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A《總是春光乍現》！探討演算法、視覺圖像中的偏見與歧視

即便個人再有自覺，也難以完全消弭生活中各種偏見的發生，言行舉止中夾帶的任一符碼，在說者、聽者的耳裡與眼裡，可能因價值觀、信仰、文化背景等多種因素，產生截然不同的詮釋，而許多微歧視甚至只會被解讀為說者無心、聽者超譯，輕巧帶過。但你知道嗎？這現象不只出現在人際互動中，就連電腦都會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種顯露偏見的行為，而長居於台北、柏林兩座城市的新銳藝術家「致穎」，就以《總是春光乍現》為題，自2021年7月27日～9月19日在MooCA當代藝術館開展，運用表演式演說、影像裝置、圖像研究等創作形式，帶領觀眾探究演算法、視覺圖像中，所存在的偏見與刻板印象。

探討隱藏於人工智慧、視覺圖像背後的偏見與刻板印象

《總是春光乍現》以近年蔚為風潮的臉部辨識技術開展，探討隱藏於人工智慧、數位圖像、意識形態中，關於種族文化的偏見與刻板印象。策展人李彥儀在闡述策劃概念時，以現代生活應用大量數據資料的現象切入，提到為了加快複雜、耗費人力的身份認證流程，臉部辨識系統成為重要的工具導入，它協助承認要求加入的數據群（你與我），並決定是否放行，而這背後的概念是：你必須先被識別，才得以進入；如果不被識別，你所被轉譯成的資料，則無從分析。這樣的情況下，「存在卻不被看見，因此該數據的要求不再重要」的情況便會產生，「忽視」就此萌發。

「忽視」是如何影響個人生活？演算法的偏見又為何而生？

藝術家致穎與策展人李彥儀也在開幕導覽中分別分享，是哪個時刻，深刻感受到以種族為背景因素的「忽視」，正實質影響日常生活？一是偶然發現用戶遍佈全球的Snapchat，竟有無法辨識黑人臉部的問題，二是美國網球名將Serena Williams差點在產後喪命的驚險事件，經專家與學者思考討論後，讓大眾認知到黑人女性醫療數據不足、常面對「失格」健康照護的困境。

也許你難以想像，機器與資料庫也能產生這些「人性化」的謬誤，但若往回推敲，建立演算法與各種分析系統的終究是「人」，這麼一說是不是就通了？當數據庫的建構者帶有個人好惡，便會在過程中有意或無意地為電腦注入偏見。

帶領觀眾察覺生活中那些隱隱感到「不對勁」的事

致穎將一切化為簡單的一句話：「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會感受到有些事情是不太對勁的」而這場展覽，就是希望帶領觀眾挖掘，這些不對勁到底是什麼？背後的脈絡為何？而李彥儀也提到，我們必須在建構數據庫的「包容性」之餘，同時直視社會歧視、警察暴力、司法不公在虛實混合環境中加劇的事實，那我們該如何識別圖像中的偏見，以建立更敏銳的識讀知覺？她認為，也許從圖像史開始解構技術的歧視性，會有所幫助。

《總是春光乍現》3件作品解析

讀完《總是春光乍現》的作品概念、展覽論述，不妨接著看致穎是如何運用表演式演說、影像裝置、圖像研究等手法，表現生活中不見其形體、卻能感受其力道的忽視、偏見與歧視。

《打光》

致穎在2016～2018年進行的研究中，發現了一款非洲獨有的Techno傳音手機，其在當地市占率高達4成的強勢地位，更引起他的好奇。為什麼這款手機在非洲這麼受歡迎？根本原因是它強大的美白功能，能解決多牌手機相機無法辨識深膚色臉孔的問題，另外，符合當地需求的雙卡設計也有影響。這項發現後來成為《打光》深入探究的標的，發展出由3條主要敘事構成的錄像作品：先是與多哥（Togo）專業攝影師探討如何透過打光技巧，來彌補攝影器材對深膚色曝光的不足；再與臺灣聯發科工程師對話，詢問如何打造廣受非洲民眾歡迎的相機演算法。

