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九槍》導演蔡崇隆：九聲槍響之後，讓紀錄片的子彈飛一會兒

2017 年8 月31 日，九聲槍響下，越南移工阮國非應聲倒地，近30 分鐘無刪減的警察密錄器畫面直接震撼觀眾，《九槍》也斬獲2022 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然而，卻是在1 年後的現在才上映戲院，導演蔡崇隆不急著追擊票房，反倒先展開「《九槍》上映暨全臺校園教材發送計畫」，募資台幣近300 萬元，希望用不同方式讓紀錄片與大眾開啟更多對話。

「我不是要修理警察。」訪談中一再一再地，蔡崇隆強調。許多人未看紀錄片就錯認他只維護移工、貶斥警方，一度捲起爭議，但看完片就會明白不是這樣。於是得獎後先是沉澱、醞釀，他運用國家藝術與文化基金會的補助展開小型巡演與映後座談，陪伴首批緊追議題的觀眾，「我的片子有一定殺傷力，或者就是會讓觀眾不舒服，我很清楚。」《九槍》以阮家與警方家屬、各界人物的訪談，搭配新聞影像和最直接的密錄器影像證據，拋出一個疑問：年輕警員為何對一個手無寸鐵的移工阮國非，需要連開到9槍？在妻子阮金紅導演、他製片的《再見，可愛陌生人》（2016）中，他遇過一個逃離工廠的「失聯移工」就住在派出所對面，警察體恤他們離鄉賺辛苦錢，掉了拖鞋還幫他買，彼此間是有同理與默契的，並非兩方對立。「你就會覺得阮國非事件太過離奇，一定有個非常大的誤會。」

1990年代是新移民進入台灣的高峰期，蔡崇隆開始對這些遠赴異鄉的人感到好奇，於是2003年在公共電視時陸續拍攝「移民新娘三部曲」。後來，他認識了越南新移民背景、離過婚並積極爭取權益的妻子阮金紅，在他影響下妻子也跟著成為紀錄片導演，一起合作2012年的《失婚記》。2013年的《可愛陌生人》與2016年的續集《再見，可愛陌生人》，他們才將鏡頭轉向東南亞移工，「這其實對我們兩人都是新的議題。」這是拍攝《九槍》的前奏。

誰是阮國非？還原不完美的受害者

據勞動部統計，2016年東南亞移工人數突破60萬人，自此超越原住民與新住民，但他們彷彿與主流社會處在平行時空，潛藏社會邊陲無聲勞動。「新住民跟移工族群在台灣是被分開的，我們的治理方式並沒有要他們太過親近。」蔡崇隆說明，以越南為例也有南北差異，像阮金紅的婚姻移民多來自農業為主的南越，移工則是政經、教育發達的中北越，文化與認同有落差。

然而阮金紅相對他仍有文化相近的優勢，她為貼補家用在農村打工，慢慢打入移工族群並建立友誼與信任。對於女性與新移民姊妹，也更容易講些並記錄下親密的體己話。他們也在家附近創立「越在嘉文化棧」，成為越南新住民、移工與新二代的交流與互助基地，蔡崇隆從最早的旁觀記錄者成為新住民家屬，更有機會在越南友人間感受「失語」的身分翻轉。

在紀錄片中，阮國非化身幽魂的第一人稱視角，用越語念白著他過世前在Facebook留下的心聲，飄蕩過曾留下生活行跡的空景。移工在台灣大眾印象中多是模糊的，如此詩意的敘事處理，是想帶觀眾進入他的心緒，還原他的立體形象。片中也不諱言阮國非有施用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可他平常又是個樂於幫助孩子的叔叔，是什麼讓他陷落至此？

