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書毅在創作中追求肉身極限，黃翊則展現強大的科技氣場，10 多年來幾乎從未同框，如今正為新作品如火如荼的衝刺，分秒都太寶貴，能相約一塊，兩人直呼「歷史性的一刻」。

黃翊新作《小螞蟻與機器人咖啡小酒館》演出過程中，有3位觀眾可以扮演「店員」，「他們要前半小時報到，換上制服、進行員工訓練，學習如何跟小庫卡一起泡咖啡以及製作餐點。」沉浸式體驗能有效抓住觀眾目光，讓藝術更加貼近日常；周書毅也有方法，回顧過往舞蹈旅行計畫，「那時就覺得在街上相遇是相對比較自然的事。」爾後曾有100天都在公園排練，「叔叔阿姨打拳我們跳舞，參與彼此日常之後，他們不會認為我們在這裡是做一件奇怪的事。」如今推出新作品《阿忠與我》，也是希望和社會產生更多互動與漣漪。

Q：新作品的核心概念是什麼呢？期待觀眾從中產生的反思與回饋又是什麼？

周書毅：今年TIFA首演的《阿忠與我》是我和資深劇場工作者鄭志忠的共創作品，他現在51歲，身體強度驚人，最近我們在排練，每天早上他都會兩手騰空倒立，我掉下來之後他都還沒掉下來，哈哈。我們是2018年認識的，當時是我主動與他聯繫，問他有沒有機會一起動一動，於是相約牯嶺街小劇場3樓暖身練習，跟他的身體互動過程中，發現我們兩個的「中心」完全不同，剛開始認識阿忠的身體重心時，我常常不小心就推倒他，或是我被他的重量壓住，因為對於彼此身體的差異還不了解。後來固定每月一約，直到一年後在驫舞劇場的邀約之下、與他合作身體即興，發現我們的身體已經沒有強弱、不平等的關係了，才出現共創的想法。我發現這個「忠」字很有趣，等於「中」和「心」，這世界究竟是以什麼為中心？如果阿忠是阿忠，而阿忠也象徵社會上某些邊緣族群，那我們跟這個中心的距離是什麼？這時候我就不一定是周書毅了，而是代表每個人，試圖提出反思。

黃翊 ：《小螞蟻與機器人咖啡小酒館》是機器人和人類一起在城市開咖啡小酒館的故事，希望有機會變成台灣第一個定目劇，而會有這個想法，也是因為發現每當《黃翊與庫卡》巡演時，各國的觀眾、策展人、劇院總監常詢問我，是否有改編為定目劇的可能性？定目劇是一個城市的文化指標，我認為台灣的時間點應該到了。定目劇的觀眾群不能太單一，結合餐飲的目的也是想讓更多人能容易地連結到他們的生活經驗，進而走進來，在熟悉的情境下感受表演藝術，像是作品中「微型花園」餐點製作橋段，店員和小庫卡會隨著音樂，慢慢地一起在盤子上面鋪土、造林、開花，小花園慢慢地長大，接著疊起兩張烘焙紙、在手中變成蝴蝶，隨著小花園被推出去，10多隻蝴蝶也一起飛出來，最後優雅散落，那樣的畫面就會讓人覺得，哇∼真的有辦法把一道菜變得這麼美，藉此讓觀眾思考，無論是你平常吃飯或做任何事情，都有空間在腦中建構出更豐富的可能。

Ｑ：表演藝術如何走向生活？

黃翊：假設家長今天想帶小孩去一個地方，希望不僅有遊樂園這個選項，如果看一場表演呢？在小螞蟻的親子場演出中，我會說「我最好的朋友是庫卡」，這時小朋友會發現「有一個人的朋友是機器人耶」，進而預先想像未來的樣貌；或者以配樂為例，我認為其實小朋友和大人聽的音樂是差不多的，所以選樂時並沒有特別往兒歌方向，而是以古典樂中相對較為甜美的胡桃鉗作為開場，後面再進入爵士與其他古典樂曲。如果現在是教條式地跟你說「藝術很重要」你一定會覺得「好煩喔，好像因為你覺得我不夠好，所以才要我去接觸藝術。」反而現在這些訊息都埋在很美的過程裡了。

