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城市將會是一座廢墟」日本後現代建築大師磯崎新(Arata Isozaki) 曾提出這樣的觀點，作為全球建築界享有一席之地的東方建築美學先鋒，師承丹下健三、總是穿著好友三宅一生設計衣服的磯崎新，試圖顛覆傳統樣建築樣式，他反對功能決定形式，以與生俱來的藝術家才賦，在建築中追求個人美學觀念的體現。如今這位早已獲獎無數的不凡大師，則在2019迎來其建築生涯的最高榮耀，獲頒2019普立茲克獎（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殊榮，也成為繼丹下健三、安藤忠雄、伊東豊雄後，第8位獲得此榮譽的日本建築師！

「一直以來，我認為最重要的事便是找到方法來掙脫困住自己的框架或美感意識。」

身為日本後現代派建築師，其融匯日本文化傳統與西方當代建築意象的美學，讓他在建築界開始發光。1931年出生於日本九州島大分市，在戰亂時期誕生於世上的磯崎新，14歲時對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的記憶，對他後來的建築理念不無影響，他認為建築的生命雖然短暫，但應讓當前的使用者感到愉悅，無論是偶然經過的行人或是周圍生活的居民。「當我成長到足以開始了解世界的年紀，廣島被投下原子彈，家鄉一瞬間毀於一旦。我是在核爆中心附近長大的，那裡是一片滿目蒼夷的廢墟，建築物摧毀殆盡，甚至看不到城市的影子，我身邊只有兵營和避難所。因此，我對建築的最初體驗是一片虛空，我開始考慮人們應如何重建家園和城市。」，正是城市在一夕成為荒地，「廢墟」建築隱喻不時在其作品中顯現。

在丹下健三麾下多年，如同其他建築師一樣懷抱用設計改變世界的理念，磯崎新在1960年代成立個人事務所，更提出了他那著名「未建成」的《空中都市─新宿計畫》構想，當時他針對新宿地區的未來主義規劃，他企圖在既存城市空間上打造另一座居住城市，新舊共存，不但不破壞已有環境，更得以在新開闢的空間適應新生活需求，儘管此計畫未曾實現，然而這份對都市未來的想像，也連帶影響其往後的建築規劃理念。

對比擁有鮮明顯著特色的安藤忠雄或黑川紀章，同樣被視為「日本建築三傑」的磯崎新，作品類型則多樣百變，而他具前瞻性思維方式、對「空間藝術」的深入執著，正是他此次獲青睞的主因，「他兼具對建築歷史和理論的深刻了解，勇於擁抱前衛，從不滿足於複製現有；對有意義建築的追求也反映在他自己的設計作品中，直至今日仍然不斷演進，其方式方法總有新奇之處。」2019年普立茲克獎評審如此盛讚。

善於利用幾何空間排列，加上用色鮮明的磯崎新，其打造的建築接近極簡卻又極為講究細節，簡單又不簡單般的超現實風格，讓人看見其不斷進化的新意。「磯崎新是一個先驅者，他知曉建築的需求是全球性與本地化的統一，而要把兩種概念完美融合，便是一場成極大的挑戰。」普立茲克獎評審委員會主席Stephen Breyer表示。

現年87歲，建築歲月超過半世紀的磯崎新，至今依舊保有滿滿創新活力。回顧其過往精采之作，作為其生涯重要里程碑的洛杉磯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是其第一個國際建築項目，這座下沉式的紅砂岩建築儘管當初備受爭議與挑戰，然而磯崎新藉著印度紅砂岩建築進行體量上的重組，並運用黃金比例與陰陽理論貫穿整體建築，巧妙地連接東西方關係。

而位於日本水戶市的水戶藝術館，聳立並旋轉直衝天際的塔樓，其靈感汲取自「現代雕塑之父」之稱的羅馬尼亞藝術家布朗庫西（Constantin Brancusi）無盡之塔，磯崎新與團隊運用56塊三角形面板，進而而位拼接成延伸而上的螺旋塔，充滿超現實的風格不僅讓水戶這座古都增添未來風氣息，更像是為城市注入了一劑藝術強心針。