「不知道今晚該往哪裡去？／我在人行道上不斷徘徊」，片尾曲〈Là vì em為了妳〉吟唱著阮國非生活困頓與對家鄉母親的牽掛，蔡崇隆說明，「東南亞移工（比婚姻移民）又多一層法律上的阻隔，而且也不如歐美外籍技術人員更容易取得居留身分，永遠只能是很不公平的客工（guest worker）。」台灣的客工制度嚴格規定移工不可任意轉換雇主，限縮他們工作地點、時間甚至薪資保障，只被視為短期勞動力，許多人受不了壓迫就逃逸，可又要面臨取締或藥物的誘惑與控制。他認為台灣面臨少子化與缺工問題，那為什麼不能好好接納他們？

導演不是英雄，拍紀錄片不為了好看

最初會有靈魂視角甚至重演阮國非生前的設想，也是因蔡崇隆從沒想過真有管道拿到密錄器畫面。他坦言像是在看電玩射擊遊戲畫面，「不加工直接播出來卻像假的，它明明是真實畫面，可好像處在真實與虛構的邊界。」用藥而精神恍惚的阮國非蒙受數槍，如受傷的獸倒臥在警車旁，先前汽車因衝突毀損的民眾放話：你還唱秋（tshàngtshiu，聳鬚）嗎？第一台救護車不是先救更重傷的他、警員要幫忙壓制上銬卻是腳踩⋯⋯，其中的複雜心態混雜對當下衝突的報復、恐懼，以及台灣社會對移工的蔑視、不理解。

「最讓我痛苦的是開槍之後整個過程衝擊我的認知：台灣不是一個重視人權、人情的國家嗎？我感到好陌生，我以為我們不會到這種程度。」當初內部試映後一片靜默，有人提議應該直接播出給大眾看，它本身已經是紀錄片。可它真的就是了嗎？「我不是只揭發一個被掩蓋的證據，丟出來給輿論去幫阮國非翻案、對付警方。」素材必須小心處理，要播放完30分鐘的冗長與等待才能彰顯事件的真實性與荒謬，可考量到影廳沉浸式無路可逃的壓迫感受，一整段觀看太長，蔡崇隆將影像分為3段，各自有觀察重點，也更能與其他議題、事件的影片互相參照。

曾有觀眾回饋《再見，可愛陌生人》在制度面的展現不足，蔡崇隆說明這是策略的不同。《失婚記》與兩部「可愛陌生人」是由他們生活中自然長出的小品紀錄片，因為只有夫妻兩人長時間跟拍，更側重於個人故事的情感性好使觀眾同理，也更容易掌控成本。《九槍》回應了這一需求，平衡感性的敘事與探討議題的理性分析，進行完整團隊製作與分工，有意識地讓故事各方角色在採訪中現身發話，如警員的姑姑、資深警官、律師、仲介等等，研究小組也搜羅宿舍大火、黃文團事件、公安意外⋯⋯，所有內容都收束在阮國非之死的主線上，呈現無論合法或失聯移工，都仍身居弱勢的普遍處境。

可其中獨缺當事警員的身影。蔡崇隆反問究竟想從警員得到怎樣的反應？若警員真應了壓力溫情道歉或辯解，太過聚焦在個人，好像整個結構性問題的責任落在一人身上，《九槍》尋求背後成因的努力可能瞬間瓦解。「這只是在找一個代罪羔羊，把紀錄片創作者英雄化。」儘管紀錄片可能會更好看，可只追求好看還不如拍娛樂片、劇情片。「當然我還是希望作品有觀賞性，但紀錄片好看不該是第一要務。」

不要虧本，更要讓故事繼續陪伴觀眾

談到上映，蔡崇隆說明要進戲院大銀幕通常需要數十萬的發行與行銷費用，這對經費有限的紀錄片導演是一個門檻。「若要我虧本做紀錄片，我覺得就不值得做了。」他認為即便拍片不為商業也要顧及成本與合理利潤，過度犧牲自我並不能走得更遠，所以在小巡迴後，他與嘖嘖合作集資「《九槍》上映暨全臺校園教材發送計畫」，先匯聚本來就關注議題的群眾支持，同時也是另一種觸及新受眾的行銷管道，與法律白話文運動、台灣通勤第一品牌的合作就是一例。