周書毅：說到小孩，今年忙完《阿忠與我》後，明年蠻想走入小學的，因為我在思考，要是孩子從小就看見阿忠叔叔這樣的身體狀態，或許就能扭轉社會許多刻板印象。像我們上次去永樂市場做宣傳，我推著阿忠表演，推一推小朋友就過來問：你為什麼坐在上面、我也要推推看。這兩年因為跟阿忠工作的關係，開始了解到所謂弱勢族群，不只是金錢上的弱勢這麼單純，一個社會或一個藝術家究竟能給予什麼樣的幫忙？

Q：馬不停蹄的你們，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黃翊：我有一項幫助年輕舞者進入產業的「黃翊工作室+EDU計畫」，因為即便你再有才能，如果不知道如何寫企劃、編預算，別人其實也無法認識你；這是很重要的能力，但學校通常不會教，所以我就將自己的經驗錄成影片放上網，今年剛好滿3年，明顯感受到效益，因此有了「舞蹈之家」的計畫，在松菸以兩週一堂實體工作坊的形式，針對舞蹈藝術工作者進入產業所需技能進行輔導，有點像孵化器的概念，針對有潛力的藝術家進行長期的品牌扶植。每週我們將會開放一堂暖身課，讓Freelance專業舞者申請上課，不需任何費用，目的是讓他們能持續身體的訓練，他們在教室中會認識彼此，互動交流後自然將可能產生合作的想法，這很容易發生，因為我自己以前也是這樣，這時他們和我提案，再評估是否需要後續支援。

周書毅：我想要好好地去南部熱一下，從去年開始成為衛武營駐地藝術家後，發現高雄Freelancer很少，明顯感受南北失衡的現象，所以計劃7∼10月開設一週一次的工作坊，想把感受到的失衡困境轉化成創意的meeting，聚集台南、屏東等地的藝文專業者，至少做個四季，希望最後能製造一個平台給他們呈現。我的衛武營藝術家身份會到2022年，但其實想要再待更久，過去這10年我一直習慣移居創作，每做一個作品都是整個把房子退掉、然後住過去，我想這和自身性格有很大關係，好像我沒去那裡就創作不出來。經過這幾次南下高雄觀察，很想長住那裡碰撞一些新想法，而不是原封不動把在台北的計劃帶下去，也不急著做新作品，可以先從梳理高雄歷史開始，或者練一下台語，高雄也有很多像公園那樣的開放空間可以跳，先去跳了再說。

黃翊：我們兩個到現在這個階段，不再只有專注於個人創作，像書毅到高雄也是對環境進行一些改造，希望一切努力可以不要只停留在劇場和觀眾席之間，變成到劇場外更多一些，近年無論是盲人觀眾的口述影像、教育推廣、或接下來的計劃，都希望藝術可以真正幫助到更多的人。

周書毅：兜一圈又回到身障族群的「中心」問題，一場演出可能只有兩位聽障者，那開場前是否需要為他們準備額外服務？劇場和文化平權的距離是什麼？藝術如何和所有人都擁有對等關係，而不是你有、我沒有？

黃翊：許多較困難的社會議題從藝術的角度來切入推廣，最容易發揮成效，因為會接觸藝術的人，他的觀念、條件都會比較開放一些，包容性也比較大，藝術是一個相對友善的環境，大家接觸藝術，都是為了探索更理想的觀念與可能性，這就是藝術的力量。

周書毅：對，藝術的力量！就算是平常不會接觸藝術的人也沒關係，我們就邀他去咖啡廳或公園，也是可以看到我們喔，很容易找得到我們的（笑）！

Info｜

黃翊

黃翊工作室＋創立於2010年，2015年轉換為全職編制，為台灣第2個全職職業舞團，作品中可見高度科技研發比例，長年國際巡演，曾獲邀赴美加、歐陸、亞洲、澳洲近20國，為台灣唯一3度獲得國際表演藝術協會（ISPA）「年度最受矚目十大新作」肯定的團隊。

