我也在反省自己，這是不是下意識的一種偏執？」加上近10年反轉手法越來越常見，一直在思考是要回歸簡樸，還是往更複雜裡鑽。和他聊到一樣操作反轉的朴贊郁《分手的決心》，「那部對我很有啟發，因為自己也操作犯罪懸疑，他的作品不管是劇情敘事或設定，都已經進化、推陳出新，形成很新的觀影體驗，以電影來說很不容易。每部電影我都想做這件事，從驚悚片、犯罪片到動作喜劇，但只是在產業上早一點點做，是不是真的做到那個新意，或是新的觀影體驗，是自己一直在追求的。」

從影以來最扎實的盲測

創作雖是從個人主觀出發，但程偉豪的眼裡一直都有觀眾。每部電影定剪前都一定會做盲測，《關於我和鬼》更是從影以來最扎實，針對定剪就有3場、100多人，行銷則是北中南各2場、600多人。「創作者很容易有盲點，等到上映後看到評論或心得，我覺得已經來不及。再加上去了解國外的電影作法，他們都已經在做盲測。商業市場不敢說全面性成功，但一定可以打到大致基數，我認為盲測是關鍵。」他說，盲測很重要的任務是debug（除錯），當有觀眾提問：「為什麼某個角色要做某件事？」他就知道這條線設定失敗，得釐清觀眾是從哪個環節開始迷失。他提到在《紅衣小女孩2》盲測，甚至發生電影播到中段時觀眾提問：「請問她是叫林美華嗎？」由高慧君飾演的林美華是電影要角，團隊卻沒發現角色名直到中段才第一次出現。

他說，前幾部片的盲測難免是同事帶親朋好友來看片、給意見，但這次受測者全由金盞花大影業陌生開發，用科學化方式進行。定剪盲測除了找來電影TA（Target Audience，目標受眾），還特意找「反TA」，確認他們是否真的不買單。因為《關於我和鬼》涉及到同志、性別等時下敏感議題，必須確認他們塑造的鋼鐵臭直男、蠢直男主角明翰，他的臭跟蠢是否造成反感？中間設計的橋段，讓明翰開始理解他人，觀眾有沒有接收到？甚至連明翰說話的方式，最終剪掉了一句半的「死gay」，就讓角色討喜度暴增。「不敢說百分之百讓所有人買單，但至少我們比較有底氣、自信知道，可以讓多數人用比較舒服的角度去看這部片。」

而行銷盲測就完全針對TA，團隊從6,000多個報名IG帳號，一一點進去看他們的生活樣態，篩選出600多位受測對象。除了透過問卷、訪問了解觀影想法，還安插工作人員進影廳聽笑點。這些都影響到最終行銷的策略和定調，例如預告剪入王淨嗆許光漢「跟你在一起3年從來沒到過」、特別演出的劉冠廷在街上唱〈舞孃〉等，都是問卷前幾名的笑點。

現階段要把面向觀眾做到位

「盲測對創作者的幫助很大，但有個比較大的前提，你真的是很商業向的導演。」程偉豪總開玩笑稱自己是過度面向觀眾的導演，但這對創作來說是好事嗎？「不知道欸，我應該也會慢慢轉型。」因為太喜歡電影，他在研究所真的跑去讀電影，求學期間一天至少看一部片，跑二輪戲院、葷素不拘，台灣新電影浪潮其實在身上留下很深的記憶。而當他要拍自己的電影時，很清楚現階段就是要和大眾溝通，「許多大師早期的作品都是面向觀眾，有很多敘事層面，我不知道未來能不能成為另外一塊的他們，但至少在前期，我先往面向觀眾的地方去。特立獨行背對觀眾也不是不行，但不是現階段。也許哪一天再訪問，你會發現這傢伙怎麼又換另一種面向？也是有可能。」