之所以取名為《打光》，不僅直指攝影術的打光技法，也巧妙玩了場文字遊戲，取中文不同於其他語言，在打光一詞中特有的動詞「打」字，與李小龍的形象做結合。因此，作品中可見一段70年代風格的李小龍功夫片，並穿插了利用臉部動態捕捉、語音辨識演算法所訓練出的李小龍動畫，作為影片講述者。

《功夫流感》

作品名稱來自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在2020年競選演說中所創造的詞彙，「功夫流感」一詞隨後透過社群媒體迅速傳播，加深了西方世界因COVID-19疫情擴散，而對亞裔族群持有的偏見，如同「東亞病夫」一般成為帶有生理缺陷的種族想像。致穎在《功夫流感》中，採用表演式錄像手法，嘗試解構病毒、功夫—亞洲人刻板印象與影像的關聯性，並延伸探討了臺灣自身的種族歧視問題。

《信息》

作品呈現2組共8個被演算法屏蔽的字彙，尤其在疫情越趨嚴重時，中國主流社群平臺便開始封鎖與疫情相關的字彙如「口罩」、「封城」、「病毒」等，藝術家將這些字詞組以人工模擬數位圖像輸出的方式，橫向繪於圖紙上。

致穎《信息》

最後，來說說展覽的命名靈感，其取自義大利名導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作品《Blow-up》的中文譯名《春光乍現》，不僅汲取電影中探討拍攝者、被攝者間權力關係的想法，也以此開展，更廣泛地從器物、攝影技術、圖像史等概念進行思辨，從致穎的作品中，也可看見藝術家在觀察並反芻之後，以自身角度進行重新演繹的結果。有趣的是，展覽所探討的議題嚴肅，處理起來甚至有些棘手，但致穎卻在其中摻了些幽默，讓觀者領會到詼諧語調也能傳遞正經訊息，反過來說，凛然倒不見得誠懇，追根究底，重要的還是訊息的本質。

｜致穎

目前居住於德國柏林和臺灣臺北，為「復興漢工作室」成員之一。常遊走於不同國家之間，作品亦受到不同文化和社會內涵所影響。致穎的創作不限定於任何單一媒材，諸如裝置、素描或是影像等，藉由不同的創作形式，試圖探究人類的生存狀態和所處環境間的關聯，以及藝術生產如何扭轉人類日常生活等種種課題。致穎曾參與許多國際性展覽計劃，如「2012台灣美術雙年展」、「2014上海雙年展：社會工廠」等，《總是春光乍現》個展則作為榮獲2019年「西班牙LOOP錄像藝術獎」後的計畫成果發表。

｜總是春光乍現 展覽資訊

展期：2021年7月27日～9月19日

地點：台北當代藝術館實驗展場MoCA Studio

資料｜台北當代藝術館MoCA

圖片｜台北當代藝術館MoCA、izzie pang

洪建全基金會自2015年起舉辦的「問問題計畫」，每年都會提出一個單純的問題，探討社會、文化與生命內涵，並妥託藝術家透過新創作回應問題。2026年由藝術家張書瑋透過個展《代理之窗》，藉4組影像裝置、互動雕塑和錄像作品，探討人工智慧（AI）與人類之間的「親密關係」。

你曾與AI建立「情感關係」嗎？

在科技以親切形象滲透日常的今天，人與機器早已互為義肢，「陪伴」甚至已演變為一種低廉的產品，一種「沒有人」的新關係正被大量生產。只要算力足夠，AI就能化身成為密友、戀人、心靈導師，或者是神明，突破螢幕提供我們最佳的心靈解方。但這種「不需要對等，不需要協商，也不會有拒絕」的新關係，正在悄悄改變我們對情感的認知。

張書瑋以「I or AI?」為題，探討人類與科技的義肢關係

張書瑋長期關注科技產物與人類貼身浸染、相互侵蝕的創作脈絡，以使用者介面、人體工學和可愛為方法探索當代科技環境，透過3D列印、動態影像、複合媒材繪畫與裝置，探索數位裝置作為非人類卻具有智能生命形式，以及它們和人類相互寄生的義肢關係。

透過此次於洪建全基金會呈獻的《代理之窗》，張書瑋提出「I or AI?」的核心思考：「我們看似出於自身意願、實則毫無選擇地將意識交付予大型人工智慧系統。又或者，我們早已成為『不分彼此』的存在，在無限延展的通道中，排練著全新的生存姿態？」