周書毅

編舞家、舞者。近年編創作品聚焦叩問生命的價值，反映個人或群體在不同社會脈絡下的狀態，提出「屬於亞洲的身體語彙」，並以劇場、非傳統劇場、舞蹈錄像等形式呈現；積極嘗試不同的創作方法，持續探索與其他創作媒材合作的可能。編創作品《Break & Break！無用之地》於2019年獲台新藝術獎表演藝術獎。

演出資訊｜

《阿忠與我》

04.23∼25｜兩廳院實驗劇場

08.13∼14｜台中國家歌劇院小劇場

09.04∼05｜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戲劇院

《小螞蟻與機器人咖啡小酒館》

05.07起每週演出 10 場，週六日下午為親子場，週五六日晚間為一般場｜松山文創園區東向製菸工廠2樓

文｜曾智怡

攝影｜林政億、譚震洋 

圖片提供｜周書毅、黃翊、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服裝提供｜PROJECTbyH

更多設計風格解析與精彩內容，皆在La Vie 2021/4月號《設計風格怎麼來？》 

一句「玻璃睪丸」、一段揭穿「厭女的遮羞布」的〈Rule男Freestyle〉，讓嘻哈歌手楊舒雅引發廣大論戰，但對她而言只是必須說出。而有章藝術博物館展出的《陳美玲Michelle Chen》則是新銳策展人「長椅小姐」花了多年、以策展之名寫給母親世代的一封長信。對「她們」來說，創作是一種訴說。對話結果不一定美好，但她們相信故事被聽見，本身就有力量。

▶ 本文選自La Vie 2025／12月號《秩序重啟Order Reset》，更多精彩內容請點此

最喜歡楊舒雅的哪首歌？長椅小姐的答案是早期抒發個人情懷的〈死水〉，這讓楊舒雅相當意外。她坦言自己是很後來才因〈Rule男Freestyle〉注意到楊舒雅，但回頭聽她的作品時感到驚訝：「她每首歌的語感、風格都在變，而每一次的『變』都不是表面裝飾，而是從經驗長出來的。」

一個人的成長面貌多重而流動，長椅小姐也是很晚才意識到自己並不了解母親那代人的抉擇，花了幾年研究，才有了展覽《陳美玲》。展覽讓楊舒雅想起過世的媽媽——她有過自己的工作，最後卻選擇照顧家庭。「我之後想做的歌曲跟長椅小姐很像：從媽媽的生命經驗往回推，看見那個世代與台灣大環境的變遷。她用不同形式、用很多人的案例在討論，我看了很感動。」

楊舒雅

台灣嘻哈歌手與詞曲創作者，1999年生。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大學時期加入Hip Hop研究社，開始發展饒舌創作。2019年以〈華康少女體內份子〉切入台灣的威權歷史與國族記憶，收穫關注；2025年〈Rule男 Freestyle〉直指嘻哈圈的厭女文化，作品入圍第16屆金音創作獎「最佳嘻哈歌曲」。除音樂之外，她也長期參與公共議題，曾投入「為台灣而教」計畫於花蓮任教，2024年起加入立法委員伍麗華辦公室擔任助理。

長椅小姐

策展人與創作者。本名杜依玲，「長椅」是理想展覽的模型，如同公園裡的長椅被視為公共財，提供人們巧遇，停留，產生對話的空間。自2023∼2025年起展開「陳美玲」3年計畫，從一位虛構的1950年代出生女性出發，重新觀看台灣女性世代經驗。首展《陳美玲的房間》於立方計劃空間展出；2025 年於國立臺藝大有章藝術博物館推出《陳美玲 Michelle Chen》，匯集多位台灣與國際藝術家，以跨域方式梳理女性生命與社會記憶。

Q：你們從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自己身為「女性」？是否有影響你們一路走來的創作？

