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九槍》導演蔡崇隆:九聲槍響之後,讓紀錄片的子彈飛一會兒

九槍。

2017 年8 月31 日,九聲槍響下,越南移工阮國非應聲倒地,近30 分鐘無刪減的警察密錄器畫面直接震撼觀眾,《九槍》也斬獲2022 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然而,卻是在1 年後的現在才上映戲院,導演蔡崇隆不急著追擊票房,反倒先展開「《九槍》上映暨全臺校園教材發送計畫」,募資台幣近300 萬元,希望用不同方式讓紀錄片與大眾開啟更多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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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國非在台灣工作時留下的獨照,與兒時的阮國非與家人的合照。(圖片提供:《九槍》團隊) 

「我不是要修理警察。」訪談中一再一再地,蔡崇隆強調。許多人未看紀錄片就錯認他只維護移工、貶斥警方,一度捲起爭議,但看完片就會明白不是這樣。於是得獎後先是沉澱、醞釀,他運用國家藝術與文化基金會的補助展開小型巡演與映後座談,陪伴首批緊追議題的觀眾,「我的片子有一定殺傷力,或者就是會讓觀眾不舒服,我很清楚。」《九槍》以阮家與警方家屬、各界人物的訪談,搭配新聞影像和最直接的密錄器影像證據,拋出一個疑問:年輕警員為何對一個手無寸鐵的移工阮國非,需要連開到9槍?在妻子阮金紅導演、他製片的《再見,可愛陌生人》(2016)中,他遇過一個逃離工廠的「失聯移工」就住在派出所對面,警察體恤他們離鄉賺辛苦錢,掉了拖鞋還幫他買,彼此間是有同理與默契的,並非兩方對立。「你就會覺得阮國非事件太過離奇,一定有個非常大的誤會。」

1990年代是新移民進入台灣的高峰期,蔡崇隆開始對這些遠赴異鄉的人感到好奇,於是2003年在公共電視時陸續拍攝「移民新娘三部曲」。後來,他認識了越南新移民背景、離過婚並積極爭取權益的妻子阮金紅,在他影響下妻子也跟著成為紀錄片導演,一起合作2012年的《失婚記》。2013年的《可愛陌生人》與2016年的續集《再見,可愛陌生人》,他們才將鏡頭轉向東南亞移工,「這其實對我們兩人都是新的議題。」這是拍攝《九槍》的前奏。

誰是阮國非?還原不完美的受害者

據勞動部統計,2016年東南亞移工人數突破60萬人,自此超越原住民與新住民,但他們彷彿與主流社會處在平行時空,潛藏社會邊陲無聲勞動。「新住民跟移工族群在台灣是被分開的,我們的治理方式並沒有要他們太過親近。」蔡崇隆說明,以越南為例也有南北差異,像阮金紅的婚姻移民多來自農業為主的南越,移工則是政經、教育發達的中北越,文化與認同有落差。

然而阮金紅相對他仍有文化相近的優勢,她為貼補家用在農村打工,慢慢打入移工族群並建立友誼與信任。對於女性與新移民姊妹,也更容易講些並記錄下親密的體己話。他們也在家附近創立「越在嘉文化棧」,成為越南新住民、移工與新二代的交流與互助基地,蔡崇隆從最早的旁觀記錄者成為新住民家屬,更有機會在越南友人間感受「失語」的身分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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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婚記》是阮金紅導演的首部長片,由蔡崇隆製片,此為Facebook粉專上為新移民姊妹留下的身影。(圖片提供:《九槍》團隊)

在紀錄片中,阮國非化身幽魂的第一人稱視角,用越語念白著他過世前在Facebook留下的心聲,飄蕩過曾留下生活行跡的空景。移工在台灣大眾印象中多是模糊的,如此詩意的敘事處理,是想帶觀眾進入他的心緒,還原他的立體形象。片中也不諱言阮國非有施用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可他平常又是個樂於幫助孩子的叔叔,是什麼讓他陷落至此?

「不知道今晚該往哪裡去?/我在人行道上不斷徘徊」,片尾曲〈Là vì em為了妳〉吟唱著阮國非生活困頓與對家鄉母親的牽掛,蔡崇隆說明,「東南亞移工(比婚姻移民)又多一層法律上的阻隔,而且也不如歐美外籍技術人員更容易取得居留身分,永遠只能是很不公平的客工(guest worker)。」台灣的客工制度嚴格規定移工不可任意轉換雇主,限縮他們工作地點、時間甚至薪資保障,只被視為短期勞動力,許多人受不了壓迫就逃逸,可又要面臨取締或藥物的誘惑與控制。他認為台灣面臨少子化與缺工問題,那為什麼不能好好接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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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可愛陌生人》劇照,由阮金紅導演、蔡崇隆製片,記錄4位越南移工來台淘金返鄉遇到的生存困境。(圖片提供:《九槍》團隊) 