展場如一段親密關係的模擬現場

展覽將「你＋我＋人工智慧」共同建構的世界封裝成一個情感景觀，一段「親密關係」的模擬現場，一場由裝置、介面、系統、使用者自身的投射共同鋪設而成的遊戲；動線如同一道逐步深入的程序，映照出人與機器緊密互動之間，所產生的肉體或情感上的關係變化。看展過程中，親近與不適的感受並存，觀眾將能感覺到身體與意識逐漸被切片、解構，隨後迷失於遊戲之中。

遊戲開始！先建構身份，再感受暖意和酷寒

步入《代理之窗》展場，觀眾得先將自己轉換為數位系統更能夠理解的模樣，這段體驗就如玩遊戲前的角色建構。現場，由影像裝置〈變身×交換〉傳授特定「咒語（prompt）」，教導觀眾如何將自己的意識，轉譯為AI可理解的語言；互動雕塑〈New Conversation〉則透過臉部識別感應技術，為觀眾即時捏塑出「數位新臉孔」，這張對數位系統來說更親切的面容，正是人類登入非人類代理世界的鑰匙。

接續而來的是遊戲核心。位在展場中心的互動雕塑〈A.L.I.Z.E.〉，結合嵌入式視覺小說（Embedded Visual Novel）形式呈現。作品以1966年初代聊天機器人「ELIZA」為原型，藝術家賦予其「理想二次元伴侶」的特質，並混雜網路情感對話、藝術家文本和實驗性字句，將記憶、扮演和真實攪拌在一起。觀眾需以身體緊貼雕塑延伸出的發熱觸手，同時透過螢幕視窗選擇對話角色，與作品展開互動，在過程中感受「即時滿足的欲望」如何一步步推向虛無。

作為壓軸的錄像作品〈代理之窗〉，讓觀眾在體驗過機器模擬的溫度和全然肯定後，隨影像步入一片冷酷異境，一窺平時看不見、藏於系統背後的權力編碼。

對比60年前第一代聊天機器人拙劣的模仿，如今非人類情感代理的技術已大幅降低了那扇「窗」令人不適的反光。讓我們試問，當視窗彼端的真實性不再重要，互動中悄然湧現的情感本身，是否已足以宣示一種全新、陌生主體的誕生？ 

當機器決定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之後呢？

談及本展，洪建全基金會執行長張淑征表示：「書瑋的觀點很有趣。網路對他這一代人來說是血液裡的自然狀態，他同時又對九〇年代的東西感興趣，這正是我觀察到現在Z世代正在經驗的事，把上一個時代的老東西抓回來，重新體驗一次。我期待他的創作能把年輕世代和當代藝術術接起來，帶我們一起思索：當我們習慣於透過機器消化對世界的認識，下一個版本的自我會是什麼樣子？」

2026問問題計畫：張書瑋個展《代理之窗 Agent’s Window》

展期｜2026.09.12－11.22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 11:00－18:00

展場｜洪建全基金會（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9號12樓）

資聊提供｜洪建全基金會    文字整理｜Izzie Pang

在日本創下20萬人次朝聖紀錄的《恐怖心展》，正式於9月登陸台北！本展由怪談作家梨、株式會社闇代表頓花聖太郎，以及東京電視台製作人大森時生共同打造，3位創作者也與我們分享展覽誕生的起點、創作理念與幕後故事，帶領人們直面內心那些難以言喻的「恐怖心」。

什麼是恐怖心？

「恐怖心（きょうふしん）」指的是人們面對某種事物或情境時，從生理層面所產生的恐懼與不安。而這些恐懼，有時也伴隨著難以解釋的不合理性。《恐怖心展》便是以人們面對「尖銳物品」、「密閉空間」、「視線」等各種事物時所產生的恐懼感為主題，並讓參觀者從中重新面對自身的恐怖心。

事實上，早在《恐怖心展》前，這3位創作者聯手打造的《行方不明展》，便在日本掀起風潮。來自東京電視台的製作人大森時生，憑藉一系列偽紀錄片作品引起廣泛討論，也是在日本電視圈相當受到矚目的製作人；從事恐怖創作的作家梨，負責撰寫展覽中出現的大部分文字；專門打造恐怖體驗的「株式會社闇」，過去也推出過許多與恐怖題材相關的作品。