建築作品逾100件的磯崎新，其餘著名作品還包括大分縣醫館（1959-60）、其附樓（1970-1972，日本大分縣）、大分縣立圖書館（1962-1966，日本大分縣，1996年更名為大分藝術廣場）、北九州市立美術館（1972-1974,日本福岡）、筑波中心大廈（1979-1983,日本茨城）、奈良百年紀念堂（1992- 1998,日本奈良）、Pala Alpitour體育館（2002-2006,義大利都靈）、安聯大廈（2003-2014,意大利米蘭）、卡達國家會議中心（2004-2011,卡達多哈）和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 2008-2014,中國上海）。

Text：Ian Liu

via 普立茲克獎

普立茲克建築獎主辦單位宣布，來自智利聖地牙哥的Smiljan Radić Clarke（斯米爾揚・拉迪奇・克拉克），成為2026年度普立茲克建築獎得主。

Smiljan Radić Clarke出生於聖地牙哥的一個移民家庭，祖父母來自克羅埃西亞的布拉奇島（Brač），外祖父母則來自英國。這樣的背景使他在成長過程中對「歸屬感」有更深刻的體悟，也促使他了解到，生活原本就是拼貼組裝而成，而非單純承襲。他曾表示：「有時候，你必須創造自己的根脈，這樣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

Radić曾就讀於智利天主教大學建築系，卻在1989年畢業前的期末考中未能一次通過。這次挫折對他影響深遠，促使他前往威尼斯建築大學研習歷史，並展開旅行。他認為，那段時光是求學過程中最重要的一課。他超脫了建築學的既定框架，將哲學、藝術，以及神話與文學典故的隱喻，融入了自己的設計語彙與形式之中。他說，「思想存在於事物之中。我一直在試圖建構一種環境，啟發他人產生新的思考。」

大學時期，Radić結識雕塑家Marcela Correa（瑪塞拉・科雷亞），她後來是他的客戶，最終成為他的妻子。1995年，他於智利聖地牙哥創立了同名建築事務所Smiljan Radić Clarke，並刻意維持小規模、緊密合作的特點。兩人攜手設計了事務所第一件住宅作品「Casa Chica（小房子）」（Vilches, Chile, 1997），並親手在安地斯山脈建造這座僅24平方公尺的建築。儘管兩人僅偶爾合作，但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持續進行著跨越時光的思想對話。

隨著時間推移，他的創作興趣延伸至各種不同尺度與類型：從市政與文化機構，到商業建築、私人住宅與臨時性建築。他也與Marcela Correa合作，為第12屆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打造觀眾入口裝置《The Boy Hidden in a Fish（藏在魚腹裡的男孩）》（Venice, Italy, 2010）。這件以花崗岩與雪松木製成的裝置作品，將人物形象置於群體之中，體現了對身體感知與情感表達的關注。

2014年，他受邀設計第14屆蛇形藝廊展亭（London, United Kingdom, 2014）。這是一個置於巨石之上的半透明玻璃纖維殼狀結構，形成了一個既非完全封閉，也非全然透明的臨時庇護所。

2017年，Radić於聖地牙哥家中的工作室創立了「Fundación de Arquitectura Frágil（脆弱建築基金會）」，支持挑戰學科邊界的實驗性建築。透過展覽、工作坊與合作研究計畫，該基金會體現了他將建築視為一種集體且持續演進的實踐之理念。

Radić說道：「建築既可以擁有宏大、厚重且永恆的形式，在陽光下屹立數百年，靜候我們前來造訪；也可以是較小、脆弱的構造，如蜉蝣般朝生暮死，甚至依照傳統觀點而言並沒有明確的歸宿。在如此懸殊的時間跨度之間，我們努力創造各種能夠承載情感的居住體驗，鼓勵人們駐足於此，重新審視這個經常冷漠地與他們擦身而過的世界。」

2026年度評審團在評語中寫道：「Smiljan Radić Clarke的作品處在打破慣例、材料探索與文化記憶的交會點上。他更傾向相信建築的脆弱性，而非毫無根據地主張建築的確定性。他的一些建築看起來像臨時的、缺乏穩定性，甚至刻意保留一種未完成的狀態，幾乎處於消失的臨界點上。然而它們卻提供了一處井井有條、樂觀且寧靜的庇護所，並將脆弱性視為生活體驗的本質。」