至今他最喜歡的個人創作仍是《保全員之死》，「完全丟掉戲劇邏輯應該有的框架和包袱，而且是再接近生活不過的題材，以創作來講非常過癮。」他說，這部短片定調要做「偽紀錄片」（mockumentary），而不是「紀錄片式劇情片」（documentary drama），為了騙到觀眾以為在看紀錄片，決定用「審醜觀」來做所有東西，瑕疵不僅可以被接受，還要特意剪進去，例如攝影光圈從室內到室外需要調整，那個過程都刻意保留，「我相信在商業市場不一定能獲得成績，可是我相信對很多人的共感，或趣味性是很足的。」這位總是面向觀眾的導演，或許到了現在，需要的是直面自己的那份無畏。

程偉豪

台灣藝術大學電影學系研究所畢業。2015年以短片《保全員之死》獲得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同年首部長片《紅衣小女孩》獲金馬獎4項提名、刷新恐怖電影10年來在台灣的票房紀錄。之後的電影作品《目擊者》、《紅衣小女孩2》、《緝魂》皆獲金馬獎多項入圍。2022年首次執導迷你影集《池塘怪談》，入圍金鐘獎6項獎項。也曾以蔡依林〈紅衣女孩〉入圍金曲獎最佳音樂錄影帶。

_{文｜張以潔
攝影｜蔡耀徵
圖片提供｜金盞花大影業}

更多精彩人物專訪請見La Vie 2023/2月號《世界起點的工藝》

2025金馬影展閉幕片《最親愛的陌生人》將於2026年1月16日登上台灣院線大銀幕，由日本奧斯卡影帝西島秀俊、金馬影后桂綸鎂共同「揭祕」真利子哲也原創故事裡的失衡關係，和其對人與人之間情感的獨特刻畫。全片於紐約取景拍攝、9成以上台詞以英文呈現，並巧妙藉此反映文化和語言屏障所擠壓出極端心理。La Vie專訪真利子哲也，聽他娓娓道來此次跨國合製機緣、與演員交流過程，以及在個人編導創作上的邁步。

Dear Stranger，

渴望相依卻遙不可及、既愛又（不知道能不能說）恨的他／她，越近在身邊，越推人跌向孤獨深淵。

日本電影導演真利子哲也（Mariko Tetsuya）至今代表作緊扣暴力核心，繼2016年《失序男孩》、2019年《男人真命苦》奠定描繪邊緣人性的創作地位後，2025年最新力作《最親愛的陌生人》看似再下重手擊碎婚姻的理想表面，實則將深層主題由暴力轉向愛。

過去真利子哲也便曾表達想要拍出「自己也不完全理解、沒辦法一言以蔽之的情感」，本訪談中他延續前言進一步說明，「這次我把主題放在『愛』，愛也是很難用一句話形容的情感。」選定「家庭」模型，《最親愛的陌生人》故事講述定居紐約的日籍丈夫賢治（西島秀俊飾）和華裔妻子珍（桂綸鎂飾），在幼子突然失蹤後，接連引燃深埋於日常之下包括身分模糊、文化差異、移民群體長年面對的社會壓力等未爆彈，傾覆兩人早已存有致命問題的夫妻關係。秋冬紐約的寒氣頻頻滲出銀幕，巨型人偶作為關鍵角色，如糾結情感和矛盾人性的象徵般貫串整部電影，「愛可能是很殘酷的，也可能是很美好的——那在一個家庭裡，它可以用什麼樣的形式來詮釋？」時而仍然使出暴力、時而不吝揉入溫情，真利子哲也攜手西島秀俊、桂綸鎂兩位以細膩演技見長的實力派演員，緻密勾勒「愛」的不規則形狀。

我以往的電影裡出現的暴力，是想要讓大家看到它苦痛的部分。但這次一方面主題改變了，一方面想用另一種方式來處理人物的情感。——真利子哲也

受多元文化啟發，集結異地創作者是必然

法政大學日本文學系畢業的真利子哲也，憑東京藝術大學影像研究碩士畢業製作暨長片首作《Yellow Kid》即受邀參與鹿特丹影展，開啟個人風格強烈的導演生涯。2019年，他以訪問研究員身分赴哈佛大學，駐波士頓一年期間深感多元文化匯聚一地所產生的交流與衝擊，而於芝加哥影展擔任評審時構思出本劇劇本。