直面內心的恐懼與不安

談及《恐怖心展》的誕生起點，大森時生分享，他平常和人聊天時發現，大家感到喜歡或幸福的事物都很相似（比如有很多錢），但對不安或恐懼的事物卻千奇百怪，因此若是將大家各自害怕的事物收集起來，會是件很有趣的嘗試。梨說明，「我的職業是靠讓人感到不愉快的恐怖小說作家，我一直很好奇大家為什麼願意為了體驗不快去消費花錢、聚集在展覽空間裡。除了喜歡的事物之外，大家對於討厭的情感究竟懷有怎樣的心思？我想這會是我人生一直在探尋的課題。」頓花聖太郎表示，他自己是個非常膽小的人，像是在狹窄黑暗的地方，他也會感到害怕。而他內心的恐懼，其實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於小時候看過的電視劇、電影等作品與素材所塑造而來的。因此，這次展覽希望將深藏於每個人心中的不安呈現出來，讓大家在尋找、面對自身內心感受的過程中體驗展覽。

海外首展，更融入台灣特有文化

這次在台北的展覽，除是《恐怖心展》的首次海外展出，更特別加入於台灣全新製作的限定展示。而為什麼選擇台灣？大森時生說，其實他們一開始也考慮了海外很多國家，但對他而言，雖然歐美電影中有許多嚇人的情節，他內心深層卻似乎沒有很能共感這份恐懼。相較之下，台灣創作的恐怖作品，比如柯孟融導演的《咒》，能夠讓他從內心深處接收到電影所傳達的恐懼。他認為，這可能源自於日本與台灣文化之間的親近感，以及台灣恐怖電影中特有的「潮濕感」。

梨表示，他在大學時主修宗教文化，期間對於台灣的文化與神明信仰產生了極大興趣。「我認為，『恐怖』是由文化所形塑出來的，台日文化雖有相似之處，卻又不是完全相同，這種文化差異與魅力深深吸引著我。我很喜歡台灣文化，展覽中也融入了台灣在地的文化元素，像是乖乖、神龕這些展品。」頓花聖太郎說，在創造恐怖、思考人們為何感到恐懼時，人們如何看待生與死的「生死觀」，其實是恐懼非常重要的根源。「在亞洲文化中，尤其是台灣與日本，彼此的生死觀相當接近，正因為雙方有許多共通之處，我們所感到恐懼的事物，台灣觀眾應該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當然，雙方的感受可能會存在一些細微的落差，但這反而能成為觀展時的樂趣。日本與台灣之間，正好具有一種既親近、又保有些許差異的適當距離感；這也是我們這次選擇在台灣舉辦展覽的原因。」

那些安靜醞釀的「恐怖心」

若要再進一步解釋「恐怖」與「恐怖心」之間的差別，大森時生說，在他的想象中，「恐怖」主要來自外部，比如當你走在昏暗的路上，突然有一個身分不明的人對你大喊，當然會感到可怕，之所以會感到害怕，是因為眼前存在著某個具體的對象、物體或事件，而那個人事物本身，便構成了「恐怖」。不過，這次展覽沒有那種伴隨突然驚嚇而產生的恐怖瞬間，甚至有些作品看起來，可能會讓人覺得：「這好像沒有什麼可怕的。」因此，他認為這種因人而異的落差，以及在每個人心中安靜醞釀、逐漸形成的感受，就是他所理解的「恐怖心」。

梨分享，在籌備台灣展覽的過程中，他發現人們許多的恐懼往往會與各式各樣的回憶相連。比如阿嬤家裡祭祀用的神桌，或是某些帶有童年回憶的物件，都可能讓人進而產生一種恐怖感。