評審團主席、2016年普立茲克建築獎得主Alejandro Aravena表示：「在每一件作品中，他都能以極具獨創性的方式給出答案，使原本模糊的事物變得顯而易見。他回到建築最根本、無法再簡化的基礎，同時探索尚未觸達的極限。他在世界邊緣的嚴峻環境中成長，透過僅有數名合作者的建築師事務所，即可帶領我們深入探究建築環境與人類處境的最深邃之處。」

帶看Smiljan Radić Clarke 5件作品

Santiago,Chile｜Guatero（水袋） ，2023

「Guatero」是為第22屆智利建築雙年展創作的發光充氣裝置。它並非以實體建築形式呈現，而是營造出一個暫時性的氣態環境空間。柔軟而輪廓清晰的外形，會隨著氣壓變化而微微起伏，巧妙地將材料本身的脆弱轉化為深刻的空間體驗。

半透明的表皮能漫射光線並放大聲音的傳播，在龐大的量體之中仍營造出親密的內部氛圍。光影、聲音與人的動線，時刻重塑著內部的空間狀態。「Guatero」既富有趣味，又帶著質樸自然的氣質，如同一個臨時卻充滿生活氣息的巨大容器，令人著迷。

Concepción,Chile｜Teatro Regional del Biobío（比奧比奧劇院），2018

比奧比奧劇院坐落於河畔，以嚴謹的量體與外殼構築出精妙的建築語言。其外牆採用精心設計的半透明聚碳酸酯板，透過鋼構框架層層鋪設，不僅能調節光線，也提升了聲學表現。

建築立面既不完全遮蔽，也不完全顯露——白天，它過濾自然光以減少室內眩光；夜晚則透出柔和的光暈。整體建築由一系列比例精妙的模組構成，包括表演廳與排練室等空間。Radić藉此證明，公共建築無須依賴紀念碑式的設計也能展現存在感，不必過度雕琢亦能結構嚴謹，更無需張揚便能散發光采。

Santiago,Chile｜NAVE, Performing Arts Center（NAVE表演藝術中心），2015

NAVE計畫將一棟受損的20世紀初住宅，重新構想為當代表演藝術的場域。Radić並未抹去既有結構，而是保留原本的民宅外殼，並在內部置入新的功能量體，形塑出層次豐富的室內空間。在這裡，排練室、工作坊與開放式表演空間，與老屋所承載的場域記憶並存。

這次的介入既非單純修復與替換，而是一種對空間尺度與使用方式的精準重構。原本厚重的牆體與封閉的房間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能承載身體活動、聲音與集會的流動空間。建築頂部覆以馬戲帳篷的屋頂露台，帶來出乎意料的輕盈感與即興慶典般的氛圍。此處也定期舉辦社區活動，與下方沉穩而親密的空間形成鮮明對比。

London,United Kingdom｜Serpentine Gallery Pavilion（蛇形藝廊展亭），2014

蛇形藝廊展亭呈現出一種彷彿懸浮的姿態。半透明的玻璃纖維外殼宛如漂浮在肯辛頓花園的草地之上，不可思議地安放在由在地巨石構成的環形基座上。展亭既帶著古老的氣息，又像是臨時搭建而成；既被石塊的重量錨定，又因穿透表皮的日光變化而充滿生命力。雖然是一座臨時裝置，展亭卻提出了一種對建築最原使的解讀，使重量、表皮與地面之間形成精妙的平衡。

Millahue, Chile｜Vik Millahue Winery（米拉胡維克酒莊），2013 

建築順著起伏的地形橫向延伸，而非拔地而起，與山谷的尺度自然融合。室內空間中，釀造、儲藏與品飲的功能依序展開。混凝土擋土牆與加厚的結構底板穩固地基，而柔和的光線與穩定的溫度，則為發酵與儲藏提供理想環境。

公共空間自被陰影覆蓋的室內逐漸向外延伸，最終抵達可俯瞰耕作田野的架高露台。Radić透過精巧的結構與建築朝向的設計，悄然介入自然，從而為廣袤的荒野帶來一種穩定感。

_{資料提供｜普立茲克建築獎、文字整理｜Adela Cheng}

2013年展開，2025年完工，臺中綠美圖的誕生跨越了12年。這座由日本代表性建築事務所SANAA設計的文化場館，不僅是他們在台灣的首件作品，也成為其至今規模最大的文化設施計畫。妹島和世與西澤立衛與La Vie一同回望這段漫長的設計旅程。