導演不是英雄,拍紀錄片不為了好看

最初會有靈魂視角甚至重演阮國非生前的設想,也是因蔡崇隆從沒想過真有管道拿到密錄器畫面。他坦言像是在看電玩射擊遊戲畫面,「不加工直接播出來卻像假的,它明明是真實畫面,可好像處在真實與虛構的邊界。」用藥而精神恍惚的阮國非蒙受數槍,如受傷的獸倒臥在警車旁,先前汽車因衝突毀損的民眾放話:你還唱秋(tshàngtshiu,聳鬚)嗎?第一台救護車不是先救更重傷的他、警員要幫忙壓制上銬卻是腳踩⋯⋯,其中的複雜心態混雜對當下衝突的報復、恐懼,以及台灣社會對移工的蔑視、不理解。

「最讓我痛苦的是開槍之後整個過程衝擊我的認知:台灣不是一個重視人權、人情的國家嗎?我感到好陌生,我以為我們不會到這種程度。」當初內部試映後一片靜默,有人提議應該直接播出給大眾看,它本身已經是紀錄片。可它真的就是了嗎?「我不是只揭發一個被掩蓋的證據,丟出來給輿論去幫阮國非翻案、對付警方。」素材必須小心處理,要播放完30分鐘的冗長與等待才能彰顯事件的真實性與荒謬,可考量到影廳沉浸式無路可逃的壓迫感受,一整段觀看太長,蔡崇隆將影像分為3段,各自有觀察重點,也更能與其他議題、事件的影片互相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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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獲得密錄器影像之前,《九槍》最初的國家藝術與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提案曾考慮更多仰賴第一人稱靈魂視角與重演的敘事策略,以建立阮國非生前的形象。(圖片提供:《九槍》團隊)  

曾有觀眾回饋《再見,可愛陌生人》在制度面的展現不足,蔡崇隆說明這是策略的不同。《失婚記》與兩部「可愛陌生人」是由他們生活中自然長出的小品紀錄片,因為只有夫妻兩人長時間跟拍,更側重於個人故事的情感性好使觀眾同理,也更容易掌控成本。《九槍》回應了這一需求,平衡感性的敘事與探討議題的理性分析,進行完整團隊製作與分工,有意識地讓故事各方角色在採訪中現身發話,如警員的姑姑、資深警官、律師、仲介等等,研究小組也搜羅宿舍大火、黃文團事件、公安意外⋯⋯,所有內容都收束在阮國非之死的主線上,呈現無論合法或失聯移工,都仍身居弱勢的普遍處境。

可其中獨缺當事警員的身影。蔡崇隆反問究竟想從警員得到怎樣的反應?若警員真應了壓力溫情道歉或辯解,太過聚焦在個人,好像整個結構性問題的責任落在一人身上,《九槍》尋求背後成因的努力可能瞬間瓦解。「這只是在找一個代罪羔羊,把紀錄片創作者英雄化。」儘管紀錄片可能會更好看,可只追求好看還不如拍娛樂片、劇情片。「當然我還是希望作品有觀賞性,但紀錄片好看不該是第一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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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槍》的敘事線以阮國非事件為主軸,其間穿插不同移工事件、工殤議題、抗議等等訪談、紀錄與新聞畫面,試圖追問東南亞移工所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圖片提供:《九槍》團隊)  

不要虧本,更要讓故事繼續陪伴觀眾

談到上映,蔡崇隆說明要進戲院大銀幕通常需要數十萬的發行與行銷費用,這對經費有限的紀錄片導演是一個門檻。「若要我虧本做紀錄片,我覺得就不值得做了。」他認為即便拍片不為商業也要顧及成本與合理利潤,過度犧牲自我並不能走得更遠,所以在小巡迴後,他與嘖嘖合作集資「《九槍》上映暨全臺校園教材發送計畫」,先匯聚本來就關注議題的群眾支持,同時也是另一種觸及新受眾的行銷管道,與法律白話文運動、台灣通勤第一品牌的合作就是一例。

電影教材包也是與集資團隊的激盪,拿掉密錄器片段重組電影為教材,也能讓高中生參與議題,從教育開始翻轉。稍有遺憾是沒能完整達標第二階段計畫的執行費用,但仍能開不少場映後座談,推動警政改革或移工議題的交流。這是他的堅持,「除了安撫大家看完後難受的情緒、彼此打氣,更重要是如果原先認知被打破了,那大家要緩下來討論:悲劇已經發生了,那我們未來可以做一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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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槍》拍攝過程側拍。(圖片提供:《九槍》團隊)  