後由日本東映公司支持製作、《失序男孩》攝影佐佐木靖之二度掌鏡，《最親愛的陌生人》團隊跨出日本找演員、找資金，最終促成與台灣、美國合製的局面，日文底本也陸續翻譯成中、英文版。「這一層語言轉換，是個滿有趣的手法讓我來客觀面對自己的作品。」真利子哲也坦言，創作當下完全就是靠衝動，把腦中的靈感先用自己最熟悉的語言全部寫下，但翻成另一種語言、尤其是英文之後，反而可以回過頭冷靜地檢視和調整。

除進行多語言編劇外，他也透露，在國外找資金需著眼更多製作面事務，舉凡片頭「車子開過跨海大橋看到紐約街景」這類過場敘述都得詳實載入電影腳本，「不像在日本那樣單純是我自己的創作（習慣只寫演員表演等），必須很具體地寫出資方想要知道的條件和細節。」因此在地田調和場勘固然耗時較長，「但也不是說很困難，而是說我們做了比平常更縝密的前置作業。」且由於燈光、美術皆攜手美國劇組，「我希望跟他們合作時是用他們的方式去創作，不需要他們配合我們。在那之前，我們有一個共識是最好的，所以我會花很多時間跟大家溝通最後的目標。」實際執行上確無太大誤差，冷冽澀滯的鏡頭語言獲畫風和場景加持，成功營造心理壓迫感和不適氛圍。

一直很想跟桂綸鎂合作

發跡於美國的故事順理成章回到美國實現，不過邀請台灣演員桂綸鎂與此作同行，則是真利子哲也口中一樁「沒想過真的有機會」之事。關注其出道作《藍色大門》到《白日焰火》的大幅飛躍，「我對桂綸鎂的印象就是個很厲害的電影演員。看了她近年的一些作品，發現她演技非常纖細，同時又可以展現很強勢的那一面。」真利子哲也自曝，起初觀賞《白日焰火》時，甚至沒認出女主角和《藍色大門》是同一人，「後來才發現『欸，就是她！』，覺得非常驚訝，原來她可以做跨度這麼高的演出。」直至《最親愛的陌生人》選角，考量劇中大量英文台詞可能造成非母語演員的負擔，再了解到桂綸鎂已為早前作品密集練習英文（2024年全英文演出盧貝松監製電影《台北追緝令》），就試著向她發出邀請，並順利展開合作。

不僅桂綸鎂在電影亮相前，就曾公開稱拍攝過程讓她再次體會表演的美好，真利子哲也如今同樣盛讚，「像跟她共同創作的感覺，表演上她也給我很多回饋。」尤其夫妻吵架，情急之下互飆母語這個衝撞「語言作為關係屏障」的重要橋段，中文台詞基本上都以桂綸鎂的意見為主，「我雖然聽不懂中文，但在她表演的時候，我覺得我突然懂了。」話至此，真利子哲也常被指「具動物性」的導戲手法呼之欲出——事實上就是用直覺方式，與演員共享更身體性的直觀感受；當溝通超越語言，且不說台詞交錯使用日文、中文和英文，電影中甚納入手語演出，在在為人類本能情感共鳴做出最佳印證。

2025年，隨本片在日上映，真利子哲也表示他又重看了一次《藍色大門》，還打趣分享腦補小劇場，「我想說『哇，當年在學英文的那個妹妹，現在到美國去生活了』，自己在腦中就把它連在一起了！」言談間，真利子哲也向來嚴肅的臉上不時揚起笑意，盡顯對一段寶貴創作經驗的喜悅之情，摻雜著並非驕傲、更像感到與有榮焉的自豪。