電影教材包也是與集資團隊的激盪，拿掉密錄器片段重組電影為教材，也能讓高中生參與議題，從教育開始翻轉。稍有遺憾是沒能完整達標第二階段計畫的執行費用，但仍能開不少場映後座談，推動警政改革或移工議題的交流。這是他的堅持，「除了安撫大家看完後難受的情緒、彼此打氣，更重要是如果原先認知被打破了，那大家要緩下來討論：悲劇已經發生了，那我們未來可以做一些什麼？」

他很喜歡英國紀錄片先鋒John Grierson的話：「紀錄片不是反映真實的鏡子，它是打造鏡子的鐵鎚。」《九槍》是探尋真相過程中，發掘更多證據的「鐵鎚」，或許還能敲出槍與彈，將能量射向觀眾，可要不要反思、行動的關鍵在觀者身上。作為補充，他說紀錄片沒有那麼偉大，「那是它的有限性，作品有自己的生命，我不能強求它能啟動多少人。」曾有些法官、律師、警察回應他的《島國殺人記事》系列讓他們想要做不一樣的司法工作者，其中之一就是片中現身、擔任阮家律師的邱顯智。

因為這些珍貴的緣分，蔡崇隆體悟到作為紀錄片導演要更謙卑。他說台灣人往往迴避歧視這件事，可只有看見並且承認人們歧見的存在，才有機會改變。《九槍》沒太刻意圍繞在此，可許多觀眾的回饋中，他們真切感受到了。他補充真正關心移工族群的台灣人可能不到1成，「一次映後座談，我跟公眾開玩笑說我好像一直在幫移工打選戰。」他目前正著手記錄外籍看護族群與新二代，當然，他會與這場選戰一直纏鬥下去。

蔡崇隆

紀錄片導演、製片。曾任平面及電視媒 體記者、公共電視《紀錄觀點》製作人。 2001 年執導《島國殺人紀事》獲金穗 獎最佳紀錄錄影帶，2017 年擔任製片 的《徐自強的練習題》獲金馬獎最佳紀 錄片提名。2022 年以《九槍》獲得金 馬獎最佳紀錄片。

 Bonus：蔡崇隆推薦：紀錄片也要創造性！ 

➊ 《憂鬱之島》／陳梓桓（2022）

形式上很特別，在檔案影像與訪談之間，用類似劇情片的手法去重演年輕人的故事，敘說香港曾像台灣是自由世界的一個部分，後來經過六七暴動、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門事件、九七香港主權移交到反送中運動（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如何走到現今如同是淪陷的狀態。

➋ 《K 的房間——關於世界的創造與毀滅》／洪瑋伶（2020）

這部小品短片去年在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獲獎，非常有實驗性，其中編劇辛佩宜是我學生。他們在面對這種很硬、很冷的白色恐怖議題時，以可能更符合年輕世代的視角去切入，這是我們未來要努力的方向。紀錄片要有創意，John Grierson在1930年代就已經定義紀錄片是「對真實的創造性處理」，傳統教條式紀錄片可能不再足夠挑戰形式上的真實與虛構邊界。

文｜吳哲夫　圖片提供 ｜《九槍》團隊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 La Vie 2023/9月號《紀錄片的真實魅力》

即使陷落困境，這些孩子仍保有發現美好的能力——「或許在他們眼中，就連腳下的柏油路，都閃閃發光。」日本新銳導演長久允話題之作《炎上》，繼於日舞影展的世界首映引發全場熱議、於台北電影節的搶先上映續寫秒殺紀錄後，預定2026年8月28日正式登陸台灣院線。直搗新宿歌舞伎町絢爛背後真相、既社會寫實又自帶夢幻光影的沉重劇情，將由新生代演員森七菜挑樑詮釋的「東橫少女」角色率觀眾揭開霓虹裡的闇。本篇統整企劃契機、創作手法、故事大綱及選角考量4部分內容，為你搶先解析全片看點。