他很喜歡英國紀錄片先鋒John Grierson的話:「紀錄片不是反映真實的鏡子,它是打造鏡子的鐵鎚。」《九槍》是探尋真相過程中,發掘更多證據的「鐵鎚」,或許還能敲出槍與彈,將能量射向觀眾,可要不要反思、行動的關鍵在觀者身上。作為補充,他說紀錄片沒有那麼偉大,「那是它的有限性,作品有自己的生命,我不能強求它能啟動多少人。」曾有些法官、律師、警察回應他的《島國殺人記事》系列讓他們想要做不一樣的司法工作者,其中之一就是片中現身、擔任阮家律師的邱顯智。

因為這些珍貴的緣分,蔡崇隆體悟到作為紀錄片導演要更謙卑。他說台灣人往往迴避歧視這件事,可只有看見並且承認人們歧見的存在,才有機會改變。《九槍》沒太刻意圍繞在此,可許多觀眾的回饋中,他們真切感受到了。他補充真正關心移工族群的台灣人可能不到1成,「一次映後座談,我跟公眾開玩笑說我好像一直在幫移工打選戰。」他目前正著手記錄外籍看護族群與新二代,當然,他會與這場選戰一直纏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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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九槍》首映會,蔡崇隆盡可能舉辦映後座談,希望促進警政改革與移工議題的交流。(圖片提供:《九槍》團隊)  

蔡崇隆

紀錄片導演、製片。曾任平面及電視媒 體記者、公共電視《紀錄觀點》製作人。 2001 年執導《島國殺人紀事》獲金穗 獎最佳紀錄錄影帶,2017 年擔任製片 的《徐自強的練習題》獲金馬獎最佳紀 錄片提名。2022 年以《九槍》獲得金 馬獎最佳紀錄片。

 Bonus:蔡崇隆推薦:紀錄片也要創造性! 

➊ 《憂鬱之島》/陳梓桓(2022

形式上很特別,在檔案影像與訪談之間,用類似劇情片的手法去重演年輕人的故事,敘說香港曾像台灣是自由世界的一個部分,後來經過六七暴動、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門事件、九七香港主權移交到反送中運動(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如何走到現今如同是淪陷的狀態。

➋ 《K 的房間——關於世界的創造與毀滅》/洪瑋伶(2020

這部小品短片去年在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獲獎,非常有實驗性,其中編劇辛佩宜是我學生。他們在面對這種很硬、很冷的白色恐怖議題時,以可能更符合年輕世代的視角去切入,這是我們未來要努力的方向。紀錄片要有創意,John Grierson在1930年代就已經定義紀錄片是「對真實的創造性處理」,傳統教條式紀錄片可能不再足夠挑戰形式上的真實與虛構邊界。

文|吳哲夫 圖片提供 |《九槍》團隊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 La Vie 2023/9月號《紀錄片的真實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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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之谷》首度登上台灣大銀幕

名列「影史百大動畫」的吉卜力神作《風之谷》,更是「吉卜力三巨頭」宮﨑駿、高畑勳、鈴木敏夫這三位日本動畫界巨擘「夢幻聯動」的合作起點。當初鈴木敏夫任職動漫雜誌《Animage》副總編輯,因採訪工作結識宮﨑駿、高畑勳,先是促成《風之谷》原作漫畫在雜誌上連載並大獲好評,又說服高畑勳擔任該片監製,讓宮﨑駿無後顧之憂全力衝刺《風之谷》動畫,電影上映後獨特的「腐海」設定敘事風格和深刻的環保哲學,獲得極高人氣及評價,使得吉卜力工作室在隔年1985年成立,陸續誕生同樣膾炙人口的《天空之城》、《龍貓》、《神隱少女》等吉卜力經典之作。

《風之谷》電影中公主娜烏西卡經常乘著噴氣式滑翔翼探險(圖片提供:甲上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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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之谷》電影中藍衣使者降臨在金色原野的動人傳說畫面,令不少觀眾感動落淚。(圖片提供:甲上娛樂)
《風之谷》電影中藍衣使者降臨在金色原野的動人傳說畫面,令不少觀眾感動落淚。(圖片提供:甲上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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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之谷的公主娜烏西卡召集子民,對抗狂暴軍隊。(圖片提供:甲上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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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預售電影套票限量開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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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之谷》典藏電影套票樣式,場景精選「娜烏西卡飛行員款」及「究極的王蟲款」,另有早鳥禮「腐海植物的實驗室」。(圖片提供:甲上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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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甲上娛樂、文字整理|Adela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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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山大史|橫跨電影與商業的影像全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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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同行的小孩》 (圖片提供:CATCH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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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少女夢》(圖片提供:CATCH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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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馬分鬃》(圖片提供:前景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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