採訪後記：此段對談途中，導演一度問到能不能反問一個問題，他想知道台灣觀眾對現在的桂綸鎂是什麼印象，會否也對其表演跨度感到驚豔？雖無法一言概括所有觀眾想法來回答，但大家應該不會反對，包括但不限於《藍色大門》、《女朋友。男朋友》、《白日焰火》、《南方車站的聚會》等多被提起的突出作品，由桂綸鎂所演繹的人物形象，確都盛裝著一縷深邃而充滿生命力的靈魂——或許不在驚不驚豔於「演員塑造角色」的層次，而是每個角色彷彿真有其人，毫無保留地走進觀眾心裡。

▼ 《最親愛的陌生人》預告搶先看

※ 以下含有超出預告內容的關鍵劇情劇透，請自行斟酌閱讀。 ※

解構操偶意涵：「劇中劇」之後，角色主、被動換位？

角色設定為偶戲藝術家的珍，在《最親愛的陌生人》裡帶領一個偶劇團，並上演以巨型人偶形式登台的劇中劇。據真利子哲也先前接受日媒採訪所言，次序上應是因為結識操偶師Blair Thomas（芝加哥國際木偶戲劇節創辦人暨藝術總監，後受邀成為本片的偶戲監修），深深震懾於巨型人偶演出及其劇本中隱含的政治訊息，想要跟對方合作而催生出這部作品的操偶概念。然從戲劇效果回推，該概念的貫穿，一來深化全片藝術性，二來打開賢治和珍之間至關重要的無形通道：兩人不願直視的創痛也好、暗潮洶湧的慍怒也罷，似乎都悄聲釋放，變相達成正面對話。「在那之前他跟珍的溝通一直不在線上，可是看劇時因為珍是表演者，她非常投入她的心情在創作，而賢治坐在台下，他們便久違地透過戲直接溝通。」真利子哲也解釋道。

更甚者，「操偶」企求的其實是「隨偶」——由人操控，主體性卻不在人身，接近一種操偶人抽除自我後的跟隨。這隱約映照珍和賢治的關係：始終占居主動地位的珍，到頭來由於賢治做了相背的選擇，只能被動面對現實，「她面對現實的方式就是帶著孩子去看他親生爸爸的墓——現在這個家庭的殘破、多尼無法挽回的死亡，都是她要面對的。」故事停在這裡，只見一位黑人警探朝珍走來，真相尚待查明。至於男女主角這對最親愛的陌生人，能否重拾嶄新的未來，真利子哲也認為端看孩子在生父逝世、養父也可能缺席的空白歲月裡，如何面對整件事情。

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答案

劇場承載夫妻兩人相遇相識的珍貴回憶，賢治第一次回到廢墟劇場對空鳴槍、第二次從珍的演出劇場中途離開，都是嘗試要面對些什麼、卻以逃避作收；心結從未真正獲得解套，反倒越揪越緊，逐漸使他自暴自棄。真利子哲也總結其人物曲線最後是被壓垮的，「家庭的枷鎖在他心中越來越大，他沒有辦法面對珍、甚至沒有辦法面對自己。」於是他迎向他的命運，徒留開放式結局。

正因許多事情沒有被明確交代，「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答案，這就是我這次的目的。」真利子哲也說。同時，恰如開頭他自述「想要拍出沒辦法一言以蔽之的情感」，冷冽、懸疑、廢墟、崩壞、暴力、愛⋯⋯張力十足的關鍵字鋪了滿桌，竟落不下一句能概括《最親愛的陌生人》錯綜情感的註解。然而或許，答案四散每個人所關照的命題——在作品之中、日常之下，在那些混混沌沌的深淵裡。

不一定要熱情相擁，不一定要佯裝親密，不一定要口口聲聲說愛。

但要繼續尋找得以從任何地獄救贖自己的答案。像賢治和珍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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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Ning Chi          口譯｜張克柔          圖片提供｜甲上娛樂}