➣本文選自La Vie 2026／1月號《一場朝聖的旅行》，更多精彩內容請點此

輕盈、透明，甚至近乎消隱——長年以來，人們對SANAA的建築想像，是那往往帶著一種安靜而不張揚的存在感。臺中綠美圖由8個彼此連接、尺度各異、面向不同方向的方形量體組成，方盒中引入弧線元素與參差錯落的動線，初入彷彿在森林中彎繞迷蹤，充滿探索樂趣。

「建築與環境」——創造一種與環境自然共存的建築，是他們20多年來的核心思考。在2025年11月同名講座上，談到對台灣的印象，妹島和世回憶：「我第一次來台灣，應該是好幾十年前。當時幾乎每棟建築的屋頂上，都有鐵皮屋加蓋。雖然如今已少了許多，但今天搭車時，仍能看見不少人將這些半戶外空間納入日常使用。那時我在伊東豊雄事務所工作，我們經常討論『人們會選擇在什麼樣的地方生活』，這種生活場景給了我很大刺激，讓我感受到一種獨特的生活能量。」西澤立衛則觀察到，無論是植被的綠意、陽光或是人，都展現南國強烈的生命力，適合使用半戶外空間的時間更是比日本長得多。

妹島和世分享：「一開始，我們從『如何讓建築盡可能融入環境』的想法出發，努力去思考與實踐。但在此之後，我們也開始思考：在融入環境的同時，能不能再加上屬於我們這時代的一些新元素，讓它能夠連接到未來，形成一種延續？」

融入環境之中的綠美圖

所謂的「環境」，一方面是指周遭既有的自然與城市條件。在計畫之初，他們便決定令場館向公園敞開。台灣的日照比日本更為強烈，綠美圖共同設計者劉培森建築師赴日開會時，也曾向他們強調：台中非常炎熱，遮蔭空間非常重要。隔熱機能勢必要被重視；同時，他們發現周圍植被相當優美，希望能令建築與綠意共構成一道風景。最終，綠美圖被輕羅上大面銀色的鋁擴張網。他們解釋：「擴張網在台灣的綠建築中非常實用，一方面能保持視覺的通透感，同時也具備遮陽的效果。透過擴張網，建築量體原本較為剛硬的邊緣被模糊，在環境中顯得更加柔軟、輕盈。」鋁材柔和地反射光線，半透明地將各個量體包覆起來，人們從室內向外看，只見多重疊影，外部的綠意隱隱透現，形成多層次的視覺景深，設計理念與隔熱機能需求在此取得平衡。

在臨時建築的作品中，往往能看見建築家最具實驗性的一面。SANAA於2009年設計的「蛇形藝廊戶外展亭」（Serpentine Gallery Pavilion）幾乎沒有外牆；瀨戶內海犬島「家Project」中的F邸（2010）不像傳統藝術白盒子遮蔽換展過程，彷彿這就是島上日常；到了近期2025大阪世界博覽會主題展館「Better Co-Being」，沒有了實質外牆與穹頂，建築內外邊界更加曖昧。談及這點，兩人說明：「一般來說建築會有牆與屋頂，但世博會中，我們嘗試打造一個更能與天空、綠意融為一體的空間。」這讓人在藝術、建築與外界環境共在的場域中，體驗到一切彼此交織的關係。他們強調：「建築如何與周圍環境建立關係非常重要。」西澤立衛也補充，在亞洲多數地區，相較於將人們置於封閉房間中，開窗、良好通風並讓陽光照進的開放空間往往更舒適。「與真正的自然相連並達到調和，是形塑舒適空間的基本條件之一。」

讓建築成為行走的一部分

在既有的環境之外，人們在此停留、聚合，過程中也逐漸浮現出一種「人為的自然」。兩人表示，綠美圖的量體相當巨大，又座落於公園之中，如何不干擾原有動線與日常活動是一大課題。「我們希望建築能與周遭環境維持良好的關係，因此在最初的構想中，就決定將整個量體抬高，民眾仍可輕易地從內穿越到公園，或是從城市街區端走向公園時，不會感到被地形或建築阻斷。」對他們而言，建築不只是被放進地景之中，更要融為人的行走與地景的一部分。