【60秒預告搶先看】

睽違7年祭長片新作，爭議性題材在日熱映逾兩月

見列第28屆台北電影節「國際新導演競賽」入圍名單的鬼才導演暨編劇長久允（Makoto Nagahisa），曾挾2017年作品《金魚亂倒少女日記》成首位勇奪全球最大獨立製片電影節「日舞影展（Sundance Film Festival）」短片大獎的日本導演，後且憑首部長片《爸媽死了，我卻不想哭》再拿下評審團特別獎刷新日片參展紀錄（該片亦被2019金馬奇幻影展選映），從而深獲國際影壇關注。其創作擅融合流行文化、遊戲美學與黑色幽默，並藉由鮮明影像風格和大膽敘事方式訴說年輕一代的孤獨、創傷與自我認同；至今作品滿懷實驗精神，探索生命、死亡與成長命題，可謂日本新世代導演中備受矚目的一位。

【新作《炎上》抱回2026西雅圖國際影展（SIFF）官方競賽單元評審團特別獎】

如今，睽違7年推出的全新劇情長片《炎上》，初始靈感汲取於2001年轟動日本社會、造成重大傷亡的歌舞伎町縱火案（歌舞伎町大樓火災事故，英文片名即用「Burn，燃燒」一字）。

故事主線勾勒一名少女走向悲劇前的150天軌跡，主創則集結近年以是枝裕和影集《舞伎家的料理人》、李相日電影《國寶》為人熟知的實力女星森七菜（Nana Mori），和通過多部參演作品《First Love初戀》、《我的完美日常》展現極大肢體特色的舞者演員山田葵（Aoi Yamada）等年輕陣容，共同帶領觀眾藉由電影看見新聞報導之外那些終難取得大眾理解的邊緣群體。

長久允新作《炎上》看點#01：企劃契機

► 前後費時5年蹲點田調，願使「不被看見的人生」躍然大銀幕

而真正始動此片創作的重要契機，事實上來自數年前媒體對歌舞伎町「東橫廣場」所聚集青少年的大量報導。當時無論新聞或社群媒體，大都著眼混亂現象本身，鮮少有人追究事件背後人物的人生脈絡。長久允故決定親自前往歌舞伎町，長時間接觸當地年輕人。他笑說，比起自居記者身分進行採訪，他試圖做到和他們像朋友一樣聊天，光開啟諸如「今天做了什麼？」、「幾歲了？」等再普通不過的日常話題，以慢慢建立信任。

然隨田野調查愈加深入，他愈發現孩子們各擁難以想像、或艱難或悲苦的生命故事；有人遭遇家庭暴力、宗教控制，有人長期面對性暴力、毒品或貧窮問題——多半不是主動選擇、而是被迫接受的命運。對此，長久允坦言，「如果我出生在同樣的環境，也許來到歌舞伎町的人，就是我。」與其看完電影後去批判誰，他期待觀眾不如反思，任何一則社會新聞背後，皆可能存在一段從未被看見的人生。

長久允新作《炎上》看點#02：創作手法

► 巧以夢幻鏡頭講述沉重議題，兼抱最大尊重避免消費弱勢之嫌

全片鏡頭鋪排的特別之處還在於，縱使劇情探討性暴力、家庭暴力、宗教控制與藥物濫用等沉重議題，畫面卻搭配的是鮮豔色彩與夢幻光影來構成強烈反差。長久允透露，這般視覺設計巧思完全源於田野調查時的真實感受。許多年輕人會開心分享剛買的新飾品或小東西，那份單純的喜悅讓他意識到，即使生活陷落困境，他們依然保有發現美好事物的能力，「或許在他們眼中，就連腳下的柏油路，都閃閃發光。」因此，他不但刻意避免將電影拍成陰鬱的社會寫實派，更積極運用青春意象、借力於想像手法，揭露這群年輕人身處的某種「既寫實而非寫實」世界。