「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最新力作《大海浮夢》以夏曼．藍波安（Syaman Rapongan）為主角，是台灣首部以海洋文學作家為核心視角的紀錄長片。導演周文欽與團隊歷時4年上山下海拍攝，潛入太平洋亦遠赴法國，完整紀錄夏曼．藍波安與兒子歷經517天，從潛水、捕魚、伐木、造舟到迎海啟航的壯闊旅程。

潛入太平洋拍攝、遠赴法國探訪，鏡頭下的小小蘭嶼，如何鍛鍊出一位強悍而深邃的海洋文學家？將於1月9日上映的「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最新作品《大海浮夢》，呈現夏曼．藍波安自青年返鄉，從父親身上習得達悟部落傳統技能，並決心以身體先行延續族人的海洋智慧，展現作家少見的行動力與文化深度。

我的身體就是海洋文學

「我的身體就是海洋文學。」夏曼．藍波安如是說。出身達悟族的他，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海洋文學作家，對他而言，海不只是風景，而是生活、信仰與宇宙的起點。過去，他曾在台北求學於城市中摸索前行，年輕歲月的艱難與迷惘讓他逐漸察覺，大海始終在記憶深處召喚。他最終帶著一家四口返回蘭嶼，重新學習族人捕魚、潛水、造舟等傳統技藝與生活技能，也在與海的近距離相處中理解到，島上族人以口語傳述的經驗與故事，本身就是「海洋文學」。這段返鄉重新「學做達悟人」的歷程，也成為他之後創作與生命的重要基礎。

拍攝是趟穿越風浪的長途航行

導演周文欽以詩意的影像語言捕捉這段父子同行的生命旅程，讓翠綠山林與幽藍海洋成為壯闊的敘事場景，映襯夏曼．藍波安以身體實踐文學的信念。他說：「拍攝本片的過程，就像一次穿越風浪的長途航行。夏曼的生命與文學讓我看見時間的漩渦，一艘tatala（拼板舟達悟語）不只是船，而是一個家庭的海洋；父子之間的學習，也是一種文化的延續。」攝影師出身的周文欽，運用深厚的鏡頭功底與人文視角，刻畫人物與自然間的張力，在水下影像及蘭嶼山海風情交織間，展現太平洋的靈魂與生命力。

拼板舟繫起的文學與血脈

電影海報則由設計師黃國瑞操刀，海報中夏曼．藍波安與兒子合力打造的拼板舟漂浮於靜謐海面，航向無垠的藍色懷抱，那是父親的身影、兒子的啟程，也是作家以身體書寫的信仰起點，夜航的禱詞在天際化為星光，宛如祖靈注視的眼睛，象徵著文字、血脈與大海的永恆連結。

在大銀幕上看見海的呼喚

《大海浮夢》在金馬影展世界首映後引起熱烈討論。導演周文欽回憶，跟著夏曼下海後才真正明白在他眼中海的深度：「夏曼老師在水裡的優雅，是我怎麼追都追不到的！」而夏曼則認為靠身體去理解海、學會在能力所及之處停下、感受，並在面對海的贈予時保持謙遜，也成為他與兒子共同的生命教育。達悟文化即是飛魚文化的延伸，夏曼形容，「黑翅膀的飛魚，它的呼喚成為這個島嶼民族奔向海洋的動力。」

電影預告中，父子完成新船下水儀式後，於黎明划著舟迎向海面，在風浪間灑網、辨浪、看潮。片中不只記錄一艘拼板舟如何誕生，更記錄一個文化如何透過身體、大地與行動得以延續。從山林到海洋，父子之間的默契被細緻捕捉，那些最不起眼的日常動作，構成了最具有力量的時刻，體現「回家」的意義，也讓海的呼喚在大銀幕上再次被看見。電影將於1月9日全台上映。

_{圖片、資料來源｜目宿媒體
文字整理｜張以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