 楊舒雅 　「厭女」不是嘻哈獨有，一直都存在人類歷史中。很多人用「嘻哈只是反映社會，所以不需要負責」來替自己的創作開脫，可是我認為創作除了反映，也能改變社會，只是反映就是在自我限縮。更何況台灣跟美國的文化與歷史脈絡完全不同，卻有人用美國嘻哈史來合理化自己的厭女，這並不誠懇。

 長椅小姐 　我是從觀察媽媽開始。她能力很好，在電子業當主管，是家裡經濟支柱又要做家務事。那年代男性普遍有「面子問題」，我爸不善於表達情感，在婚姻中冷漠與疏離。我與媽媽很親密，卻也對她的「委曲求全」感到憤怒。直到30歲，看見她年輕時文藝模樣的照片，突然才意識到：我根本不了解她是怎麼變成現在的樣子。問了很多朋友，發現這是一整個1950、60年代台灣女性共同的生命樣態，促成了《陳美玲》的起點。

 楊舒雅 　進台大嘻研社之後，成員大多是男生，我同時在修性別課程，兩種經驗互相對照之下，很多事情突然變得明白。例如學長曾建議我「女生寫詞chill一點就好」。我知道他沒惡意，但那瞬間在想：「為什麼你覺得我應該這樣？」叛逆心被點燃了。老實說，我大學初期的歌都還滿chill的，但這沒有不好，它是摸索的過程，我們不可能一下子就跨越到做自己的狀態。

 長椅小姐 　我好像沒有「開眼」的瞬間，從小就叛逆、愛頂嘴，打扮比較中性。我一直被提醒：「穿這樣像男生」、「動作不要太粗魯」、「講話小聲點」。出社會後一直在公務體系工作，常遇到女生被安排去接待、端茶倒水，男性先獲得升遷機會。這些似乎跟著你一輩子。

 楊舒雅 　在嘻哈界，最大的差異是「創作自由」。男性寫厭女、物化女性的詞，往往被當成一種風格，甚至被吹捧為某種「real」。但女性用詞稍微強烈，反彈就巨大無比，甚至有人說我們在「打壓男性的創作自由」。這自由根本不是中性的，而是從既有結構延續下來。

 長椅小姐 　女性創作者經常要先跨過自身曾感受到的不公，像藝術家吳瑪悧，一開始的創作關於女性議題，後來延伸到環境關懷。如同許多台灣創作者要先處理好我們的身分認同，才能邁向其他方向，我不覺得這是壞事甚至限制。不過當夫妻兩人都是創作者，被犧牲的往往是女性。《陳美玲》裡我研究的藝術家李錦繡，丈夫黃步青便是威尼斯雙年展台灣代表藝術家。她非常有才華，卻因家庭而淡出藝術圈，不到50歲就罹癌去世了。但如果貶低女性做的「家務事」，就會看不清她們的價值。我以前也覺得我媽沒夢想、為家喪失自我，但這樣的看法也是在複製「男性價值觀」。

Q：《陳美玲》採取較溫和的展出策略，〈Rule男Freestyle〉尖銳歌詞引起滿大爭議，對於委婉或丟直球，可以談談你們的選擇？

 長椅小姐 　或許沒有「基進」女性主義，這是從男性視角出發的分類。像女生講話大聲點就被說基進，男性厭女甚至情殺沒人會說是「基進男性主義」。所謂「基進女性主義」通常只是強調：如果不是男性掌權，世界會不會更好？有人誤以為是在主張女性要站在頂端。不過展覽不是抗議，是為了創造「溝通的空間」。所以我叫「長椅小姐」——長椅就是公共空間，大家坐下來就能對話的地方。

 楊舒雅 　〈Rule男Freestyle〉只是探索我與社會的關係，可以用什麼方式表達的結果。我完全沒料到會帶來如此大的反彈，我其實不喜歡「撕裂」，也不覺得這是必要的。是人們刻意操作、放大那血肉模糊的效果。每個人策略不同，我在這首歌選擇激烈的作法，是發現對方連我「很努力溝通的姿態」都覺得暴力，那我就想：如果這都叫暴力，那乾脆讓你看看真正的暴力是什麼。