同時，為防止嚴肅社會議題淪為娛樂話題，《炎上》整體創作上大量結合田調資料，從服裝、美術到樣樣細節，都盡可能還原實際採訪所見；唯觸及主角的夢境與幻想橋段，才交由電影語言自由發揮。長久允強調，他希望作品始終對受訪者保持最大的尊重——不浪漫化，可也不過度渲染悲劇氛圍，僅僅真誠呈現那些真實存在的人生。

長久允新作《炎上》看點#03：故事大綱

► 出身邪教家庭主角，經由成為「東橫少女」過程構建自我意志

劇情講述出身邪教家庭的小林樹理惠（森七菜飾），與妹妹自幼在父母嚴苛教育下長大。姐妹倆每日向神祈禱，希望痛苦的日子結束、恐怖的父親消失。數年後，父親的離世實現了她們的願望，但母親依舊用同樣高壓的方式管教她們。某天，終於忍無可忍的樹理惠留下妹妹，獨自逃離家中。循社群媒體上的一則訊息，她去往聚集無數年輕人的歌舞伎町廣場，並在那裡得到新名字、新手機、新工作與棲身之所。透過與形形色色的人相遇，她開始擁有屬於自己的意志。然而，命運卻朝著意想不到的方向發展⋯⋯。

長久允新作《炎上》看點#04：選角考量

► 實力演員森七菜顛覆過往形象，挑戰出道至今最具突破性角色

首與長久允合作的森七菜，無疑在《炎上》中完成從影以來最為艱鉅的一次演出。她飾演成長於極端信仰環境的少女，不僅背負難以抹滅的家庭創傷，還因口吃而始終無法順利表達內心情感。為忠實詮釋角色，劇組特別邀請口吃者分享親身經驗，引導森七菜深入體察當事人的心理狀態和生活處境；她亦全情投身創作，將自己代入女主角小林樹理惠的人生。

長久允指出，過去森七菜的清新、純真形象深植人心，但他始終認為，其溫柔外表下蘊含一股隨時可能爆發的強大能量，此次選角遂毫不猶豫找她擔綱主演。他除回憶拍攝期間徹底化身角色的森七菜「投入到讓人有點不敢跟她說話」，更難忘開拍第一天，當森七菜飾演的樹理惠初次踏進歌舞伎町廣場，怯生生地說出自己的名字時，他腦中只浮現一句話：「樹理惠，妳終於來到這裡了。」就在那刻，他甚至萌生父母般的情感，並愈發確信，眼前的女孩就是詮釋小林樹理惠一角無可替代的人選。

制度改變社會前，電影能做什麼？

最後回到構思《炎上》的初衷，長久允感性表示，真正改變社會需要的是制度，而電影能做的，是在制度改變前，讓更多人願意去探知至暗角落裡種種不為人知的面向。「新聞報導往往只呈現事件的一部分，但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願這部電影一來能成為觀眾重新認識「東橫小孩（トー横キッズ）」的起頭，二來也延續自己一路上關注社會邊緣人物的初心：藝術創作無法立刻把世界變好，卻至少能使大眾稍稍停駐，真情實意地「看見」周遭那些原來便存在、卻從未被理解之人。

——2026年8月28日走進戲院，隨長久允攜手森七菜最新力作《炎上》剝開浮華糖衣，共感霓虹閃爍下的光與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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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對鬼、妖怪、神明的想像匯聚為宗教祭儀與民俗傳統，也往往反映出時代下的草根生活、恐懼與記憶。裝咖人唱出鄉野奇譚與生死神異，百合花樂團則以戲謔拼貼手法，捕捉現代生活中諸神淡褪的身影。在此，張嘉祥、林奕碩兩位主唱，先從他們與神怪的距離分享起。