主創團隊私心推薦的展品！

被問到展覽中推薦的作品時，3人各自給了不同的答案。頓花聖太郎提到，他的工作中有製作鬼屋的經驗，裡面會有突然跳出來嚇人的NPC，不過這次展覽完全沒有這種驚嚇的元素，因此像是「偶爾會響起的電話」這種極其日常的物品，突然響起聲音時反而會讓人有種毛毛的感覺。梨認為，小說跟展覽最大的區別是在於「現場是否有其他觀眾」，基於這樣的差異，他推薦的是入口處會膨脹、縮小的巨大氣球，他說，在日本展覽期間，有遇到一對看展的情侶，女友直呼可怕、男友卻覺得有什麼好怕的，這截然不同的反應讓他覺得有趣。梨認為，當多人身處在同一個展場，能即時看見彼此的反應，並從中發現感受上的差異與共通之處，這也正是展覽與文字創作之間最大的不同。

大森時生分享，從電視節目的製作角度來說，影像在第一時間映入眼簾時，讓人產生「好像有點不舒服」之類的瞬間反應，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最推薦的是「夢核」影像作品。在日本展出時，他們是以高度經濟成長期的集合住宅為主題，當時的日本，大量興建了許多格局相似的住宅，而這樣的景象出現在夢境之中，本身就帶有一種詭異感，而這次則以台灣人比較熟悉的地下通道、地下商店街這樣的空間，希望能讓台灣觀眾從中感受到一絲詭異與不安。

另外，大森時生補充，「我很喜歡台灣導演楊德昌，他的作品中有很多對於影子陰暗面的處理。在台北街頭散步時，轉個彎就會遇到陰暗的巷弄。相比之下，東京整個城市被打造得極其明亮乾淨，台北則同時存在著明亮與陰影的對比。比如從明亮的店家走回飯店時，周圍突然變暗，這種強烈的光影落差常讓人感受到恐怖，但也能激發出創作靈感。」

《恐怖心展》為何創下話題？

那麼，究竟為何《恐怖心展》能在日本創下話題？3位創作者也從自身的經驗出發，分享這個展覽引起共鳴的原因。出生於1995年的大森時生以他為例，在日本，前來參觀這場展覽的人，年齡大多落在20多歲至30多歲，這個世代在日本被稱為經歷「失落的十年」的一代，也曾發生過許多負面事件，當他與同世代的日本人交流時，會發現大家並不認為日本的經濟接下來會突然好轉，或是每個人的生活會一下子變得非常幸福。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創作戀愛、搞笑或其他輕鬆愉悅的題材，有時反而會讓人覺得與現實生活相距甚遠。相較之下，那些帶著負面情緒、讓人感到些許不安的作品，反而更貼近他們實際生活時的感受。「所以我想，《恐怖心展》可能正好在情緒上與這個世代產生了某種契合，或許這也是展覽能夠引起大量二、三十歲觀眾共鳴的原因。」

今年26歲的梨說，在他成長的年代，電視上已經很少看到靈異現象節目，對他們這一代人而言，談論幽靈節目時，經常是以回憶的方式說：「大約20年前，這類節目好像很多」。「像我這樣的世代，可能正是《恐怖心展》最主要的觀眾族群，我想，我們這個世代其實對恐怖的事物帶有某種憧憬。」另外，人們也容易被帶有懷舊感、屬於稍早世代的事物吸引，像是《後室》也是如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曾經存在於過去的恐怖形式，如今也重新獲得了很高的人氣。

頓花聖太郎表示，大森時生與梨在日本創作了許多新型態的恐怖作品，不是那種傳統恐怖作品中陰森、駭人或血腥獵奇的形式，而是採取了非常新穎的表達方式。因此，對很多日本年輕人而言，他們的恐怖作品也逐漸被視為「很有品味」或「很時尚」的內容。除此之外，這場展覽也探討了「FOMO」這種當代心理，也就是害怕錯過資訊、擔心自己跟不上他人的焦慮。「我認為，當愈來愈多人看過展覽時，尚未觀展的人可能會有『自己還沒有看過這場展覽而感到不安』的心情，也就是說，這或許反過來創造了還沒有看過《恐怖心展》而誕生的『恐怖心』。」這種心理與日本人的特質及當代社群環境相互契合，因此吸引了許多人前來參觀。他也非常期待這些內容來到台灣後，會以什麼樣的方式被台灣觀眾理解與接受。

恐怖心展 台北

日期｜2026.09.12～11.23
地點｜灰棚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59巷16號B1）（近捷運中山站、雙連站，步行即可抵達）