 長椅小姐 　爭議越大，就越證明歌詞說中了什麼。

 楊舒雅 　當初我用「玻璃睪丸」形容他們脆弱，現在變成他們反過來拿這詞代稱我，一副抓到把柄的樣子——但我根本沒睪丸啊。你們到底在想什麼？完全不懂。

Q：那你們還相信「對話」嗎？

 長椅小姐 　我相信，但溝通、對話的對象優先為女性。

 楊舒雅 　這樣算溝通嗎？那長椅小姐「坐在兩端的兩個人」，你覺得會是兩個女人嗎？

 長椅小姐 　不一定要是女人。表達委婉的《陳美玲》就是想做出一個「媽媽看得懂」的當代藝術展。很多男生來看，也覺得可以理解。我想創作是存在比不存在好，存在就可能被看見，不存在，故事只會是透明。

 楊舒雅 　我現在不太相信對話。我相信的也是「存在」——作品存在著、被看見，那就夠了。能否理解是對方的事，不是我能強求的。

Q：你們有被說過「太政治正確」嗎？你們怎麼拿捏創作與意識之間的平衡？

 楊舒雅 　一些長輩會。他們覺得只要支持女性就是政治正確，因為他們習慣活在女性被踩在底層的年代。女生突然站起來講話，他們就覺得是冒犯。我永遠都是「創作優先」。如果為了政治正確而做作品，反而會讓DEI被污名化，被說成只靠政治正確加分。我不是要成為政治正確，而是要有一個基本同理心：知道什麼會傷害人，就不會那樣寫。

 長椅小姐 　我倒是沒有，當代藝術圈本來就是一個很政治正確的同溫層。我策展時也不會先想政治正確，通常只有寫補助案或贊助信時才會特別想到。如果創作是被意識形態牽著走，就會像以前中國出現的那種「工農兵」主題的作品，用藝術去服務政策，而不是去誠實面對自己。

Q：有哪些議題你們覺得人們討論得不夠？

 楊舒雅 　現在討論跨性別議題的方式很危險，太強調身分政治：誰有資格談論？誰的恐懼能被流傳、贊同？許多人過於將對男性的恐懼轉嫁到跨性別者身上，但真正該被挑戰的是會施暴的男性。社群討論太急、太激化，快速站隊之下就有聲音被犧牲，我相信許多跨性別朋友因此感到受傷，卻又不敢站出來，這和早期同志運動的處境很像─社會往前的過程，常是建立在部分人受傷的前提上。轉型正義也是，常有人跳出來說：「不要再強調加害者了。」可是一個社會需要真正面對自己的歷史，而且時間久了記憶只會越來越淡，現在都不處理，未來要怎麼辦？

 長椅小姐 　最近延燒的同志代理孕母、借精生子議題，都應該重新被檢視：怎麼避免女性身體被商品化？社會又是如何弱化女性在孕育過程中的傷害？我不覺得有人會願意一再承受這些傷害身體的風險，以及就生態角度，人類真的需要一直繁衍嗎？

 楊舒雅 　生育、月經都是，身體經驗不同，帶來的理解不同。沒有同理心，寫出的作品就會有偏誤，這些誤解還被審美容許，我不是不舒服而已，而是看透了我們之間有巨大的鴻溝，來自生命經驗的不可溝通。要怎麼看待、不對他們失望，是很難的課題。

 楊舒雅 　另外一個，是關於「轉型正義」。我覺得很多時候，台灣人對歷史的記憶是被剝奪的，而那剝奪是刻意為之——有人刻意讓大家不要想起這些事，讓那一整段歷史在集體記憶裡被系統性地抹去、空白化。當我們試著想要重新討論時，又會出現一種聲音說：「不要再那麼強調加害者了。」我覺得這種說法，就是要讓加害者可以隱身、開脫。