➣本文選自La Vie 2026／8月號《通往異界》，更多精彩內容請點此

林奕碩說他最接近的經驗，大概只有鬼壓床。學生時他曾寫過一首〈魔神仔〉，「歌詞只是好玩亂寫，就像金屬樂團Slayer唱『God hates us all』，只是覺得這樣唱很帥而已。大家說神愛世人，那就反過來說神恨所有人，背後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而張嘉祥小時候真就比較敏感，〈自頭講起〉便是寫他看見便所裡蠟像般的玉女。他分享曾有一次，看到樹後懸崖外的「祂」身著紅色百褶裙與繡花鞋，身長超過200公分，懸浮空中、靜止不動。他自己也不確定這些是幻覺還是真實，成年後還曾想「開天眼」驗證是否真有體質。「好像隨著長大，就沒那麼敏感了。」林奕碩接話：「社會化一定會有影響啦。」他說，現代人們追求實事求是，一切量化、分類，也就漸漸不再用感覺去理解事物了，如同人不再擁有動物預知天災來臨的能力，「我們的靈性似乎也被壓抑下來了。」

真正聽見廟埕的聲音

林奕碩成長於淡水竹圍，隨著捷運帶來的都市化擴張，鄉野氣息漸漸淡去。他的家庭也比較西化，「小時候唯一的印象就是看熱鬧、看陣頭，有時候會聽到嗩吶的聲音遠遠地經過。」從西洋音樂聽起，他看到很多國外音樂人能夠侃侃而談自己以前聽什麼、受誰影響，也開始好奇台灣有些什麼。高三、大學之後，他開始聽解嚴後的音樂，像伍佰、豬頭皮、黑名單工作室；再往前追溯到郭金發、文夏的台灣歌謠，察覺其中帶有些日本音樂的影子。「我就想，為什麼台灣的音樂只能承接外來的東西，還有沒有別的可能？」

大學時代，他甚至選修了傳統音樂系的課程，聽民謠專家簡上仁的課、聽吳榮順教授談客家民謠與原住民歌謠，也跟吳素霞學唱南管。他也接觸到黃克林、陳明章對傳統文化的轉化， 從中反思：「台灣漢人本地的這些東西，比較少出現在現代流行音樂的脈絡裡。」

張嘉祥的啟蒙則要到大學之後，一次生祥樂隊到東華大學演出，他們的演繹讓他驚覺原來傳統音樂聽起來那麼漂亮。剛好那時修了吳明益的「華語流行音樂」課程，一路討論日治時代至今、與西洋音樂交互影響的脈絡；還有楊翠的課，也促使他思考台灣的主體性。回頭來看，他坦言過去聽不懂北管，只覺得吵鬧。「從水晶唱片採集的民間錄音，以及生祥樂隊後來改編的〈風入松〉等等，我才開始理解傳統音樂的結構有它獨特的美感。尤其我家在火燒庄那邊，生活是以廟埕為中心，我才發現傳統音樂、儀式、生活其實都是相連在一起的，只是以前沒能感受到。」

察覺這件事，因緣際會，兩人先後來到了「淡水南北軒」學習北管樂。林奕碩提到，過去是地方人士對北管有興趣，成立軒社找老師學，地方有慶典時便會出陣鬥熱鬧。「儀式或許可解釋成前現代、服務神明的行為，但說穿了，那些都還是人想看的東西。如果純粹只是演給神明看，戲台跟神明之間也不需要留觀眾的空間，近代也有與時俱進的電影放映、跳脫衣舞等，其實是人想看吧？」

當民俗神怪入歌

「我的專輯概念跟童年記憶連結比較緊，所以想把北管的聲音帶進來。」張嘉祥說，他先是動筆寫小說，才逐漸發展出同名專輯《夜官巡場》（2021）。其中大量談論生死神異，源自他從鄰里聽到的各種鄉野奇譚，像是哪裡很陰、哪邊又死過人。可是他覺得不只有這樣，這些民間信仰還能映照出更多。專輯裡運用曲牌〈新普天樂〉的旋律，不同段落拆開發展成〈拜塗虱〉、〈水流媽〉，描繪無主孤魂遊蕩與野神仙女。