這樣的思考，也反覆出現在他們過往的作品之中：貼地延伸的美國Grace Farms文化中心「River Building」（2015），地面如綿延波浪般的瑞士勞力士學習中心（2010），還有日本香川縣立體育館（2025）低沿瀨戶內海岸線的地景輪廓展開。又如澳洲雪梨新南威爾斯美術館擴建案「Sydney Modern Project」（2022），在保留既有樹木、基地受限下，沿著坡原有建物銜接層層新量體，人們仍能在建築與公園之間穿行。

他們的重要作品金澤21世紀美術館（2004）位於城區中心，圓盤狀的建築以美術館為核心，各個彼此獨立的展示室在高度與形狀上 各不相同。建築外圈設置多個入口，讓來自四面八方的民眾都能從「正面」進入，並配置小型圖書館、兒童創作空間與劇場等設施，形成對城市敞開的公共區域。通透的玻璃立面與周邊綠地，使這裡成為市民日常停留、活動的城市客廳。延續這樣的思考，綠美圖也未設置單一主要入口，而是向四方敞開，成為可被穿越的建築。

西澤立衛指出，當建築出現、空間被賦予形態，人們便有了機會在其中相遇、連結。綠美圖最特別的需求之一，是將美術館與圖書館整合於同一棟建築之中，SANAA嘗試令兩個單位各自獨立，又能彼此滲透、串接。「我們喜歡重新組合建築原本的功能，這樣往往能激發出新的空間想像。」他們設計多個介於兩館之間的融合空間，例如共用大入口、位於屋頂的文化之森，以及地下2樓、緊鄰典藏庫房的教育空間play space。這些空間雖然分屬不同單位管理，卻在動線與配置上保留彈性，使用者能依照自己的節奏探索、穿行。妹島和世進一步指出，空間往往是在人的移動之中被感知與理解的；選擇路徑不同，空間經驗也會隨之改變。

「我們希望人們來到綠美圖的經驗不是預先被設定好的，而是在行走與停留之間，不斷被空間本身所激發。」

當美術館＋圖書館成為城市公園

在《Building Culture》訪談集中，妹島和世談到金澤21世紀美術館時曾表達：「博物館建築應該像一座城市。」「建築與環境」講座中，她也回憶起剛啟用時，有人開玩笑地說，「好像突然有一艘UFO降落在城市慶祝一樣。」當時他們也曾思考，建築是否需要更具體地與城市黏合在一起？不過，10年後，城中的藝廊經營者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可以將自己的藝廊想像成「從這座美術館飛出去的一間展覽室。」妹島和世笑說，反而是市民主動發現並提出了新的連結方式——整座城市也能被視為一座美術館。他們補充，「在金澤時，我們所提出的概念，是一座與城市連續、幾乎可被視為城市本身一部分的美術館。臺中綠美圖同樣被期待成為一個能夠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的城市場所，由於基地位於城市公園之中，我們進一步創造出與公園融為一體，並向上、向外立體延展的空間。」於是，綠美圖不再只是「建在公園裡的建築」，他們開始想像「讓建築本身成為公園」。

演講末尾，一位觀眾提到SANAA一貫被形容為「輕盈」的建築語彙，妹島和世則回應：「與其說是『輕盈』，不如說我一直在思考的是：當一個作品完成之後，未來會被不同的人使用，而我希望它能容許每個人，用自己的方式去延續使用。只要想到這點，我感覺既開心又踏實。」我們也進一步詢問他們對未來的期待，他們維持一貫的開放態度：「在每個計畫中，都會出現新的基地條件與使用機能，對我們而言，都是全新的挑戰。」

SANAA

由日本建築師妹島和世與西澤立衛於1995年共同 創立，事務所名稱取自兩人姓氏首字母。SANAA 以輕盈、透明、弱化建築量體存在感的空間語彙 聞名。2010年，妹島和世與西澤立衛共同獲頒普 立茲克建築獎。代表作品包括金澤21世紀美術館 (2004)、紐約新美術館(2007)、羅浮宮朗斯 分館(2012)、瑞士勞力士學習中心(2010)、 澳洲雪梨新南威爾斯美術館擴建(2022)與甫開 幕的臺中綠美圖(2025)等。

_{文｜吳哲夫　攝影｜蔡耀徵、Iwan Baan、Lily Chen、YHLAA李易暹　圖片提供｜臺中綠美圖、SAN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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