我們如果要真正面對台灣的歷史，就不可能不去看見加害者的存在。如果我們不能正視那幾萬計受難者被剝奪的事實，不能在同一個歷史事實的理解基礎上對話，那我們要怎麼討論「台灣的未來」？這件事非常可惜，也令人擔心。生命會隨時間逝去，越來越多當事人離開，我們和那段歷史，只會離得越來越遠。如果連「現在」我們都無法把那些東西召喚回來，那接下來要怎麼辦？

 長椅小姐 　我在綠島人權藝術季，曾與李芳吟共同創作〈彼岸日記〉。我覺得大家對白色恐怖有滿大誤解，將它過度標籤化、政治化了。其實白色恐怖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50年代，確實在台灣有一群懷有信念的左派、共產主義者，但在後來的敘事裡，他們的「左派身分」一直被隱形，沒有被好好討論，很多時候關於白恐的討論變成一種政治籌碼。

第二階段是約莫1970-80年代的受難者，他們當中有許多是跟著國民黨部隊來台，以為幾年後就可以「反攻大陸」回家，結果3、40年過去什麼都沒發生，社會大眾也接受了「反攻大陸」無望，他們並沒什麼宏大的政治、英雄願景，只是再正常不過的思鄉之情，但當時只要起了回大陸的念頭就有可能被打成叛亂犯。整個轉型正義的過程裡，這些人一直被過度標籤化。又如受難者家屬的心境，更是一直沒有被充分討論。設想一家人，家中支柱（父親）突然被抓消失，鄰居、親戚會開始非議排擠這家庭，他的妻子或子女真的能全然理解父親的選擇嗎？父親在他們眼中只能是「英雄」嗎？一個人的家族情感只能依附在大歷史敘事下嗎？

Q：回到你們自己身上，可以談談你們打算做什麼？

 楊舒雅 　我慢慢準備全職創作。之前曾覺得沒足夠經濟能力，也還沒那麼多想說的話；這幾年有了不少累積，讓我第一次覺得有事情必須用創作說出。創作本身就是一種「話語權」，作品被公開、評論都是一種力量。我喜歡女性把話語權拿回來的姿態，所以我想要將力量放大。之後關於媽媽的創作，更像是跟自己的重新連結，一個人如何去記憶、理解、詮釋是受社會影響，同時個人也牽動著社會，但還是要先回到自己身上。

 長椅小姐 　「長椅小姐」的策展身分，對我來說是個實驗場。未來不一定會繼續做女性主題，《陳美玲》其實更多是從我的媽媽出發。會希望做像這樣經過2、3年累積的「慢策展」，而不是趕著產出下一次成果。展覽需要時間呼吸，要讓它有時間長出自己的模樣。

_{採訪整理｜吳哲夫　攝影｜劉璧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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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向內心深處，那份難以言明的「思慕」（yearning）指向何方？2025台北雙年展《地平線上的低吟》由此概念開展，將疑問拋擲向歷史、身分認同、集體與私我的記憶，最後再回到自己。而在開展之際，我們直擊Ivana Bašić、Jacopo Benassi兩位藝術家的布展現場，看見他們如何構築所想，也相談他們的創作與心中所渴慕。

▶ 延伸閱讀：專訪2025台北雙年展藝術家Ivana Bašić：創作中超脫苦痛，尋找生命的自由

Jacopo Benassi的創作不可能事先計劃，更像是一場直覺探索的進行式。「我喜歡意外、沒有預設的狀態，許多東西都是 自然而然發生，這也許是我的缺點，但我的創作方式是真誠的。」在布展現場，他腎上腺素高漲地來回穿梭，正與策展人 之一Sam Bardaouil討論、拆裝作品：向上掛幾公分，完美！他 的「路障」一路從米蘭、熱內亞、亞爾梵谷基金會群展，現在來到了台灣，成為〈花都罷工了〉（Flowers on Strike）的一部 分。這概念最初來自義大利1968年的學運，而他也觀察到，台灣歷史正也是來自一場場抗爭。作品命名反映他對這世界的感受。