此外，透過楊翠的課程他關注起白色恐怖受難者亂葬崗的存在。從後代家族的口述中，他常聽到一些悲淒的鬼故事——那是否代表某種未竟心願或內心投射？他心想，如果真有鬼魂，這些人在歷史中被遺忘那麼久，恐怕連回家的路都找不到，於是虛構出一位照看世人的仙神「夜官」。追根究柢，他還是覺得對自己牽掛的家鄉太陌生。「我想從家族、村落的過去，嘉義地區到整個台灣的歷史，去定位自己身處何方，也想釐清自己跟土地、跟空間、跟人之間的關係。」

如同當初寫下〈魔神仔〉的玩世不恭，百合花則走上一條「假鬼假怪」的路線。他們的首張專輯《燒金蕉》（2019），把「燒」這溝通陰陽的動作，與「金蕉」這求財祭拜、中元普渡的鮮果撞在一起，卻意外產生趣味。他解釋，「不像情歌，很多童謠或兒歌本身沒有承載深刻的感受與意義，比如『白鷺鷥，車畚箕』、『阿公仔欲煮鹹，阿嬤欲煮淡』，聽起來只是很有趣味，卻能傳唱到現在，我覺得很不可思議。」百合花創作中巧妙的拼貼感參考於此，像是〈早知莫投胎〉將佛教投胎輪迴對應現代人三更半暝喝咖啡的厭世日常。

到了第2張專輯《不是路》（2021），專輯名便直接採用同名北管出殯曲牌。這曲牌口傳下來，有人將其寫成「不是路」，也有人寫成「佛寺路」，他藉此玩了雙關。「其實我的作法可能標新立異，就是覺得酷就玩玩看。」這些仰賴直覺，林奕碩說得輕巧，卻也是靠著他多年來對於傳統文化的深入積累。

或許，最大的鬼故事其實就藏在人世間——到了百合花第3張專輯《萬事美妙》（2024），既然生死無常與世間荒謬無可避免，他們便幽默自嘲去正面迎上。

轉譯在地傳統的挑戰

如今高樓四起、現代生活襲來，張嘉祥的火燒庄還留有多少鄉野氣息？他觀察到，反而是因為大學研究資源的挹注，與在地藝術團體如阮劇團的深耕，慢慢喚回一些在地關注與集體記憶。

但轉譯台灣傳統音樂，除了被聽懂的問題，真要對外國交流、平衡跨文化語彙，更是不容易。如同林奕碩到海外演出，可能是文化差異，有時獲得的稱讚表淺了一些。他自我挖苦：「我有個名言：越在地就越在地，越國際就越國際。」他說，他們並沒太多前例能參考，只能試驗不同方法。專輯就像一整個set的創意料理，單一首歌或短短演出機會如同單一道菜餚，不足以說明創意的脈絡。但也因如此，其「創意」才可能有其意義。張嘉祥也說，「我們在做的事可能有個基本盤，在那之外如何跨到讓不同領域的人感覺到與他們的關聯，是持續在想的事。」

張嘉祥

1993年出生。嘉義民雄人，火燒庄張炳鴻之孫。寫小說寫音樂辦活動。現為「庄尾文化聲音工作室」負責人、台語獨立樂團「裝咖人Tsng-kha-lâng」團長。2021年出版《夜官巡場》專輯，入圍第33屆金曲獎最佳新人；2022年出版《夜官巡場》同名小說，獲2023年臺灣文學金典獎、蓓蕾獎。

林奕碩

藝術家，生於台北。2016年就讀赫爾辛基美術學院、2019年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創作碩士班，視覺作品涵蓋攝影、裝置與表演，關注人文景觀。現為樂團「百合花」主唱、詞曲創作者。持續學習漢人傳統音樂、文化與台語。2019年首張專輯《燒金蕉》獲金音創作獎「最佳搖滾專輯獎」、「最佳新人獎」；2021年《不是路》獲金曲獎「最佳台語專輯獎」、「最佳裝幀設計獎」；2025年《萬事美妙》獲金音創作獎「最佳專輯獎」。

_{文｜吳哲夫　攝影｜羅柏麟　圖片提供｜百合花、裝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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