「這個世界配不上花朵，它既背離和平主義者，也背離所有反戰理念，所以花朵選擇罷工了。」

以不完美的浪漫探求未來可能

花，是他長久的創作主題之一。3月時Jacopo便來過台灣，深受故宮博物院的花卉畫作啟發，想為作品注入浪漫元素。他不願太過嚴肅地談論政治，「我想讓作品保持力道，但用諷刺的方式進入人們心中，因為太過暴力的東西反而會讓人逃避。」他帶了幾張明信片回旅館、畫了6幅畫，也在士林官邸玫瑰園待上了10個晚上，用閃燈凍凝住花尖的姿態。在他眼中，尖刺如同路障拒馬，既有保護功能，也警醒人們外來侵犯與弄傷自己的風險。

而花刺繪畫、影像與鑄造的拒馬黃銅尖刺被他組合在一起，或懸掛、或放置在鐵書櫃之上；其下隔層中放著台灣藝術家的書籍，源於台灣這次作為靈感支持著他的創作。開展前，他正駐村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這次年輕學生協作的黏土藍白拖、小鳥也被放置作品其間。他開玩笑，說抗爭時「扔拖鞋不會受傷，它們是橡膠做的、不會痛。」

雙年展開幕時，Jacopo更帶來了一場《大龍蝦革命》演出。以拍攝地下音樂場景起步的他，曾在家鄉義大利拉斯佩齊亞經營著Btomic音樂俱樂部。直到一次，他意識到不該只作為攝影記錄者，他開始上台、把相機交給觀眾，角色翻轉了，觀眾也成為「Live Shooting」表演的一環。偉大的美國編舞家Trisha Brown曾說：「跌倒也是舞蹈。」這句話成了他的座右銘，「我理解到我的創作就是放手、讓我的不完美自由展現。」

如同相識的台灣表演藝術家林子寧，這次會在演出以台語唸唱，他也買了鑼鈸交予觀眾一同演奏「素人音樂」（musica andalfabeta），所有音樂、非音樂交會一塊，人們彷若跟他一同在路障間進行一場非暴力遊行，創造未來。「就像義大利Fluxus（激浪藝術）先鋒Giuseppe Chiari的概念：打破樂譜，讓音符掉落。這是一個混亂的時刻，但卻是真誠的，而我想要的就是這種真誠。」而問他這次也會將相機交給觀眾嗎？他大笑：那當然！

「沒有相機我什麼都做不了，透過它我可以進入曼陀羅般的狀態，所有事物都向我敞開。」

路障中是庇護與和平的伊甸園

在台灣的日子，Jacopo感受到一種與西方截然不同、一種源於人們相互尊重的寧靜。談到本次雙年展，Jacopo想到了「愛與和平」。尤其在與台灣年輕創作者的交流中，他感受到：「他們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與老一輩對歷史的認知常有很大差距，好像各自在說不同故事，感到隔閡。所以我想將這次的作品獻給他們，我相信他們心中也有這份願望。」

稍早在瑞士蘇黎世，他也感受過相似的平和，在Mai 36藝廊個展的便命名為《Eden》——或許他始終在尋找一個失落美好的伊甸園。當觀眾置身路障之間，「我想讓人們體驗那個時刻，有點像諾亞方舟拯救世界，而我藉由路障庇護了人們。」

Jacopo Benassi

1970年生於義大利拉斯佩齊亞，目前於當地生活與創作。曾是 汽車修理工，1980年代在龐克社區中心Kronstadt中，受朋友 鼓勵開啟創作之路。由地下音樂場景開始接觸攝影，發展出以 閃光燈抹除景深的代表性風格。2011年於家鄉創立Btomic俱樂 部（∼2015）。近年創作跨足攝影、雕塑、繪畫與表演，發展 出「Live Shooting」表演形式，將音樂、身體與即時攝影融為 一體。

2025台北雙年展《地平線上的低吟》

展期｜2025.11.01－2026.03.29

地點｜臺北市立美術館

_{文｜吳哲夫　攝影｜林科呈　攝影助理｜李易蓁　圖片提供｜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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